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传子，家天下”是儒家以及司马迁的美化。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是为了遵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惯例，西汉以前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夏朝和大禹都是一种非常模糊的印象，最早记载大禹和启的史料就是《尚书•禹贡》《甘誓》和《竹书纪年》。

《甘誓》中记载：“王师伐有扈，大战于甘…”这个记载《竹书纪年》中也记载了：“王帅师伐有扈，大战于甘。”在启在位时期征服了陕西北部的有扈氏，《竹书纪年》和西汉时期的《史记》记载的完全不一样。

《史记》中说，上古时期尧传位舜，舜传位大禹，以此证明尧舜禹禅让是和平禅让的，没有流血事件，事实证明，和平禅让是不存在的，比如说，三国时期，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给自己，美名其曰“禅让”，那么，三代禅让是不是也是如此，比如尧帝。

尧帝，认为自己的丹朱，不是贤德之人，不能统治天下，就想从民间选出来一位贤德之人，尧帝选拔良久，最后才有人推荐了舜，可是尧帝也担心，舜到底贤良吗？

于是，就想考察一下舜，尧任命舜为官，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帝，尧最后决定把位置传给了舜帝，只是，这里有个问题，尧又当政二十六年才把自己的首领位置让给了舜帝，那么这中间二十六年舜是个什么身份。

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竹书纪年》记载是对的，这种传贤不传子的做法从黄帝就开始了，黄帝传给孙子颛顼，颛顼又传给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帝喾，也就是自己的侄子。

舜和大禹都是颛顼的后代，帝尧的父亲帝喾也是黄帝的后代，后稷、帝尧、契都是帝喾的后代，包括商汤。

夏朝的国姓是姒姓，别姓是夏后氏，夏启的父亲夏禹是舜帝时期的夏伯，舜帝死后，禹成了天子，禹在位时还不是夏朝而是夏禹国，《汉书》记载：“阳翟，夏禹国”，《竹书纪年》“元年，帝即位于夏邑，大食诸侯于钧台”。《左传》记载：“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武王有孟津之誓。”

钧台就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瓦店镇。

现今考古界主流认定，河南省禹州市瓦店镇发掘的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大型遗址，被认为是夏代早期都邑，其遗址遗存跨越龙山文化早、中、晚三期。

那么，子传子是从那个朝代开始的呢？是从周朝，周朝以前，夏商时期，实行两种体系，一种是兄终弟及，一种是父子相传，而周代商后，周朝严格执行父传子，不过，后世朝代中没有完全杜绝兄终弟及，如，西汉、刘宋、北齐、南齐、南梁和南朝陈，以及后来的唐朝中晚期、宋代和明朝都执行了兄终弟及的制度。

说他们是一家关系，倒不如说黄帝、帝喾、尧帝、舜帝、大禹他们华夏族和东夷轮流执政。

“禹传子，家天下”。

这是古人说的。《汉书.盖宽饶传》曰：“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

“三王”，就是夏商周“三代”，这当然从大禹传位夏启开始。

古人认为，“三代”以前不是这样。还是《汉书.盖宽饶传》：“五帝官天下，……官以传贤。”

所以，先是墨家，后是儒家，都大讲尧舜禹的“禅让”。

三人“禅让”的依据，一是《尚书》中的第一篇《尧典》；二是《尚书》中的第二篇《皋陶谟》。

《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的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曾把《尧典》中最后一部分分离出来，称为《舜典》。后来，从隋唐就有人质疑，至清代，《舜典》一般又恢复到《尧典》里去了。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传子”和“传贤”有区别么？

有。

从西周开始，“家天下”的“传子”，是有严格而明确规定的。

这就是“传嫡长子而不传贤明”——权力和财产的继承，只能传给同姓嫡长子孙，不管其是否“贤明”，非嫡子孙只有在没有嫡系子孙可传的情况下才能考虑。

关于这一点，刚刚写过一篇问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出来看看。

《汉书》说是“三代”，严格说是从西周才明确形成这样的“宗法”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封建贵族统治阶层之权力和财产的顺利、稳定交接和传承。

