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下岗，儿子出走寻死，“每个人条件不一样，我已经算好的了”

傍晚六点多，54岁的吴梅结束一天的保洁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中。推开门时，她还有些喘气，但看到在床上安稳睡觉的儿子，脸上仍挂上了欣慰的笑。

儿子常常到大街上四处游走，难免会迷路，前几天他刚被从救助站接回家中。

母亲下岗，儿子辍学

“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1999年春晚，黄宏在小品《打气》里的这句台词刺痛了许多下岗工人的内心。彼时是时任总理朱镕基深化国企改革、推进减负裁员后的第一年，此次改革来势迅猛，截至2003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达2818万人。东北是老工业基地，也是体制改革的重点地区，“下岗”这个词迅速浸没了东北平原。

虽然中央和地方安置下岗工人的政策不断出台，实际效果却因地域、基层管理状况等因素而各异。离开原单位后，有人高升远走，有人疲于奔波，也有人潦倒惨淡、郁郁平生……吴梅曾在一家国营宾馆担任部门经理，本世纪初，“下岗潮”终于也将她卷入其中。名义上吴梅与原单位劳动关系保持不变，但实际上等于失去了“铁饭碗”，每个月只能获得大约200元的补贴，她开始通过做些小生意、打零工来谋生。

1999年春晚，黄宏在小品《打气》里的这句台词刺痛了许多下岗工人的内心（图片来源于网络）

2007年，吴梅前往河北廊坊打工，主要做保洁、环卫工作。由于丈夫也常年在外地打工，只有儿子一人在老家上学，吴梅便想办法将儿子带到了身边。那一年儿子16岁，刚考上老家的重点中学，但来到廊坊之后，由于户口和学籍等政策限制，他无法再就读于公立高中。吴梅通过亲友的关系，将儿子送到了北京的一所私立高中，一年的学费是8000元。

高昂的学费并没有换来一帆风顺的学习生活。儿子的成绩在班里并不突出，也不适应学校的氛围，和同学的相处出了些问题。在这期间，吴梅常常鼓励、安慰儿子，但情况没有好转，她只好给儿子办理了转学手续。转学之后，相同的问题再次出现，同时也导向了相同的结果——转学。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儿子在不同的学校间辗转却都无法融入，最终选择了辍学回家。

当被问到“儿子是不是遭遇了校园霸凌”时，吴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觉得还是要把人往好处想。吴梅也曾带儿子去过医院，医生只是说儿子正处在青春期，激素水平和心态可能会不稳定。

自学，打工，出走，寻死

辍学返家之后，儿子提出了自学的想法，吴梅则给予了一如既往的支持，给儿子买来了许多教辅资料，但脱离了学校的环境，零碎的知识点对儿子不再具备吸引力，教辅资料很快就被抛至一旁。

自学不成，儿子转而想要尝试打工。吴梅给北京的一个中介交了高额的中介费，以为这样可以提高应聘的成功率。之后她还带儿子做了体检，办理了健康证等一系列的手续和证明。终于，儿子顺利入职。但入职不久，儿子便总觉得有人跟踪他，再无心工作，回到了吴梅在廊坊的出租屋中。

在此之后，儿子越发孤僻，与父母的沟通也越来越少，吴梅只能通过他偶尔说出的一两个字来猜测他的想法。闲下来时，吴梅会多和儿子聊上一会儿，尝试着开导他，但吴梅的言语终究只是单向输出，儿子再难向她敞开心扉。吴梅不知道，儿子或许在计划着一场出走。

像往常一样，吴梅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到了家中，却不见儿子的踪影。等待、焦急、寻找、报警……就在吴梅无可奈何时，终于接到了老家派出所的电话：儿子在山东割腕了，正在某医院里急救。吴梅和丈夫急忙赶到医院时，儿子仍在接受手术。因为儿子刚开始拒绝治疗，手术采取了全身麻醉，从手术室里推出来时，儿子仍然在昏迷状态，胳膊上缠满了绷带。

