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狗咬狗地再次大打出手。中原大战投入的兵力和银元，远超中央苏区的游击战规模。红军看到自己的人员武装、军械火器、地盘税收……根本打不了中原大战这种规模的战争，纷纷怀疑，拿什么跟蒋介石斗。虽然，毛泽东敏锐地判断了中原大战有利于苏区发展。但是，面对这么大的力量悬殊的时候，红军并没有勇气说出：蒋光头，你过来啊，放马过来啊。毛泽东对于党内同志普遍存在的悲观思想和错误认识，提出了批评，写出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仿佛一盏明灯，为革命指明了道路。

红军中的部分人，一打了败仗，就消极退缩，对革命胜利的前途感到渺茫。他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激烈混战，随之而来是赋税的加重，广大人民、民族工商业受剥削压迫日益严酷。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绝对会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终会燃成烈火。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绝对可以“燎原”。

还有一部分人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这种避重就轻、拈轻怕重，不肯沉下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巩固政权的做法，是同马列唯物主义不相符的机会主义。如果这么干的话，等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红军所过之处并不停留，只宣传革命思想就行了，不愿意留下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保卫群众。那群众怎么可能对你放心？等你一走，白狗子一来，群众立刻反水。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不能遇到困难时，就只是叹息:“环境如此，没有办法啊。”这样高叫着使人消沉下去。遇到前途很好，然而需要有人努力去做的事情时，却又太乐观地说，事情自己会好起来的，用不着去更多努力。既然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那何必还要去劳心劳力、费力不讨好地建立革命政权呢?革命高潮不是终归要到来的么?这样，机会主义就把主观的努力完全抹杀了。

红军、游击队只有在红色区域建立和发展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一步步完善发展，把政权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才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绝对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在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导下，赣南闽西根据地决定红四军、红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在国内军阀混战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就是中央苏区最初的蓝图，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中央苏区得以迅速建立和发展。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进军江西，攻克吉安，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扩大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