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三位妻子

第一任 高晓岚

高晓岚（1876—1930），本名大众，安徽六安霍邱临淮乡人，清末安徽安庆营统领副将高登科的长女。1897年8月与陈独秀结婚，和陈育有三子一女，即陈延年、陈玉莹（女）、陈乔年、陈松年。

陈独秀自幼丧父，高晓岚是祖父指定给陈独秀的妻子。高年长陈三岁，是一名传统的旧社会女性，遵从女子三从四德，在思想上与充满现代进步思想的陈独秀格格不入，陈独秀曾试图改造高晓岚思想，可惜高晓岚对学新文化并不上心，认为照顾好丈夫的生活饮食起居即可。最终导致夫妻关系渐行渐远，最后妹妹高君曼的出现让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

第二任 高晓岚

高君曼（1888—1931），本名小众，又名君梅，高登科后妻的女儿，是陈原配夫人同父异母的妹妹。和陈育有两子一女，即陈光美、陈子美（女）、陈鹤年。

1909年年底，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到安庆，住到了姐姐家。此时，陈独秀与高晓岚感情已破裂，天生丽质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女青年的高君曼与姐夫陈独秀接触的过程中，感情由亲情慢慢变成爱情，不断升温。高君曼与陈独秀于1910年公开同居，不久宣布要正式结婚。双方父母及高晓岚愤怒地反对，但无可奈何。陈独秀携高君曼私奔杭州与上海，在那里过着甜甜蜜蜜的同居生活。

1916年12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高君曼随陈独秀去北京。陈独秀与高君曼，从1910年至1925年共同生活了15年。这15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他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导人。

高君曼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出版《新青年》杂志，接待联络革命同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营救陈独秀出狱，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她与陈独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艰苦紧张的生活损害了高君曼的健康，她身患肺结核却没能得到有效治疗。但是，自1922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儿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移居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此后，高君曼和陈独秀再没见过面。

第三任 潘兰珍

潘兰珍（1908—1949），又名潘若云，潘云仙，生于江苏省通州余西镇大悲殿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陈的第三位夫人，小陈29岁。二人无子女，有一养女潘凤仙。

潘兰珍的父亲1911年带着全家逃荒至上海，以拼卖苦力维持全家生计，但还是捉襟见肘。其母在操持家务之余无奈带着她出外捡破烂、拾煤渣。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潘兰珍渐渐长大了，她过早地承受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后来，父亲把她介绍到自己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

潘兰珍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也更加速了她的成熟，十七八岁时她己出落得亭亭玉立。工厂里的一些流氓工头狼群般地整天纠缠着她。其中一个工头，表面上大骂那些欺侮潘兰珍的流氓是狼群，但实质上为了达到独占的目的。几次夜闯潘兰珍住处威胁强迫遭拒后，他便在上班时寻故找茬，责罚打骂，受尽了屈辱，一个孤苦无助的弱女子终于在软硬兼施下屈服了。在衣冠禽兽的挟迫下与其同居并生下一子，不久夭折。在与虎狼相伴中，潘兰珍经受了非打即骂的非人的折磨，孩子的夭亡更使她雪上加霜。肉体的折磨，精神的刺激，使她终于在忍耐的极限上决定永远离开这个恶魔。

1930年，潘兰珍住在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一个亭子间里。也许是缘分，陈独秀被国民党悬赏三万大洋通缉，也躲到贫民窟里来了。陈独秀当时用的是化名，每日深居简出。看到这位邻居老先生虽潦倒，但识字明理，平等待人，且具有爱心，兰珍感到很是“幸会”。

当时陈独秀化名李先生，教兰珍识字，她进步很快。他们同居两年，潘兰珍估计自己不会生育了，就抱养了一个女儿，陈独秀为其取名凤仙，姓潘。一次潘兰珍送孩子回南通，恰在这时，陈独秀被捕了。潘兰珍回到上海，听说她的先生被抓走，且是共党要犯，名字叫陈独秀，其惊骇可想而知……

陈独秀被捕，舆论界震惊，极右分子呼吁国民党中央将他“立即处决”。陈独秀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可是，他在由沪至宁的火车上，还能呼呼酣睡，一时传为佳话。“不可能再见到兰珍了”陈独秀当时这样想。因为自己是临刑的要犯，而且对她隐瞒了身份，甚至连真名字也没有告诉她。她年纪轻轻，还会来找我这个在押的老头吗？

