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吧，中间每路过一个驿站都有登记，这个驿站登记了，下个驿站人没了？

那么中间这一段距离，掘地三尺也要给人找出来，鸡窝里的鸡蛋都得挨个儿掏出来摇散黄，蚯蚓都得挖出来竖着劈两半儿。

哪个强盗脑子是正方形的，去劫一人一马，无金无银的三百里加急，是怕自己祖坟十八代躺得太安逸了吧。

古代的土匪强盗讲究“七不夺，八不抢”，其中第三条，就是不抢进京赶考的考生，和驿站的邮差。

土匪要是敢抢八百里加急，等于是老虎嘴里拔牙、阎王桌上抓供果、癞蛤蟆跳油锅，活不耐烦了。

古代没有快递服务、也没有电报系统，帝王们为了掌握各地区的军情、民情等信息，便设立了驿站。

驿站里不仅能提供食宿，还能根据信息传递的级别，提供车、船、马、轿等多种交通工具。

通常情况下，驿站传递的加急信息，有百里加急、三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等。

其中，八百里加急，是专门用来传递最紧急信息的，比如边关告急、地方大规模聚众造反，特别重要的军情战报等等。

由于它的操作难度较大，一般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是如何传递的？

与普通的文件、物品传递不同，“八百里加急”有其特殊的传递规定。

1、不许无关人员动用驿站资源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等紧急情况，也适用于驿站的日常传递。

驿站是古代的政治兼军事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为朝廷传递重要的物资和信息等资源，以供朝廷决策和调配。

因大多涉及军政要务、事关重大，所以历朝历代的驿站，都会受到官方的特别保护。

驿站里最重要的两项资源，一个是驿卒，一个是驿马，只要不涉及军务，任何人不得调用。

清朝时，就曾发布过这样一项规定：

“钦差大臣、及邻省督抚、经过地方。如有擅动驿马、探报迎送、有累驿马者，降二级调用。容隐不举之上司，降一级调用。”

就是说，钦差大臣、一省巡抚到达地方时，如果擅自调用驿马，官职降两级使用，对钦差、巡抚都是如此严令，更别提地方上的官员了。

可见，驿站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在唐朝，发生过一个例外。

唐玄宗宠爱的杨贵妃喜欢吃岭南的荔枝，但是长安距岭南千里之遥，如果走正常的运输路线，荔枝运到中途就坏完了。

为了保证爱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特意下令让驿站，为她加急运送荔枝。

《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杜牧为此写过一首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来。”

唐玄宗为博美人一笑，占用国家宝贵的驿站资源，这是杨贵妃的荣幸，却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之一。

2、每过一驿必须换马

负责传送八百里加急的驿卒，由于身负重任，到达一个驿站后，通常马休人不休，补充好干粮和水后，便要换匹体力充足的马，继续赶路。

因此，八百里加急的信件送到后，累晕乃至累死的驿卒，屡见不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法律明文规定：驿卒在传送文件时，可以不换人，但每过一个驿站必须换马，以防止马劳累致死。

比如，唐朝时就明令，驿卒如果不换马，要被杖责八十。

《唐律》载：“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

除此之外，驿卒还要对劳累过度的驿马做出一定的赔偿。

在那个年代，马比人值钱呐！

3、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驿站送信的最快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一段话：

“发出即封入纸函……其迟速皆由军机司员判明于函外，曰马上飞递者不过日行三百里，有紧急则另判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

也就是说，发出信件的人，如果认为这封信比较紧急，就会在封皮上注明“马上飞递”四个字，这时要求每天必须行进300里，再紧急一点的，要日行400-500里，甚至600里。

最紧急的情况，可以达到日行800里。

我们在称赞项羽的乌骓马、吕布的赤兔马等宝马良驹时，常用一个词——日行千里。

与世所罕见的宝马相比，驿站的马能达到日行800里，已经难能可贵了。

除了要求速度外，对特别紧急的公文等，朝廷还对送达的时间和行走的路程，做出专门的规定。

比如，《唐律》就规定：“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

就是说，驿卒在送信时，如果多绕道一里，就杖责100，绕道5里以上，不仅罪加一等，还要被流放2年。

在严厉的规定下，驿站的送信速度才有了保证。

晚唐诗人岑参就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把驿骑比作流星，可见当时的驿站传递速度之快。

