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先后在“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中取得胜利，国民党南满重镇梅河口暴露在我军眼前。

梅河口地处战略腹地，是联通南满各军事重镇的枢纽，被国民党列为东北地区五大战略要塞之一。

梅河口暴露后，我军决定调整斗争策略，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一鼓作气拿下梅河口，打乱敌人“先南满后北满”的军事计划。

“剿共”总司令杜聿明向驻守此地的国民党184师下达死命令：务必死守，不许突围！面对这种“不人道”的命令，184师上下竟然没有一人反驳。

事实是，早在1946年，这支军队就曾得罪了解放军。

而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命令也印证了这一点：“对此地之敌军，凡经过战斗打响者，即坚决歼灭之，勿中途接受其起义。”

184师到底做了什么事，为何遭到东北野战军的嫉恨？梅河口战役的结局如何呢？

海城起义：国军内部第一次成建制起义

184师前身为“云南王”龙云的滇军，隶属于国民党第60军。

抗日战争期间，滇军曾经立下汗马功劳，除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之外，滇军参与的台儿庄战役，还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大捷。

面对日军两支主力的轮番进攻，滇军抵抗了27个昼夜，最终以伤亡1000人，剿敌3000人的战果，阻挡了日军的数次强攻。

台儿庄大捷后，苏联顾问来到184师进行采访。面对整齐的队列，抖擞的精神，苏联顾问真挚地称赞道：

“184师不愧是地方军中的主力，如果中国有30个184师，完全不用惧怕日本的挑战。”

而八路军对于滇军184师取得的战役，也表达了赏识和称赞。

但是，在蒋介石眼里，184师风头太盛，势必影响国民党中央军的地位。因此，他不仅没有对其嘉奖，甚至密令杜聿明分化、削弱、打压滇军的势力。

在蒋介石心里，防止“地方军阀和共军在抗日战争中坐大”是比抗日还要重要的事情。

1938年，滇军从山东战场撤到后方修整，但蒋介石根本没给他们休息的时间，命令他们火速前往武汉抗击日军。

筋疲力竭的滇军到达武汉战场后，与敌人展开激烈对抗。但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竟然撤回了184师两翼的中央军，把184师孤军暴露在日军眼前。

此时的184师通过正面强推，突出了日军重围，但此战下来，184师元气大伤。

好在龙云早就意识到了蒋介石的歹意，这才保证滇军没有被国民党完全稀释，也为日后滇军起义奠定了良好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开始把军事重心放在“剿共”上。在“剿共”战场上，蒋介石经常会让地方军阀冲在前方，而让国民党中央军坐镇后方。

他的意思很简单，让地方军阀和解放军相互消耗，国民党军队坐收渔翁之利。蒋介石的一系列操作，寒了184师一部分将士们的心。

1946年，杜聿明命令滇军6个师一齐前往东北作战，而潘朔端的184师则被派驻在海城，兵力铺陈在鞍山、营口、大石桥等地。

184师的师长潘朔端，曾经被蒋介石无理扣押两年，潘朔端率领的184师虽然身处国民党阵营，但很多滇军战士心中早就不满蒋介石的“区别对待”。

海城布防完成后，杜聿明派出一队情报人员进入184师各级指挥机构，名义上指导“通讯工作”，暗中监视184师各级干部的动向。

不仅如此，杜聿明还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主力布置在184师后方，防止184师后撤。

而184师的前方，是东北野战军林彪部队的主力，可以说，小小的184师正处在前后夹击的窘境：正面打不过，背面撤不了。

为此，184师只能修建防御工事，延缓解放军进攻的速度。

1946年5月，“鞍海战役”打响。

毛主席下令进攻重点城市“鞍山”“大石桥”和“海城”，在“旋风将军”韩先楚的指挥下，我军佯装攻击大石桥，引诱敌人将主力从“鞍山”和“海城”调往“大石桥”。

两座城市空虚后，我军主力迅速攻击“鞍山”，拿下鞍山后，马不停蹄向184师指挥部“海城”赶去。

战役打响之前，我军已经知晓184师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师长潘朔端与蒋介石有私仇，且184师多次被国民党中央军当作炮灰。

秉持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斗争上策，韩先楚去信潘朔端劝降。但是，接到劝降信的潘朔端却久久未曾回复。

起义复叛 野战军心中的一根刺

此时的潘朔端知道184师内部意见并不统一，550团长杨朝伦与国民党关系过于密切，所以潘朔端没有贸然受降，而是再次向杜聿明求援。

杜聿明怎会不知184师的困境，但此时的他正忙着接待前来视察的蒋介石，另外，他主观上也不想分兵搭救“地方军”。

救援迟迟不到，磨灭了潘朔端心里对国民党的最后一丝希望。他决定，向解放军投降，后世将这场起义成为“海城起义”。

朱德总司令听说此事后，亲自给184师潘朔端师长发电报，称赞他们：“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

“海城起义”，区别于以往零散的起义，是国民党系统内部第一次大规模起义，184师师部和下属552团全部归降东北野战军。

此时，大石桥还驻守着184师一个团。潘朔端起义之后，立刻要求大石桥守军550团放弃挣扎，投降解放军。

但是，该团团长杨朝伦接到了杜聿明密令，杜聿明在信中向他许以师长的职位，要求他监守大石桥，不得听从潘朔端的劝告、向共军投降。

杨朝伦此人极富野心，对潘朔端十分不服气，因此他接受了杜聿明的建议，固守待援。

看到550团没有起义的动静，韩先楚陈兵大石桥，亲自劝说杨朝伦投降，而杨朝伦既不主动进攻，也不出城投降，只是避而不出。

为了解放南满，韩先楚下令强攻大石桥。很快，550团失守，而杨朝伦盼望的援军和师长职位一个也没实现。

正在沈阳视察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气得大骂：“娘希匹，就知道地方军靠不住，偏偏我来督战的时候投降，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活捉团长杨朝伦后，韩先楚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于是咨询潘朔端。潘朔端其人心怀仁厚，希望解放军给杨朝伦等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军对归顺的184师表现出了极大地尊重和爱护，不仅没有取消他们的编制，而且让他们享受到了极高地待遇。

