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祖宗之法在其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许多政治家利用祖宗之法为武器，对君主进行规劝，有效制约了宋代君权的无限扩张。

另一方面，宋代的祖宗之法也有其僵化的一面，众所周知，王安石推行变法之时，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批判，这些批评王安石变法的人大多高举“祖宗之法不可违”的旗帜，这种观念给王安石的变法带来了极大阻碍。

我们不禁感到好奇的是，宋代的祖宗之法究竟如何形成？中国古代的这种祖宗文化又从何而来？

一、从两汉故事到宋代祖宗之法

1、从先秦祖宗到两汉故事

众所周知，西周时期开始推行宗法制度，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严格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宗法等级制度培养了中国古人对于祖宗的敬畏之心。

在现存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上，都出现了敬奉祖宗，祈求祖宗赐福的词句，如“用夙夜享孝于宗室”（《殷周金文集成释文》）。

这里的宗室是指宗族，意思是说日夜用贡品孝敬宗族祖先。

这种敬奉祖宗的思想在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演变为尊奉祖宗成法与血缘等级秩序的理念。

这种理念在西汉时代进一步演化为各种“汉家故事”，成为历代汉朝统治者参考乃至尊奉的一种典制。

所谓故事是指事例，这种事例一旦发生过后，在被后世援引之时，就成为了一种范例和故事。

如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与都护甘延寿矫制发兵，出击匈奴郅支单于并获得成功。事后，汉元帝没有追究他们擅用职权的罪过，还“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汉书》）。

所谓“郑吉故事”是指，汉宣帝时，郑吉击破车师、迎降日逐王，威震西域。汉宣帝下诏褒奖他，封他为安远侯、食邑千户。

由此，对郑吉的处理变成了汉代处理涉外战争事件的范例，成为一种“两汉故事”。

由此可见，在家国紧密联系的帝制时代，帝王的“祖宗”享有家长与统治者的双重权威，“祖宗故事”从汉代开始成为许多统治者反复念叨的口号，尊奉祖宗故事也成为许多政治家的实际行动方针。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故事”较之笼统的尊奉祖先具有更强的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依旧有限，许多汉代帝王并未遵循“故事”，甚至改变了“故事”。

2、祖宗成法约束力的加强与宋代祖宗之法

时至宋代，发端于两汉故事的这种祖宗成法的约束力进一步加强，最终形成了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宋代“祖宗之法”。

这种祖宗之法直接起源于五代十国的动乱。宋太祖见到五代十国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武人尾大不掉，所以制定了一套祖宗之法，其指导思想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宋史》）。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宋代的祖宗之法出发点并非提高国力或处理某些问题，而是从防范国家危机的角度出发，处处设限，提高皇权稳定性。

这种祖宗之法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北宋初期四位帝王的统治。

宋太祖统治之初，致力于化解五代时期武将威胁皇权的局面，努力从军阀转型为汉家天子。因此，他屡次与赵普说及，他要“使子孙谨守法度”（《宋史》）。

宋太祖试图通过确立某些祖宗之法稳定朝政，确保子孙统治稳定的心态于此可见一斑。

宋太宗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了赵匡胤的皇位，在皇位合法性上有所不足。所以，宋太宗为了体现其继承皇位的合理性，获得朝臣的认可，宣布全面继承宋太祖确立的诸多法制。

他在即位诏书中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治，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这句话是说，宋太祖努力奋斗近二十年，创立了防范弊端，规范国家运行的制度，我作为继任天子将全面继承宋太宗的路线，不会有所逾越。

此后，祖宗之法经过宋真宗的进一步完善，在宋仁宗时代彻底成熟，被正式称作“祖宗家法”，反复出现在各类臣子奏议中。

二、宋代祖宗之法的内容与影响

1、何为祖宗之法？

那么，宋代的祖宗之法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

宋代祖宗之法包含的首要内容就是“崇文抑武”。公元960年，宋太祖通过黄袍加身取代后周登上皇位之后，一直萦绕在赵匡胤心头是如何避免宋朝成为新的短命王朝。

正所谓“五代为国，兴亡以兵”（《新五代史》），五代的迅速更迭就是因为武人势力过于庞大。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抑制五代以降日渐壮大的武人势力，努力倡导用文人治国，迫使之前嚣张跋扈的武人接受文人与武人平起平坐甚至文人重于武人的现状。

