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两条黄金水道，水路交通便利，非常适合发展贸易和交通运输，在铁路、公路不发达的年代，重庆航运之乡是最快，从重庆到上海只需一艘商船7天就可以到达，可谓一日千里回江陵。重庆是四川盆地的门户，掌握了重庆就等于掌握了四川、西南。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经济非常发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四川盆地最发达的城市。今天的重庆还有3700万人口，在当时是不愧为特大城市。

南京国民政府和常申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长期抗日，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宣言》，宣布国民党迁往今重庆是为适应形势而战。

此后，国民政府开始称重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伴都。从此，重庆古城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大后方，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和行政中心，也是远征军的指挥中心。

一、重庆历史悠久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重庆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也就是说，重庆是当时西南地区为数不多的大城市之一，有能力吸纳国民政府和大量居民。

同时，重庆靠近四川盆地的肥沃土地，也让重庆作为战时的伴都，物资供应充足。这也是重庆成为战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包括了庞大的国家机关和军队，重庆长期驻守的数十万人干脆停产。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乱异常激烈的时期，为如此庞大的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但中国的大部分精英地区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很少有城市具备这样的能力，重庆就是其中之一。

二、重庆是山城，地势崎岖，易守难攻

同时，重庆有长江穿境而过，交通便利。这也是重庆被定为伴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它在物流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重庆作为一个不能被轰炸的城市，还有其他几个优势。事实上，总的来说，重庆确实是一个适合做中国伴都的城市。如果不是重庆自古以来在中国的地位不高，那么重庆应该是伴都。作为一个不能被轰炸的城市，重庆还有其他几个优势，其实重庆是一个非常适合做中国伴都的城市，但是重庆在中国的地位自古以来就不高。

与成都相比，重庆的地势和地理位置更加立体，防空优势明显。最初的战斗，大家使用的都是刀枪这种冷兵器，即便是在成都平原，士兵们也不用担心敌人从空中偷袭。而且平原上可以住很多人，生活也很富裕。但现代战争呈现三维模式，更应重视防空。在这方面，重庆的地势占据有利位置，四面环山，防空能力更扎实，因为我国空军力量不够，所以只能优先考虑这方面。重庆当时的条件可以承受日军5年多的战略轰炸，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三、四川军阀的态度

众所周知，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陷入军阀割据状态。在四川的众多诸侯中，最有权势的有两个，一个是占据重庆的刘向，一个是都城在成都的刘文辉。

刘向在许多军阀中都站在蒋一边。刘向治下的重庆是国民政府在四川的第一大据点，而刘文辉与他们不同，他之前曾抵制过老蒋，也多次号召权势，客观来说，他与老蒋关系紧张，双方不是很友好。

二次刘战后，刘文徽退居四川西康、成都等地，被多位四川诸侯占领。如果国民政府在抗战开始前就强制他们在成都落户，会增加与四川许多军阀的矛盾，显然不利于抗战时期的统一。反倒是刘湘占领了重庆等多地，他始终保持积极支持抗日的态度，亲自率领川军抗日，是一位好将，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士兵。在战争中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这种个人品质难能可贵。同时，这也是重庆在战时成为伴都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都城的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都城选不好，政权好不了！

比如北宋因为定都在开封，没有任何天然障碍可以防守，结果就是靖康之乱时，金国骑兵浩浩荡荡打到开封城下，一把端了赵宋老巢，上百万宋军瞬间群龙无首，有人就说，北宋的灭亡就是都城没有选择好。

所以，对于都城定在哪里，一直是各方势力角逐的重要场所，从辛亥革命时，以孙中山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南北政治团体就都城建立在南京还是北京，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后以袁世凯胜利而告终。

1927年一期北伐胜利，汪精卫想要定都武汉，蒋介石想要定都南京，双方再次发生激烈的交锋，短期来看，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到南京就职是汪精卫赢了；但是长期来看，蒋介石在获得江浙财阀的支撑后，不久就挤兑掉了汪精卫。

由此可见，定都的重要性，从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后，南京就是国民政府的都城。

然而，随着日本侵略步骤的临近，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淞沪抗战爆发（1932年，非1937年的淞沪会战），日本人挑起战端，想要借机发飙。

由于南京政府距离上海太近，一旦上海沦陷，南京根本就无力抵挡，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就已经有计划将国都西迁。

这个时候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可供选择的地方不多，除了东北已经沦陷，华北也岌岌可危，西南地区又处于军阀控制，中央政府思虑再三，最后迁到洛阳办公，以防止淞沪抗战升级，国民政府在南京被“斩首”。

当时蒋介石在日记写道：“余决心迁移洛阳，与日本长期作战……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

于是，1932年3月5日，国民政府提出 “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的方针。

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是做了两个阶段的打算，一旦战事扩大，先迁到洛阳，洛阳告急再迁西安，虽然说计划有点草率，实行起来难度也很大，但是有胜于无，比什么计划都没有强一点。

虽然，经过西方国家的调解，日本也并未打算在刚刚侵略日本后就掀起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于1932年底撤退，上海没了战事，南京威胁解除，又开始歌舞升平，洛阳的行都身份随即取消。

应该说，“洛阳+西安”这个计划是中国古代定都最委托的方案，然而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压根就没考虑这个方案，最后实施的却是“武汉+重庆”方案。

淞沪会战爆发后，蒋介石随即将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将武汉设立为临时指挥中心，以做南京沦陷之中枢之用，武汉作为临时国度一直到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时，时间大多一年左右。

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国民政府也没有闲着，而是一直在往重庆转移。

但是这里面要注意一点，1940年之前，武汉是临时政府，重庆只是行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陪都。

