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二十一世纪，人们才知道这位台湾高僧居然还是潜伏的红色特工

201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这个广场是为了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在台湾牺牲的中共潜伏特工。

在广场的花岗岩墙壁上，以阴文素镌了846位烈士的名字。其中大部分人的名字，以前几乎无人知晓。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在这份烈士名单里面，有一位台湾和尚。此人当年在台湾佛教界名气不小，作过知名寺庙的主持，当过台湾省佛教会常务理事，还作为台湾省佛教界的唯一代表，参加了1947年的南京全国佛教大会。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位高僧。想不到这位高僧，居然还是潜伏台湾的红色特工。他在台湾潜伏，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呢？

证光法师，台湾彰化人，俗名高执德。高执德出生于1896年，此前一年，腐朽的满清政府，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高执德从一出生开始，就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

高执德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史料里没有详细记载。只知道曾经在一所公立学校(其实就是日本人办的)里面任职过。想来作为亡国奴，成天在学校里被日本人呼来喝去，日子肯定不好过。

本来心里面就不痛快，后面又遇上母亲去世，高执德感悟人生无常，看破红尘，在台南开元寺出家当了和尚，法号证光。

台南开元寺，最早是郑成功儿子郑经为自己母亲修建的别馆。清代康熙年间，改建为寺庙，一开始名为海会寺，乾隆末年，改名为开元寺。开元寺是台南四大古刹之一。

现在的台南开元寺

高执德出家后没多久，就在开元寺的资助下，前往日本驹泽大学留学深造。驹泽大学位于东京，是日本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驹泽大学的前身是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僧侣培养机构。高执德来驹泽大学留学，当然是学习日本佛教知识的。

驹泽大学

唐朝时，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日本佛教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修行实践上，慢慢趋于易行及通俗化，比如大部分日本和尚都娶妻生子。高执德也接受了日本佛教的观念，结了婚并育有六个子女。

1930年，高执德毕业返回台湾。此时的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准备侵略战争，加紧了对台湾人民的精神奴役。高执德作为一个留学过日本的宗教界人士，很快就成为日本统治者拉拢和利用的对象。

回到台湾后不久，受台湾总督府嘱托，高执德成为总督府社会课社寺科职员，1931年8月兼南瀛佛教会教师。1932年4月起，高执德担任《南瀛佛教》杂志编辑主任，同年7月30日辞职，又改任永靖信用合作组专务理事。

1935年2月，高执德前往闽南考察大陆佛教半年。回台后，受开元寺得圆住持之邀，任开元寺教师，从事僧伽教育工作。后又接受日僧东海宜诚之委托，以南部巡教讲师的身份，从事于临济宗联络寺庙南部教务所主办的巡回演讲。1936年3月，高执德在开元寺中创办“佛教妇人会”。

抗战爆发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进入战争动员时期，高执德的活动减少，但是开元寺还是配合时局举办了一些活动。例如1941年9月起就举行针对开元寺众信徒的讲习，高执德担任《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及《大乘起信论》两门课的讲师。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配合侵略战争的宣传工作，日本大肆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连佛教也成为动员宣传工作的一部分。1943年7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内青年佛教徒大会”，高执德是台湾佛教的6位代表之一。这时的高执德身份已由开元寺教师变成了副住持(会后不久，高执德又升为开元寺住持)。

此时的高执德，可以说是深得日本人的信任与重视。在这个所谓的“青年佛教徒大会”上，高执德做作了报告，主要内容都与台湾佛教有关。他讲述了南瀛佛教会的历史，说明台湾在家佛教(也就是日式佛教)与出家佛教(中国传统佛教)，但特别强调在家佛教，以为佛教的潜力是在家佛教，并于会中大声阐释皇民化运动及日台一体的台湾佛教会的设立旨趣，呼吁台湾佛教革新兴隆，以大东亚建设为使命，挺身实践……

