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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所有火力！压制对岸！”团长和政委首当其冲、发号施令。

在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境地，战士们一面铺桥，一面前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

这便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一幕——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队伍向着大渡河挺进。

大渡河地势险要，河谷深流湍急，无法徒涉，且少有渡口。

要想仅凭几艘简陋的船只在极短的时间内强渡过大渡河，简直是天方夜谭。

于是，红军将目光转移至山谷间那座摇摇欲坠的泸定桥上。

自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全面破裂，蒋介石便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赶尽杀绝。

泸定桥对于蒋介石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关键，但为了达到消灭红军力量的目的，他忍痛将炸毁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四川最大军阀刘文辉。

红军渡河的唯一希望就是这座岌岌可危的泸定桥，只要将这座桥炸个粉碎，即使红军是有飞天的本领，也无法顺利到达对岸。

而作为蒋介石下属的刘文辉，却没有在关键时刻炸毁泸定桥，终是留下了十三根铁索，供红军顺利越过大渡河。

作为当时红军队伍的敌人，刘文辉为何不早早地炸毁泸定桥，却还是给他们留下了一线希望呢？

刘文辉

焦灼不安的1935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于中国东北，以卑劣的借口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而国民党对此视而不见，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

由此，中国局部抗日战争的序幕被揭开。

1932年初，日本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相继建立伪满洲国。至此，中日矛盾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再加上国际上法西斯对日本的支持，日本在中国的领土上愈发猖狂。

同年，日本在中国先后制造清原崔庄子、凤城白家河沿等各大惨案，对中国百姓进行残忍杀害。

1935年华北事变，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中。在国际上，更是毫无地位可言，对于残暴不仁的威胁，更是一直“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

1921年7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终于迎来了开天辟地的曙光，乌云密布的天空也终于透出了一丝光亮。

而由于新生组织的不成熟，也为了能更快将中国推上“站起来”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国民党联手抵御外敌。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双方军队协调合作、协同配合，基本推翻了军阀在全国各地混乱不堪的统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

而这样一路高歌猛进的势头，最终完结在1927年的四·一二清党反共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蒋介石下令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致使全国各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从这件事变后开始走向瓦解，昔日队友，最终因为一方的背叛而反目成仇。

中国共产党在对抗日本侵略势力的同时，还要对国民党的反动派势力进行抵抗。对于还在摸索阶段的共产党来说，这样的境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种焦灼的状况一直在中国的全国各地蔓延，然后持续。

1934年，由于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打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由此踏上长达两年的长征之路。

长征之路，一路艰难险阻，但这不足以打倒红军的“斗志昂扬”。

红军先是强渡乌江，又是四渡赤水，再是巧渡金沙江，最后来到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身后是一路走来的艰辛苦楚，更是是一个组织用生命著写的血和泪；眼前是突破敌人防线的唯一方法，更是抵达胜利彼岸的唯一出路。

他们用心中的信念，在天险之要的泸定桥上杀出了一条血路；他们用心中的信仰，在焦灼不安的1935年中，奋力画下了鲜艳浓墨的一笔。

拳中掿沙的国民党

1894年，孙中山先生正式创立中国国民党。

在孙中山先生的英明领导下，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5年，孙中山先生于北京因病逝世。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会议选举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蒋介石在政界的威望大大增强。

同年2月，蒋介石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正式上台接手中国国民党。毋庸置疑，蒋介石的态度，是国共合作的关键。

而妄图在中国“一手遮天”的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共享胜利果实。

于1926年起，蒋介石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借此来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

中国共产党对此心照不宣，因为此刻的共产党无论是从人力上比，还是从武装上看，都无法与国民党相匹敌。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双方彼此配合，打垮北洋军阀势力，相继收复湘、鄂、赣、闽四省，并打算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

就在这样似乎一步步走向光明未来的关键时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毫无征兆地在上海发动政变，残忍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营造“白色恐怖”。

