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权是如何作死的？逼得日本男性躺平摆烂，不结婚不恋爱

• 【前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曾发起过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妇女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但进入千禧年后，日本女权却迅速走向没落，甚至曾支持女权主义的女性，也纷纷加入反女权阵营。

甚至逼得日本男性干脆躺平摆烂，不结婚不恋爱不生孩子。

那么，日本女权是如何走向没落的？为什么呼吁女权的结果会被女权本身反噬呢？

今天，我们就花十分钟的时间，好好聊一聊日本女权的兴衰史。

• 【从男女平权到女性特权】

日本属于东亚文化圈，二战结束前，日本女性地位低下，她们结婚后不允许工作、不允许忤逆丈夫，只能贤惠务实地在家相夫教子。

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日本女性的地位才得到好转。

彼时，日本经济腾飞，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开始增多，由教会、女性独立主义者开办的女子大学越来越多，许多名牌私立大学也开始扩招女性学生。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甘于当一个家庭主妇，她们开始走入职场，自己赚钱养家。

这意味着女性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黄金时期。在遍地都是金子的时代，日本女性的财富开始快速积累，消费能力也进而突飞猛进。

根据日本某时尚杂志的统计，日本东京的独立女性月消费在60-100万日元左右，用万元大钞打车、吃寿司加金箔属于正常现象。而伴随着女性消费能力的崛起，服装、化妆品、奢侈品、美容美发等女性向行业也一并迎来了黄金期。

不单在经济层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政坛展露头角，女性议员在议会的席位越来越多。

女性议员拥有稳定而庞大的群众基础，随之，有关女性权利的法案也应运而生。其中，包括“男女同工同酬、企业和政府机构用人不能歧视女性、婚姻法中扩大女性权利”等。

最重要的是，日本法律中的强奸罪与猥亵罪被解除“尘封”。

在八十年代以前，日本的强奸罪形同虚设，碍于文化与女性的自尊，大多数受到侵犯的日本女性只能忍气吞声。这种情况后来有所好转，面对侵犯与骚扰，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站了出来，让犯罪男性得到应有的惩罚。

到这里为止，女权运动发展情况大好，日本女性得到了应有的权利，敢于对压迫与不公说“不”。日本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文化与思想上成为了发达国家的代表，这让同时期的韩国非常羡慕。

可正当日本女权运动逐渐走向高潮的时候，事情开始往奇怪的方向发展。

首先，资本在日本女性消费热潮中赚到了超额的红利，为了进一步促进女性消费，产品的营销广告开始与女权主意挂钩。女性权利物质化，是资本引以为傲的“摇钱树”。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钻戒、珠宝等定义的延伸。曾经钻戒与婚姻相绑定，正所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但在日本经销商的包装下，钻戒不但能代表婚姻，还可以代表都市女性、不婚主义等等广的范畴。

与此同时，标价昂贵的晚礼服，从晚宴的“应急产品”包装为女性的必需品，以至于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社交活动，很多女性都会盛装出席。

资本鼓励女性消费，更鼓励女性将物质与幸福挂钩。在日本银座的餐厅里，相继推出了“情侣套餐”，原本几千日元的菜品被包装到3万到5万日元不等。同时还鼓励男性选择在高档餐厅约会，甚至下定义：不带女人在这里用餐的男人，不值得托付终身。

当时的日本潮流主要通过时尚杂志等纸质媒体传播，杂志发现日本女权崛起后，开始与资本合作，向女性输出更物质化的价值观，潮流被冠上了“女人幸福”、“爱情美满”等标签，非常迎合在经济上逐渐独立的“新日本女性”的品味。

其次，随着政治上女性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一些矫枉过正的法案也得到了通过。例如：增加女性婚假与产假的时间、禁止女性加班、让企业在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中给女性员工更多的物质福利等。

当时日本企业在做全世界的生意，也不差钱，这些要求也都欣然接受了。

但法律上，在强奸罪与猥亵罪重新进入日本大众视野后，日本女人认为自己被“骚扰”的定义也变得逐渐宽泛。

1991年，大阪电车上一名男性在早高峰时段，不小心用手触碰到女子的肩膀，就被该女子告发性骚扰，在不接受和解的情况下，这名女子仍然坚持起诉。虽然最后因证据不足，男子的性骚扰罪名不成立，但连日的官司也让这名男子失去了工作，家门口天天收到恐吓信，最后被迫离开大阪。

