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老爷子的父亲-任摩逊的颠沛流离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在贵州安顺市镇宁县。但是任正非只是新“贵人”，他的祖籍其实是浙江金华，祖父名叫任三和，来自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的任店村。

任三和有一门在黄宅镇远近闻名的手艺——制作金华火腿。他做出来的火腿色泽金黄、纹理明显，味道更是无可挑剔，深得吃货们的欢心，搁到现在的话，没准儿能上《舌尖上的中国》。老话说，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凭借这门手艺，任三和一家衣食无忧，后来还盖了一座气派的徽式四合院，这是中国商人的传统。北方商人建大院，南方巨贾造园林，千古一脉相承。

1910年11月16日，任三和有了一个小儿子，他给孩子取了个很出众的名字——任木生（看来这孩子是五行缺木啊），字摩逊，意为儿子长大后不逊色于任何人。

说起来还真有意思，任摩逊真的像他父亲希望的那样，自幼聪慧，好学善学，再加上家境殷实，大家都觉得任摩逊前途不可限量，将来是要“中翰林、点状元、做大官”的。

等到任摩逊读了几年书，他的父亲任三和老先生却不愿意再让他上学深造了，觉得读书再多也没有用，认识几个字会记账就行了，还是扎扎实实学门手艺更好。

任老先生还在大门正上方刻了“绳其祖武”四个大字，意思是要跟着祖先的足迹继续前进，后人应该继承父辈的手艺。任摩逊显然不这么认为，他更愿意做个读书人，而不是火腿大师傅，他要出去读书、见世面。父子二人就这样产生了冲突。

老话说“儿大不由爷”，最终，任三和做出了让步，让他的这个小儿子继续读书。这个决定深远地影响了任氏一脉的命运，在后来任摩逊、任正非父子两人最困难的岁月里，任摩逊再三跟任正非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让他千万不要放弃学习。

1931年，任摩逊考上了北平民大经济学专业，随后在父母族人的期许中去学校就读，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看到结局的故事：读书、结婚、继承家业或者做官……

但是，世事难料，这一年，局势骤变，日本入侵东北。天下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任摩逊和满腔热血的同学们不甘心做亡国奴，开始积极地参加各种救亡运动。

孰料祸不单行，任摩逊在大学读了三年后，他远在浙江的父母相继病逝了。这对任摩逊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是感情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二是经济上也失去了来源，他没有办法再上学了，只好辍学回家。

回到故乡后，任摩逊先后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南京农业职中任教，以维持生计。

1937年，机缘巧合之下，颠沛流离之中，任摩逊因同乡介绍，来到广州国民党412军工厂做会计。这个工厂主要生产防毒面罩，是军工产业的边缘产业，随着局势的发展，工厂先是迁到了广西，再从广西迁到了云南，又从云南迁到了贵州。

当时，烽火连天，每个人都是朝不保夕，谁也不会想到，412军工厂这段工作经历后来会给任摩逊及其家族带来那么巨大的影响，在未来的岁月中，整个家族因为这件事灾祸不断。

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让热血青年任摩逊丧失对人生和国家的热爱。他私下里宣传抗日，组织讨论会，举办读书会，用行动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这个读书会里，人才荟萃，后来出了不少地方高级干部。

很快，任摩逊办的读书会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务们准备抓捕他。

危急关头，任摩逊不得不另做打算，以送同乡回老家为由，离开了工厂。可他回到老家后也备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为摆脱一路尾随纠缠的特务，他佯装得了恶疾，让村里人用轿子把他抬到当地的火车站。特务怕被传染，不敢靠近阻拦，任摩逊就这样机智地逃离了家乡，这一去，青丝变白发，天涯漂泊，如小舟逝于江海，再未归港。

为了不给老家的人带来麻烦，也为了找个安全的避难所，任摩逊乘着继续南下的火车再次返回贵州，在这个“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西南山国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漂流。

至于浦江的那个家，任摩逊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1995年5月，已经85岁高龄的任摩逊，在儿子任正非的陪同下，最后一次逛了浦江县城，父子俩拍照留念，不知是近乡情怯，抑或是怕睹物思人，任摩逊最终没有迈进家门半步。

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人间万事消磨，任摩逊经历了种种生离死别，到头来恍有人生如梦之感，自故园返回贵州不到一个月，任摩逊与世长辞。

贵州过去是多以偏远闻名于世的，不论是“黔驴技穷”还是“夜郎自大”，都是在暗暗地表达这一地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距离感。往事越千年，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如今的贵州已成为中国的大数据之都，因为气候凉爽、利于散热，可以为互联网公司节省不少电费的支出。

可在任摩逊所处的年代，贵州还是非常落后的。不过冥冥中自有定数，当年重返贵州后，任摩逊再执教鞭，结识了他此生的灵魂伴侣——程远昭。

程远昭是贵州人，在这个西南山国长大。非常幸运的是，就在同龄人结婚的年纪，她在父母的支持下念完了高中，在当时，她在当地算是个“大”知识分子。结识任摩逊之后，程远昭更是见贤思齐，不断自学精进，最后成了一名数学老师。

