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靖远北城滩疑云

甘肃靖远县西北部的双龙镇，隔黄河同景泰县五佛乡毗邻，在历史上，特别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北线在此经过，形成了两大著名的渡口——乌兰津和白卜渡，熙来攘往的戍卒和商队，以及西域各国的使节臣民在此渡河，络绎不绝；负载珍稀物品、军民物资的车马也日夜往来，马嘶驼鸣。但随著盛唐的结束，这一切都归于平寂，只给后人留下了包含许多秘密的遗迹。在双龙镇下辖的北城村，就有一座唐代古城堡遗址——北城滩，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堡？它与历史上的会宁关、乌兰关、乌兰津、乌兰县有着怎样的关系？前几年，左右两次在北城滩一带探访，试图厘清其中的关系，但在缺乏详细史料和考古实证的情况下，这种努力似乎只是徒劳。

北城滩，“一片孤城万仞山”

1976年，定西地区文化部门组织文物考古人员对北城滩进行了调查，在后来形成的《定西文物概况》中这样介绍北城滩：

“古城矗立于黄河北岸石崖上，扼险踞要。东面山上有明代军事设施（长城、烽燧），西北与景泰县五佛寺对峙，南临黄河。南门外洪波汹涌，惊涛拍岸，对岸峰峦叠嶂，岩壑横峙，地势险峻，气象峥嵘，为黄河上交通、军事之险关要隘。据传说，古代南门外有浮桥可达彼岸。

“古城略呈方形，面积195m×175m，系夯土板筑，城墙下宽5.8m，残高3.3m，夯土层厚10cm。城门设于南面，并有凸形瓮城遗迹残存，城墙夯土层夹有小砂石层，夯土层厚14cm，夹砂层厚3―4cm。城之五角均有墩台，北墙、东墙各有马面三个，西墙有马面两个。据当地群众说，在四五十年前，城内还残存南北街道及建筑物墙迹。城内现为耕地，沟渠纵横。东、西、北三面城墙破坏严重。

“城内暴露的陶器残片及砖瓦片十分丰富，陶片为盆、罐、瓶之残片，经绘图复原，盆的口径有62cm大者。罐耳外面呈凹形。陶器多数口沿外翻。筒瓦经宽13cm、14cm，板瓦经宽26cm。这次普查时，采集了部分陶器残片及瓦片，其中有一莲花纹圆瓦当陶范及瓦当残片，为唐代遗物。”

据此，考古人员将此城判定为唐代古城。

靖远北城滩，位于黄河大拐弯处，其上游是红山峡，下游就是黑山峡。

又40多年过去了，左右在北城滩古城址探访时看到，当地居民在古城内栽满了枣树，周边城墙，特别是南面面向黄河的一面，由于风雨侵蚀及人为因素，崩塌损坏严重，大多已成为低矮的土丘，但周边的轮廓还算清晰。

从更大的空间来审视北城滩，我们会发现，这座古城所在的地区，是个半岛型地区，处在黄河大拐弯处。北城滩一带的黄河，正好位于红山峡和黑山峡两大峡谷之间，中间的间隔距离在十公里左右。北城滩西面和北面隔黄河是景泰县的五佛乡，这里四周群山环绕，中间地形开阔，是五佛河谷盆地。黄河从红山峡河谷冲出后，水流变得平缓，没有了急流险滩，非常适宜设置渡口，尤其适宜设置大的渡口。

对此。兰州大学教授鲜肖威这样描述到：“（北城滩古城）所在山头北、西、南三面均临黄河，仅东部与陆地相连，呈半岛状。南面临七、八十度之陡峭石崖，其下即为汹涌之黄河。城东、北、西三面无门，仅南面有门正对黄河岸边。据当地居民谈，城南门外古代有桥，出城门至石崖上还凿有宽阔之石级通往河边。1958年崖下修水渠炸毁石级。据此城位置与形势观之，应为守御渡口之关城无疑，否则何得在此黄河边之孤立山头筑城？”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这句千古名句，似乎是对北城滩的实景描述。那么，这是一座什么关城？对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xiāng）、兰州大学教授鲜肖威等人认为，北城滩是唐乌兰县、乌兰关所在地；而台湾历史地理专家严耕望、兰州大学教授刘满等人则认为，北城滩是唐会宁关，其下的渡口就是非常有名的乌兰津。

北城滩，是唐乌兰关吗？

唐代在今白银地置有会州，会州下辖会宁、乌兰二县。会宁县是会州州治所在县，其区域为今平川、靖远县所在地，会州城据今人考证，一说在今平川区旱平川的黄河岸边，另一说在今靖远县城所在地。但乌兰县在哪里？史学界颇多争议。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中说：“乌兰县，上。东南至州一百四十里。本汉祖历县地，属安定郡。后汉属武威郡。前凉张轨收其县人于凉州，故武威县侧近别置祖历县。周武帝西巡于此，置乌兰关，又置县，在会宁关东南四里。旧城内沙石不堪久居，天授二年移于东北七里平川置。”