但是，潘兰珍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好人，而且爱情的力量推动她毫不犹豫地奔赴南京，来到老虎桥监狱。兰珍的到来，出乎陈独秀意料。他非常感动，但只能说：“你快回去，好歹上海还有工作。你想想，我在监狱里还能给你什么呢？”陈独秀的学生段锡朋暂叫潘兰珍住到他家。潘兰珍看到监狱对陈独秀颇为宽大，来访者都可接见，就决定克服困难，留下来照顾他的生活。她说：“段家是大官（教育部次长），住在那里不方便。”遂在监狱旁租了间房子，自力更生，洗涮缝补，做点零工，维持生计。潘兰珍的主要心思是就近到监狱照顾陈独秀。潘兰珍这一决定，让陈独秀深感意外。

陈独秀被判刑13年，后减为8年。漫长的牢狱生活开始了，潘兰珍一直守护在附近，三天两头去照顾他的生活。她是自由的，跑腿、采购和进行联络都是她的事情。来看望陈独秀的朋友很多，潘兰珍因此也大开眼界。胡适和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胡适不止一次从北平来宁，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

另外，陈独秀还有大量的诗作，潘兰珍为之收拾文稿，整理书籍，常伴左右。上面对陈的看管有“从宽”的指示，陈独秀和潘兰珍也常把客人送来的吃的东西，分赠给看管人员。所以，他享有特殊的待遇，住一个单间，十多平方米，有床和书桌，伙食是两菜一汤。

1938年初，日机轰炸南京，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他对潘兰珍说：“南京是敌人轰炸的重点，你快回南通家里去！”潘兰珍说：“我怎么能走，死就死在一块儿吧。”日寇兵临城下，蒋介石想放陈独秀出去，要求他写一书面检查，他坚决拒绝。胡适出使美国，临行时致函蒋氏，吁请释放陈独秀。这给了蒋一个台阶，蒋也送胡一个人情。陈独秀出狱后，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宴请。他们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发言：“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后来南京危急，陈独秀和潘兰珍便西去武汉。船过安庆，他没有下船，不免感叹、悲伤，那是他的故乡。原配夫人是因父母之命结合，生了三子二女。两个儿子因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杀害，长女前去收尸，不允，在上海暴病身亡。夫人在悲苦之中煎熬，直至去世。第二次婚姻是和妻子的妹妹结合，两人个性不和，又分手了。念及往事，陈对家人深有歉疚之情，这使他更加珍爱潘兰珍，好发脾气的他，从未对潘兰珍发过脾气。

陈独秀树大招风，各色人等不断来访，还有国民党特务监视，他深感武汉乃是非之地。加之日机不断轰炸，他们在友人的帮助下，西去重庆后又上溯90公里到达四川江津县。故乡安庆失守，儿子陈松年（陈前妻的三儿子）带祖母、妻子及孩子也到四川。那时一家六口住在一起，养母已失明。陈独秀亲侍汤药，亲手喂饭。潘兰珍更是孝敬如母，每日不厌其烦地为婆母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揉腰。她不断受到婆母的夸奖。一家人挤住在一起，难免会有矛盾，潘兰珍总是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无米下锅，潘兰珍当了自己的戒指和耳环，并不告诉家人。

陈独秀历尽人生坎坷，晚年尤其不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潘兰珍这位年轻的妻子陪伴。陈松年回忆说：“她（指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了。她平时少言寡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都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生。”

不久，儿子、儿媳分别到学校去教书，陈独秀一家也离开了江津县城这个有大量难民涌入的嘈杂之地，到了山村鹤山坪，一个四周高山耸立、人迹罕至的地方。没有想到，陈独秀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人们注目的地方。鹤山坪杨氏山庄，是当地豪门。庄主在外地工作，得知陈独秀到了他们那儿，便立即通知家人腾出最好的房子妥为接待。

晚年，在陈独秀和病魔的斗争中，潘兰珍终日相伴。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瞑目长辞，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说完后，他拉着妻子的手去世。

遵照陈独秀的遗言，潘兰珍在四川一农场劳动四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一小学校食堂工作。此后，潘兰珍也曾迫于生计与一个国民党军官结婚，但新婚不久，丈夫就去世了。生活的困苦，加上亲人的接连去世，潘兰珍的精神备受打击，她不幸患上了子宫癌。1949年10月31日，潘兰珍在医院去世，享年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