这是私有制产生后，必然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

“禹传子”，据《史记》说，多少还有点戏剧性。

《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原来是准备“选贤任能”，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前面说到的《皋陶谟》中那个“皋陶”的。“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

皋陶早亡，于是大禹又想传位给伯益。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恰，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帝禹并没有传位给自己儿子的私心，争奈伯益的威信不够，诸侯们都拥护启，启也就“顺水推舟”作了天子。

这期间，表示“不服”的，只有有扈氏，于是，“启伐之，大战于甘”。发兵之前，夏启做战前动员，这就是《尚书》第四篇《甘誓》。

第二个问题，“三代”之前的尧舜禹，是不是“禅让”。

前面说了，最早是墨家，随后是儒家，都极力称颂尧舜禹的“禅让”。

战国末年，已经有人质疑“禅让”这件事，比如韩国的韩非。

与韩非同时，在魏国发现的“汲冢竹简”中整理出来的《竹书纪年》，也说尧舜禹之间没有“禅让”只有篡权。

《竹书纪年》，是晋国和魏国史官记载的历史。晋国后来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所以，韩非持与《竹书纪年》相同观点，很可理解。

现代学者认为，尧，很可能是处于氏族部落联盟兴盛至濒临解体前的部落联盟军事首长，而不是帝王。禹，则在西周，就被周族奉为自己的祖先神，很可能也是氏族部落时期的一个重要领袖，当然。也不是帝王。

舜，情况稍显复杂，从王国维开始，若干甲骨文研究“大佬”，皆同意“舜”是“俊”的音变，而帝俊又是由殷商先祖“夒”演变而来。就是说，舜，是东夷族中“鸟夷”分支的祖先。

这样，一些学者即提出，所谓尧舜禹“禅让”，实际上是尧和禹所在的华夏族，与“俊”或“舜”所在的东夷族，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轮流执政”。

这种推测，在氏族部落联盟的“方国”时代，向逐渐走向“大一统”的“王国”时代过程中，是有存在的可能的。

“禅让”，是正常的轮流执政；“篡权”，则可能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惩罚。两种皆可以说通。

第三个问题，禹之前的“五帝”是不是一家。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是，还排列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其“亲戚关系”有些乱。

他依据的，是《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

顾颉刚先生就此做了大量的考证，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样的“五帝”系统，是“层累”的结果，就是一代一代人逐渐才形成的。

所谓顾颉刚“疑古”，主要指的就是他这个观点。一些人说顾先生“疑古”是否定中国上古史，这说法有点儿“驴唇不对马嘴”了。

现在学者们已经“捋”得很清楚。现在能见到的西周文献证明，周族最早的先祖神是大禹，后来才叠加上尧和黄帝。

舜，不是周族而是商族的祖先，属于东夷系列。东夷最古老的先祖是少皞。

“颛顼”和“帝喾”都是后来，大约在战国时期才在人们的议论中出现的先王。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这样排列的“五帝”，直到西汉，才出现在《大戴礼记》中。

司马迁也不是照抄照搬，他做了不少实地考察和寻访。他说，关于五帝的说法太多，有学问的人也说不清楚，他依据《五帝德》和《帝系》，结合在各地听到的传说，大致把《五帝本纪》写成了这个样子。他这话，是在《五帝本纪》最后一段说的。

“五帝”成为一家人，既有一个过程，在当时又是一种必须。

西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

这个时候，西周的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注重对以往历史的搜集和整理，于是才有可能形成《诗》《书》这样的文献。

虽然后来西周逐渐衰落，诸侯争霸日盛，但族裔融合及形成新的大一统的内在要求愈加积累和增强。

这样，在秦汉帝国形成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大一统”。

这个时候，需要对历史和先祖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说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的儒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也就是说，儒学，一方面“累积”地“书写”了历史；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后续的民族融合与统一，提供了一种思想基础。

