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如此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总理也得到人民的充分尊重,才会有历史上经典的一幕场景——“十里长街送总理”。
周总理与董必武
周总理称得上新中国成立后最伟大的总理,立下的丰功伟绩,更是数不胜数。但是,一人挑起国家内外事务,总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这时,另一位能胜任“代总理”职务的人出现,还是由毛主席亲自挑选。
此人正是被称为“现代谍战大师”董必武。他的身上有哪些魅力?为什么被选任代总理一职?就任过程中又有哪些显著成就呢?
董必武
提到“谍战”,不得不说国民党军统一把手戴笠。他的名气虽大,但成就远不如董必武,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信仰不同,这也是董必武能名扬千古的原因。
不过,董必武的成就全都是靠着脚踏实地地努力得来的。
1886年,湖北黄安县城南街的一户穷酸教师家中,传出阵阵婴儿啼哭声,这便是他的出生。
董必武
因为是旧知识分子的教育,董必武不得不听从父亲的安排,大小跟在私塾中旁听学习。无论严寒酷暑,桌子前永远都有他小小的身影。
皇天不负有心人,董必武在18岁时考中秀才,但是,晚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导致这条科举制度并非读书人建功立业的最佳选择。
董必武
当时,新式学堂已经在各地兴起,而董必武也跃跃欲试,但“创业未半”,却率先遭到父亲的阻拦:“往年中举走上仕途的人比比皆是,假以时日,你必定能有所成就。那些不伦不类的新式教育,不过是一时风光,难成大器。”
他没有像往常一般,接受父亲的教育,而是勇敢地反驳,说:“封建科考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国人的需求,是时候推翻了!”
董必武
这是董必武第一次反抗父亲的安排,也是他踏上革命道路的垫脚石。
1905年,董必武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武昌的文普通学校(今湖北省第一中学)。在学习期间,他接触到真正地、完全的新式教育,产生更加积极的态度,甚至还剪去辫子,加入到辛亥革命的队伍中。
左二董必武
对于董必武而言,痛恨封建制度与向往新式思想的两种观念交织在一起,再次突破新的方向,提出“革命非有武装不可”,而且还给自己起了“璧伍”的外号,与“必武”同音。
可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董必武却并没有因此磨灭自己的信心,反而异常坚定,前往日本留学,因与孙中山结识,成为中国革命党(后改为国民党)一员。
董必武
当时,孙中山慧眼识人,一下子看中他身上独特的毅力,甚至还耐心地指导过他:“革命并不是侥幸成功的,要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改正错误,以最优的办法,坚定地走在革命道路上。”
董必武深受孙中山的鼓舞,其全身心是为了普罗大众的利益着想,可以称之为纯粹的革命家。
右二董必武
因此,在俄国十月革命的事件影响下,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恍然大悟:“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必须坚持走列宁的道路。”
1919年,董必武学成回国,决定创办新式学校,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
当时还发生过一次变故,由于创校合伙人中途退出,资金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身边好友都在劝董必武放弃创校的计划,利用留学经历,谋份稳定高薪的工作。
董必武
然而,他依旧坚定地摇头,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能换取众人的清醒与反抗,牺牲我一人又何妨。”
那段时间,董必武节衣缩食,甚至将自己唯一一件长衫出售,只为让学生们都获得《共产党宣言》等优秀共产主义书刊。
他本可以只求荣华富贵的社会名流,却为了理想甘愿过着这样贫寒的生活,其精神深深感染着学生,也让他更加坚定走上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
毛主席与董必武
1921年6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董必武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成员,受邀前去参加。而当时年仅28岁的毛主席也出现在会议上。
两人志趣相投,相谈甚欢。这段革命友谊开始于此,一直持续到他们逝世。
之后,董必武接受组织的安排,在全国各地负责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工作。他还在马克思主义(后改为中央党校)中主管教学工作,算是革命老前辈。
董必武
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与周总理一同领导南方局的工作,主要负责领导特工与统一战线。他年长周总理12岁,但期间的成就却不相上下,尤其是四名“座下弟子”,更是名震一时,流芳千古。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接过国民党的大权。但他私欲过盛,妄图以强权主义,获取巨大利益,因此将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
在抗战最初,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全境陷入巨大危机,而后更是以“特务”挑破叛徒,致使我党受损。
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蒋介石以“军统局”盗取情报,中国共产党则培养出绝佳的“地下党组织”,瓦解敌人的阴谋。要抡起其中巨大奉献着,周总理排第一,第二则是董必武。
熊向晖、沈安娜、郭汝瑰、韩练成。这四位由董必武一手调教出的情报人才,为革命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熊向晖
1936年,熊向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他在胡宗南的手底下工作。
1947年,董必武接替总理职务,成为南方局的领导人,而熊向晖更是在他的帮助下,传递出诸多情报,其中有胡宗南“闪击延安”的关键信息。
毛主席曾经称赞过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以抵得上几个师。”而熊向晖的成就离不开董必武的指导。
