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在云南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他和相爱的人挥泪告别

上海知青陈永才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因为他父亲的学术问题，高中毕业的陈永才没能参加工作，也没能去兵团，他无奈地选择了到云南偏远的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陈永才曾在云南省永德县李家寨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差点做了老队长家的女婿。虽然时隔几十年，陈永才对当年下乡插队的情况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今天就请陈永才老师给大家分享他当年在云南下乡插队的往事，聊一聊他在云南那段鲜为人知的情感经历吧。

陈永才是1969年4月24日在上海彭浦车站（货运站）乘坐火车离开上海的，那天到车站送行的人们随踵而至，熙熙攘攘，车站内外人头攒动，人声鼎沸，这么壮观的场面陈永才说有生以来他是第一次看到。陈永才的父亲当时刚下放到苏北农村参加劳动，是他母亲和他妹妹陪着他来到车站的。因为车站内送行的人太多，陈永才没让她母亲和妹妹进站，他帮母亲和妹妹擦掉脸上的泪水，哽咽着和母亲妹妹挥泪告别，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进了车站，他实在不忍心看到母亲和妹妹流泪的样子。

治疗图片来源网络

历时七十多个小时，火车抵达了云南境内的敦仁车站，敦仁车站已是铁路线的尽头，再往前行，只能再换乘汽车了。在敦仁吃过早饭，大家又坐上了带有拖车的敞篷卡车，一路黄尘滚滚，一路风尘仆仆，昼行夜宿，历时四五天的时间，陈永才他们终于到达了插队落户的目的地——临沧地区的永德县。在永德县参加了十几天的训练学习，陈永才他们五名男生和四名女生被分派到李家寨插队落户。

陈永才他们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寨是汉族人口较多的一个村寨，村寨里只有三十多户人家，汉族人口差不多有一半，其他少数民族社员也和汉族人的生活习惯差不多了，他们都说汉族话，除了穿衣打扮能分别出来，其他没有什么区别。

来到李家寨后，生产组的组长（队长）李志朋（退伍军人）把九名上海知青安排在了一座草房子里（泥土墙茅草屋顶），那座草房子分隔成了三个单间，两侧算两个卧室，中间是烧火做饭的地方（火塘）。

李志朋四十多岁的年纪，个头不高，很和善，知青们都称呼他李大伯。李大伯虽然没读过书，可他在曲靖当过几年兵，能读书看报纸，也会写字，算是寨子里的文化人。李大伯家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大的是女儿，叫李小英，小的是儿子，叫李大牛，在整个寨子里，老乡们都说李志朋给孩子取的名字最好听。李大伯的婆娘勤劳又善良，上海知青来插队，受累最多的就是李大伯的婆娘。

有了住的地方，李大伯安排他的婆娘和他女儿李小英帮忙做饭，知青们的吃住问题就算解决了。时隔几十年，陈永才还记得，他们第一顿晚餐吃的是香喷喷的大米饭，卷心菜炖腊肉，还有辣子炖鸡，那两只鸡是李大伯从他家抓来的。吃过晚饭，一名女知青问李小英厕所在哪，这下可难住了李小英，她好像不明白厕所是什么意思。

看那位女知青的表情，一定是内急，陈永才就跑到外面问李大伯，李大伯指着不远处的那片芭蕉树说：“在那给你们修建了茅房，不知道你们满意不满意？。”陈永才跑过去看了一下，是用树枝和茅草围起来的两个很简陋的露天厕所，一个厕所里放了两块长方形的石头，两块石头之间形成一个蹲坑。厕所虽然简陋，那可是李家寨唯一的一处厕所，知青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好在老乡家里养的猪和狗都散放，猪和狗会跑来帮知青们打扫厕所的卫生，这一点让知青们免去了很多尴尬。

那天晚饭后，李大伯简单地跟知青们介绍了一下寨子里的情况，他看陈永才个子高又是高中毕业生，就让陈永才担任他们知青集体户（小组）的户长，管理知青集体户的相关事项，带领大家学习和劳动。李大伯对陈永才的第一印象很好，他还开玩笑说：“陈永才，我家女儿长大了找女婿，就找你这样的。”

知青们来到李家寨的第二天早饭后，陈永才看房门口放着扁担和水桶，他挑起水桶就要去挑水，李大伯看到了，就喊李小英，让她跟着陈永才一起去挑水。一路上，李小英都在说个不停，问陈永才他们来李家寨干什么？问上海人也种田吗？还问陈永才以后还会回上海吗？尽管李小英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别扭，陈永才还是能听懂大概意思，只是陈永才不知该怎样回答李小英，他好像一下子也说不明白自己是来干啥的，更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回上海。

那次去挑水，李小英没让陈永才挑水，她说陈永才是客人，不能让客人挑水。后来知道了上海知青是来农村插队落户的，是来扎根农村的，李小英才让陈永才挑水。但每次去挑水，她都跟着去，生怕陈永才上坡时滑倒出现意外，因为她看陈永才挑水走坡路很吃力。

