如大多数以学术起家的士族一样，谯国桓氏的先祖是东汉大儒桓荣。不过，桓家在三国时期卷入了著名的高平陵事变。当时，桓范被誉为曹爽“智囊”，他劝曹爽兄弟拒不投降，撤到许昌，号召天下兵马与司马懿决战。最终，曹爽不听桓范之言选择了投降，被司马氏夷灭三族。为曹爽出谋划策的桓范自然没什么好结果，这导致了崛起于谯国龙亢的桓氏家族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

影视剧中，桓范劝说曹爽。来源/电视剧《虎啸龙吟》截图

后来在东晋时期权倾朝野的桓温，出身谯国桓氏。桓温的曾祖父桓楷出任过济北国的国相，祖父桓颢只是六品的公府掾郎中，显然是受到了“高平陵事变”的影响。不过，司马氏显然没有想到这个被自己打压的家族，未来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没落士族如何实现逆袭？

西晋灭亡之后，桓温的父亲桓彝也随之南渡。此时的桓氏家族景况并不如意，据说桓彝少年时代一直处于贫苦线附近。但是这位未来的名士却对艰苦的生活“处之晏如”。这份雅量引起了东海王司马越的注意。不过桓彝在“八王之乱”中选择了依附于齐王司马冏。因此在东晋建立之初，晋元皇帝司马睿对桓彝并不信任，只是随意任命了一个逡遒县令的官职便把他安置在江北。桓彝的老朋友周顗在草创的东晋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靠这层关系，桓彝不久便被提升为丞相中兵属，算是正式挤进了东晋的权力核心。

正史中记载桓彝懂得一套“相人之术”，甚至被认为是东晋的“许劭”“郭泰”。许劭是当年评价曹操“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权威核心期刊”之“月旦评”的主编。郭泰和许劭虽然是同一时代的评论家，但因为没有替曹操这样的大人物贴过标签所以略显低调。与这两位相比，桓彝对人的评价却是“褒多于贬”，有些甚至近似于“拍马屁”。

例如，他在见到王导之后便称赞对方是江南的管仲，甚至肉麻地表示自己从中原南逃之后一直担心“寡弱如此，将何以济”，见到了王导才“无复忧矣”！而遇到家世和容貌都不相伯仲的两大帅哥卫玠和杜乂。桓彝则说了句：“卫玠神清，杜乂形清！”不过，桓彝到处评品人物倒也渐渐小有名气，不仅许多还没闻达的名士经过他的“包装”而名声大噪，甚至连一些还未成年的名家子弟也跑来请他赞美几句。比桓彝年轻十三岁的庾亮正是因为这一缘故而和桓彝成了忘年交。

桓彝南渡建康以后，除了到处品评人物之外，为了扩展人脉还积极参加一些由所谓玄学名士召开的狂野派对，跟着毕卓、王尼、阮放、羊曼、阮孚、胡毋辅之等人时常轮流坐庄，饮酒放诞，一度被并称为“江左八达”，与西晋时代的“竹林七贤”遥相呼应。

不过和自己的前辈比起来，“江左八达”连挥塵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放纵方面变本加厉。所谓“达” 就是在精神上达到庄老的玄远境界，在行为上纵情背礼，狂诞不羁，所以在魏晋时代才有“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的说法。因此，“江左八达”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竹林七贤”。

不过，桓彝参与这些活动并不是真正的心向玄学，在积累了一定的人脉之后，他便脱离了所谓“江左八达”小圈子，醉心于仕途去了，也难怪此后桓温的幕僚袁宏所撰写的《名士传》和陶潜的《群辅录》都出于各自目的将桓彝开除出“江左八达”行列。

桓彝在晋明帝司马绍时代颇受器重，也正是因为这份信任，桓彝随即被自己的同僚温峤摆了一道。温峤力荐桓彝前往“频经变乱”的宣城出任太守，理由是“宜得望实居之，窃谓桓彝可充其选”。所谓“望实”是说桓彝既有名望又有实际才能，便以“宣城内史”的身份走马上任去了。

桓彝的画像。来源/宣城日报

桓彝在宣城的政绩史书中以十个字来概括：“在郡有惠声，为百姓所怀”，似乎干得还不错。但是咸和二年（327）苏峻于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镇）起兵南下之后，桓彝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第一时间打着“今社稷危逼，义无晏然”的旗帜，不顾部下“宣城兵弱，难以退敌”的劝阻，放弃了自己守土的责任，一路向首都建康跑去，当然正史中桓彝是“纠合义众，欲赴朝廷”，所以姑且也可以说是去“勤王”的。关键在于，桓彝的军事才能实在有限，先是大败于芜湖，随后又被围困于泾县，最终在坚守一年有余之后城破被杀。

