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6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发作时，吃一点药，休息一下便挺过去了。但时间一长，罗荣桓担心贻误工作，就准备辞去总政主任的职务。

这天，罗荣桓对林月琴说：“一个人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你在那个位置上，人家有事就请示你，你又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了解情况，这会影响工作，还不如把事情交给身体好的同志去做，对革命对自己都有好处。何况，我专做政治学院院长，可以集中精力搞得更好一些。”

当时只有54岁的罗荣桓，经过反复考虑，于1956年9月2日，终于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罗荣桓

罗荣桓辞职后，想回家乡看一看

1956年9月2日，罗荣桓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彭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

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

罗荣桓建议由谭政接替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谭政同他一样，从红军初创时期起，便长期做政治工作，他也是古田会议的参加者之一。解放战争时期，谭政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建立以后，谭政担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1955年春到总政任副主任。他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长期以来是罗荣桓的得力助手。

谭政

彭德怀接到罗荣桓的信后，感到事关重大，需从长计议。他考虑八大即将开会，可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后再说，便将信先压了下来。

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罗荣桓出席了大会并被选入主席团。26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罗荣桓当选。28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提名，罗荣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2日，彭德怀将罗荣桓的信批给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抄送军委委员阅，准备在军委会上讨论一下。原稿转呈主席。”

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决定由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兼任总干部部长(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合并)。这两项提名在12月29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

罗荣桓、林月琴

罗荣桓辞去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的职务后，日常工作的负担减轻了，但是他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感到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接触一点实际。这样一旦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向中央反映。另外，他也打算借这个机会回故乡一趟。

11月间，罗荣桓偕同林月琴带了秘书、医生、副官等几个随行人员和女儿巧巧从北京乘火车来到长沙。他们从北京出发时，已经是叶落草枯，朔风凛冽，可到了长沙，仍然是樟绿枫红，桔黄栌紫，五色缤纷，秋意正浓。

罗荣桓唯一一次故乡行，临到“家门口”却没回去

罗荣桓离开长沙，已经有30多年了。此次旧地重游，他感到长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1939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的威胁下，弃城而逃，临走时放了一把火，将长沙市区的大部分烧成了一片瓦砾。如今的街道、屋宇，大都是后盖的，当年旧貌已很难寻觅。罗荣桓连他的母校——协均中学，也没有找到。

罗荣桓合影

罗荣桓一行在长沙住了一天。第二天，在四十七军政委张天云陪同下，他们乘吉普车南下，向衡山进发。

这一路，罗荣桓十分熟悉。车出长沙，走了一个多小时，只见路旁一座房屋的墙壁上有3个墨笔大字——易家湾。这个地名唤起了罗荣桓的回忆，在他的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也许他又想起火牛阵和用牛肉打牙祭了吧？

那是1930年，罗荣桓作为红四军政委，曾经率领部队参加了一、三军团围攻长沙，部队就驻扎在易家湾以东以北这一带。那时为了打开长沙，可以说是千方百计，甚至连战国时代田单的“火牛阵”也用上了。然而长沙仍然未打开，那些尾巴上点着了火油而横冲直撞、被打死打伤的水牛、黄牛，只好剥了皮吃肉……实践证明，打长沙不易奏效，许多主张打大城市的同志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部队于是离开长沙而东去。

罗荣桓回忆起我军幼年时期使用火牛阵这种颇带有一些稚气的行动来，或许正像许多人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淘气那样，感到十分亲切。

罗荣桓

转眼间，汽车来到一个三叉路口。罗荣桓吩咐停车，下车后来到向东去的路口，只见路旁立着通往株洲的路牌。当年红军由长沙南下就是经过这条路到株洲去的。到株洲后，还碰到这么一件巧事：四军军委办公厅有一次正在吃饭，赶上敌机轰炸，一颗未响的炸弹突然穿房而下，不偏不倚地砸在饭桌上，搞得碗筷与汤水齐飞，引起一场虚惊。当时在一块吃饭的，都是年轻人，如萧华、童小鹏等，只有十五六岁，可如今他们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磨炼，已由小青年锻炼成独当一面的党的高级干部，正是大展鸿图的年纪。可比他们大一点的周礼、朱绍良却已牺牲了……中国革命的路程是多么漫长而曲折，已经有多少同志为之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啊！

罗荣桓在路上伫立良久，又登车继续沿着通往衡山去的公路南行。

罗荣桓

从长沙到衡山，罗荣桓读书时走旱路，一般要走4天。可此次乘汽车，吃完早饭出发，11点多钟就到了衡山县北门外了。

离北门远远的，罗荣桓便吩咐停车，然后下车步行，他这一天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呢子中山服，戴着一顶解放帽，登布鞋，策手杖，很安详地向县城走去，他边走边看，寻找着当年县城的痕迹。

可是，县城已经变得认不得了。那在军阀混战中弹痕累累，因年久失修而残破不堪的旧城墙，已经全部拆除，变成了宽阔的环城公路。马路两旁，枫叶如火，掩映着座座厂房。远处的桔林，浓绿之中缀满了点点黄金。故乡绚丽的秋色，正温暖着归来游子的心田。

这一天，正逢赶场，只见大街上摩肩接踵，人山人海。街道两旁摆满了货摊：新收获的大米、花生，刚摘下的桔子，活蹦乱跳的鲜鱼，还有北京菜场很少见到的浓绿的青菜、淡绿的苦瓜、硕大的芋头，殷红的冬苋菜……罗荣桓随着人流缓缓而行，他走走停停，倾听着灌耳的乡音，看着一个个既陌生又似乎很熟悉的面孔。于是也情不自禁地走到货摊前问长问短：“这个班椒要么个价？”“那甲麻壳花生今年收成好不好？一亩田要打几多斤？”