清朝，施琅收复台湾时，军情从福建传到紫禁城，用了6天时间，算下来，当时的传递速度就达到了每天600里以上。

4、驿卒身带特殊标识物

为了让八百里加急的驿卒和其他驿卒做区别，官方一般会发给驿卒一个专门的凭证，一方面为了防止打劫，一方面提醒下一站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准备。

在不同朝代，这个凭证也是不同的。

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

“驿传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

由此可见，宋代的“八百里加急”其实只能达到日行500多里，驿卒携带的凭证是一块金牌。

说是金牌，其实材质是木质的，一般朱漆为底，上面刻有八个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看到这个凭证，驿站的工作人员要打起十万分的精神，这表示驿卒传送的消息万分紧急，不得留其在驿站逗留。

1140年，秦桧和宋高宗合谋，一天之内，发了十二道金牌，将岳飞从前线召回，用的就是这种传递方式和凭证。

在宋朝之前，驿卒使用的凭证大多是纸质的，作用跟唐僧使用的“通关文牒”差不多。

元朝时，为了更快地收集地方上的消息，元政府设置了2万多所“急递铺”。

在运送紧急公文时，这些铺丁一般腰挂铃铛，夜间还要拿着火把，走到窄路时，就用力摇铃，好叫行人避让，在快到下一个急递铺时，也用力振铃，下铺听到铃声，就要提前做好换马准备。

到了清朝，负责运送八百里加急的驿卒，一般会在腰间别上一面黄色的旗子。

如果是打了胜仗，送信的人会在腰间别一面红色的旗子，俗称“红旗报捷”。

清代小说《官场现形记》有载：“先生此去，何异登仙。指日红旗报捷，甚么司马黄堂，都是指顾间事。“

俗话说：行船走马三分险。驿递马夫们在传达军情文书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不少插曲，遇到盗贼劫匪更是常有的事，那么，劫匪们敢劫八百里加急吗？

答案是：但凡脑子正常点的劫匪，都不敢打八百里加急的主意。

为什么土匪不敢劫八百里加急？

我认为主要有这4个原因：

1、风险极大

从上文我们可以可知，八百里加急是为朝廷运送紧急信息的，土匪敢劫八百里加急，就相当于跟朝廷作对。

以个人或团伙之力，对抗整个朝廷，这结果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轻则处死，重则全家连坐。

如果因土匪的缘故，耽误了运送公文的行程，那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唐律》规定：“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

宋朝时，还出台了一部专门的“通信”法规——《宋玉新书》，里面就规定：土匪如果劫取的是一般文书，会被判处徒刑，也就是流放；如果劫取的是机密文件，则被判处绞刑；涉及军事情报的，直接处斩。

所以，凡是想活命的土匪，都会主动给这些驿卒让道，绝不会给自己找麻烦。

2、回报很低

这些八百里加急的驿卒，全身上下除了朝廷的公文、极少的干粮和水之外，什么也不会带，黄金什么的更不可能。

土匪抢劫他们，实在捞不到任何油水。

这笔“买卖”，既不能买吃的、换喝的，也不能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实在是大大的不划算。

3、装备差距太大

“八百里加急”的驿卒，乘坐的是专门饲养的快马，可以日行600-800里。

而土匪们的坐骑良莠不齐，有的是老马、有的甚至没有，单从奔跑速度上，驿卒就甩土匪一大截了。

赶都赶不上，土匪劫谁去？

4、官方的保护

驿站是朝廷设置的官方机构，隶属于兵部管辖。

所以，驿站也设置有驿长、驿隶、驿丁、驿卒等岗位，他们的工资虽然不高，但也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公务员。