由于日本当时主流思想倾向女性，所以在社会层面，人们都愿相信男子真的有意骚扰女性。

无独有偶，1991年，一名女性员工举报男性领导每天都会给她发超过5篇电子邮件，尽管内容都是与工作有关，但仍然被当时的社会认为是职场性骚扰，最后导致领导被迫辞职，换成了女性领导。

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

当然，在电车上骚扰女性的案例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外界舆论与女性议员的集体施压下，日本各县地方政府开始相继推出女性车厢，以保证女性不会被骚扰。

与此同时，女性车位、女性用餐区也随之设立，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设立了只允许女性使用的单独空间。这让社会层面的男女对立更加极端化，许多日本男性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开始刻意远离女性，免得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

在经济与政策的刺激下，一部分日本女性开始兴风作浪，以女权为噱头输出畸形的价值观。

1992年，在女性杂志上刊登了《平成女性的四名男友》的文章，文章以第一人称记叙了东京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提出了新名词“恋爱资本主义“。

文章中所谓的四名男友，其实是四种男人，分别是“跑腿男、买单男、礼物男和本命男”。这四种男人各司其职，满足女性在各种层面的需求。

“跑腿男”指的是收入普通、相貌一般的男性，用于给女性跑腿、处理各种杂事。“买单男”指的是经济实力雄厚的男性，负责和女性去高档场所消费时的买单。礼物男”是在特定节日送出惊喜礼物的男生，比较很多日本女生都喜欢仪式感。而“本命男”则专门负责谈情说爱，是女性的精神归宿，可以穷，但一定要长得帅。

是的，这篇文章很清楚“有钱、有颜、有情趣、有思想”不太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名男性身上，所以鼓励日本女性同时找四名男友，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幸福”。

不少刚步入社会的日本年轻女性，对这样的价值观趋之若鹜，纷纷效仿文章中的女主，同时与多名男性交往.....成了“海王”。

至此，日本女权的发展，从最开始的合理需求逐渐走向极端与病态。

要是在日本的黄金时代，这些要求都还说过去，可如果日本经济崩盘了，日本女性特权的泡沫也随之破灭了。

• 【日本女权的反噬】

1992年，日元迅速贬值，日经225指数在一年时间内跌破50%。

这标志着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裂，日本进入“消失的时代”。

资本的寒冬伴随的是企业的破产倒闭，就算没有破产，也要通过大量裁员来保住企业。在日本迎来大面积失业潮中，受伤最大的便是日本职场女性。

由于企业岗位有限，日本企业奉行“丛林法则”，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谁能在有限的工资中做出更多的业绩，谁就可以留下不被裁员。

被辞退的日本女性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享受女权运动红利，但能力一般或没有足够能力的职场女性，她们是首先被裁掉的对象。企业不像以前，能不养闲人尽量不养闲人，过去日本企业录取能力不足的女性是为了政治正确，现在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没有企业还会“施舍”效率去换来政治资本了。

第二种是有业务能力但不出众的女性，她们平时业务能力很强，但在裁员浪潮中，日本职场男性比女性还要拼命，他们不但超额完成自己的业务，还会主动分担各种体力活。在身兼数职方面，男性拥有天然优势，一来二去，原本单方面能力出众的女性也被迫被公司裁掉。

裁员对日本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在日本职场中，如果应届生找不到工作，或者从业中途被解雇，就意味着终身与大企业无缘，一辈子也不能进入日本主流。更何况日本女性失业占大多数，这让许多在都市独立奋斗的女性彻底没有了经济来源。

但任何思潮都是有惯性的，曾经日本女权运动做得很大，那它的惯性也就越大，纵使女性已经失业，但“成功平成女性”的消费需求与欲望并没有减少。许多失去工作的日本女性开始将经济依靠自己的伴侣或者男朋友，即使失业也要保持自己的高消费与物欲价值观。