曾在头条写过一篇《五帝之变迁》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出来看看。

引言

《史记》讲“禹生启，家天下”，又讲“益让启位，避居于箕山之阳”，似乎言之凿凿，堂堂正正，被司马和后人圣赞为千古禅让之美德…但根据《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直接否定了《史记》记载，又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困尧于平阳，取之帝位。”韩非子《说疑篇》也讲，“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可见《史记》的记载只是司马一家之言也，先秦诸史，尤其是《竹书纪年》并不买帐。

《竹书纪年》是由春秋晋国人始著，并以战国魏国史官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西晋咸宁五年（公元前279年，另说281年或280年），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人不准(音否彪)，盗挖魏襄王墓葬发现了此书，亦称《汲冢纪年》。

此书共十三篇，叙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又重整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直接否定了《史记》“益让启位，避居于箕山之阳”记载，引来千百年学者强烈争论！

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验证了《史记殷本纪》商王世系后，挺史派人士便认为《史记》绝对可信！但同样精准记录了商王乃至夏王世系，并且成书时间略早于史记200多年的《竹书纪年》(汲冢竹简)，却落得个原本丢失，支离破碎，身首异处的下场…这是让人十分耐人寻味的事情，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由于时间太久，管理不善，造成记录佚失的话…那么史记同样面临这种情况，为什么它没有被毁损？俗话说，“口无遮拦”，揭人短处，往往得罪当权者，所以竹书被当成“伪史”销尸灭迹也属正常…借用郭沫若名言，“欲要研其史，必先掘其陵”，不信看考古吧…

表面看，“禹生启，家天下"，似乎证明启是大禹儿子和夏朝创始人…但十分遗憾的是，至今并没有确凿禹启二墓，根本无法证明启是大禹儿子和夏朝创始人…起码伯益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得禅位，有史可查，而启只有“禹生启”几个字，其它比如，启因何功绩超过伯益得百姓拥戴？伯益又因何事避启于箕山之阳？史记根本没有交待，为什么？…

而且更重要的是，目前考古状况也不支持史记！因为二里头是夏代晚期都城(公元前1800年，首推夏桀都城斟鄩)，三星堆为商代晚期遗址(公元前1200年)，殷墟为盘庚迁殷之后的都城(公元前1300年)，妇好墓为22代商王武丁的贵妃墓(公元前1250年)，亚长墓推测为西周时期南方长氏贵族墓，与河南鹿邑“长子口”墓属于一个氏族，但没有史载无法鉴定族源…

以至三星堆和殷墟，不仅与二里头接不上轨，甚至连和商汤与盘庚的中早商时间也接不上轨，简直成了两头空的“断代史”！而寄以厚望的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表》，竟然“抄袭"了野史《竹书纪年》的夏代历史，难道他们忘了此书正是他们自定的“伪史”吗？自己没有考古证据，却有病滥投医，甚至临阵抱佛脚，搞起了“盗窃”和“夜观天相”的算命鬼把戏…

而对于《山海经》《禹王碑》《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有关夏商周的记载根本不予理采，并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夏代图腾纪年法更是嗤之以鼻…

可是，又对三星堆青铜树与山海经记载的扶桑树之间的关系无法解释，而且对殷墟亚长墓主人明显被杀的考古事实，与山海经“有易杀王亥″及竹书“启杀益”有相关之处，却故作视而不见(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现)！尤其对大名鼎鼎的商王武丁贵妃“妇好”，在甲骨卜辞中大量出现，却在史料中毫无记载根本不予理采，大肆宣传武丁和妇好的夫妻恩爱…史料与文物之间如此混乱不堪，却无一位专家出来澄清解释，真是咄咄怪事！