朝廷为了驿站的正常运转，也会做很多工作。

比如，在唐朝时，吏部不仅会定期考核邮驿人员，还会不定期巡检驿站的情况，为了防止盗贼作乱，朝廷在各驿站还设有数量不等的防兵等。

有人不禁就问了：那如果是重要军情，被敌方拦截了，怎么办？

咱们的担忧古人早就想到了，他们在传递重要的军事情报时，会安排多个驿卒，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这里面绝大多数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只有极个别的驿卒才会携带准确的情报。

总结：

综上所述，历史上绝大多数土匪是不敢抢劫八百里加急的。

土匪们都会进行成本核算，一般他们只是想要劫点财、色什么的，能让一家老小更好地生存下去。

劫八百里加急，非但不会给现有的物质生活带来任何改善，还极有可能葬送掉自己和全家人的小命。

这样的买卖，太不划算。

身为盗贼土匪，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所谓的“盗亦有道”吧！

古代没有电话电报，报警系统只有两种，一种是烽火台，一种是八百里加急快报。但实际所谓的“八百里加急”在古代很难实现，其意是指一天一夜要快马加鞭奔跑八百里，这样的速度不只是累死马，人也会累死的。

在清朝，从广州到北京，按照正常的速度，走官方的驿站快递需要30-35天，以“四百里加急”的速度可以缩短十天，以“五百里加急”，可以省去一半左右的时间，真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一周左右可达。

但真要达到这样的速度，马匹、快递员、道路、天气等因素都要考虑在内。所以一般并不会采用，因为很难达到。

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一卷黄尘，骏马飞驰而至，人影一晃，跳下马来，大喝一声“八百里加急！御赐金牌，阻者死。”，随即另一人飞身上马，绝尘而去。

上述情景提到的金牌，实际到了宋朝时才有。我们都知道抗金名将岳飞，就是被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召回临安的。所谓的“金牌”实际就是一种通信凭证，等于凭此物在驿路上通行无阻。

原本宋朝在金牌凭证前使用的是纸质版本，跟我们今天的购物券差不多。后来发生了一起诈骗案，有个中组官吏的儿子，冒充驿官，四处索取掳掠财物，被发现后，宋太宗震怒，为了堵上漏洞，才把纸质版本的驿券必为银牌，以此作为驿路凭证。

银牌有隶字书，并刻有飞凤和麒麟图样，两边有年月。而金字牌的出现则与战争有关系。在宋神宗时，宋朝与西夏激战，西夏发兵围攻兰州。为了使军情神速传递，宋政府下令启用了金字牌，以便直通皇帝，不按平时的手续走普通快递。

金字牌是木质的，朱漆为底刻金书上，上有八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表示万分紧急，不得在驿站停留。一般这种金牌件，要求最低日行200至250公里左右。

当年岳飞就是用这种争行通信的方式，被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催命召回，勒令退兵，断送了抗金的大好形势。

在宋朝除了金字牌外，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青字牌为雌黄底青字，规定日行170公里；而红字牌为黑漆红字，规定日行150公里。

以宋朝的邮驿为例，至少可以明确几个问题：其一，古代的加急快递有特殊标识；其二，古代快递有专门的通道，即由官方专门修建的驿道；其三，古代快递也分级别，不同级别的快递所要求的每日行程也不一样。

由此可以推断，古代的土匪要想打劫邮差截取急件，他们首先要跑到官方修建的驿道上。说起这个驿道，历史可就远了。秦朝一统天下后，建立了多个统一性的标识，其中就包括了统一的邮驿制度，并且专门将官方的驰道修得十分壮观。

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道宽八十米左右，十米左右栽一棵青松。此外还有“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开始，途径黄河，直抵包头市的秦九原郡。这段路是由蒙恬负责修筑的，全长九百公里，主要为抵御匈奴人。在南方还有到两广和西南的“新道”。

交通的便利促进了秦朝邮驿事业的发展，所以你看，秦始皇真的是太伟大了，忍不住要赞叹他！

话说，从古至今，我们大概很少听过这样的情景：一群土匪胆大妄为的游荡在官道上，目的不是为了劫色，也不是为了劫财，而是为了劫获一份急件，至于这急件有什么用处，还是个未知数。