《太平寰宇记》巻三十七记载：“乌兰县。州西北驿路一百八十里，直路一百四十里。三乡。本汉祖历县地，属安定郡。后汉属武威郡。前凉张轨收其县入凉州，别置祖历县。周武帝西巡于此，置乌兰关，又置县，在会宁关西南四里。后移东北七里平川置。”

这是唐宋时期地理志书对乌兰县、乌兰关、会宁关方位及距离的记载。这些记载透露出的信息是：乌兰县、乌兰关是周武帝（宇文邕）西巡时所置，近年有学者指出立县的具体时间为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2年），这年周武帝西巡原州，登陇山；乌兰县、乌兰关、会宁关都在会州的西北方向，驿路（官道）一百八十里，直路一百四十里，按此推算，当在今靖远、景泰两县交界的黄河大拐弯处，也就是靖远双龙、景泰五佛一带；开始时，乌兰县治、乌兰关在会宁关西南四里，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因城内沙石太多，无法居住，乌兰县迁移到会宁关东北七里的平川。

据此，兰州大学教授鲜肖威认为，靖远县城西北约70多公里的北城滩，“建在红色砂岩之山头上，远望山与城皆呈红色，乌兰山、乌兰城可能因此得名。” 乌兰为鲜卑语，意思是“红色的”。“此山即北周、隋、唐之乌兰山，渡口即乌兰津，建桥即乌兰桥，守桥之月城即乌兰关，因关设县即为乌兰县也。” 谭其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将“乌兰”标在黄河大拐弯处的东侧半岛上，即今靖远县西北的北城滩一带。

乌兰津即为北城滩下的黄河渡口。乌兰津一词，最早见于《北齐书·可朱浑元传》。可朱氏系辽东人，北魏时带兵内附于魏，后成为关陇镇将世家。至可朱浑元，以功升渭州刺史。侯莫陈悦叛杀贺拔岳，宇文泰统贺拔岳部攻杀侯莫陈悦，可朱浑元收侯莫陈悦之众退保秦州。宇文泰久攻秦州不克，遂与可朱浑元订盟而退兵。可朱浑元与东魏丞相高欢友善，又因父母妻子在东魏，故欲东归高欢。宇文泰再攻可朱浑元，“元乃率所部自渭州西北渡乌兰津。周文（宇文泰）频遣兵邀之，元战必摧之，引军历河、源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资治通鉴》亦谓“浑元率所部三千户西北渡乌兰津抵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西南）。”

《资治通鉴》记载，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灵州破吐蕃于乌兰桥。”其时，乌兰陷于吐蕃已经三十多年了。《资治通鉴》还记载：“初，吐蕃欲作乌兰桥，先贮材于河侧，朔方常潜遣人投之于河，终不能成。虏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贪，先厚赂之，然后并力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

以上记载中的王，当指王泌（bì）。王泌在元和四至八年（809―813）出任朔方灵盐节度使，吐蕃建造乌兰桥当在此期间。鲜肖威说：“考虑到吐蕃在上游甘青边境所建丙（应作“炳”）灵寺、兰州西津等桥梁约为握桥，则此乌兰桥亦应为费木料很多的吐蕃式握桥，这个月城就也是守桥的关。”月城是桥侧环形卫护桥梁的军事建筑，起到防卫桥、关的作用。从其形状看，月城呈长长的弯月形，当为乌兰关城。

北城滩遗址南面紧靠黄河的一侧。

北城滩南面溯黄河而上，就是景泰县的车木峡。车木峡呈半岛状，突入黄河之中。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车木峡”呢？联系到吐蕃为了建造乌兰桥而“先贮材木”，有学者大胆推测，这一带原先称为扯木峡，后来音讹为车木峡。吐蕃人从黄河上游抛掷木头（今靖远石门一带的哈思山在车木峡上游，至今有原始森林），顺流到车木峡，水流转弯变缓，正好适合于扯木上岸。车木峡一带，东岸的靖远县崇山峻岭，西岸的景泰县为黄河弯曲低地，不适合于建造桥梁；而北城滩古城及其南岸，两岸石崖相对，恰可架设桥梁，乌兰桥应当建在北城滩古城及其对岸。