罗荣桓此刻正如古诗所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由一个20出头的青年学生变成了已经谢顶的老人，然而仍旧是满口乡音。

罗荣桓

那些卖货的农民看着眼前这位和颜悦色的老人，一一回答了他的询问，可万万也想不到他就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驰骋于齐鲁大地，纵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罗荣桓元帅。

罗荣桓来到十字街口，停下脚步，四面打量了一下，然后径直向一家小百货店走去。他见到一位年纪很大的售货员，便先问了好，然后向他打探一位姓赵的钟表匠和一位姓邓的修鞋匠的消息。

罗荣桓说：“我记得30年前，这个小百货店就是钟表店，而店外不远就摆了一个修鞋摊。现在他俩去哪了？”

那老售货员告诉他，是有这么两个人，可都已去世了。听了老售货员的话，罗荣桓双手扶着手杖，微微仰起头，沉默了半晌，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唉，多好的人啊！”

后来，罗荣桓同随行人员谈起这两个人和他自己的关系。原来，那位姓赵的开设的钟表店是大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一个联络点。罗荣桓1926年底到家乡办农会时，曾到这里同党组织的负责人取得联系。那位姓邓的修鞋匠并不是党员。然而当1927年4月间罗荣桓离乡北上时，在街上发现有南湾一带土豪劣绅派来盯他梢的人，于是便坐到修鞋摊的小板凳上，装作修鞋。那位姓邓的主动为他打了掩护，帮助他摆脱了“尾巴”。

这两个人同罗荣桓非亲非故，都是一面之交，罗荣桓只知道他们的姓，连名字也不知道。然而对这两位普通劳动者，事隔多年，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罗荣桓

离开十字路口，罗荣桓一行直奔设在文庙的县委机关。文庙前面有一块土坪，还有一个老式的戏台。罗荣桓在坪里停了片刻，用手杖指一指戏台，对张天云等说：“大革命时期，这里可热闹啦！全县人民开大会，斗争土豪劣绅，就在这块坪里。”

在前一天晚上，上级已用电话通知衡山县委：罗荣桓元帅要来。然而，这时县委书记、县长都已下乡，当时交通不便，有些乡连电话都不通，已经来不及将他们叫回县里，于是就由在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老胡和县兵役局局长老郭负责接待。他们估算着罗荣桓快到衡山了，便在县委门口迎候。盼了半天，只见开过来两辆吉普，可谁知都是空车。他们一问，才知道罗荣桓一行在后面步行。老胡和老郭一听就急了：“今天赶场人这么多，罗元帅万一要有什么闪失怎么办？”他们正准备派人分头上街去找，只见罗荣桓一行已经安详地从广场走了过来。

看到罗荣桓来了，县兵役局局长老郭急忙跑上前，立正，敬礼。罗荣桓热情地同老郭等人握手，招呼道：“同志，你好！”老郭他们紧握着罗荣桓的手，都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罗元帅回来了！”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县委大院。人们纷纷拥出办公室，腼腆一些的站在路两旁鼓掌，大方一些的便伸出手来同罗荣桓握手。

罗荣桓

老胡、老郭将罗荣桓一行迎到楼上一间临时布置的接待室。接待室陈设十分简朴，一张会议桌，铺了白桌布，上面放置了暖壶、茶杯、茶叶桶和香烟，周围是一些竹圈椅。老胡抱歉地说：“我们县委没有添置一点家具，连一张沙发也没有。”罗荣桓坐在一张竹椅上，用手拍拍椅扶手，笑眯眯地说：“这就很好嘛！这竹椅子可是我们衡山的特产啰！草市、南湾一带会做这种椅子的人很多。现在还做不做啊？”接待人员七嘴八舌地回答：“做，有这种手艺的人都组织了手工业合作社了。”

少顷，老胡向罗荣桓请示道：“县委书记和其他常委都不在家，是不是通知他们回来？”

罗荣桓摆了摆手说：“不要喊他们回来了。县委书记带头下乡，这是种好风气。这次，我不过是路过，顺便来看望看望父老乡亲，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因为我影响你们的工作。”

罗荣桓、林月琴

老胡又问罗荣桓，是否打算回南湾老家去看一看。这个问题，在长沙时，罗荣桓就考虑过。他想，既然到了衡山，是不是就回去一趟呢？然而随行人员都劝他不要去，因为当时公路还没有修通。罗荣桓身体不好，无论是走旱路还是走水路，车船劳顿，都吃不消。罗荣桓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于是，他便回答道：“这次是路过，就不去了。其实到了县委，就同到了家一样嘛！”

后来，当罗荣桓的侄孙罗景荣问他为什么不回老家看看时，他又详细地讲了他暂时不能回去的原因。他说：“南湾坐车去不了，乘船登岸后离家还有20里。走路嘛，我又有病，走不了。让人抬着回去？像话吗？再说，家里那么多亲朋故旧，都来看我，你说接待不接待？不接待，说我摆架子。接待呢？我的身体实在吃不消。所以，暂时不能回去。当然啰，如果以后车子通到我家门口了，回去看一下还是可能的。”

罗景荣回到南湾后，乡亲们都向他打听，罗元帅什么时候回来。罗景荣便说：“等公路修通了就回来。”于是，乡亲们都巴望着公路早日修通。然而，左盼右盼，等汽车通到家门口了，故乡人民却再也不能迎接这位少小离家的老帅归来了。

罗荣桓合影

热爱故乡的罗荣桓，在已经到了衡山县城，可以说快到家门口时，却因为身体不好，加上交通不便，只能将归期又推到了来日。然而，这却是罗荣桓参加革命后的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故乡行。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住进了北京医院，他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着最后的斗争。

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逝于北京。这位共和国的元帅，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在临终前的昏迷中，仍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