话说这群土匪极有可能在群体梦游，不求财不求色却求一份没用的急件，这是闻所未闻的。就算在小说里，水泊梁山下山打劫也是为求财求色，到最后还得求前途呢！

所以说，古代的土匪打劫只为财色，地点通常发生在人迹罕至的山野、树林或郊外，怎么可能大老远的跑到官道上去抢劫呢！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选取的地点也是黄泥岗。

所以说，一般的土匪不会去劫取朝廷急件，因为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不能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但是，如果官方的急件真被一群胆大包天之徒给劫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后果还挺严重，绝对是重典伺候。

像这类的抢劫罪，在秦朝称之为“群盗罪”，就是把“抢劫罪”和“盗窃罪”合而为一的。被抓之后，要在脸上刺字，还要斩去左脚脚趾。

到了汉朝，“抢劫罪”和“盗窃罪”被分离开来，抢劫罪正式更名为“强盗罪”。据汉法规定，一旦定罪，就要被处以死刑，如果罪行严重，还会被施以磔刑，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五马分尸。

唐朝的法律更为完备，形成了著名的《唐律》，量刑也按情况来区分。如果只是实施了抢劫行为，但最后没有抢到财物也没有伤到人，处以劳役；抢到财物而没有伤人的，则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充军；如果在抢劫过程中有伤人意图，那不好意思，不管有没有抢到财物，都要没收其个人财产，并视伤人的严重程度判处劳役、流放或绞刑；如果既抢了财物又伤了人，那麻烦大了，没收其个人财产，处以死刑，这里的死刑指的是不保留全尸，通常为斩首、腰斩或者五马分尸。

宋朝延用了唐律，但是对于强盗犯更为严厉，不但要处死本人，还要罪及其家人，比如罪犯本人的父母、妻儿甚至亲戚朋友都要被 发配充军，为娼为奴，甚至处以极刑。

明律和唐律正好相反，在唐律中较轻的处罚，在明律中更轻；在唐律中的重罚，在明律中判罚更重。比如对于抢劫未遂且无人员伤亡的罪犯，按唐律只判劳役，明律更轻，只打两板子；但对于抢劫时有杀人情节的罪犯，唐律判处死，而明律则要处以剥皮、五马分尸甚至凌迟。

而到了清朝，对于强盗罪的判罚则要考虑到对当地治安影响力的大小，并出现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用的“有期徒刑”。

可能有人会说，土匪不适用于法律，小说看多了吧，其实官方剿匪是很简单的事情，并不像水浒传那么夸张，镇压农民起义倒是要费些功夫。

所以，即便是悍匪在打劫官方快递时，也要思量一下。再说官方为保证驿路的通畅也会做很多工作。

比如，在唐朝，唐政府要定期考核全国邮驿，如发现有韦法不轨行为者，将受到严惩。除了考核，还有不定期的巡检，唐玄宗时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的执行情况。

为保证邮驿的正常进行，不受盗贼和地主豪强的干扰，官方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以保障邮驿畅通。

再比如，在宋朝还有专门的通信法规《宋玉新书》，里面就规定，如盗窃、私拆、毁坏官书者，要处以刑罚，若盗窃或泄露的是国家重大机密件则处以绞刑。若涉及边防军事情报，则处斩，其教唆或指使者也要处以斩刑。若盗取的是一般文书，按规定处以徒刑，发配边远地方。

除了处罚直接涉事人员，如当事驿夫，同时还要处理他的上组官吏，失职者一样处到杖刑。

综上所述，土匪如果不是吃错药，他们是不会去劫取官方快递的，那等往枪口上撞。即便有个别分子走错了地方，没文化抢错了东西，也有威严的法律等着执行他们，重罚之下，谁还这么往上撞呢？

事实上“八百里加急”这种规格的传讯，在古代也并不常见，而一旦动用了“八百里加急”，人和马几乎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可能土匪连拦道的机会都没有，就会被撞飞了，这种“买卖”，反而是匪徒最怕的买卖。