持此观点的还有原兰州大学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教授的冯培红先生。他撰文认为：北周始置的乌兰关、乌兰县城设在今靖远县双龙镇北城村的北城滩古城，位于黄河东岸；到隋代开皇十九年（599年），乌兰县被撤并入鸣沙县，而乌兰关仍然存在；唐武德九年（626年）恢复了乌兰县的建制；到武周天授二年（691年），乌兰县城因南濒黄河，不断受到河水冲刷，城内沙石不堪久居，遂搬迁到东北7里的平川地区，而乌兰关仍在原地，扼守黄河乌兰津；唐蕃对峙时期，在乌兰关及其南岸建造了一座乌兰桥，位于车木峡的下峡口。他还对会宁关的位置做出推断：“北城滩古城为乌兰关、县城，往西北4里的北城滩西北角为会宁关所在地”，也就是今靖远、景泰二县的五佛渡口，当地人称作沿寺渡口。

北城唐遗址保护碑，平躺在城墙上。

另外，在北城滩还出土了一批隋唐时期的墓志，里面包含着丰富的信息：

“又一墓出土砖质墨书墓志一块，上书‘大业六年（610年）及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等句”（据《定西文物概况》）；

“会州乌兰县人许□□，永徽五年（654年）七月廿八日亡；妻□入咴（huī），显庆五年（660年）正月十八日亡，其年十月廿（niàn）九日合葬……”

还有一方墓志，“铭文为‘大唐故左骁卫翊（yì）府、翊兵部常选汜（sì）府（君）墓志铭并序。’一少部分文字剥落不清。序中有‘以天宝七载（748年）仲春旬□□□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七’等句。”（据《定西文物概况》）

文字最多的一方墓志，即《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氾府君（山琮）墓志铭并序》，文字有400多字，文中写到：“公讳山琮，肇有周族。立望西土，敦煌赫然。枝叶东迁，遂为会部人也……呜呼！以开元十年孟冬旬二日，终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卌（xì）八，先夫人卅（sà）四载也。”

北城滩出土的墓志是“活化石”，是“会说话”的实物资料，它证实了这些墓主都是会州乌兰县人，死后都葬在北城滩唐墓群中，根据属地原则，北城滩这一带应当属于乌兰县地界。

但到了明清时期，一些地理志书对唐乌兰县、乌兰关的方位，却做出了反方向的定位，如《读史方舆纪要》说：“乌兰城，在卫南百十里。汉祖厉县地，后周置乌兰关于此，唐武德末置乌兰县，属会州，后没于吐蕃，县废。”“乌兰山，卫南百二十里。上有关，唐置乌兰县，以此山名。”“乌兰关，在卫南乌兰山上。《唐志》乌兰县西南有乌兰关，是也。”“乌兰桥，在卫西南百里。《唐志》：‘在乌兰关外黄河上。’其地亦名乌兰津。”还有《嘉庆重修一统志》《靖远卫志》也持这种说法。

对会宁关的认定也是如此，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唐会宁关标在今靖远县西南七八十里、远离黄河的山上。台湾学者郑梁生编译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认为唐会宁关在今靖远县西南百二十里乌兰山上。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陈守忠先生认为唐宋会宁关为一地，都在今会宁县头寨子镇马家堡西南约七八里关川河的峡口，关川河也是因此关而得名。

这里的卫，指今靖远，这些明清志书都将乌兰城、山、关、桥及乌兰县、津定在靖远卫以南100―140里处，而100―140里处的地方已经进入今会宁县境了，这在方位上与唐宋地理志书所说的在会州西北明显不合，为现代学者所不同意。

之所以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主要是学界对文献理解的错误而导致对乌兰县、乌兰关、会宁关位置判断的失误，并轻信了明清人的记载，又轻易否定了唐宋人的记载。其实，宋代也置有会宁关，但宋会宁关不是唐会宁关，宋会宁关旧名颠耳关，元符元年（1098年）进筑，赐名通会关，不久，即改为会宁关，遗址就是位于今天会宁县头寨子镇马家堡的古城。

北城滩，是唐会宁关吗？

唐代，在会州还有一个会宁关。

会宁关始设于何时，史籍没有记载，但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名气不及乌兰关。唐人张守节在其《史记正义》中说：“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峣（yáo）关；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这里叙述关中的四塞，西面提到了乌兰关，而未及会宁关。但至迟到了唐开元年间，会宁关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升，成为唐十三个中关之一。

《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中都说：“会宁关，东南去州一百八十里。”

台湾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先生依据史籍记载，对乌兰关、乌兰县和会宁关所在以及相互间的方位，作出了如下的论断。他说：“乌兰关、乌兰县即在一地，或相去极近。……自会州西北至乌兰县、乌兰关直路一百四十里，驿路一百八十里，而此关县与会宁关相去仅四里之遥……然则会宁关东南至州一百八十里亦就驿道而言，故志书记载乌兰县与会宁关皆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也。……是则会宁、乌兰两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中为津渡也。……度其今地当在景泰县地区，黄河大湾曲处。乌兰县盖在景泰县治东不远，会宁关则在河之东岸也。” 即认为唐会宁关与乌兰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所在地在景泰县东北黄河大转弯处。