至今为什么三星堆才有3200年就和3800年的二里头一样没有甲骨文，不让人奇怪吗？这里边隐藏的奥秘不值得深思吗？

当然，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大禹本人的骨骸和铭文及墓址问题，否则大谈特谈“禹生启，家天下”，真没有事实基础，不是欺世盗名，还是华众取宠，也许是无知无觉或没有意识到吧…至于传说中的四川成都(三星堆)和甘肃天水(齐家遗址)及浙江绍兴(会稽山)，山西平阳(陶寺遗址)，根本就没发现大禹骨骸和文物，尤其是铭文，所以还是无法平息世人争议…

而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禹兴于西羌。”西羌之地自秦汉以来多以西北(陕西)为论，何况“禹兴于西羌”不等于“禹生于西羌”。《竹书纪年》记载，“禹元年壬子，即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冀州以河北为多(汉史)，尚未有二里头考古证据，还须进一步甄别！

李学勤指出，西周《遂公盨》对有关于大禹治水的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而建国后的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发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又一次把目光指向大禹…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

唐李泰《括地志》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国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史记孙膑吴起列传》记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许宏王巍等专家认可二里头“极似是夏”，但是二里头至今没有发现自证性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或铭文，尚无法确凿是哪位夏王都城，这是申请夏都的最大“硬伤”…

禹迹争议

不过广大网友的智慧不可小觑，跳出了C14断代法和甲骨文断代法，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采取三星堆文物对标二里头文物进行图腾断代法，无意中发现了3号宫殿贵族墓“抱龙人”，竟然是禹骨骸，令人十分震惊！如图所示:

并与专家学者展开了激烈争论！首先，何驽教授认为，此贵族墓抱龙人是地位低下而身份比较特殊的祭祀伶官，因为墓主人随葬品很少，说明地位不高。但死亡时，怀中所抱“绿松石龙形器"，头戴三皇羽冠，腰系青铜蛾铃，脚踩绿松石，颈戴蚌壳项链…葬于宫殿宗庙中，又是身份比较特殊的祭祀伶官。

但是网友根据周鼎金文“禹”字结构分析，认为二里头3号宫殿贵族墓的“抱龙人”，与禹字“抱虫”结构含义相同(甲骨文龙即虫)，而且与史传禹姒之义完全相同！如图所示:

甲骨文“姒”即以→己/已/巳/乙，似绿松石龙形，如图所示:

而且2011年8月24日，西安谢子展先生，把《禹王碑》全文译出后，竟然也是“禹姒”之义，令人震惊，内容大义是:

“承帝夏脉，魅痟僕御，州痛永殪。禹破渊门，脊躬娄沙，北置弇臿，奠取汲溉，为舞岳麓。㾟昶泉去，操丧见发，瑶来求附。家弃祀离，楚崇率姒，裹盛桴徒，葬稽堂祈羕，南蜀莽盲，久质畏苗，焕册莫罪，宁朋永非（疑）。”

大义是指禹因开凿龙门伊阙，亲自负篓背沙，因长年泡水得“㾟昶”而殪，“裹圣浮图(率姒)”葬于“稽堂”…此译文内容与史传大禹百岁征三苗而葬于会稽山完全相反…却是英年早逝，积劳成疾，葬于岳麓稽堂！“率姒”即“稽”，就是抱龙义，“稽堂”指抱龙礼堂，也就是“居葬合一”的偃师二里头3号宫殿，旧称尸乡(巳乡→姒乡)，如图所示:

有网友说“稽堂”是浙江会稽山大禹陵，我说会稽山是大禹衣冠冢。理由:

一，商汤灭夏，埋葬了二里头禹墓。

二，周武王伐纣又埋了殷墟甲骨文。

三，秦始皇虽然得到先祖伯益的殷史《山海经》，但已过去1000多年，他已看不懂了。

四，殷人徐福虽然知道禹祀之地，但不敢说实话(怕秦始皇破坏二里头三星堆和金沙)。所以骗取他信任偷渡日本，气得始皇“东临碣石”吹胡子瞪眼。

五，大禹死时(公元前1650年左右)，良渚洪水并未退尽，商契伯益还在三门峡开山放水，禹虽有叶落归根之心，但会稽山泽国四布，怎么埋葬真身？所以禹死水退，越人回来建个衣冠冢也是自然！包括湖北盘龙城和安徽蚌阜禹会村也是如此。