古代山林里的山匪时常出没，他们虽然不到城里打家劫舍，但是一些走小官道或者是根本不走官道的过路者，就会被他们拦住抢劫，最终被他们把身上的财富剥夺一空。

可是山林土匪即便是再嚣张，有两种人他们向来都是不敢惹上的，第一种乃是背着书篓子，或者是有着书童打伞的书生，这种人，一般都是准备前往京城参加礼部试的学子，已经在朝廷的“人才名单”上有所记载了，一旦山匪敢伤害这些人才，那么当地的官府就会被连坐，这些官府也不可能饶过山匪。

而第二种人，他们比第一种人更让山匪忌惮，甚至是像“老鼠见了猫”，这种人正是骑着快马在官道上飞奔的“差役”。

这些差役，有可能是朝廷中央派来的，也有可能是地方上的，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了“紧急任务”在身要完成，他们具体是“几百里加急”，山匪们看不出来，不过对山匪来讲，这很有可能就是皇帝的“圣旨”，假如他们拦下了，不仅自己要麻烦，就连家人都要连坐。

所以客观来讲，山匪也怕来自于朝廷的清算。

八百里加急，具体是一个什么概念？

古代各个朝代的“一里之数”都有所不同，并非是恒定的，因此接下来的一里之距离，统一按照500米为标准。

因为秦朝的“郡县制”确立后，地方高度自治的政治体系基本被取缔，地方的官员和行政，都要从中央派遣官员以及命令下达，这便是“中央集权制度”。

所以秦朝被视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

对于中央集权制度的政体来说，朝廷中央的决策时刻影响着地方的行政，一旦命令下达慢了，那么地方政治就会陷入停滞，所以对于中央和地方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渠道”是最重要的，而古代社会，最快的交通工具，也只能是马匹。

就这样，从秦朝开始，官道和驿站大量在地方节点设立，这些驿站，就是“朝廷传讯的‬中转‬单位”，主要是用以存放马匹，给予传递信息的差役休息的。

对于朝廷和地方而言，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不是任何一个信息、物品都要快马加鞭、没日没夜地传递，比如一些地方对朝廷的总结报告，那么传递速度慢一点，也是可取的，只要不超过最终的期限就好，这种“慢递”，则是没有固定的速度要求。

但一些重要的命令和情况、情报，则是有着很严格的时效性，因此，这些驿站之中会出现“优先级”任务，对于重要的传递物，可以优先使用驿站中最好的马匹，比如千里马（日行千里），渐渐地，这就诞生了一个速度概念：

加急。

一般来说，加急有三百里加急、五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最终是传闻中常见的的“八百里加急”，其实这些行程的速度并不能做到精准的规定，这些加急命令，也只是一个“标签”罢了。

在唐代的历史记载中，这种模式尤为清晰。

例如朝廷给出一个“急令”，乃是三百里加急，那么传递信息的差役要完成的就是日行三百里的任务，而差役身上也会有相应的“三百里加急”的令牌，到了各处驿站，驿站就要按照三百里加急的“规格”给差役做补给和休养。

日行三百里，也就是大约150公里的路程，按照马匹载人奔跑的平均速度来看，连人带马能跑“二十公里每小时”的人马组合，就要在七个半小时内完成这个路程，把东西送到指定的地点即可。

从数字上来看似乎很难做到，可事实上，古代的差役传信的起始时间，一般都是在六更天左右（早上5点到7点），也就是常说的卯时，这个时候天刚开始亮，差役便策马狂奔，办事靠谱的差役，其实下午一两点就能完成三百里加急的任务了。

所以三百里加急是不难的，真正有难度的，乃是经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先从路程上来看，需要差役做到“日行八百里”，也就是四百公里。

那么按照一匹马平均二十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这到底能不能做到呢？

如果光从数据的角度来看，那么一天十二个时辰，也就是二十四个小时，只要有二十个小时，就能完成这四百公里的路程了。

可问题是怎么可能会有人一天二十个小时都用来骑马赶路，这要考虑马匹到底受不受得住，就算一路驿站更换马匹，那么差役本身呢？

这便是“八百里加急”的可怕之处。

一天行进四百公里这种事情，就算是现代人不借助现代的机械交通工具，都几乎无法完成。

古人如何规划实现“日行八百里”，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不过几乎无法完成，却不代表真的没人做得到，古代的封建社会，虽然生产力没有如今的时代高，可为了完成统治者的意志，人力终有胜天时，更何况是这种“军令如山”的八百里加急，对于很多差役而言，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后果可能也难逃一死。