严耕望先生对于两关、两县的位置，实际上并未进行现场考察，分处黄河东、西两岸仅属推测之言，两关“夹河并置，中为津渡”，大概也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兰州大学教授刘满先生在严氏论断的基础上，认为会宁关在今靖远县双龙镇北城村的北城滩古城遗址上；乌兰县和乌兰关在北城滩古城遗址西南的黄河对岸，即今景泰县五佛乡沿寺东南的黄河转弯处。

城墙崩塌，损坏严重。

严耕望和刘满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学者，所以两岸说产生了较大影响，为现代许多学者所认可。但是，“两关两县两岸说”对有些问题却解释不通。

比如《氾府君墓志铭并序》，刘满说“墓主是唐天宝七载（748年）死在乌兰县城的家中的，而墓志铭出土的地方，即死者墓地在今北城滩，而北城滩地属会宁县，那么墓主的家乌兰县城就在墓地所在的黄河对岸”。这在逻辑上很难说通，如果北城滩地属会宁县，那么乌兰县人氾府君去世后，其家属为何要费力地渡河过关，将尸体运到黄河对岸的邻县去埋葬？

再比如，按照史籍记载，乌兰县和乌兰关“在会宁关东南四里” ，如果北城滩遗址就是会宁关，乌兰关和会宁关“夹河并置”的结论成立，那么，乌兰关和乌兰县治在未迁移前，其位置就在今景泰县车木峡地段，但车木峡也是一块突入黄河的小岛，黄河对岸的靖远县境内层峦叠嶂，似无路可通，而且若在这一带设关立县，在军事上没有退守余地，显然是不太适合的。

关于唐会宁关，史籍中还有如下记载：

在敦煌发现的文书《水部式》残卷中这样说：“会宁关有船五十只，宜令所管差强了官检校，着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自余缘河堪渡处，亦委所在州军严加捉搦（nuò）。”

《唐六典》卷六中记载：“司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闻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中关一十三：京兆府子午、骆谷、库谷、同州龙门、会州会宁。”

《唐六典》卷七中又记载：“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白马津船四艘，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并三艘，渡子皆以当处镇防人充；……会宁船别五人，兴德船别四人，其余船别三人。”

唐代的关津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只有在长安周边的关中地区、与驿道相连的关才能是上关，其它地方与驿道相连的关只能是中关或下关。在唐代有名的十一个关津中，会宁关是当时最大的。

唐朝政府规定：国内各大渡口，凡是没有桥梁的，“量其大小难易”，由政府拨给船只和船工。唐代《水部式》记载，开元、天宝时，“会宁关有船伍拾”。每只船的船工以三至五人计，会宁关约有船工200人，每天渡河的人当达千人以上。就船只和船工的数量而言，会宁关在当时全国没有桥梁的渡口中，完全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想见，当年的北城滩一带，四周巍巍群山环抱，滔滔黄河中流，倚山临水，关城下的黄河阶地上是等待渡河的士兵、商人和物资，大河两岸车来船往，人喊马嘶，一定是十分热闹的。《水部式》记载“会宁关有船伍拾”，《唐六典》记载会宁关有关船三艘，后代学者认为，前者是国家颁布的实用性法令，反映了会宁关的实际状况；后者只是归纳性条文，因而前者更为可信。

开元天宝时的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它的西境在长安以西万里以外的地方。它在我国西北地区设有河西、陇右两个节度使，还在今新疆地区设有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离会州最近的河西节度使（治所在武威市），当时驻军7.3万人，马9400匹。陇右节度使（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管兵7.5万人，马1.06万匹。仅这两个节度使管辖的十几万军队和两万匹军马的粮秣、器械，大都是要经由会宁关渡河。“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来往于长安与凉、甘、瓜、沙诸州及西域各国间的商旅及其货物，大多也是经由会宁关渡河的，因此会宁关就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也最繁忙的渡口。

其实，在今人看来，北城滩是乌兰关也好，还是会宁关也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北城滩所在的这个地方及其渡口，在唐代是多么重要。从长安出发，通往河西走廊，主要有两条官方驿道，一条是秦州路，一条是乌兰路。乌兰路也就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北线，这条路是一条军道、商道，主要供军队和商人行走，运输的是军队的粮秣和商品，在路过北城滩段的黄河时，竟然设置有两个关城。更为重要的是，在会宁关西南二十公里的今景泰芦阳镇的窎（diào）沟古城所在地，还置有新泉军，驻防着一支7000人的军队。新泉军由河西节度使统辖，主要职责是阻断吐蕃和突厥的联系，但对于近侧的会宁关，自然也承担着保卫职责。

会宁关最繁忙的时间是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后因发生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丝路道阻，会宁关最为辉煌的一页也就成为了过去，变成了历史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