六，“南蜀”指长江流域，包括四川三星堆，浙江会稽山大禹陵，湖北盘龙城和安徽蚌阜禹会村。

当然最重要的证据是，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了“率姒”禹启二王铭文，如图所示:

而且二里岗牛胛骨卜辞也发现了“又乙/又其”禹启二王符号，进一步佐证二里头与二里岗是“禹生启”遗址，如图所示:

说明二里头并不是晚夏都城，而是早夏大禹都城。并且证明二里岗/偃师商城不是商汤西亳都，而是“禹生启”王权传承之地，即《史记》之“契长佐禹治水有功，受司徒(又其)，封商地…”的商契封启之地，而且也得到殷墟妇好墓中的铭文佐证，也就是商契十三王(唐虞夏殷商周六代启王权继承人)铭文，如图所示:

说明夏商周三代共启，夏启即商启(契)和周启(弃)，启契铭文和甲骨文完全一样！并不是史记所认为的前后顺次更迭换位之情况，如图所示:

进而郭沫若对妇好墓的武丁贵妃判断也彻底破产了，网友罗列了十大质问:

一，为什么一个贵妃，还是22代商王贵妃，可以与丈夫分葬，单独埋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内？难道妇好有什么特殊身份，连商王自己和元妃妇妌/妇辛级别都不够？

二，为什么妇好文武全才，伐方平羌，是武丁中兴名将，却在《史记殷本纪》中无一字记录？甚至先秦诸史及野史《竹书纪年》也无记载？

三，为什么甲骨卜辞会这么关注一个22代商王贵妃？连怀孕几次，得病几次都详细记载？甲骨文在祀？还是在戎？

四，为什么妇好生前贵为商王武丁贵妃，死后却冥嫁先公？是什么风俗允许乱伦先祖？甲骨卜辞作者是怎么知道妇好死后之事？他穿越死后世界了吗？

五，妇好一生怀孕二十多次，如果按十月怀胎一次计算，二十次即二十年，何况她还要同时领兵打仗，有时间连续怀孕二十多次吗？何况她死时才三十多岁，时间和身体岂能允许…

六，为什么殷墟王陵区被盗个遍，反而妇好墓未被盗？为什么商王武丁及元妃妇妌/妇辛不随葬宫殿区？难道商王和元妃级别不如贵妃尊贵？

七，冥嫁若是母系社会风俗，难道等级森严的商晚社会会允许存在？尤其商王武丁又有60多个妃子情况，是母系风俗吗？如何解释？

八，为什么妇好墓没有发现妇好尸骸？连棺椁也没有？殉葬者却尸骸完整？

九，为什么妇好墓上会有享堂？妇好贵妃究竟什么身份，会引来后人如此“长年累月”“兴师动众”祭祀？甚至先王祭后王？墓还是享堂？

十，《说文解字》距夏殷1000多年，文字是否与甲骨文本义一致，怎能证明？

网友“万年龙公”说得更直接:

“考古实验室对妇好墓所出的一块残椁板作了碳14年代检测，测定结果为3155±140（公元前1205±14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3350±190（公元前1400±190年）。

妇好墓的年代上限约为公元前1590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分析，妇好墓的年代上限可以追溯到成汤时期，拥有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的三百年历史空白期，足以出现改写历史现状的时间和条件，也就是说妇好墓极有可能在盘庚迁殷之前就存在。

而妇好墓树轮校正年代下限为3350±190（公元前1400±190年），即公元前1210年。史载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卒后传位‬其‬弟小辛，在位21年卒，传位其‬弟小乙，在位21年卒，传位其子武丁。