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在一路的“所向披靡”中戛然而止。

1927年，蒋介石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叛变，坐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各地军阀“归顺”中央政府。

这些军阀表面对蒋介石为首是从，背地里却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刘文辉更是如此，为了“问鼎中原”，他曾多次和蒋介石起过争执。

刘文辉于1985年出生在四川大邑一个农民之家，他们家世代务农。

与平凡家庭背景相比，刘文辉从小天资聪颖，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喜爱。

在他13岁时，谎报年龄报考成都陆军学校。因其言之有理的高谈阔论，他得到了校长的赏识，顺利入学，由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

刘文辉一步步从上尉参谋升迁到旅长，在1930年初，富庶的四川地区大部分都成为他和侄子刘湘的天下。

但“一山不容二虎”，这场家庭混战终是在1931年爆发。

1931年，刘文辉花重金买下的军火被刘湘找借口扣下。

刘文辉亲自去重庆找刘湘交涉，但无功而返。顿时怒气冲天，想方设法阻断重庆的粮道。

此次对抗的导火线被点燃，大战由此即发。

一开始刘文辉还能利用地形勉强抵抗刘湘的进攻，但刘湘联合了四川其它各路军阀，刘文辉终是寡不敌众，同刘湘签订“停战协议”。

停战期间，刘文辉向其它军阀发动进攻，而正是这一举动，给了刘湘可趁之机。

这场对抗的最终结果是刘湘独霸四川，而刘文辉“赔了夫人又折兵”。

刘文辉腹背受敌，连连败退，最后只能驻防于小小的雅安。

刘文辉不甘愿永远沉沦在雅安，于是，他开始筹划另一个领地——西康。

他想要融合康巴藏区，而泸定桥则是连接川藏的唯一一条通道。

若是炸掉泸定桥，不仅会引发一场不可收拾得民愤，也必将炸掉了自己的一条出路，这对刘文辉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泸定桥对于刘文辉来说，是“能不炸，绝不炸”。所以他下令抽掉了木板，仅留下了十三条铁索。

这十三条铁索，不仅仅是红军的希望，也是刘文辉他自己卷土重来的机会。

他必须好好利用泸定桥，沟通两地，重拾自己旧日的辉煌。

同时，刘文辉不炸毁泸定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并不认为红军能够仅凭这十三根铁索而过桥。

刘文辉的长子刘元彦曾回忆说：“父亲部下的连长、排长和都我讲过，当时的情况太危机了，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

显而易见，刘文辉低估了红军夺桥的决心，也低估了红军的战斗能力。

在他反应过来不得不炸桥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即使是面对上头领导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刘文辉出于对自己前途的深谋远虑，以及对敌人的轻视，最终没能炸毁泸定桥，而让红军顺利地跨越大渡河。

众志成城的红军

飞夺泸定桥最关键的原因不在于刘文辉没有炸毁泸定桥，而在于红军铁一般的决心。

“大渡桥横铁索寒”，十三根冰冷的铁索横跨汹涌澎湃的大渡河之上，红军战士处变不惊，用生命著写历史的篇章。

1935年28日早上，红军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晨夺下泸定桥!”

当时红军四团并未到达泸定桥，在剩下不到二十个小时的时间里，红军战士不仅需要尽快到达泸定桥，还要攻下泸定桥，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战士们不眠不休，踏着泥泞，在风雨中一路前行，终于勉强在计划的时间内赶到泸定桥。

而此刻的泸定桥早已被敌人拆去了铺在桥面的木板，仅剩十三根在半空中随风飘荡的铁索。

北岸桥头的那边敌人也早已筑好了堡垒，架起了枪支。“29日晨夺下泸定桥”的任务看似不可能完成。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由二十二人组成的突击队员，他们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仅依靠这几条绳索攀到敌人所在的对岸。