所以为了真正能完成“八百里加急”，朝廷和差役方面，都在自身能做到的情况下，做到最极致了。

仍就是以唐朝为例子，唐朝的疆域广大，经济发达，所以唐朝的驿站制度是很发达的，自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始，全国便大量建造“陆路驿站”、“水路驿站”，据唐朝的史料记载，直到唐朝的巅峰时期“开元盛世”，全国所覆盖的驿站近两千个之多：

“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路相兼。”

其中陆路驿站乃是最重要的驿站，因为陆路才能利用上当时最快速的交通工具：马匹，而水路的船舶，其游行的速度太慢，根本达不到急时传递的标准，所以水路反而是慢递。

就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驿站来说，唐朝在全国的官道上纷纷建造了这些驿站，每隔三十里，就要有一个驿站存在，驿站成为了朝廷和地方命令、信息传递和交互的重要节点。

而关于驿站，朝廷方面还有很具体的建设规定，比如一个驿站有多少匹马，配备多少个“驿丁”，这些驿丁，就是驿站平时管理马匹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民间招募得来：

“凡马三，各给丁一人；船一，给丁三人。”

而驿站还要看具体大小，在唐朝的历史记载中，大的中转驿站马匹数量多达数十匹，驿丁按照一比三的比例，都要配到二十多人左右，这种大驿站，每天接待的传递信息差役十分之多，，他们纷纷来这里换马休整，准备下一段路程。

有了这些基本建设的前提下，唐朝廷的民间信息传递脉络就构建起来了，假如一个差役带着皇帝的“八百里加急”旨意，一路狂奔，那么按照三十里一个驿站，每个驿站都有马匹的储备，再加上精通夜间赶路，那么一天完成八百里加急，还是有可能的。

可这样完成下来，因为要求的苛刻，执行的差役付出的代价一般极大。

从理论上来讲，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在马上狂奔超过十个小时，而且这其中还得包括“进食”、“饮水”的时间，因为骑马的消耗本身就是非常大的，久而久之还会造成慢性骨折。

如果用安全、稳妥的方法，那么一个差役和一匹马跑到快不行的时候，到下一个驿站换上一个新的差役和一匹新马，这样就能保证生命安全，只可惜的是，这些也只能是假设罢了。

因为八百里加急的命令，一般都是“人在令在”，这种命令往往都是加密的，所以差役本身就以性命作为担保去传递，就算其他差役不会泄露，可终究不符合安全的原则，所以对于一个接到了八百里加急命令的差役来说，他必须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马也许都可以换，但他作为传递重要信息的承载者，没有被替换的可能，除非皇帝开恩，让新的差役在下一站等着他，但问题又来了，这便造成一个矛盾，在信息传递缓慢的基础上，皇帝又怎么可能以前安排好一个差役呢？

而唐朝历史上，有没有人做到过“八百里加急”一天完成呢？

这其实是有的。

在唐朝诗人岑参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这首‬诗里‬，就写到了‬：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这一年岑参被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推荐为掌书记，在经过陇山（如今六盘山）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宇文判官”，这位判官早上天蒙蒙亮就从咸阳出发，到了晚上的时候，已经飞奔到了六盘山，而现实之中，两地直线距离在350公里左右，加上其中弯曲的官道，大概也就是400公里左右。

之所以这位宇文判官能做到这种速度，很有可能是其本身骑的马脚力优良，比平均速度都要快，而且其本身经验也非常充足，所以在唐朝，不仅是有人做到过，甚至还以一种超出平均线的方式做到过。

