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了20年的宝贵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落伍，我们的政府落伍，我们的人民落伍，包括土大夫阶级在内。

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而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

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

此中缘故虽极为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

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了！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

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 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所以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他们就要加以阻挠和反对。

第三，中国土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是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的。其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是能够看事较远较清的，但是他们怕清廷的指摘，都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则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

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则徐之前，不敢在广东战，去林则徐之后，当然就开战了。所以士大夫就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林则徐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林则徐画像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大清把这部书扔掉了，而日本人捡了起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了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林虽有这种觉悟，但他怕清廷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清廷把他贬赴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幕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升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是道光二十二年九月(1842)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林则徐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认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了。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自己也无自信心，对民族也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