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天，在河北113师驻地大门口，来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虽然拄着拐杖，但浑散发出的气质却不一般，径直朝着里面走去。

站岗的哨兵见状，连忙客气地将他拦下，并告诉他说：“老人家，这里是军事重地，进去需要有介绍信和证件。”

这的确是部队中的硬性规定，并非哨兵刻意为难。

烈日当空，老人发现自己的证件忘带了，不想为难哨兵，便对他们说：“让你们师长裴正飞跑步来见我。”

哨兵听到这个名字愣了一下，能够知道部队首长的名字，这个老人的身份肯定不一般。

于是，其中一人连忙跑到通讯室向上级报告了此事，裴正飞师长连忙朝着大门口跑去，哨兵这才得知，原来这个怪异的老汉确实大有来头。

他的名字叫做贺健。

为了革命改名换姓

1910年，贺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不愿早起，也不乐意干活，整日只想如何偷懒与玩耍。

在自传中，他很实诚地形容自己为：“生性懒惰”，如此不加修饰的形容，也暴露出贺健是多么真实的一个人。

除了对自己本性的形容外，贺健还在自传中写出了参军的真实原因。

与那些拥有远大志向的同志不一样，贺健参军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百姓，只是由于在家中常常挨骂，所以一心想脱离家庭，找一个自由快乐的工作。

不愿上学，也不愿下地干活，由于他太过于顽皮，总想着偷奸耍滑，家里人对他也是恨铁不成钢。

面对父亲的打骂，贺健实在无可奈何不敢反抗，虽然他混了点，但尊敬长辈这么简单地道理他还是懂得。

但是面对两位哥哥时，贺健就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了，哥哥们骂他一句，他能顶十句。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贺健，脾气十分急躁，行事粗暴蛮横又倔强。

1926年，刚刚16岁的贺健偶然间看到了贴在县城的征兵广告，他觉得自己在家不被重视，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还整天要干活，于是便决定进城报名参军去。

而且他还听说，当兵的都很威风，日子十分逍遥，于是在给家里人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既然都不喜欢我，那我就去当兵了，原谅儿子没法在你们二老面前尽孝了。”

贺健的两位哥哥看到上面的字后大惊失色，连忙带着父亲往县城赶去。

正当贺健准备踏进县城的大门，就被紧随而来的父亲给逮回家了，他第一次参军以失败告终。

对于参军，父亲十分不理解，觉得他只是想偷懒，便又揍了他一顿。

贺健不服，但这是自己的老子，总不能跳起来跟他对着干吧？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听着父亲的教诲，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但却依旧没有放弃参军闹革命的想法。

后来，黄麻起义爆发，但此时的贺健还是愣头青一个，错过了这次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起义，后来每当他回忆起这事，就感到非常后悔。

1928年,18岁的贺健终于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村子里组织的赤卫军，积极投身于打土豪乡绅的运动中去，一改往日懒散的生活作风。

1929年，贺健又跟村子里的9人一同加入了红军，正式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士兵，一年后，由于表现优异，贺健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也逐渐变的成熟，明白了自己参军的意义。

不再只是为了“寻找一份快乐的工作”，而是真实地将“人民”二字放在了心上。

以往害怕早起害怕干活的青年，成为了一个意志坚定的红军战士，不怕苦也不怕累，甚至为了革命，还抛弃了自己以往的名字。

1937年，贺健被组织上派到了山西赵城工作，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他便将用了近30年的“喻安良”，改成了“贺健”。

之后，他便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工作和生活，就连儿子，也都跟着他一起姓“贺”。

胆大心细，有勇有谋

贺健来到部队后，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上前线打仗，最好能一直留在手枪排，却突然被组织任命为徐向前的警卫员。

贺健知道不是很愿意，他觉得自己除了打仗也不会别的，没文化又不会说话，脾气还臭，警卫工作肯定干不好，但组织上已经下了命令，他身为军人只能服从命令。

两天后，徐向前见到了贺健，笑着说：“听说你不愿意给我党警卫员，想继续当手枪队排长？先在我这干两年，学点机关上的东西，以后像打仗有的是机会。”

贺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首长放心，我一定好好工作，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陈赓与徐向前同为黄埔一期的学生，两人的感情十分不错，来往也比较多，久而久之，他就认识了徐向前身边聪明机警话不多的警卫员贺健。

1932年潢光战役，红十二师在师长陈赓的指挥下所向披靡，将敌人打的四处逃窜，最后一个残部也已经被包围。

6月13日下午，徐向前带着贺健在内的几位警卫员来到红十二师的指挥部，见到了师长陈赓。

当总攻开始后，徐向前拉着陈赓说：“走啊，出去看看‘热闹’。”

正当他们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时，突然一颗炮弹朝着他们飞来。

出来后，贺健就高度警惕，第一时间发现了飞来的炮弹，立即将右侧并排站立的徐向前和陈赓推下山坡。

“轰”的一声，贺健被掀翻在地，身上混着泥土和鲜血，昏死过去，好在经过抢救没有生命危险，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两位首长有没有事，得知他们都安全后终于放下心来。

陈赓特意前去看望他：“多亏了你啊，不然我和徐总指挥今天就要去见马克思了。”