知青们在家休息了三天，熟悉了一下周边的环境，就跟着老乡们上工干活去了。第一天上工干活是去水田插秧，陈永才看插秧的都是婆娘和姑娘，他觉得自己是个男生，自己的年龄又最大，他不想和女社员们一起插秧，非要去跟着老乡学耙地。那位老乡实在是阻止不住陈永才，就简单告诉了一下耙地的要领。陈永才也不谦虚，他接过那位老乡手里的鞭子（赶牛用）和缰绳（控制耕牛的绳子），就学着老乡的样子站在了耙（一种长方形木制农具，下面有铁齿，能弄碎土块，荡平水田）床上，挥动了一下手中的鞭子，耕牛往前一窜，陈永才扑通一下倒在了水田里，弄的满身泥水，引得在附近插秧的婆姨们都哈哈大笑。

看陈永才摔在了泥水里，那位老乡吓了一跳，他急忙喝住耕牛，还没等他去拉陈永才，陈永才就爬了起来。看看满身泥水，陈永才虽然觉得很尴尬，可他不死心，他还要学耙地。那位老乡只好又告诉他，站在耙床上吆喝耕牛时，身体要前倾一些，要掌握好身体平衡才行。

按照老乡的指点，陈永才又站在耙床上，挥动了手里的鞭子。这下可坏了，耕牛往前一窜，陈永才急忙往前倾斜身体，结果没有掌握好平衡，一下子栽倒在泥水中，要不是那位老乡及时喝住耕牛，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第二次摔倒虽然没酿成大祸，可陈永才扭伤了脚踝，右腿肚子被耙钉（耙床上的铁齿）划破了一道血口子。

那天中午收工回家，是两名男知青搀扶着陈永才回来的。回到知青集体户后，李小英赶忙端来水盆让陈永才洗澡，她帮着陈永才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晾在了院子里的竹竿上。

那次受伤，陈永才在家休息了一个礼拜，才一瘸一拐地出工劳动去了。在家休息的那段时间，李小英和她母亲给了陈永才很多关心和照顾，每天都帮他清洗伤口涂抹红药水，还把家里的鸡蛋拿来给陈永才煮着吃。就这样，陈永才和李小英渐渐熟悉了，他从心里感激李小英。

火塘（资料图片来源网络）

陈永才的伤好了以后，李大伯就安排陈永才去管理生产队的菜地，负责菜地的浇水和除草，也负责给社员们分菜。当时管理菜地的一位婆娘要生孩子了，李大伯就让他女儿也去了菜地，和陈永才一起经管队里的菜地。李大伯还当着陈永才的面嘱咐他女儿：“小英，菜地的活你多干一些，人家上海知青在家没干过农活，你要让人家慢慢适应慢慢学习。”

转眼就是两年，看看一起来插队的那四名男知青都学会了犁地耙地使唤耕牛，也都学会了收割稻子和脱粒，各种农活基本都会干了，可自己只会种菜，陈永才就找到李大伯说：“我不想管理菜地了，我要跟大家一起到田间劳动，我也要为咱队里做贡献。”李大伯笑着说：“你弄来了上海的菜种，增加了蔬菜的品种和产量，也是在为咱队里做贡献，乡亲们还都夸你呢。还有你从上海带来的药，也帮助了乡亲们，你对乡亲们的贡献也不小啊。”

李大伯说的虽然有道理，可陈永才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天天在菜地和李小英一起管理草地，他总觉得大家都看不起他，都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其实，陈永才管理菜地确实付出了很多辛苦，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知青们和乡亲们都看在了眼里。大家背后也确实议论过他，但大家不是说他的坏话，而是在议论他和李小英，大家都说他和李小英挺般配的，两个人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知道了详情，陈永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受，说句实话，和李小英朝夕相处了这么久，要说自己没有对李小英动过心，那是假的。李小英长得很漂亮，勤劳善良又会关心人，陈永才发自内心喜欢李小英。可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他父亲还在苏北，妹妹又到东北下乡插队去了，她母亲身体不好，上海的家离不开他，他没办法考虑在云南结婚安家。

到了1971年年末，一起来插队落户的九名上海知青已有两人上调到公社和县里工作。那年县里招一名宣传干事，公社推荐了陈永才，可他因为父亲的问题，没能通过政审，错失了一次离开农村的机会。

1973年秋天，又有一名知青去了地区造纸厂工作，一名女知青去了公社供销社工作，陈永才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他顺利通过了各项考核，却最终没能通过政审，问题还是出在他父亲身上。

那年年末，其他知青都回上海探亲了，陈永才主动留下来守护知青集体户。其实，他也很想回上海看望母亲，可自己是集体户的户长，理应把方便让给别人。当时公社的要求是每个知青集体户都要有人值守（看家），就算没有人看家，知青集体户也没什么东西可丢，何况那里的民风淳朴，家家都是夜不闭户，从没发生过偷盗行为。可上级有要求，就得执行，万一出了问题，麻烦就大了。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往返车费也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支，陈永才把当年的分红都寄给了他母亲，他手里已经没有回上海的盘缠了。