潘朔端留任184师师长，在潘朔端的举荐下，杨朝伦升任副师长。但正是对杨朝伦的任命，埋下了之后184师重新反叛的隐患。

与解放军相比，184师从将领到士兵每天吃得都是特供的白面馒头，在军饷方面也远超解放军，这在很大程度上滋养了一部分184师士兵们怠惰、傲慢的心理。

他们认为解放军对他们的优待，因为忌惮他们的实力。

更严重的是，在副师长杨朝伦的撺掇下，184师近一半的将领开始抱团，每当解放军派出政委对其进行改编教育时，他们往往故作委屈的说道：

“解放军跟国军一样，只会欺负我们这些地方军。”

“解放军也有嫡庶之分！”

“还没有之前过得滋润。”

当解放军指示他们跟群众加强联系时，一些不和谐的再次出现：

“这是用人民群众教育我们吗？”

“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在群众们中间当展览品的。”

此种怪诞、无理、阴阳怪气的声音不绝于耳……

面对他们的无理取闹，我军将士们秉持着“友好团结”的态度一再忍让。但是，解放军的大度在他们看来，是“屈服”和“软弱”的表现。

潘朔端虽然打心眼里佩服共产党，也是真心归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事务繁多，无法时刻洞悉部下的心里，所以造成了“傲慢”“分裂”情绪在军中的蔓延。

直到杨朝伦率部反叛的那一刻，潘朔端才知道自己管理上的失误。

副师长杨朝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架空了潘朔端在184师的权力，他时刻惦记着杜聿明许诺给他的师长职位，不仅串联军官，甚至在下层士兵中塑造解放军的负面形象。

在他的包庇和鼓动下，一批将领恢复了往日在国军中养成的坏习惯：喝酒、打架、嫖娼、赌博等等。

1946年10月，国民党反攻南满，我军被迫转移。

在杨朝伦看来，我军已经渐入颓势，不再是他们能够依仗的强大力量，因此决定将反叛的想法付诸实践。

林彪：全歼184师

行动之前，杨朝伦亲自劝说潘朔端一起反叛，遭到了潘朔端的严词拒绝。

1946年10月底，伪军大部队踏上转移的火车。当夜十一点，火车外传来陌生集结号的声音。

半分钟后，以杨朝伦为首的1200多名184师叛军携带武器，冲下火车，向后方国军阵营跑去。

我军意识到，184师部分士兵再次叛变。

在潘朔端师长的安慰下，剩下1600多名184师士兵跟随解放军继续向北满进军。

到达北满之后，解放军立即把剩下的184师士兵打散、整编进东北民主联军部队。

杨朝伦等人的“白眼狼”行为，惹怒了辽东军区一众领导，林彪更是怒不可遏，直言：“遇到叛逃的184师，一个活口也不留，不接受任何人的再投降！”

回到国军阵营的杨朝伦，得到了杜聿明许诺的师长之位。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梅河口遇上184师，此时华野上下燃起了“雪耻”的信念。

此时的184师，虽然遭到了解放军的猛攻，但也没有丝毫后退的意思。他们知道，“解放军优待俘虏，但从不轻饶叛徒”。

丧失了起义筹码的184师，在梅河口附近筑起了坚固的防线，准备跟解放军决一死战。

“梅河口战役”对双方来说，打得都十分惨烈。

184师占据地利之便，从三个方向打退了我军的进攻。为了减少伤亡，韩先楚决定集中优势力量，强攻一个地方。

梅河口火车站成为了突破口，于是，解放军30团，对火车站发起猛烈进攻。而对面的184师拼命抵抗，30团即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没有在当天拿下火车站。

第二天，29团赶来增援。在两个团的联合进攻下，梅河口火车站的敌军被全部歼灭。我军循着火车站的缺口进入敌军核心阵地，与敌军展开近距离巷战、肉搏。

血战之后，我军终于拿下梅河口，消灭并俘虏敌军6000多人。但我军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牺牲干部150多人，士兵1300多人。

但是，叛逃的始作俑者杨朝伦却趁乱逃了出去。

之后，184师的番号被重建了3次。每当我军遇上184师，战士们都会牢记在梅河口战役牺牲的烈士们，因此184师只要碰上解放军，必然会损失大部。

1949年，龙云的继任者卢汉最后一次重建184师。

在龙云的授意下，卢汉率领滇军在云南起义，其中就有184师，而此时的184师的士兵早已经更换过几轮，已经没有了“反叛”思想。

而逃亡云南的杨朝伦担心解放军对其秋后算账，撺掇云南旧部龟缩深山，成为了人见人打的土匪。

我军在铲除云南匪患的过程中，连根拔除了以杨朝伦为首的滇军“毒瘤”。在老上级潘朔端（时任昆明市市长）的主持下，杨朝伦被公审枪毙。

结语

杨朝伦等人，不仅不感恩解放军的优待，甚至忘恩负义，屡教不改，下场只能说是活该。184师被多次歼灭的下场，也提醒那些叛军，解放军虽然有包容之心，但也绝不容许有人在底线上反复横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