虽然，桓彝身为男爵，又出任了两年多的地方官，家境却似乎并不殷实。以至于他死后，年仅十五岁的长子桓温只能独力抚养自己的母亲和四个弟弟。

据说，桓温出生的时候长相奇特，以至于前来探望的温峤见到之后颇为好奇地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在听了桓温的哭声之后更进一步确定：“真英物也！” 桓彝本身就是个喜欢品评人物的马屁高手，随即打了哈哈说：“果尔，后将易吾姓也。”随即为自己的长子取名桓温，这一点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多少有些占人便宜的意思。

在自己父亲死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桓温日子过得颇为清苦，承担不起母亲营养不良需要吃的羊肉。无奈之下，桓温只能带着自己最小的弟弟桓冲跑到羊肉店去，直接把自己的弟弟当成人质来换羊肉。如果桓温采取其他方式来为母亲求得一些羊肉或许也能入选“二十四孝”，但是他这种变相买卖儿童的行为多少将原本的孝行变了味道。好在羊肉店老板颇为有钱，直接将桓冲收为养子，还取了个小名叫“买德郎”。

真正令桓温在东晋崭露头角的是他十八岁那年刺杀了自己的弑父仇人江播的三个儿子。当年指挥攻城的是苏峻的部将韩晃，但亲手处决桓彝的却是投靠了苏峻的泾县县令江播。由于当时东晋一度处于苏峻的控制之下，因此江播的这种行为究竟是属于“协助叛逆”还是“不明真相”很难判定。苏峻之乱被平定后，江播并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

桓温画像。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面对这样的“杀父仇人”，桓温长期以来都“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江播家族似乎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仇家，江播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在家中放置了武器防备桓温前来寻仇，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桓温竟然假扮成前来吊丧的宾客，混入江府之中一举杀死了江播的长子江彪和他的两个弟弟。

桓温复仇的故事引起了东晋朝野的广泛关注，一向以忠孝立国的东晋不仅没有追究桓温的责任，晋成帝司马衍还亲自接见他，并将南康长公主司马兴男下嫁给了这位“忠臣之后、孝子楷模”。此后在好友庾翼的力推之下，桓温更以驸马都尉、万宁男爵的身份出任了琅邪太守。

从名士到门阀的惊险一跃？

此后，东晋朝廷内部又有人以“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地势险阻，周旋万里；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为理由推荐“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的桓温出任当地的地方官员。

以安西将军的军衔，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的桓温，自然需要有自己的一套行政和幕僚班底，是以跟随他一起前往长江中上游的东晋名士便有“囊萤苦读”的故事主角车胤、好友袁耽的堂侄袁乔、王述的儿子王坦之等人，这些来自建康的清谈名流一进入荆州便与陶侃的女婿、陶潜的外祖父孟嘉，庾翼的安西谘议参军孙盛，“小家碧玉”一词的发明者孙绰等人相谈甚欢。

在所有从建康和京口跟随桓温前来荆州的名士之中，最令桓温头疼的可能就是谢安的大哥、谢尚的堂弟——谢奕。谢奕的伯父谢鲲和桓温的父亲桓彝同为“江左八达”，可算世交。不过，不知道缘于避嫌还是其他原因，桓温出任徐州刺史时与任扬州晋陵郡太守谢奕交往并不多。

元 赵孟頫 谢幼舆丘壑图（局部）。“幼舆”即谢鲲的字。来源/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等到桓温受命调任荆州时，却突然和谢奕格外热络起来。对此一向比较随便的谢奕并没有太过在意，但他的弟媳——谢据的妻子王氏政治嗅觉颇为敏感，提醒谢奕说：“桓荆州用意很特别，一定要和晋陵（指谢奕）一起西行了。”果然不久之后，桓温便申请调任谢奕为荆州方面掌管军事的司马一职。

谢奕虽然是谢氏一族中著名人物谢玄和谢道韫的父亲，但其施政水准却令人不敢恭维。他在剡县县令时，有一个老人家触犯了法律，一向好酒的谢奕竟然罚对方喝酒。这种处罚的方式倒与后世李载仁（五代李唐宗室）因为本身是素食主义者而罚犯人吃肉颇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如果不是当时只有七八岁、还穿着青布绔的谢安坐在谢奕的膝盖上说了一句：“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