此外，高执德与台湾的日本人代表渡部了应分别提出了《大东亚青年佛教徒现地奉仕队组织の件》与《南方佛教圈内宗教教育机关を台湾に设置の件》。光看题目，就知道这两个提案是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此时的高执德，可以说是和日本人坐在了一条船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考虑到情况特殊，对于抗战期间为日本统治者服务的台湾人，没有深究。

1945年12月31日，光复后的台湾佛教第一次组织筹备会于在台北龙山寺召开，所选出的十位筹备委员中，没有高执德。

1946年2月25日，龙山寺再度举行筹备会，这一次，高执德获选为九名理事之一。1947年1月11日至12日，在台北善协寺举行的第四次理监事联席会中，高执德出席并被推选为唯一一位台湾代表，参加同年3、4月间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同年12月21日，台湾省佛教会代表改选，高执德当选为六位常务理事之一。

在南京举行的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上，高执德结识了来自杭州灵隐寺的巨赞法师。

杭州灵隐寺

巨赞法师俗家姓潘，名楚桐，字琴朴，江苏江阴人。他1927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革命活动。1929年，他退学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校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遭国民党通缉，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1年，他在杭州灵隐寺出家，取法名传戒，字定彗，后改名巨赞。巨赞法师虽然出了家，可还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巨赞法师与中共重新取得了联系。他积极奔走呼吁，向全国佛教、道教界发出倡议，动员各地的佛、道教徒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寺观，投身抗日。其间，巨赞法师发表了著名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号召“所有南岳的佛道同仁，从18岁到45岁，都分别编入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在岳训班政治部的监督指导下，举办一个‘战时知识训练班’”，并“用英、法、俄等各国文字，散发《告各国佛道同仁书》，广泛地推动国际佛道信徒的反侵略运动”，“用日本文字编印传单小册，以爱护和平正义的佛道理论，唤醒日本人民”。为此，周恩来同志当面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题赠巨赞法师。

抗战胜利后，巨赞法师回到灵隐寺，担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协会秘书。

巨赞法师

高执德与巨赞法师可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巨赞法师向高执德赠送了关于灵隐寺的小册子，高执德邀请巨赞法师访问台湾。

1948年4月，巨赞法师来台湾访问。一下飞机，巨赞法师就直奔开元寺，拜访了高执德。在高执德的陪同下，巨赞法师除了参访台南地区的寺庙与相关人士外，还访问了台中、台北、基隆、狮头山等地的佛寺与领导人，前后在台湾待了一个月。

虽然史料中没有详细记载，但在与巨赞法师的相处中，高执德对于祖国大陆的形势、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特别是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变”，使得高执德对于国民党当局的残暴有了清醒的认识。估计他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起，逐步倾向于共产党。巨赞法师可谓高执德的革命领路人。

接下来的几年里，史料里关于高执德的内容比较简单。

1948年12月，高执德在开元寺创办“延平佛学院”，自任院长。

1952年，高执德前往日本治病(肺积水)，病愈后在母校驹泽大学讲学，1954年5月返回台湾。

驹泽大学校园

高执德在日本期间，因缘际会地迎请到《大正藏》回台，后安奉在台南市慎德堂中。1954年5月17日，正式在慎德堂举行安藏典礼，高执德亲自说明请藏的缘起和经过，参与的诸山大德及居士共有二百余人。

1954年5月24日深夜，高执德突然被保密局特务逮捕。

1955年8月31日，在蒋介石的亲笔批示下，高执德在台北被杀害。

台北马场町刑场，现已成为白色恐怖纪念公园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根据现有史料，高执德一审只是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时间已经到了1955年，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固，白色恐怖的最高峰已经过去了。此时，为什么蒋介石要执意杀害这样一位在台湾岛内颇有名望地位的高僧呢？