对于贺健，许多相熟之人对他的评价都是“善打仗”，很难想象像他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竟然不是四肢发达只懂使用蛮力的莽汉，而是一个有胆识有谋略的将军。

贺健来到部队后最先担任的是红1师3团的通信员，他当时的班长是王必成。

几天后，他就参与了著名的花园战斗，并独自一人击毙1名敌人，俘虏2人，还缴获了轻机枪、步枪、手枪、子弹若干，团党委因此给他记了大功一次。

1931年，组织上为了加强基层干部储备，决定办一场基层干部培训班，贺健也成为这一期培训班的一名队长。

上课时，贺健十分认真，目不转睛地盯着教官看，但谁知有一次他竟因此挨了个批评。

当时李特正在授课，讲到防御阵地的设置时，他猛一低头看到坐在前排的贺健腰板挺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上，这要在平时，肯定能得到夸奖。

但谁知，李特却用教鞭指着他说：“你们的铅笔和笔记本，都是那些地下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搞来的，你一个字不写，一句话不记，对得起他们吗？对得起党的栽培吗？”

贺健却站起来说：“报告教官，你说的我全都记住了。”

李特不怎么相信，他才以为贺健是在找借口便生气地说：“那你把我刚才讲的东西背一遍听听，背错一条别怪我收拾你。”

谁知，贺健真的一字不漏将刚刚课上的内容重复了一遍，李特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怒火也消散了，对他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为什么不做笔记呢？”

贺健回答道：“报告教官，我没上过学，不会写字。”

这句话半真半假，他不会写字是真，但没上过学就纯属说瞎话了，之所以这么说还是害怕丢人，也后悔当初没好好学习。

贺健五伯就是村里的教书先生，他的两个哥哥都读了好几年的书，但他却不愿学习，父亲为此没少揍他，后来干脆一气之下让他辍学回家种地了。

即使这样，该有的惩罚他也逃不掉，李特罚他带着队员进行一次步兵排防御战斗训练。

贺健带着60个战友，将任务分配给他们，两个小时不到，防御阵地就已经设置完毕。

李特看到后脸顿时就垮了下来，这些阵地的设置与书上教的完全不同。

贺健兴高采烈地给教官解释，我排防御设置200米，对比教科书上特意减少100米。

苏联军事力量先进，有坦克有大炮还有飞机，但这些我们都没有，所以不能一味地只按照他们的经验来。

一个排大约在40人左右，基本上会有一台轻机枪，其他的作战武器就是步枪、手榴弹等，这样的配置来说能守个100多米就差不多了。

李特觉得他说的确实没错，又指着其他的几个射击掩体说：“一挺轻机枪，你怎么挖了4个掩体？”

“便于机枪转移阵地”。贺健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李特又看到贺健还设置了重机枪掩体，说明他已经具有了“超越射击”的意识，看了一圈后，夸奖他一番便笑着离开了。

除了纸上谈兵外，真正打起仗来，贺健也是有勇有谋，1930年东香火岭战都中，他一个人带着一个班绕后炸了敌人一门山炮。

1931年双桥镇战役，贺健想了个歪点子，让战友们换上国民党军装，在敌人撤退时故意混入他们之间，趁机夺取有利地形，轻而易举控制了周围阵地。

红军过草地缺少粮食，贺健就提议将牛羊骨头磨成粉，做成骨粉饼，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岌山反扫荡、郯城战役、马头镇大捷等等，贺健率领部下啃下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硬仗恶仗。

而贺健作战也是衷心热爱，也曾发誓一定要将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就连他结婚当天，都要打完鬼子才肯入洞房。

1942年，32岁的贺健已经是团长，却依旧孤身一人整日忙于战事，有战友担心他的人生大事，便做主给他介绍了个叫杨洪昭的姑娘。

谁知杨洪昭一听是他，连忙拒绝道：“不行，我怕他，他脾气不好总骂人。”

但谁知，二人相处一个月后，竟然真的决定举办婚礼结为夫妻。

婚礼当天，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高兴，贺健一大早便起来穿上了新的军装，收拾齐整准备去接新娘子。

谁知，当时刚好碰到日伪军前来扫荡，想要抢割农民的小麦，贺健一听立即召集部下，绝对不能让敌人糟蹋了老百姓的粮食。

“婚礼等回来再办！”丢下这样一句话，贺健策马奔腾率领部队出发了。

后来，成功将敌人赶跑，守护着农民将小麦收完，才风尘仆仆地回去，跟杨洪昭拜了天地入了洞房。

1970年，贺健这次来看儿子纯属一时兴起，再加上师长裴正飞对他来说也是老熟人了。

贺健来到门口后，发现证件忘带了，原本不想暴露身份的他只好对哨兵说：“让你们师长裴正飞跑步来见我。”

1955年时，贺健被授予少将军衔，如今的他也是总参军事交通部的副部长，算得上是位高权重，让裴正飞师长来见他也合情合理，更何况裴正飞曾经还是他手下的兵，是他亲自带出来的。

裴正飞一听自己老首长来了，兴高采烈地朝着门口跑去。一见面，贺健就说：“你这两个兵训练得不错，有原则。”

2008年5月4日，已经昏迷数日的贺健躺在病床上，突然大喊：“敌人上来了，你骑摩托车先走，把马给我留下！”

贺健将军那颗无比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老将军走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九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