山匪：八百里加急不能拦，不是被撞死，就是被处死。

传个信都要人搭上性命，这听起来也许非常残忍，可在古代封建皇权社会，会有这种事情是十分正常的，这便是皇权制度下对人身安全的漠视。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完成了八百里加急的任务，那么朝廷的赏赐也必将是丰厚的，因为能人之所不能，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顶尖的人才了。

对于山匪而言，这种八百里加急的快马，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

从安全性来讲，八百里加急，即便他们不想混了，非要拦下来，然后等待朝廷的追杀，他们也要有人敢冲上去拦下飞奔的快马才行，而这种飞奔的快马，差役是完全不可能去控制的，即便是他们狂奔的时候把人给撞死了，都是合法的。

所以要拦下差役，首先就得有劫匪去牺牲，把差役和快马纷纷撞落在地。

假如第一步达成了，他们确实把差役拦停了，并且实施抢盗，那么第二个问题又来了，那就是他们如何逃过朝廷的“追杀”？

这种快马加鞭，绝不可能是小事情，一般都是和皇帝有直接关系的，即便是无缝不入的山匪，挑衅了当今的皇帝，一样是要出大事的，或许官府会因为疲于应对放过他们，但是朝廷的大军到来，他们一样就只是土鸡瓦狗罢了。

所以说，山匪拦下八百里加急并且抢劫，他们面临的下场不是被撞死，就是被处死，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山匪也只是求财，他们不可能对皇帝的命令感兴趣，更不可能对官府给朝廷的文书感兴趣，如果是金银财宝，他们或许会铤而走险，但如果只是一些对他们而言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他们为什么非要拦下差役？

这一点乃是差役、朝廷、山匪的共识，这就形成了一种平衡，差役不惹他们，迅速赶路，山匪也不要惹差役，当作没看到，朝廷也就不会刻意要剿匪，这种平衡无人能打破。

山匪不惹差役倒也还好，就怕差役因为劳累过度，骑马骑出了内伤倒在了山匪的地盘里，山匪都还要办法把人给救活，不然的话，倒霉的还是他们，所以这种八百里加急，没有一点油水可以捞，还是个天大的麻烦。

而随着后来的时代，驿站的建设越来越密集，周围的官道治安越变越好，山匪都几乎不能靠近官道来劫道了，不管是对于行人还是信使来说，都有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

除非是一些敌国的探子，只有他们才有完整的动机和胆量来拦下八百里加急的信件，只是这种情况，历史上的记载也少之又少。

结语：

八百里加急在很多现代人心中都是一种“传说”，乃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事实上，即便难度很高，在古代社会还是有人能够做到，而且因为八百里加急本身的危险性，让山匪都对他们感觉到很危险，根本不可能实行劫掠。

比起八百里加急更加应该被称为奇迹的，应该是古代所建立起的“驿站网络”，驿站网络其实很大程度规划了安全的行驶通道，不论是对于官家还是百姓而言，都是如此，在驿站网络周围，都有十分稳妥的保证。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这是我们在古装电视剧中经常听见的土匪拦路打劫的台词。作为土匪，劫财劫色劫人，好像凡是从土匪地界上经过的东西都得看土匪抢不抢。但当“八百里加急”遇上土匪，土匪劫还是不劫呢？

土匪说：当然不劫。

为什么土匪不劫“八百里加急”呢，且让我为你道来。

什么是“八百里加急”？

说起“八百里加急”，我们首先就要先说一下古代的驿站。“驿站”是古人为了传递信息物品或接待来往人员而设立的“政府招待所”。一般每隔20里设置一个驿站，类似于官方快递站，每个驿站都提供住宿、信差和信马服务。

而根据传递要求，设置了“三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和“八百里加急”的服务类型。“八百里加急”，顾名思义就是要求信差以一天800里的速度传送信物。著名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动用的就是“八百里加急”。

那么，都是“道上”跑的“八百里加急”土匪怎么就不劫了呢？

身上有东西

在古代，一旦需要动用类似于“八百里加急”这一类的加急信件，就会在公文上标注“马上飞递”的字样。同时会让信差在腰间系上一面黄色的旗帜。这样会让人们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出这是给朝廷送紧急信物的，能减少了送信路上的打扰，起到一定的开道作用。