紧跟其后的是三连战士，他们任务是用手中的木板铺好桥面。

最后是一连战士，他们的任务是在三连铺好的桥板上发起最后的冲锋和总攻。

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红军有条不紊地规划下艰难地推动着它的进度。

“四团已经上桥了！我们一定要配合四团！完成夺桥任务！”

桥头的烈火肆无忌惮，桥下的河水波涛汹涌，桥上的战士们面不改色、奋勇当先。

战士们的身体在滚烫的铁索上匍匐，铁索摇晃不止，风声呼啸不停，身下的江水也狂怒不定。

子弹擦过耳边，桥头的火光似乎要淹没这难以想象的一切。

战士们视而不见，目光锁定火光四溅的桥头对岸，顶着枪弹，提拉着木板，扛着武器，攀着铁链向敌人的阵营冲去。

“啪！啪！啪！”

“突！突！突！”

枪声四起，硝烟弥漫的狼藉中随着响起冲锋的号角。所有的武器一并开火，霎时间，枪炮声、喊杀声，响彻云际，震动山谷。

对岸的敌人丧心病狂地扫动着枪支，他们甚至用煤油燃烧铁索，企图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阻止红军的前进。

铁索被烧得滚烫，但是这敌不过红军战士内心的滚烫。

他们知道，如果此刻输在了这几根寒光凛凛的铁索面前，导致渡河失败，就一定会让红军陷于危难之中。

这是他们当时唯一的出路，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只有前进才能完成任务，只有拼命才能不负使命。

最先上桥的二十二位勇士中，有三人牺牲，且只有五人留下姓名。

尽管会面临牺牲，即使姓名会随风消逝，战士的热血不变，他们的忠心也不泯。

这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信仰，是一种以身报国的热忱。

也正是因为红军战士都以这样一种豪情来定义自己，才能成功飞夺泸定桥，拿下这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

杨成武和黄开湘是“飞夺泸定桥”任务的总负责人。

杨成武曾写下：“无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横。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

他回忆说，当时现场冲锋号、枪弹声和喊杀声连成一片，所有的武器一并开火，突击队员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抛开生死，不顾一切冲向对岸......

飞夺泸定桥的成功，拯救红军于危难之中，最终成为长征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这不仅仅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还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大批骨干，为日后长征的顺利结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飞夺泸定桥地成功，来自于每一位战士无私奉献，也来自中央红军的团结一致。

突破重围，迎来曙光

“飞夺泸定桥”不仅是红军长征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传奇。

红军战士不畏生死、精诚团结的精神，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含义诠释到了极致。

而国民党各路军阀的“心怀鬼胎”，终是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本是一家，却因政治立场不同国民党政府用“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残忍手段制造了众多事件，企图将共产党扼杀在成长的道路之上，这无疑是一种“过河拆桥”的不仁不义。

同时，面对日寇的威胁，有权有武装的国民政府本该及时出面对抗，却长时间采取“不对抗政策”，更是让中国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军阀割据，日寇侵华，百姓生活困苦，世界暗无天日。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便坚持“人民至上”，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将中国推向发展的道路。

而国民党虽然也受苏俄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最终不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也并没有认识到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

“道不同，不相为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立场上的差异，昔日盟友终究走散。

一经离散，蒋介石便即可下令对共产党发起强烈的攻击。

共产党一面抗日，一面还需应对国民党的打击，可谓是困难重重。

同心协力，用热血铺张年华；同仇敌忾，用生命著写历史。

中国共产党带领革命战士躲过追击，养精蓄锐又奋起直追；在长征途中死里逃生，在抗日战争中戮力同心。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无稽之谈成为现实。

最终突破重围，击退日军，打赢内战，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胜利的曙光。

飞夺泸定桥的成功不是来自刘文辉的“手下留情”，而是来自红军战士的不卑不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希望不是来自对手的多方失意，而是来自英明领导下的万众一心。

英雄用生命书写历史，后人定将永生铭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燎原之势，必将成就我国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