董必武
“传奇女谍”沈安娜,本是富家千金出身,机缘巧合之下加入我党,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工作人员。在董必武的帮助下,她打入国民党内部,担任高层会议速记员,曾近距离接触蒋介石。
沈安娜拥有绝佳的记忆能力,会议上的内容基本上都能默写,为我党搜集众多重要情报,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沈安娜
解放战争时期,郭汝瑰在国民党内部担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深受蒋介石的信任,称得上位高权重。但是,他却是隐藏多年的红色特工。
1928年5月,年仅21岁的郭汝瑰光荣入党,后来留学深造。在国内形势巨变的情况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后为了能上抗日战场,加入国民党军队。
不过,他始终没有抛弃自己的红色信仰,尤其与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的接触下,他回归组织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董必武
1945年,郭汝瑰几经辗转,终于与组织取得联系,并获得董必武的直接领导指挥。彼时,他也深受蒋介石、陈诚等人的重视,顺利晋升高位,能够获取更多国民党机密情报。
四川解放期间,郭汝瑰带领率领部下起义,破坏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夯实解放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临终前,都想要搞清楚郭汝瑰的真实来历。可见其卧底在国民党内部的计划十分完美,这离不开董必武的成就。
韩练成
韩练成是孙中山在北伐战争时期的先头兵,期间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可惜,蒋介石背叛大革命,他不得不留在国军内任职。
中原大战中,韩练成于蒋介石有救命之恩,没过多久,直接被提拔成“黄埔嫡系”,得到蒋介石的重用。然而,他在期间内始终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进一步确定加入我党的决心。
韩练成
1946年,韩练成由于兵败被俘,因此归降于我党。在《董必武年谱》记载中,他曾与董必武在上海白崇禧公馆内会面。而后以“侥幸逃生”为由,再次回到国民党队伍中。
蒋介石见爱将失而复得,非但没有怀疑,反而还通电昭告全军,称赞韩练成有勇有谋。
韩练成一边迎合着蒋介石的赞美,一边秘密给董必武传递情报。最后借何应钦之手投身解放军阵营,离间蒋介石与何应钦达成对的共同战线。
前排左一董必武
董必武在隐蔽战线中,为我党培育出这四位绝佳的谍战专家,可见其能力。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委任为第一代副总理,与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等人并担大任。
不过,在四名副总理中,董必武是唯一成为“代总理”的人。除了他本人能力卓越,其中也离不开毛主席的权衡利弊
1949年12月16日,毛主席秘密访问苏联,被称为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外交,成功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1950年初,主席在莫斯科向国内的周总理发来电报,内容如下:
毛主席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已经同意周总理来访苏联,共商中苏新条约,请尽快赶来。
周总理对这一历史突破感到喜不自胜,但是,他马上又陷入新的难题:主席与总理都不在,谁能来操持国内大局。
要知道,建国之初,国内与国外形势并不太平。尤其是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势力依旧对大陆虎视眈眈,甚至全国各地都有国民党余孽,等待制造混乱的机会。
毛主席
之前毛主席前往苏联时,特意留下周总理。如今总理也要离开,但国内的各项工作不能停滞,因此,选择一位事无巨细且德高望重的国家代理“管家”尤为重要。
当周总理询问毛主席的意见时,主席脱口而出:“董必武,我对他非常放心。”总理肯定地点头,附和着说:“他是老革命,完全能够担得起处理国家大事的职务。”
董必武
然而,令周总理没想到的是,董必武在得知毛主席的安排后,第一反应是拒绝:“我年纪很大,恐怕会力不从心。”
“无论如何,你都要接过这份‘代总理’的任务,组织和人民都非常信赖你。”
周总理将其中原因娓娓道来,解释董必武担任‘代总理’的重要性。
董必武
董必武恍然大悟,肯定地说:“只要组织和国家需要,我必定会不负所托。”
1950年1月10日,周总理以“外交部长”的职位,第一次抵达莫斯科。而国内的董必武则根据当时中国国情,给自己下达命令:绝对不允许饿死一个人。
新中国成立后,万行万业百废待兴,但更棘手的是粮食问题。尤其是豫东、皖北、河北等地区,闹起严重灾荒,百姓们哭天喊地,急需活路。
董必武
董必武上任后,亲自给各省主席写信询问当地的灾荒情况,并号召全国人民募捐救济粮食,并派人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与不良居心的小人的破坏活动,维持灾民的稳定情绪。
另外,他还提出:“光靠救济是不行的,我们要自产自救,发展副业生产。”
董必武
在董必武的号召下,将近22亿吨的粮食被运往灾区,极大解决灾民们的生存问题,各行各业也都在缓慢恢复中。而后,他又修订法律、禁毒等方面,巩固新中国的秩序。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董必武足足召开8次政务会议,参与50多件重大国家事务。他有时两点才能入睡,但更多时候是通宵工作,其工作强度可见一斑,也能理解他排在“代总理”第一位的关键性
毛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董必武已经63岁,但依旧满怀激情,一如从前。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归来后,他隐居幕后,继续为国家和人民做实事。
1975年,董必武在北京去世。他将毕生精力全部献给解放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及新中国建设事业,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世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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