从武丁在位到妇好去逝，只有短短的40年是重合的，也就是说妇好墓下限有着150年的历史空白区，这还是武丁刚登基妇好就要死掉的时间才‬成‬立。若按说妇好死于武丁晚期，那就跳出了妇好墓树轮校正的－190年代，那还叫妇好墓吗？

所以说，单单从妇好墓的断代数据来分析，妇好墓在武丁之前的时代就存在了。

至于为什么妇好墓中无骨骸，甚至连棺椁也没有，目前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骨骸被破坏。二是妇好墓不是墓，骨骸另有墓址。

而这两种情况，目前倾向第二种，因为“妇好”墓其上叠压商代房基，有排列整齐的6个柱洞。结合卜辞，此建筑，当属“母辛宗”，古称“不封不树”。《殷墟书契后编》收有“7.11”卜辞，记载“甲申卜，即贞，其又(启)于兄壬。于母辛宗。”说明妇好墓是宗庙祭祀坑(启祠)，被掩埋了，只有两个原因：

1，自然灾害。这个很好理解，地震或者大洪水；2，政权更迭。而经过考古勘察，妇好墓并无地震或洪水痕迹，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那么，这就事儿大了！

因为宗庙祖祠被掩埋，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灭国了…为此我建议放弃说文解字，改用商代铭文和文物图腾对标三星堆文物来解读甲骨文和妇好铭文！因为:

①“妇好”铭文在甲骨文中的正确行文顺序:应是“帚子女/帚女子”，并不是婦好！因为“帚”和“女”是分开的，说明是两个不同的字，不能强拉硬套成婦！比如:

②“帚”铭文外形酷似一棵树，对比三星堆文物， 应该是青铜神树象征，根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仔细观察青铜树，龙枝代表禹图腾，鸟代表商契图腾，说明帚所代表的扶桑木，是少昊和颛顼两大氏族结盟象征，此帚木含义是九司轮流值班作启王之义，即史称的禅让制，俗称华表，如图所示:

③而妇好铭文中的一“女”字，许慎说是女人，两点为乳，但经过三星堆文物对比，“女”铭文的外形更象是一个跪坐的面具人形象，代表继承人；

“母”铭文应是面具本身！母字双点并不是女人双乳，而是纵目面具“直目正乘”之双眼…妇好铭文中也发现了跪坐面具人形象，说明铭文女和跪坐面具人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联，如图所示:

《山海经》叫“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而许慎就认为西王母是女人了，郭老随之！认为“妇好冥”甲骨卜辞是妇好分娩，如图所示:

郭老认为“冥”字为双手扒开女阴之形，通娩…可是娩字在甲骨文中是有本字“孕”的，如图所示:

孕为含子，娩为出子，而冥中并无子，何来分娩？当然，仔细观察“冥”字，也可以理解为“双手抱日”之祭祀状，为少昊太阳图腾象征！大汶口陶文可证，如图所示:

④另外，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子”铭文形态，如图所示:

为什么甲骨文“子”头上有“三条线”？与金文“子”不一样？再观察一下如下两枚“妇好铭文”:

为什么两枚“妇好铭文”中都没有“子”铭文？仅有一只玄鸟？从目前出土的青铜树分析，树枝上应是九鸟一乌，一乌即玄鸟。“子”是不是玄鸟？如图所示:

安阳殷墟亚长墓中也出长字戴羽酋长，并土青铜圆斝“网纹十字手”符号，铭文解读叫“子又其”，甲骨文叫启，公式为“启=子+又+其”，如图所示:

有网友说“十字符号”是“亚”，是武官称谓，我说十是玄鸟形象，甲骨文刻成十，铭文即“子”义。启铭文经图腾会意为“子抱龙人”，“子又其”汉字即启/弃，如图所示:

《殷墟书契后编》收有“甲申卜，即贞，其又（启）于兄壬。于母辛宗(妇好墓)。”说明母辛宗(妇好墓)即是启祠或契墓！也即夏启祠堂也！夏商合一共祖启！

启不是禹子，而是佐禹治水有功受舜封司其(启位)的族兄弟契(契是启古音及周人写法)…

进而专家对亚长墓主人骨骸查验后发现，此人死于七处外伤(残缺右臂)，属于非正常性死亡！如图所示:

亚长骨骸

根据对亚长尸骨锶氧同位素分析，发现亚长并非来自安阳本地，而是来自沿海地区。

另外，墓主人是趴在棺里、脸朝下入葬的。考古上称之为俯身葬。对此有两种看法，一个是凶葬，意外死亡的本族风俗表征；一个是王权象征之葬，比如“持权杖+俯身葬。而亚长墓出土的“亚长”铭文，经观察为“持杖之戴羽酋长”形象，与二里头抱龙人装束一致，同墓出土的青铜手器(义肢)及金沙遗址出土的“鱼凫王”黄金权杖与亚长手杖产生逻辑关系，如图所示:

那么问题来了，根据《竹书》所载“益干启位，启杀之”，说明启不应该是被人所杀，反倒是杀益之人，那么为什么亚长墓主人是被人所杀？亚长是启还是益？史记没有相应记载，只有“益让启位，避居于箕山之阳”这个“和平禅让”事件…但“野史”《山海经》大荒东经却对此有记载，即“有易杀王亥”事件，如图所示:

王亥因“仆牛”被有易氏所杀…而在亚长墓和妇好墓出土大量仆牛文物，如图所示:

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泄十二年，王亥为了解决牛羊过剩的问题，与其弟王恒决定选一些有活力的牛羊，送至有易国（今河北省易县一带）。有易氏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帝泄十二年，杀害了王亥，赶走了其弟王恒，夺走了货和牛羊。

那么，亚长是王亥，王亥是益还是契？王国维认为王亥是契6世孙振，因为甲骨文“高祖王亥”之“亥”是振本字辰，如图所示:

但我经过仔细对比后认为，“亥”更象“枭/袅/凫”的本字，即少昊玄鸟形象。如图所示:

当然，契益振都是玄鸟氏子孙，尚不能确凿王亥是谁…但能称“高祖”的人，甲骨文中有“高祖河/岳/乙/夔”等10多位先人，辈份应是先商十三王地位。但敢称“高祖王亥”的人，目前只有亥一人，说明什么？说明亥是高祖中的王者，根据王字分析，呈倒置的钺形，如图所示:

亚长墓随葬品分析，王权铜钺就有7把，比妇好墓4把铜钺还多3把，其中6件铸有'亚长'字样，另有卷头刀3把、铜戈73把、铜矛78把、铜箭头800多枚，是出土青铜钺最多的殷墟墓葬，证明亚长生前的确是代表着军权的王者，史记推为司马！如图所示:

尤其是亚长墓出土于殷墟宫殿宗庙区，绝不是契6世孙所能入葬的…所以，高祖王亥是商祖契和伯益的可能性远远大于6世孙振！根据《山海经》分析，应是“帝舜生戏，戏生摇民”，戏即指“持戈”之司马→益，如图所示:

而摇民即丹朱，即后马，如图所示:

八十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张光直发动“商丘计划”，在商丘发现了古宋国城址和岳石文化遗址，但没有发现王亥和商汤墓！不过，之后唐际根在殷墟发现了洹北商城(汤亳)，周口鹿邑太清宫发现了“长子口”(丹朱)墓，根据此墓出土长子口铭文及虎头玉人俑分析即丹朱墓。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此虎首玉人跪俑正是囚丹朱杀尧的虞舜象征，长子口即长子其，俗称长子丹和燕子丹，史称丹朱！民间讹传为老子丹！即史记之商汤！丹朱逐舜未果，死葬鹿邑(归德城)长子口墓，仇俑虞舜随葬之…

但问题来了，根据《史记》记载，商汤应是黄帝第17代孙及商契14代孙，那么周武王姬发是黄帝第19代孙，两王相差仅两代，怎么可能？如图所示:

若按照一代五十年算起(平均值)，两代时间100多年，而《夏商周断代表》指出:商汤灭夏至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600 ~1046年，共500多年，经14世共17代王…难道商代17王能“挤”进两代100年中去吗？如此一来商汤灭夏不就没了吗？当然，如果商汤升至商契一辈就没问题了…但商汤的先商13王及夏代17王又跑哪里去了？商汤灭夏的夏桀呢？…

所以，不是史记记载有错，就是近代考古有问题！而目前根据王国维甲骨考证17商王是的确存在的，那么史记商汤就绝不会是商契14世孙了！只能和契益及丹朱一辈才对…如图所示:

那么先商十三王一定就有另外的解释了…根据《竹书纪年》记载，约公元前1650年，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契受夏启位，史称商契，封商地安阳，史称“禹生启”事件。而伯益受伯位司马，心怀不满，故约公元前1638年，与绵臣丹朱合谋，利用仆牛之机设美人计杀死商契，放葬亚长墓中，经称“有易杀王亥”。

公元前1632年后启上甲微(虞舜/夏桀)协伯益之兵替商契复仇囚尧偃塞丹朱。伯益偷偷放跑丹朱，即“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与兽，名曰摇民”。四年后东窗事发，舜复杀伯益。竹书纪年称“益干启位，启杀之”。

公元前1628年，丹朱自号武汤(汤誓)，逐虞舜于鸣条(山西夏县东下冯)，铸司母戊(启)鼎于武官大墓(M160)，都洹北商城(亳)，形成商汤亳祀。即“帝喾而郊冥，祖契宗汤”之殷商礼制。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又把“母辛宗”恢复成妇好祠(夏后启祠)，俗称周弃祠。并铸妇好鼎和妇好龙虎铜钺两把，及妇好礼器109件以替之，并刻“妇好冥”及“宰丰(商契)”匕骨辞述之，恢复“帝喾而郊鲧，祖文王宗武王”夏祭，如图所示:

宰丰(商契)匕骨(中博馆藏)

首先不考虑尧幽囚 舜野死，无论史记、竹书纪年任何。一本历史文献有这句话，这个文献肯定是某些居心不良的人写的。1、尧传舜， 尧的儿子不孝，尧考察舜，考察了很久，发现相比自己的儿子，舜要好的多，为了减少宫廷内斗，尧杀了丹朱，这叫立贤。

2、舜传禹，因为禹功劳特别大，自己的儿子不好，也是为了防止内斗，舜杀了自己的儿子。这还是立贤。

3、禹传启，启和伯益一样贤，但伯益为了防止内斗，就逃到了山东，建立了秦人，山东当时其实不好，是犯人的流放地。鲧就是死在这里。

尧舜禹都是炎黄子孙，但都不是自己的儿子。立贤不立子叫做。禅让，夏朝以后，都是立子，不再考察是否贤，这叫做家天下。

4、颛顼传帝喾，颛顼是贤君，国家当时比较和平，四方安定。但年老的时候，术器造反，想当皇帝，颛顼不能平止叛乱，帝喾灭了术器，跟尧传舜是不一样的，尧传舜是选贤，帝喾的江山是自己打的。

5、帝喾传帝挚 帝喾有好多儿子，比如帝挚 帝尧 商偰 后稷，但这些人好像与帝喾关系不大，商偰是帝喾次妃简狄吞燕子蛋生的， 后稷是姜源踩巨人脚印生的。这两个明面是帝喾的儿子，实际与帝喾关系不大，排除，帝喾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帝挚帝喾没有考察接班人，与尧不同。

6，尧是宫廷政变上位的，因为过于血腥，尧发明了禅让。核心是考察。自己的儿子不行，就发明了禅让制

按五帝的说法，黄帝传颛顼是传子，但颛顼传帝喾是传侄儿，尧舜之间过去有禅让说，清华简说是政变争夺，可以说禹之前确实没有形成传子的家天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