谢奕到了荆州依旧改不了嗜酒的习惯，经常随便找个理由就跑到桓温的那里抓着桓温一起喝酒。桓温一开始还只是委婉的提出批评。到了后来实在招架不住便逃到自己的老婆南康公主司马兴男的房间中去。谢奕也不介意，便随便在桓温的手下抓一个士兵陪自己喝酒，还美其名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事实上，谢奕的政治才干和为人品行都不是桓温最关心的，之所以将谢奕调到自己的麾下，桓温最大的考量还是确立与谢氏一族的联盟关系。

正是借助江东各大士族的支持，桓温很快在西征成汉的战争中收获了极大的军功和声望。尽管桓温一举灭亡盘踞巴蜀的“成汉”政权，但在东晋内部却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东晋朝廷原先准备将豫章郡册封给桓温作为私人领地，但尚书左丞荀蕤却表示：“若（桓）温复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复园陵，将何以加之！”东晋朝廷随即改授桓温征西大将军的职位。

荀蕤的话果然一语成谶，在经过一番内部倾轧之后，桓温终于接过了东晋北伐的指挥权，并利用氐族苻氏和鲜卑慕容氏在中原的统治尚不稳固的有利时机，轻松收复了晋朝故都洛阳。虽然这次北伐没有克尽全功，但至少东晋第一次展现了收复失地的决心和实力。正是这份军功，令桓温产生了问鼎最高权力的野心。

升平五年（361），东晋朝廷出现了新的权力更迭，年仅十九岁的晋穆帝司马聃去世之后，皇太后褚蒜子拥立了自己的侄子——晋成帝司马衍的长子琅玡王司马丕为东晋皇帝。桓温随即请求迁都洛阳，同时还要把自从永嘉之乱以来迁徒流落到长江以南的人，全部北迁，以充实河南地区的力量。这一点显然是偏安东南的东晋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带头反对。

孙绰在东晋朝堂中人微言轻，真正有能力反对的是扬州刺史王述等封疆大吏。不过王述毕竟是个老官僚，他给司马丕的建议是：“（桓）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司马丕随即在诏书里大肆吹捧桓温说：“只有姑父才能完成如此壮举，现在国难当头，看来一切都得靠您了。”果然桓温之后便不再提迁都的事情了。

权势得到了充分尊重的桓温随即开始扶植自己的执政团队。他将王述的儿子王坦之、郗鉴的孙子郗超、王导的孙子王珣、谢奕之子谢玄都收入自己的幕府之中。这四个人都很受桓温的器重。

当时东晋民间有：“盛德绝伦郗嘉宾（郗超），江东独步王文度（王坦之）”。以及“髯参军（郗超是个大胡子），短主簿（王珣胡子比较短），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的说法。而桓温真正看好的，却是谢玄和王珣，曾评价说：“谢掾（指谢玄）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指王珣）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

《世说新语》中记载为素未谋面的王徽之吹笛的桓伊，也曾是桓温帐下的参军，后参加淝水之战。来源/纪录片《园林》截图

不过，桓温最心腹之人还是郗超，甚至他与谢安和王坦之面见时，郗超都会在帐外窃听他们的谈话。恰巧一阵风把帐幕吹开，谢安对此只能开玩笑说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郗超之所以如此受宠，在于其对桓温准备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的欲望和野心洞若观火。

郗超首先给桓温分析了他的处境：“明公当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败于大举，不建不世之勋，不足以镇惬民望！”而所谓“不世之勋”在对外战争中竟然无法实现，便只能通过对内政治变革来实现。郗超的建议是：“明公不为伊、霍之举者，无以立大威权，镇压四海。”所谓“伊、霍之举”指的是象夏王朝的伊尹放逐太甲、西汉的霍光废黜昌邑王那样的废立君王的举动。

士族难题：废了皇帝、谁来做？

客观的说，当时东晋皇帝司马奕一向对桓温很是谦让，已经到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程度，很难找到废黜他的理由。桓温和他的幕僚团队只能按照《汉书·霍光传》的记载进行操作，从司马奕的私生活上作文章。而废帝司马奕也是个聪明人，知道“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政治游戏规则，洒脱的“著白恰单衣，步下西堂，乘犊车出神虎门”。从此老老实实作起了他的海西公。

然而，桓温废立君皇的举动非但没有加强自己的权力，反而令他成为东晋朝野和敌国的笑柄。尽管东晋士大夫敢怒而不敢言，但谢安还是通过“遥拜”这种方式来讥讽桓温的野心。而统一北方的苻坚更对自己的部下开玩笑说：“（桓）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不能思愆自贬以谢百姓，方更废君以自说，六十之叟，举动如此，将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谚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其桓温之谓矣。”意思是说，桓温不过是个被自己的老婆奚落之后对父母甩脸色的小男人而已。