知青们都回上海了，留在集体户的陈永才还是天天出工劳动，队里没有农活时，他就上山去担柴，陈永才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白天忙碌一天，他晚上也要看书学习到很晚。那期间，李小英几乎天天都到集体户来帮陈永才做饭，帮他洗衣服，陪他说话聊天，有时到晚上很晚才回家。

陈永才怕别人说闲话，就对李小英说：“集体户就我一个男生，这段时间你就不要来集体户了，免得对你影响不好。”李小英却笑着说：“我阿爸阿妈说了，你是个厚道人，我和你在一起，我阿爸阿妈都放心。”

就这样，陈永才和李小英之间也传出了不少闲话，有的婆娘竟然公开说李小英的肚子都大了，也该结婚办喜事了，大家都等着吃喜糖喝喜酒呢。对于这样的闲话，陈永才压力很大，可李大伯一家人并不在乎，照样对陈永才关心照顾，除夕夜还把陈永才请到家里，他们一起过年，一起喝米酒。

转眼到了1975年初冬，陈永才接到了他母亲的来信，说组织上结束了对他父亲的审查，他父亲已经回上海工作了，希望他能回家看看，父母都很想念他。来到李家寨插队落户五年多了，陈永才还没回过上海呢。陈永才提出了回家探亲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公社和县里的批准，那次去县里开通行证，李大伯让李小英陪着陈永才一起去的永德县城。那次回上海探亲，李大伯借给了陈永才四十元钱的路费。

在上海待了二十多天，陈永才就回到了李家寨，比规定的时间早回来了四天。那次从上海回来，陈永才给李大伯带来了阿司匹林，带来了一个手电筒和一盒电池，还带来一个小型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些东西都是李大伯经常念叨的好东西，也是李大伯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除此以外，还有上海的奶糖和点心，陈永才还为李小英买了纱巾和衣服。看着陈永才带回来的礼物，李队长（李大伯）一家人都很高兴，那晚陈永才在李大伯家喝醉了，他是怎样回到知青集体户的，他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1976年初秋，陈永才在菜地摘菜时，被一条小蛇咬伤了手指头，李小英发现那是一条毒蛇（青竹蛇），急忙找来一根绳子系在了陈永才的胳膊上，用嘴含住陈永才的手指用力吸允，吸了半天，看陈永才的手指发黑了，李小英害怕了，赶紧找来了她父亲。李大伯用剪刀划破了陈永才的手指肚，用嘴使劲吸允了几下，又找来解蛇毒的草药捣烂敷在了伤口上。过了好几天，陈永才的手还是紫褐色的。幸亏是一只小蛇，幸亏救治及时，不然的话，陈永才的性命都难保。

那年初冬，李小英跟陈永才提出了结婚的想法，陈永才却说他还没想好，婚姻大事要先征得父母的同意。春节前，陈永才给他父母写了信，说出了想在云南结婚的想法。春节过后，陈永才接到了他父母的回信，他父亲在信中说他妹妹在东北招工参加了工作了，想回上海也不容易了，让他看看能不能通过病退或其他办法回上海，父母都希望他回上海生活。

陈永才把他父母的回信拿给李大伯看，李大伯难受地摇了摇头说：“小英都二十二岁了，不能再等下去了。”可李小英不想和别人结婚，她说陈永才一天不回上海，她就不死心。

1977年冬季，陈永才参加了高考，他竟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李队长（李大伯）苦笑着摇摇头说：“这么多年，我枉费了一番苦心。”

1978年春天，陈永才离开了他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的第二故乡回到了上海。离开李家寨那天，李小英抱着村口的那棵大榕树呜呜大哭。那一刻，陈永才的心像刀割一样疼痛，可一边是父母，一边是爱情，他真的很难选择。带着遗憾和不舍，带着感激和愧疚，陈永才难受地和李大伯一家挥泪告别，坐着队里的拖拉机去了县城。

上海知青在云南（资料图片来源网络）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几十年的时间似乎就在转眼间，离开李家寨几十年了，陈永才再也没回去过，他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李小英。陈永才虽然一直和李小英保持着联系，李大伯生前他也经常寄钱寄物，李小英也说一切都过去了，她不怨恨他，可陈永才一直心存愧疚，他总觉得自己对不起李小英，一想起当年离开李家寨时李小英抱着大榕树大哭的情景，他心里就很痛。时隔这么多年，他至今难忘在云南插队落户的点点滴滴。

前段时间，李小英和陈永才视频聊天，问他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李小英还邀请陈永才再回第二故乡做客。这次陈永才答应了李小英的邀请，他说等天气凉快了，就和爱人一起去云南。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