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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毛主席经历了多天的跋山涉水，带领着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来到了迭部县境内。

在这里，战士们决定稍作休整再整装出发，因为他们知道在前方的崔谷仓村，蒋介石已经派手下埋伏了一支军队在等着他们，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当红军们到达崔谷仓时，非但没有遇到国军的半个人影，映入眼帘的反倒是一座座仓门大开的粮仓和堆积如山的粮食。

战士们心中大喜，这几十万斤粮食无异于久旱甘霖，让他们对接下来的战斗多了几分信心。

但共产党人历来光明磊落、纪律严明，所以在惊喜之余，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部部长的林伯渠拿出来他所掌管的财政大印，加盖一张借据交给了仓官之妻，欲等到今后时机成熟再来归还。

没想离开时因为行事匆忙，将印章也遗落此地。在如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的博物馆中，存放了这枚独特的银质印章。它静静地躺放在展柜里，馆内的灯光暗黄古朴，周遭显得静默而无声。

但那岁月侵蚀下发黑的印柄和依稀可见的暗红印泥，却时刻在为来往参观的人们诉说着那些峥嵘岁月里，发生在它身上的一段激荡人心的红色故事。

那么当时是谁留下了这些粮食？他又为何要帮助身陷险境的共产党？今天我们便以这枚旧印为引，一起走进岁月长河里，回顾那段可能改写了长征之路的历史篇章。

被迫长征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入侵变得越来越疯狂，华夏大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

诗经有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意为兄弟之间内部虽有分歧，但在遭受欺辱时却能一致对外。

然而在这个历史存亡的关键时期，本该是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共讨抗日大业的日子，蒋介石却始终秉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理念，置民族存亡大业于不顾，誓要将共产党这把燎原之火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年夏秋，在狼子野心的驱使之下，蒋介石决心发动对我党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行动。

当时国民党的实力雄厚，统辖着中国的广袤地区，还跟英、美、德等国有着密切的往来，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先进武器，中共中央的处境凶多吉少。

国民党部队

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历，蒋介石对此次的围剿势在必得。

他召集了大量的专家在庐山召开军事会，然后向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将领发出调令，在短时间内便集结了100万兵力，其中包括了66个师和5个独立团。

当时正值发展期的共产党想要正面对抗这个数目的国军，无异于天方夜谭。

汲取了之前失败的经验，蒋介石深知共产党就像是“沙漠中的仙人掌”，不仅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还浑身带刺，稍有不慎反而会被扎伤。

蒋介石

这次行动想要成功就必须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不能急于一时。他采纳了戴岳等人的策略，搞起了“堡垒政策”。

国军每到一地都不急于进攻，而是立刻修筑堡垒，要和我军来一次旷日持久的阵地战。

此时共产党的实力比之国军本来就远远不如，再加上蒋介石坚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交通和经济上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封锁，压缩我党的生存空间。

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我们就越不利。倘若选择与之正面打阵地战，那便无疑正中了他的下怀。

红军战士

然而有时候外部的敌人即使再强大，也并非毫无胜算，真正可怕的其实是内部出现了错误和分歧。

当时中共的最高指挥权并不在毛主席手中，面对眼前的困境，王明领导的部分共产党人深陷在“左”倾的错误中而不自省。

他们冒进贪功，还生搬硬套苏联的那一套方案，对毛主席此前提出的“游击战”战术不屑一顾，和敌人硬碰硬打起了阵地战，行以卵击石之举，致使我军遭到了重大损失。

1934年秋天，共产党历时了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宣告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

虽然在其间中央苏区的军民们奋起反抗，无数英雄豪杰血洒战场，但在国军强大的实力和党内某些人士的错误领导之下，最终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10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了建设已久的革命根据地，离开了这处无数共产党人梦想起始的地方，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万里长征。

千难万阻

饥饿、寒冷、劳累、困乏、干渴、疼痛……长征的难，是一种以人类意志去挑战生理极限的难。

一部长征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胜利史，一部军民同心的和谐史，也是一部浸透热血、惨烈残酷的悲壮史。

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蒋介石一口气调集了湘、粤、桂等30万大军，誓要将中央红军埋葬在这滔滔江水之中。

我军红一、红三军团行军迅速，于28日已经全员赶到湘江，先手控制了一干渡河点，架起了5座浮桥，可当战斗打响时，却迟迟不见中央军委纵队的踪影。

原来，因为博古、李德二人的优柔寡断，导致部队移动缓慢，错过了最佳的渡河时机。这便意味着负责掩护他们过江的红一、三等军团将要面临国民党最猛烈的打击。

战斗期间，一幕幕悲壮的画面在不停地上演：

34师师长陈树湘中弹以后悍然扯断自己的肠子，只为不受那被俘之耻；红一军二师五团死伤殆尽，政委易荡平于敌军包围之中面不改色，他口中高喊着“大功告成，死而无憾”，举起手枪对自己扣动了扳机……