医生正在进行手术（图片来源于网络）

儿子是在山东一座偏僻的养猪场旁边被发现的，当时他已经割腕，到处都是血迹。好心人将其送往了医院并且报了警，警察在儿子的书包中发现了一本作业本，通过作业本上的学校名称，联系上了儿子原先就读的学校，学校查询档案后联系了吴梅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吴梅才得知了儿子的消息。

住院期间，儿子不是很配合治疗，甚至在吴梅不注意时，拆掉了胳膊上的绷带。同病房的人以及护士很同情吴梅一家的状况，常常送给他们一些水果，或者带着儿子聊天和玩耍。

四处游走，遭遇排斥

儿子的情况或许需要长时间的陪伴，但现实迫使着吴梅继续向前。回家之后，她只能暂时将儿子留在出租屋中，早上做好饭后就出去打工，晚上再回来照顾儿子。或许是一个人太过无聊，儿子开始到街上四处游走。儿子的记忆力不好，常常忘记锁门，甚至忘记穿上衣就到大街上了。他还总忘记拿钥匙，即使拿了钥匙也经常搞丢，为此吴梅给他配了两大串钥匙放在门口。

四处游走的结果就是经常走丢，起初吴梅还总是报警请求帮忙寻找，但次数多了之后，吴梅便不愿再打扰别人，凌晨的街头常常是她独自寻找儿子的身影。

凌晨的街头（图片来源于网络）

吴梅尝试过许多方法来让儿子更自立。例如，她曾经详细告诉儿子洗衣服的步骤，但儿子将衣服泡到水中之后便将水倒掉，觉得“洗干净了”，如果吴梅再指出他的问题，儿子就拒绝沟通，出门而去。吴梅曾“跟踪”过儿子，但儿子注意到她后便开始狂奔，或者在大街上就开始对她拳打脚踢。她也给儿子买过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但儿子做不到按时吃药，而且药物价格很贵，有较大的副作用，吴梅无法长期负担这一费用。

吴梅就这样和儿子在出租屋中度过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期间她仍以保洁、环卫的工作为生。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个小区都加强管控，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儿子只能在小区里四处转悠。楼道里、电梯里、居民家门口……一个光膀子的陌生男子驻足，难免引起住户的担忧。有人开始向居委会反映，甚至直接报警处理，吴梅只能不断赔礼道歉。和居民的矛盾不可调和时，吴梅就带着儿子换到别的小区。其实吴梅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搬回老家，儿子再次走失

今年夏天，吴梅向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保证，儿子不会再打扰到他们的正常生活。之后，吴梅便带儿子搬回了老家辽宁，但不变的是，她仍然是带着儿子做保洁的工作，她需要谋生。

几天过后，儿子再次走失。在外打工十几年，吴梅对老家的环境几乎也是一无所知。寻找未果后，她只好报警，还请亲戚帮忙在朋友圈发了寻亲信息。7月24日，吴梅的儿子被当地救助站救助，头条寻人收到救助站的消息后，帮他编辑发布了寻亲信息，并转达合作民警协助查询。7月26日，救助站成功联系上了吴梅，当时吴梅正在打工，亲戚帮忙把儿子接回了家。亲戚还帮忙买了几个GPS定位设备，她打算把它们逢在儿子的衣服里。

自己下岗、儿子走失、工作“被辞”……吴梅很少有怨言，在交谈的过程中她反而有些自责，认为当初不应该把孩子送到北京读书。不幸中的万幸，吴梅在当初“下岗”时，和原单位保留了劳动关系，前几年她又达到了30年工龄的要求，终于可以从原单位“内退”，即内部退养，可以提前享受退休的待遇。交了数十年的社会保险，现在她终于能领到一笔数额尚可的退休金。

电影《钢的琴》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实，下岗、内退、买断、社保……一系列改革的名词她也搞不太懂，原同事中也有人不断上访要求更多补偿，她虽然关注着这些动向，也想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福利，但她还是持有一种知足的态度。在廊坊打工时，她的同事里有农村来的，几乎没有人有退休金；也有城市里来的，他们来给子女带孩子，只是闲不下来才来做保洁，结束工作之后，就会回到价值上百万的楼房中。

“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我已经算好的了”。吴梅没有驯服苦难，更不是豁达乐观的英雄，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人生起伏中，她获得了某种无奈的平静。

（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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