宋太祖的对武人的疑心在他说过的一番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道：“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简单来说，宋太祖认为，选用精明强干的文臣作为地方大员，即便这些文臣都是贪官且能力平庸，所带来的危害也要比一个地方武将掌控权势带来的威胁小得多。

正因如此，宋太祖上台后，精心策划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用和平的方式迅速解除了功臣宿将的军权，中央再也没有与之抗衡的人物。

在地方，宋太祖取消了藩镇统辖的“支州”，将绝大部分地方行政权收归中央。

随后，宋太祖又以文臣掌管诸州军事，逐渐解除节度使的兵权，彻底改变了唐末五代以降节度使手握重兵的局面。

不仅如此，宋太祖还将各地精兵都收归中央“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择精兵……聚之京师”（《涑水记闻》）。

也就是说，宋太祖将各地优秀兵员都集中到禁军部队中，极大地削弱了地方军事势力。

这些重文抑武、抑制武人势力的策略为宋太祖以后的历代宋朝帝王继承，成为宋代祖宗之法的核心内容。

宋代祖宗之法的第二个核心内容就是分权、制约与平衡。宋代祖宗之法的基本精神就是“防范弊端”。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开拓进取，而是避免出现问题。

如宋太宗曾对人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杨文公谈苑》）。

在宋太宗看来，外在的军事压力是可以有效预防的，不必太过担心，反倒是内部臣子、武将的叛乱难以预防，最为恐怖。

这种防范思想贯穿了宋代所有的制度设计。宋朝政治架构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防范文臣武将篡夺皇位；如何禁止百官组成朋党；以及如何消弭地方势力等等。

具体来说，在中央层面，宋代中央的行政权、军权、财政权相互分离制约。参知政事等处理政务，枢密院专管军务，三司专管财政，互不统属，加强了中央集权。

2、祖宗之法的正反两面

从积极的一方面来看，宋代的祖宗之法有效地遏制了武人乱政的风气，稳固了政局，保证了宋代政府的长治久安。

此外，宋代的祖宗之法讲究程序，倚重事先形成的规范，“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宋史》）。

这种行政程序为先的执政理念有效地提高了行政的客观性，避免许多人治因素的干扰，体现出宋代官僚体系的高度发达。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祖宗之法中蕴含着一种不杀士大夫的潜规则。尽管，历代宋朝皇帝没有明令颁布相关条令，但在实际施政中，历代皇帝都极少诛杀文臣。

这种尊重士大夫的祖宗之法成为了宋代政坛一种无所不在的政治原则，反过来束缚了宋代君主的权力，使得宋代君主不能肆意妄为。如此一来，一定程度上，宋代政治呈现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另一方面，宋代的祖宗之法有时矫枉过正，变得过于僵化，结果适得其反。

例如，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之时，曾提出了“祖宗不足法”的先进理念，就是有感于宋人墨守成规的风气。

遗憾的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祖宗之法不可违”，于是，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使得王安石变法一度受挫并最终失败。

三、总结

西周宗法制度确立以降，祖宗就在中国文化占据了核心地位，崇敬先祖几乎成了每个中国人的信念。

时至西汉，这种信念进一步发展，祖宗确立的各种规则与做法成为后世子孙效仿的范例，后世史家将其称作“汉家故事”。

不过，“汉家故事”还仅仅是一种祖宗先例，从情感上说，后世子孙应该遵循祖宗的做法，但实际上，这种汉家故事缺乏有效的约束力，一些帝王无视甚至篡改这种汉家故事。

到了宋代，为了遏制武人势力、确保宋朝政治稳定的祖宗之法正式出现，这一套以防弊、崇文抑武为核心的祖宗之法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历代宋朝君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这一套祖宗之法。

但是，需要记住的是，祖宗之法一方面保障了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祖宗之法也使得中国古人有时墨守成规，不懂变通，使得诸多变法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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