战斗持续了7天7夜，一具具身躯倒了下去，又马上会有更多的顶了上来。

战士们喷涌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冲刷着岸边，以至于后来的湘江之畔有这样一首民谣在流传：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1935年6月，红军此时已经胜利夺取泸定桥，党中央为了避开人口密集的地区，来到了常年覆盖有积雪的夹金山脚下。

他们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征服这座白雪皑皑的高峰。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当地人眼中，唯有神仙才能翻得过去。

在攀登的过程中，风雪如刀剑般往脸上刮，让战士们苦不堪言。

他们很多人穿的都是单衣和草鞋，在这冰雪世界里行走，全身上下被冻得没有一点知觉，很多体质较弱的战士扛不住，就这样永远地被定格。

在小学语文课文《丰碑》中，曾讲述有这样一个长征故事：

一个战士被冻死在了雪地里，领导看见后有些生气，他叫手下喊来军需处长，想问他为什么没给这名战士发放棉衣。没想到问了一圈后，才赫然发现军需处长便是矗立在眼前的这座冰人。

他手里掌控的东西关乎生死，可他却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死的抉择留给了自己。几天后，大部队走出了这里。

虽然其真实人物原型已经难以确认，但就是这样一支有着崇高战士的队伍，才不会止步于区区一座寒冷的雪山。

回过头望去，这一路走来留下的足迹已经被大雪掩埋，无数革命战士们在那里留下的炽热信念，却依然褶褶生辉。

长征路还在继续，活下来下的战士还要继续前行，为那些死去的战友们，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将它走完。

幸遇贵人

自1934年长征开始后，红军先是艰难渡过湘江，一路来到贵州遵义，在这里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而后毛主席带领我军四渡赤水，将他出神入化般的军事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玩弄蒋介石于股掌之中。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红军战士们一路出生入死，后人踏在前人的热血上义无反顾，只为了革命能够成功。

但这一路下来，太累了。没有吃的，便啃树皮煮皮带，战死的、冻死的，人员数量一直在减损，周围还有国民党的兵。

万幸的是，1935年9月，疲惫的红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来到了甘肃的迭部县，在这里遇见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贵人”。

那时蒋介石消息灵通，在知道我军的行经路线之后，马上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管辖甘南汉藏交界区域的藏族土司杨积庆出兵，配合鲁大昌全力阻击红一方面军与其他部队会师。

土司制度在当地由来已久，第一代土司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永乐年间，传至杨积庆这里已经是第19代。

虽然土司之位的传承是依靠世袭这种古老传统，但杨积庆却并不是一个古板守旧之人，反而十分敏锐好学，乐于接受新的事物。

在那个并不开放的时代，他竟然对摄影这件事情有独钟，还为当地架设了电话，组装了发电机，可见其思想之超前。

杨积庆

这样一个不拘于时的藏族领导，又怎么会轻易偏信蒋介石的一面之词？他在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之后并没有选择马上出兵，而是假意应承，同时打听有关红军的消息，以此来判断红军的为人。

当红军战士们路过俄界村时，杨积庆看到红军战士不仅没有国民党一般高高在上的做派，十分低调谦和，还忙里忙外地帮助村民们干起了农活，他便意识到这是一支真正的正义之师。

有着浓厚爱国情结的他下定决心要施以援手。

面对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他一边四处调兵遣将虚晃一枪，一边派遣军队修好了白龙江沿途悬崖上的栈道和木桥，对部下下达了“不要阻击、不要放冷枪、不要抢劫红军”的命令，让我军部队本来险象环生的渡江之路变得畅通无阻。

行军打仗，粮食是重中之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自古便被兵家奉为圭臬。

但红军出发时本就仓促，又因为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导致一路以来始终处于缺粮少水的境地。

他们走过一处处荒无人烟的雪山和草地后才来到这里，此时此刻对粮食的渴望已经达到了顶峰。

杨土司明白红军如今的处境，他清走了留守在崔谷仓村的士兵，只留下了一间又一间仓门大开的粮仓和颗颗饱满的粮食，总计有三十多万斤，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大幅增加了红军在接下来的腊子口之战的胜率。

这场战役也被开国上将杨成武称为：

“长征途中少有的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智夺天险

腊子口距迭部县城有80多公里，其势陡峭高峻，峡口如刀劈斧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即使对熟悉周边的当地人而言，也是一处不敢轻易涉足的禁地。

但红军接下来将要在这里面对的，却是鲁大昌率领的踞关以待、装备精良的国军。

作为北上甘宁的唯一通道，蒋介石深知它的重要性，一旦失守这袋口一般的天险，那届时便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再也无法奈何共产党分毫。

所以他紧急派遣了鲁大昌前来镇守，还命令杨积庆对红军进行侵扰，幸亏后者未能让他如愿。

鲁大昌驻扎了1个营的兵力扼守隘口，还在桥头和山崖上修建了碉堡，里面配置了十多挺重机枪，其他部队则分布在岷山一带，既可分点设防，又能随时待命支援。

鲁大昌

9月16日，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得到命令，对腊子口发起了进攻。

战士们经历了连续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关口前的前沿阵地，以此为跳板开始正式冲击关隘。