任摩逊和程远昭结婚后，举案齐眉，相敬如宾。1944年10月25日，任摩逊和程远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一年，任摩逊34岁，程远昭17岁。

家有添丁之喜，国有动荡之忧，看着这个呱呱坠地的儿子，任摩逊忧从喜来，想到自己北上京华读书正是青春放歌之际，孰料国破家亡、山河破碎，自己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颠沛流离，历经各种是非、无数成败……

任摩逊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以后的人生中能明辨是非，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磨难所败，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所以他和妻子认真地为这个孩子起名为任正非。这是他们的期盼，期盼这个孩子未来可以正本清源、明辨是非，这也是他们对孩子的祝福：江湖千秋磨难，任我行。

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在那里，他创办了镇宁民族中学，他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他的一生如同枝叶掩映的春泥，不为人知。

当时任家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任正非曾回忆说：“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有盐炒菜的人就是富人了。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们和城市的孩子比起来，认识确实太孤陋寡闻了。”

不过，随着家里的孩子日渐增多，生活就变得捉襟见肘，任摩逊最小的儿子1956年出生，整整比任正非小十二岁。

那时，任摩逊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育上，家里的担子只有程远昭一个人扛。虽然如此，她却从不抱怨，朴实善良、性格开朗的她成了这个九口之家的顶梁柱。

前有孟母三迁，后有岳母刺字，都雄辩地证明了娶妻娶贤的重要性，程远昭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妻子、伟大的母亲。

当时，程远昭最大的使命就是保证一家人活下去，她总是把其他人照顾周全了才顾得上自己，平日里张罗着家人吃上饭，她自己便开始拾掇灶台，等活计都干完，家人又都吃完了饭，她又得开始忙前忙后收拾，吃不上饭成了常有的事。

程远昭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女性和知识女性的优良品质，她勤劳、耐苦、慈爱，生完孩子当天就下地做饭，忍饥挨饿时而有之，同时她也上进、努力、不服输，在教学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全家人活下去……她的这些特质深刻影响着年幼的任正非，是他不服输、开朗个性的源头。“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诚不我欺。

生活艰辛，可无论怎样煎熬，任摩逊夫妇从不多吃一口粮食，他们家那时就已经很“时髦”，实行“分餐制”，但不是为了避免传染疾病和远离病毒，而是共餐这种模式下，大孩子会多吃，年龄小的孩子吃得少，因为粮食总量不够，就会有人饿死。他们给每个孩子定量，不能争抢，这样尽管大家都忍饥挨饿，但保证了没有一个孩子饿死，这样“残酷”的规则，保证了家族的完整性，而程远昭那份本就不多的口粮经常出现在饥肠辘辘的孩子的碗里。

任摩逊是一个性情沉稳、低调内敛、不苟言笑、认真严厉的老知识分子。在“文革”前多次运动中，任摩逊都很低调，所以没有受到冲击，但这次他没能躲过去。

虽然1958年任摩逊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入了党，但因他曾经在国民党军工厂工作，以及他积极的革命进步意志，造反派给他扣上了“修正主义”的罪名，他很快就被打倒了。

在此期间，任摩逊常被造反派推到大街上游街示众，那个时候流行给他们这些“五类分子”头上戴高帽，脸上涂上墨，让他们在众人簇拥中接受批斗和拳脚，人格尊严荡然无存。

有一次，任摩逊曾经的学生指着他质问：“开学第一天，你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我们宣扬孔孟思想，你承认不承认？”

这个学生指的“宣扬孔孟思想”是什么呢？其实是任摩逊在开学典礼上引用了孔子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希望同学们珍惜时间，努力学习。但在当时，这也成了罪名。

见任摩逊不肯承认，这个学生举起一根柴棒就朝任摩逊背上打去，力度之大，柴棒直接在任摩逊后背上断成了两截。

多年之后再谈起，任摩逊还开玩笑说，得感谢那根柴棒，它要是结实一点儿，自己肯定要被打坏的。

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遭到了这样的待遇，许多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任摩逊在动荡的时代依然坚持顽强的信念，他一直在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因为他还有七个儿女要养活，他们都还小，更何况长子任正非正在读大学，这一切都成了他坚不可摧的希望。

任摩逊心心念念着儿子的学业，希望他不要因此受影响。程远昭在写给儿子的家信里也对丈夫的遭遇绝口不提，两个人给任正非搭建了一个虚拟的“太平人间”。

得益于程远昭的隐瞒，任正非才能安心学习，他在高数、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简易逻辑和哲学等学科上下了很多苦功，同时自学了三门外语，后来他到世界各地出差，好多时候都不用翻译，就是源于此时打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