不过，桓温在拥立了简文帝司马昱之后还是一度权势滔天，甚至连他的心腹郗超都为士大夫们畏惧。谢安曾经与左卫将军王坦之一起到郗超那里拜访，太阳快落山了还没被召见，王坦之想离去，谢安却说：“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邪？”但是这种强压并不能改变桓温在整个东晋士大夫心目中独夫的政治定位。

宁康元年（373），桓温在士大夫阶层的抵制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在他临死之前，对桓氏家族内部进行了一番整顿。可能出于儿时将其抵押以换羊肉的愧疚，桓温对自己的幼弟桓冲最为照顾，竟放弃了自己的世子桓熙，由桓冲继承自己的事业。桓温死前，桓冲曾作出尝试着问他如何处置谢安和王坦之，桓温回答说：“渠等不为汝所处分。”显然对于敌视自己的东晋士大夫阶层和官僚系统，桓温最终也只能表示无可奈何。

桓温的一生颇为传奇，死后更是褒贬不一。士大夫往往在他晚年废立国君和阴谋篡位问题上大书特书。但不可否认，桓温传奇的一生留下了众多有趣的故事，其中最能概括他一生的还是自己说的那句：“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如何利用好父辈的遗产？

桓温死的时候，其幼子桓玄年仅七岁，叔叔桓冲抱着他接见前来吊唁的文武官员，摸着侄子的头说：“此汝家之故吏也。”桓玄竟当即泪流满面，引起了所有来宾的好奇和赞叹。不过，在现实的政治角逐中仅仅有一个权势滔天但已经故去的老爸是远远不够的，桓玄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甚至到了二十三岁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几年后出任义兴太守（今江苏宜兴）。桓玄也因为颇不得志，在发出了“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的感慨之后辞职回家。

桓温一生给桓玄留下的最大遗产不是南郡公的头衔，而是废立皇帝的举动。简文帝司马昱的上台是桓温废黜海西公司马奕的结果。这就是说，简文帝司马昱及其子孝武帝司马曜的天下得之于桓氏，彻底否定桓温，即等于否定简文、孝武的皇统。因此，尽管孝武帝司马曜当政期间又不断有人提出要清算桓温的谋篡行为，但最终不仅不了了之，桓玄在桓氏所据上游方镇（即藩镇）尽失的情况下凭着这份遗产犹能保存自己，并积累实力。最终，利用东晋高层内斗之际，桓玄夺取了荆州地区的主导权并沿江而下，开启以武力问鼎天下之路。

面对着桓玄的步步进逼，忠于司马氏的部队始终处于一触即溃的状态。这倒未必是桓玄军队的战斗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东晋富饶的东部地区遭受孙恩变民所导致的战乱的影响，继以灾荒年景，政府和民间的物资储备已经全部耗尽，部队也只能用一些粮食的麸皮和橡树的果实等给战士充饥。

桓玄进入建康之初，一度出现天下归心的景象。不仅名士殷仲堪的堂弟殷仲文放弃了自己所辖的新安郡，前来投靠桓玄，被任命为谘议参军，甚至当年曾经指责过桓玄的刘迈也赶着前去晋见桓玄。桓玄好奇地问他：“汝不畏死，而敢来邪？”刘迈则坦然答道：“射钩斩，并迈为三。”将自己比喻成射中齐桓公衣带钩的管仲、斩断晋文公衣襟的寺人披，这个比喻显然令桓玄很是高兴，当即也任命刘迈为参军。

应该说，对于桓玄控制首都之后罢黜权臣司马道子及其党羽的行径，东晋的百姓还是颇为拥护的。但是，桓玄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东晋糟糕的经济状况。他虽然裁减了皇家御用的车马轿乘、供奉的食品用具等，连晋安帝司马德宗也几乎不免于挨冻受饿，但东晋内部连年的内战、孙恩的起义以及三吴地区发生大饥荒还是令这个世家子弟焦头烂额。

虽然在自己心腹幕僚殷仲文、卞范之的怂恿之下，桓玄于元兴二年（403）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接受了晋安帝司马德宗的禅让，正式建立了大楚帝国，但这个经济疲软且无强大军事力量背书的政权，依旧举步维艰，最终在以刘裕为首的职业军官团的反对下归于覆灭。

刘裕画像。来源/浙江图书馆

对于桓玄篡夺东晋政权一事，坊间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认为谯国桓氏的桓范昔日为曹爽心腹，乃是曹魏忠臣。他的后代篡夺了司马氏的政权，可谓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但从更现实的角度看，桓温、桓玄父子依靠着军功和人脉积累起改朝换代的力量，倒是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颇为相像。只是桓玄没有司马师、司马昭那般的军事才能和隐忍心性，急于求成之下才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