但敌人的火力实在太过凶猛，从下午16点至晚上21点，我军历时5个多小时不仅没能寸进，反而增加了很多的牺牲。

敌人居高临下，占据了天险的优势，十几挺重机枪吐着火舌，在黑夜中无情地收割着我军战士的生命。

指挥部见我方损失惨重，意识到强攻硬取只会徒增伤亡，当即要调整作战策略。

他们在战斗中发现，敌人虽然火力凶猛，但面对我军悍不畏死的冲击，也不得不将大量兵力集中分布在正面，以至于后方空虚。

指挥部领导运筹帷幄，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乘之机。当即下令要杨成武率领六连继续从正面攻打。

这样做既能给敌军持续施加压力，防止他们反应过来，又能为已经迂回到悬崖侧面正准备攀越山崖的王开湘一行人打掩护。

黑夜里，杨成武已经和敌人交上手，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厮杀声此起彼伏，然而另一边的王开湘却犯了难。

眼前的悬崖壁立千仞，没有高超的攀岩技术和过硬的胆识，想徒手从这里绕到敌人背后无异于痴人说梦。

考虑到那边的杨成武还在为自己争分夺秒，一筹莫展的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这时，一个面容还有些稚嫩的小战士从人群中站了出来。他的模样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面容褐黑，身材也并不高大，眼睛却十分清澈、炯炯有神。因为入伍时没有名字，大家都统一叫他“云贵川”。

据“云贵川”自述，他儿时在家乡贵州山区出门采药，也常攀爬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之上，练就了一身不错的攀岩本领，愿意成为队伍的开路人。

王开湘闻言不由得大喜，一番了解过后，决心将这个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不一会，带好了攀岩所需装备的小战士开始沿着石壁蜿蜒而上。

他在攀爬的过程中赤着脚，将铁钩在一根竿头上绑牢，用其抠住岩缝或者树根，以此借力在黑夜中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悬崖上不时刮过微风的为他驱散了一丝沿途的疲惫，似乎感应到了脚下的战友们正在为自己祈祷，他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快便有惊无险地成功登顶。

事先准备好的长绳被沿着石壁放下，此刻战士们的内心欢呼雀跃，仿佛看见山顶上那具小小的身躯里正散发着照亮黑夜的胜利光芒。

崖壁已登，接下来的任务便是静待时机收割果实。

凌晨四点，随着几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夜空，中央红军们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山上的战士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的碉堡，山下发起了勇猛的冲锋。

此刻腹背受敌的国军怎么也想不到，猿猱难度的悬崖边上怎么会凭空多出这么多的红军，惊慌失措之下他们降的降、逃的逃，溃势已经不可挽回。

我军见状乘胜追击，一路势如破竹攻克了多处关卡，将国军留下的十万粮食和2000斤盐也一并收入了囊中，腊子口之战宣告大捷。

但可惜的是，那名最先登上绝壁的小战士“云贵川”，却永远长眠在了这处人迹罕至的崖顶上。

对于腊子口战役，聂荣臻后来回忆时曾这样描述：

“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都走活了”

聂荣臻

由此，足以看出它战略意义之重大。也正因如此，才愈发显得杨土司和藏族同胞们的粮食发挥着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让饥肠辘辘的红军战士变得生龙活虎，为我军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份永世难忘的恩情，值得每个中华儿女铭记于心。

后来的崔谷仓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红军长征路上的“加油站”，它见证了红军行军路上与人民百姓一片美好的鱼水之情。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产党心系人民，从来不欺压百姓，因此得到了杨土司和当地藏族同胞的认可。

再加上毛主席等领导人指导有方，军队内部上下一心，革命信念时刻激励着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这便是书上所说的“人和”。

甘南的雨季多集中在8、9两月，但战斗当晚的夜空却一片晴朗，给红军攀爬崖壁减少了很大难度，这则称之为“天时”。

我军能赢此役，是天助更是人助、自助，所以即使纸面实力有所悬殊，却也不足为奇。

事后，兵败的鲁大昌对杨积庆“暗通红军，弃险不守”的做法怀恨在心，1937年，丧心病狂的他竟然勾结杨土司的部下，发动兵变将其杀害，一位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就这样蹈节死义。

时过境迁，如今的腊子口已经成为一处红色革命纪念地。

这里群山环绕，静谧安宁，腊子河已不再如当初那般激流汹涌。

唯有那处亘古长存的崖壁和一座矗立不倒的纪念丰碑，在同来往不绝的人们低声诉说着九十年前在这里发生的那一段荡气回肠的史诗。

而那些如杨积庆、“云贵川”一般，为了革命事业埋骨于甘南大地的英烈们，也化为了一个个红色印记，在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书页里流芳万古。

对于杨积庆送粮等革命先辈的事迹，各位读者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