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是中国历史上排最前面的几位领袖之一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心向祖国，为中国高科技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同一代伟人邓小平有过多次见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974年到1989年，他们两人仅面对面的会面就有十四次之多。从1979年到1989年，邓小平几乎年年会见李政道，有时一年要见多次。

每多一次与邓小平会面，李政道对这位伟人的了解和敬佩就更深了一步，邓小平对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和贡献，他谦虚而又果断的作风给李政道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74年5月24日，李政道回到祖国访问期间，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当时邓小平也在场，这是李政道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但在这次会见中，李政道因忙于那场著名的辩论，他与邓小平并未能长时间地接触与交谈。在那次会面时，邓小平通过李政道的言论，观察到他对科学技术的那份执着，感觉出他心系祖国科技发展的拳拳赤子之心。

1979年春，邓小平访美期间见到了李政道，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二次相见。

这次见面仅几个月后，李政道给中国某领导人致了一封信，李政道在信中以非常直爽的语气，说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

“中方规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得到的外方资助，由使馆按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开支、不足部分由国家补助、多余部分上缴的做法，使我大为吃惊，难以置信。奖学金并非薪金，给奖学金是有其固定目的的。”

这封语气略显生硬的信，最终被转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后，作出如下批示：“李政道的意见是正确的。请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做法。”

在邓小平的直接过问下，李政道提出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邓小平在此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谦虚接受建议的胸怀和务实高效的作风给李政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隐约感觉到祖国科技发展的春天就要来临了。

天安门广场向西约15公里，有一处普通人不太注意的所在，这里的地下深处就卧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很多人不太了解电子对撞机是什么东西？不了解建它有什么意义？

电子对撞机的是很专业的科研设备，它的用处实在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有人将正负电子对撞机比喻成弹弓或者是枪炮，但它发射出去不是石子和子弹，而是微观粒子，发射微观粒子的目的是通过碰撞来“砸碎”粒子，进而探测粒子内部更细微的结构。

也许我的解释不够专业，或不那么通俗易懂，但只要你了解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时，聂荣臻元帅对这项工程的赞誉，你就知道了建造它的重要意义。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时，聂荣臻元帅激动地将其称为我国继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之后取得的又一项伟大成就。

聂帅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与原子弹和人造卫星相比，可见它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邓小平顶着压力，拍板决定建造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拍板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体现了邓小平科学务实、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领导作风。

早在1956年，我国就提出过建设高能加速器的计划，但一直处于研究论证阶段。

在那个年代，我国懂加速器建设的人并不多。到底要建怎样的加速器？建成之后要用来做什么？对我们的科技发展有什么实质意义？这些问题不要说普通人，就是当时很多专家学者的认识也是朦胧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能物理加速器的建设方案经历了七上七下的犹犹豫豫。

八十年代初，一直对此高度关注的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就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广泛征求国内外科学家的意见，充分论证，并拿出方案。

不久后，李政道和一些科学家向中国提出了具体的建造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很多国内专家的赞成。最终邓小平亲自拍板，作出批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984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举行了开工典礼，邓小平出席并为奠基石培上第一锹土，他对周围人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1988年10月24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建成了，邓小平前去视察时吐露了他拍板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的考虑，他语重心长地说：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李政道多年后在回顾中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时仍颇为感慨，他高度评价了邓小平非凡的魄力和长远目光，他说：

“真正结束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徘徊状况的人是邓小平。在决定正负电子对撞机要不要上的最后时刻，他以政治家的气魄分析说，要么就不干，要么就坚决地干，不能总是犹豫不决…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邓小平的最终拍板，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得以建成，他的高瞻远瞩奠定了中国在国际高能物理界的地位。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运行，在国内发挥了极大的带动作用，使我国在相关科学领域有了突破和提高，推动了我国机械、电子工业技术地发展，使科学家们得以窥见正负电子对撞机所展现出来的物理学的奇幻景象。

在中国提出加速器建设计划后，相关人才尤其是实验人才的培养就变得非常紧迫，很早时李政道就提出利用美国各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1978年1月8日，李政道给中国有关领导人写信，提出了这个建议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肯定。

在李政道的广泛联络和帮助下，中国向美国五大实验室和部分大学派出了40多名学者，这批学者学成回国后，在我国相关领域和后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3月，李政道应邀回国讲学，他不辞劳苦，用心施教，使听课者获益匪浅。

邓小平得知李政道为祖国科技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后，非常感动，他在会见李政道时，对他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这使李政道心里热乎乎的，他为祖国科技发展贡献力量的干劲更足了。其他海外华裔科学家得知后也很受鼓舞，他们以各种方式，纷纷投身祖国的科技发展，为祖国作出贡献。