根据目前台湾方面解密的资料，高执德的“罪名”有三条。

第一条是所谓“藏匿叛徒”。高执德利用自己开元寺主持的身份，多次把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反政府人士，隐蔽在寺庙里。在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判决书中，那些被高执德掩护过的人有：李妈兜、林水旺、高平儒、杨仁寿等。其中李妈兜曾任中共台南市工委会委员兼书记，1953年7月牺牲。林水旺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判刑10年。高平儒是高执德的堂弟，判决书中提到，高平儒担任村长期间，曾经发动农民进行三七五减租。高平儒后病死在狱中。杨仁寿信息不祥。判决书中提到林水旺与杨仁寿以所谓“参加叛乱之组织罪”另案判决。根据现有的信息，高平儒和杨仁寿很可能也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关系。

第二条是所谓“明知为匪谍不检举”。这件事说的是高执德曾听翁文礼说过，要组织“游击队”，以备战争发生时作内应(也就是解放军登陆台湾后，组织接应)，而没有去举报。翁文礼是中共地下党员，台南人，与高执德一同被杀害了，牺牲时年仅28岁。他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的烈士名单里。

第三条是所谓“帮助藏匿犯人”。这一条说的是，高执德曾经在翁文礼的介绍下，将一个名叫林毓鑫的“盗取公有财物犯”，藏在了一所尼姑庵里。关于林毓鑫的信息，目前还查询不到更多。只能推测，这个人“盗取公款”，很可能是为地下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

1954年9月30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合议庭一审判决，第一条判刑十年，第二条判刑两年，第三条判刑六个月，合计十二年。

1954年11月24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将判决结果上呈“国防部”。同年12月29日，“国防部”将“拟予照准”的审核意见上呈给蒋介石核示。

1955年2月26日，蒋介石针对此案下达指示(“总统府”代电)，与高执德有关部分如下：“……高执德连续藏匿匪徒，……已达着手实行颠覆政府之阶段，……该犯，罪情甚重，均应发还严为复审。又，本部份审判如此草率，应将负责判决人员查报……”

因为蒋介石的批示，1955年5月2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作出复审判决：“高执德连续藏匿叛徒，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处有期徒刑三年。帮助藏匿犯人，处有期徒刑六月。应执行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1955年8月10日，蒋介石在高执德的死刑判决书上作了批示：“如拟”。隔日，正式核准了高执德的死刑。

复审中，判处高执德死刑的罪名是“连续藏匿叛徒”，即便是在白色恐怖的高峰时期，这个罪名也极少被判死刑。而且国民党当局为了稳固在台湾的统治，对于台籍政治犯人，特别是有一定名气和声望的犯人，处理往往是从宽的。

蒋介石执意要杀害高执德，难道真的是因为“连续藏匿叛徒”吗？下令杀害这样一个有名望的高僧，蒋介石难道真的不在乎后世背骂名吗？

关于高执德案的档案材料，两岸均未详细公布。作者在此只能推测，高执德极有可能做了令蒋介石极端愤怒，但又不方便对外公开的事情。

高执德作为一个佛教界的高层人士，人脉关系可谓遍及台湾岛内。他可以轻易接触到台湾各阶层人士，包括很多国民党内的高层人士。高执德很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身份便利，协助中共开展了策反工作。此外，1952至1954年，高执德在日本生活了两年。当时在日本，有很多流亡的台湾反蒋人士。高执德很可能在此期间，与这些人有来往，甚至做了些组织串联的事情。假如确有其事，对于败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来说，这种事情显然是不方便公开说的，否则会动摇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高执德从被抓捕到遇害，中间间隔了一年多时间。相信以他的名望和地位，还是有很多人在想方设法进行营救的。蒋介石最终下令判处高执德死刑，应该是了解到了更多不方便公开的信息。

当然，事实真相如何，还是有待未来更多档案资料的公开了。

马上就是高执德烈士牺牲67周年之际，仅以此文纪念在台湾牺牲的那些无名英雄。

台湾的统派每年都会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旧址举行秋祭仪式，纪念在台湾牺牲的革命先烈

后记：

高执德的革命领路人巨赞法师，1949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解放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84年4月圆迹，世寿七十七。

参考文献

阚正宗著. 台湾佛教史论：中国佛教学者文集[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