但在萧条的年代，大部分日本男性开始不买账了。

首当其冲的是日本普通男性，这些男性曾经是日本女权鄙视的对象，他们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再加上失业带来的经济危机，就让他们不愿意主动与女性接触。在2000年的社会调查中，日本适婚男性的结婚意愿仅为38%，而女性的结婚意愿为54%。

男性的结婚意愿比女性低，这代表了当时日本男性的思想。

自己生活尚不可保障，就更没有经济与时间去同女性出入高消费场所了。自己也沦为了日本人口中的“平成宅男”，平时生活两点一线，精神需求就靠动漫游戏以及色情影片来解决。他们不想与女生交往，因为在任何方面都“惹不起”。

而经济实力比较出众的男性，虽然在日本泡沫破裂后依然有钱，在择偶方面有竞争力，但他们不愿意为婚姻负责。随着女性失业比例增加，女性对男性的经济收入变得更严苛，这些有能力、有财力的男性认为：既然我有钱，为什么不把钱花在取悦自己身上呢？

于是，有能力的男性也加入到不婚主义大军中，他们只愿意与女性交往，但不愿意结婚。

女性到中年就希望成家，而这些“渣男”摇身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抛弃了年迈的女性后，又开始寻找新的、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年轻女性去了。

普通日本男性不愿意接触女性，高质量男性不愿意为婚姻负责，这让曾经鼓励日本女性特权主义的女性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己很难独立，男性不愿意节外生枝；另一方面自己还不想放弃曾经高消费的生活质量。

所以她们依旧在坚持，希望继续通过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这次，日本政府也表示爱莫能助，首先企业的裁员现象符合规定，另外日本政府也在为经济发愁，更没有心思去搞形式主义的男女平权了。

更严重的是日本女权的副作用，曾经过分追求女性特权后，开始反噬女性自己。

在经济泡沫破裂的反女权思潮中，许多女性开始为自己申冤，因为自己曾经没有加入到女性特权主义思想浪潮中，自己靠努力奋斗获得的成就，为什么还要为部分极端主义者买单？

遗憾的是，当个人行为上升到社会层面的问题时，日本男性已经给日本女性贴出了苛刻、惹不起、不敢接近的标签。当极端女权被过分曝光后，日本男性不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去甄别那些女性是正常的、那些女性是偏激的。

就好比当老人讹人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不再会去鉴别老人是否需要帮助，一律选择不扶。毕竟这样才是最保险的。

同理，日本企业不愿意再雇女性员工，日本男性不愿意接触女性，或者不愿意为婚姻负责。因为雇佣女性等同于冒险，一旦该女性是极端女权主义者，那么企业或个人就会有万劫不复的灾难，所以这个时候明哲保身成为了最普遍的解决问题方法。

更过分的是，曾经呼吁女权的日本精英女性，也开始站在了反女权这边。她们在经济危机下勉强活了下来，如果再弘扬女权运动，一旦风向再度失控，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会受到波及。

那么，日本女权运动的受害者是谁呢？

首先是没有参与极端女权的普通女性，她们也许在经济与思想上都很独立，但因为女权运动的矫枉过正与特权主义的反噬，而被迫为之买单。

其次是主张女性特权的人，她们因为过分提出诸多不合理的需求，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她们破坏了整体日本女性的形象，她们在特定时期主张不合理的需求，让日本男性对女性望而生畏。

最后是日本男性，他们丧失了求偶的欲望，不愿意为婚姻与爱情负责，这也造就了日本今天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危机，日本男性开始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意付出本应付出的责任。

日本女权的没落给世界女权运动敲响了警钟。造成今天的惨剧，本质原因不是因为女权运动不对，男女平权、妇女能顶半边天，本来就是女性应当争取的正常权利。但女权运动的普及缺乏客观、理论化的方法，导致许多女性错误地将女性特权当作女权，从而扰乱了正常的女权运动。

另一方面，资本介入意识形态的革新后果是很恐怖的。当资本为了博取流量或促进消费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将女权运动扁平化、物质化，从而衍生出各种畸形的价值观与消费观。一旦矛盾上升到社会层面，极端女权的副作用就会反噬更多无辜的人。

女性独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核心从未改变。女性努力奋斗、独立自主不需要让男性让步，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幸福的果实，永远不会被别人指指点点。在文章的最后，我们鼓励新时代的女性活出自己，做真正的独立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