李政道在国内讲学时发现不少学生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很有培养前途，只要将其置于良好的环境之中，日后必将成为可用之材。于是他便萌发了在国内选拔优秀学子赴美深造读研究生的想法，即CUSPEA项目（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中国赴美留学的研究生）。

考虑成熟后，李政道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当时海外华人和国内有关方面对该项目的实施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反应非常激烈。

一位知名海外华人给中国领导人和有关方面写信，极力反对CUSPEA项目，称这个项目“丧权辱国”，“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殖民地都不如”。

国内有很多人也担心优秀人才出去后不愿回来，在反对声音很大的情况下，CUSPEA项目面临夭折的风险，对此李政道很着急，他立即飞到中国做解释工作。

在那个时期，在被扣上“丧权辱国”大帽子的是非问题上，没有人敢轻易拍板做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代伟人邓小平再次展现出他非凡的担当。

1981年12月25日，邓小平再次会见李政道时谈起CUSPEA项目，邓小平说：“这是件大好事，你们谈定了就行了，就照你们谈定的办。”

面对有人提出的可能导致优秀人才流失的担忧，邓小平说：“就是只有10%回来也很好嘛”。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鼎力支持下，各方面统一了对CUSPEA的认识，杂音和阻碍得以排除，该项目得以顺利实施。事实证明，CUSPEA项目非常成功，在项目运行的十年时间里，近千名中国学子赴美学习深造，绝大多数人学成后回国效力，成为国内该领域内的骨干。

为更好地使用CUSPEA项目学成回国的优秀留学生。1983年3月初，李政道给邓小平等领导人写信提出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

对李政道的这个建议，邓小平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他说：

“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名词。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李政道倡议的博士后制度于1985年开始在国内实施。博士后制度建立后，大批海外留学人员被吸引回国工作，开辟了国内高层次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新路，是一项成功的尝试和探索。

自己所提的一个个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得到实施，这使李政道备受鼓舞，为更好地促进祖国的科技发展，李政道在深思熟虑后又向邓小平提出建立中国的自然科学基金。

“自然科学基金”，指各国各地设立的为鼓励自然科学创新与发展而设立的基金项目。

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设立了各自的自然科学基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50年便成立运作，欧洲科学基金会成立于1974年。自然科学基金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我国在1986年之前没有国家层面的自然科学基金，1982年才开始实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只面向中科院内部，涵盖面窄，利用率低，作用不明显。

李政道看到这一情况后很着急，他收集了一些发达国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的相关资料，提供给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者们参考研究，并且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设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建议。

心系祖国科技发展的李政道在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两次给邓小平写信，在信中都提出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建议，指出其对国内科技发展的重要意义。

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时，李政道再次向邓小平提出，希望尽快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提供经费支持。

其实，收到李政道的提议后，日理万机的邓小平便对这个建议进行了深度的思考，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邓小平对李政道说：“这是一个新方法，我们没有经验。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对不对，管它成功不成功，可以试验一下。”

邓小平再次展现出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当场指示有关部门尽快给予落实。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1986年2月14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了。三十多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在推动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方面，在促进基础学科建设，发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切应归功于李政道等科学家的大胆建议，更应归功于邓小平这位领导者的开明和果断。

从1974年与邓小平第一次相见后，此后的多年里，李政道提出的每一项合理化建议都被邓小平所接受和采纳，对李政道提出的每个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益的建议，邓小平的批复都非常迅速和果断，李政道从中强烈地感觉出邓小平对于发展中国高科技的紧迫感和坚决态度。

邓小平曾在会见李政道等人时透露了他对于发展中国高科技和培养人才的心情和想法，他非常谦虚地说：

“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落后…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中国的高新技术事业。”

邓小平复出后，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他广泛与海内外专家学者接触，听取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建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科学务实，开明高效的态度，大力推进我国的科技发展。在他的领导下的我国高技术产业迅速与世界接轨，各种科学技术人才不断涌现，科技蓬勃发展。

科技的发展又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在各个领域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21世纪我国的高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知识，培养了人才。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心系祖国的李政道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见证了中国科技从落后，到不断追赶，再到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邓小平这位伟人。通过多年的交往，李政道对邓小平这位伟人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越来越深的敬佩。

李政道这样评价邓小平这位伟人：“对小平先生的评价，我是不敢贸然提出的，但我认为小平先生对中国的贡献是中国历史上排在最前面的几位领袖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