而我们都知道，在封建集权的古代社会，黄色是皇家专用色，代表的是皇帝和皇室的尊贵，只有皇帝才能穿戴，你看电视剧里赏穿黄马褂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事。一般人穿戴黄色是要被拉去杀头的。系黄旗的信差，代表的就是替皇家办事，谁人敢拦。于是你就可以看见这样的一幕：系黄旗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飓风一样。

所以再是落草为寇打家劫舍的土匪可不敢拦截“八百里加急”的信差，惹不起还老实一点。要是劫了皇家的紧急信件，那可真是：天子一怒，虽远必诛。

虽然我是土匪，但我“遵纪守法”

古代封建政府为了保障“八百里加急”信件的传送，历朝历代都颁布了：“阻拦八百里加急者，杀无赦。”的法律条文。明文规定，颁布实施。要是违抗，你看我砍不砍你就完了。

古时候土匪虽然十分猖獗，经常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但大多横行乡里，小打小闹。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只是为维持生计。

只要不做得太出格，不违反大原则，不做谋朝篡位，改朝换代的事，地方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去清剿山头大王，有的时候费力不讨好。但如果打劫了“八百里加急”，那可就算是把天顶破了，触及了朝廷的统治利益，朝廷是一定会追责，一级压一级对你动真格，不论你是否山高皇帝远，就算在天涯海角，迎接你的都会是：按律，当斩。

我是土匪只劫财，劫你文件干什么

在我们的概念中，土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的“业务”一般为抢劫财务和打家劫舍，其他业务范围也最多涉及到劫色和绑票勒索。在土匪眼里，值得集合喽啰下山拦路打劫的除了金银珠宝，其他的多半都不屑于浪费精力。

而使用“八百里加急的”一般都是一些紧急的官府文件和边关的紧急军情，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最多也就是给杨贵妃运的荔枝。

因此“八百里加急”的信差和信件在土匪眼里是一点油水也没有的。如果劫的是杨贵妃的“八百里加急”，最多可以品尝一下南方的新鲜水果，然后，斩立决。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正常的土匪是万万不会去干的。

速度与激情，信差都是风一样的男子

我们都知道，唐玄宗时期除了上文提到的为杨贵妃送荔枝用到了“八百里加急”，同样是这时期的“安史之乱”同样也用到了“八百里加急”，在安禄山起兵造反的同时，信使就开始从范阳，通过驿站向皇帝传递的这一紧急军情。

这次“八百里加急”一共用了六天时间，从范阳一直到长安华清宫，一共3000里路。据史料记载，当时，正常情况下，一匹普通的马，一天大约可以走180里。最快是人们常说的千里马，但最多一天也就可以走600里。

按这样换算下来，所谓的“八百里加急”平均每天需要奔走大约有500里之多。唐朝的一里相当于现在的四百五十多米。按照如今距离单位的换算，一天500里的路程也就相当于，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以9千米每小时的时速，一天行驶两百二十多公里，千里马累死了一匹换一匹，只要求快速传递信息。

所以“八百里加急”追求的是速度，信差都是要做“像风一样的男人”，一路都有驿站包吃包住，还提供“千里马”，所以一般都是轻装上阵，这样能够为马儿减轻一些负担，跑得更快一些。

而土匪一般都很少拥有质量这么好的马匹，更别说是日向千里的千里马。“八百里加急”的信差玩的是速度与激情，土匪想要拦截“八百里加急”，光光配置就多少有点力不从心。

所以，当土匪遇上“八百里加急”，土匪是不会犯傻去打劫的。

• 一是信差“黄旗加身”，劫他就是和皇家作对，得死。
• 二是关乎国家安危，朝廷相当重视，特别颁布法律进行“加持”，劫持如同谋反，顶破了天，得死。
• 三是“八百里加急”实在是没有一点油水，费时费力，搞不好还得死。
• 四是“八百里加急”的马跑得太快，土匪一般追不上，实在要追还得累死。

因此，古代土匪即使再狂妄，也是万万不敢劫持“八百里加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