而到了1940年，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汪伪政府，将南京作为伪国都，这样的话，蒋介石不得不将重庆提升为永久陪都，来与汪伪政府抗衡。

1937年11月12 日蒋介石宣布“以四川经两年余之部署，并于近日整顿军政完成，足为民族抗战复兴基地，乃定议迁都于重庆”。

很多人可能要问了，国民政府为何最后选择了“武汉+重庆”的方案，而没有选择“洛阳+西安”？

究其原因，就是洛阳和西安这套方案不可行，在1932年淞沪会战之时，洛阳位置还相对靠内，那是因为东北虽然沦陷，华北还没完全丢失，等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基本崩盘，不要说日军，蒋介石就连宋哲元都摆不平，所以只能向更后方靠。

西安是蒋介石重点布局的地方，作为关中之地，历来是易守难攻之地，是历史上建都最多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西安从唐朝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后面的朝代几乎放弃了西安，究其原因，西安地理位置虽然好，屏障很多，但是交通欠发达，结果就是一个大监狱，把都城定在这里，等于把自己封闭到这里。

事实上，蒋介石也摆不平西北的各路军阀，西安曾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巢，虽然1930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干垮了冯玉祥，但是西北军的余脉尚在，不服老蒋的人很多，这也是为啥1936年老蒋在这里被少帅和杨虎城发动兵变给扣押了。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能够把国都定在重庆呢？

位于四川的重庆，在战略地理位置上是相当优秀的，安史之乱时，李隆基连长安都不要了，也要跑到蜀地去避难，看重的就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相比于关中之地来说，四川地盘够大，物资丰富，简直好的不能再好，另一方面四川与西北能够联系上，从而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也能够从西南与东南亚联系上，从而与欧美国家取得联系。

很多同学要问了，既然四川这么好，为国民政府在1932年淞沪抗战的时候，却没有这个打算呢？

老蒋在1937年宣布迁都重庆时曾说，“以四川经两年之部署”，可以看出，蒋介石真正开始准备迁都的时候，是在1935年时就开始着手准备，因为在此之前，中央军想把势力延伸到四川，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混战就从来没有停过，一直到30年代，四川内部军阀混战已经白热化，形成最有影响力的刘湘部和刘文辉部。

刘湘为了夺取四川的控制权，提出了“拥蒋统川”的口号，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刘湘又收拢了邓锡侯和田颂尧两部，最终形成对刘文辉的绝对优势。

一直到1933年，刘湘与刘文辉的二刘大战结束，刘湘胜出，蒋介石也有机会介入四川事务的机会。

当然，真正染指四川则是借助“围剿”红军，1935年红军在长征时所到之处，就是中央军追赶之处，蒋介石趁机收编各路军阀。

在1935年老蒋曾两次入川视察，1936年又去一次，表面上“剿匪”，实则是为了染指四川的权力。

在四川视察期间，蒋介石一再表示：“就四川地位而言，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 四川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

很多同学又要问了，既然都决定选择四川，为何没有选择成都，而选择了重庆？（重庆直辖前归属四川）毕竟，成都比重庆还靠内陆，相比之下应该更安全啊！

在很多关于民国时期的资料中，都认为重庆是比成都更繁华的都城，在各种民国时期城市排名榜单中，如果选出10个，除了常规的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外，重庆几乎都入榜，而成都大概率是15名开外。

以此为原因，认为到重庆比到成都更有抗战基础，其实这是不对的，重庆地理位置的确比成都强，但是就城市规模而言，重庆未必比成都强，重庆之所以排名高，是因为民国政府把陪都定在这里，导致人口大量涌入。

在1933年，重庆人口只有28万，而同年的程度已经达到44万，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重庆人口达到47万，程度人口则达到了51万。

由此可见，在民国前期成都的影响力是比重庆要强的多的。

我认为蒋介石以重庆为陪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重庆作为沿江城市，工业基础较好，交通也很发达，成都人口虽多，但是相对闭塞，国民政府迁都大多依靠水路运输，运到重庆还能借助河运，再往成都就得完全依靠陆路了，压力太大。

其次，从战略角度来说，重庆扼守四川盆地的东面入口，是“蜀道难”的第一关，这里如果守不住，那么四川盆地也没得守。

重庆号称“山城”，主要原因是地势复杂，山石坚硬，多雾，有利于防止空袭。

相比之下，成都就是一马平川了，当初邓艾进入四川盆地，刘禅就投降，跟成都不能守也有着重大的原因。

最后，也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政治上的因素，1933年二刘大战后，虽然刘湘取胜成为“四川王”，但是却并没有完全铲除四川的军阀，基本上，刘湘占据川东，重庆是其大本营，而刘文辉则占据川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毕竟之前在西安的时候已经吃过亏，这一次不能再有疏忽了啊！

另外，相对于其他军阀来说，刘湘的觉悟也很高，不但积极欢迎中央军入川，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刘湘就通电全国，呼吁进行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率领川军出川抗日。

当时刘湘身体条件已经很差，依然带病上前线，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病逝。

在临时的时候，刘湘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中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可以说，在淞沪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就已经在谋划迁都事宜，但是能够选择的地方不是太多，刘湘对中央的支持，使得国民政府能够有一个最优的选择！

不要怂、跟我上，这就是原因。既然不要怂，那就不能入蜀，入蜀就代表你怂了；既然跟我上，那就立足重庆，随时准备杀出去、收复失地。

日本全面侵华，这就是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吊打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所以，国民政府肯定扛不住。但是，这时候已经出现了有利的契机。

1936年西安事变，国共两党随即完成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整合。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立即强力硬怼，准备全面作战。

之前的日本政府，军部要多左有多左，内阁要多怂有多怂。但是，1937年却出幺蛾子了。近卫文麿近卫文磨当上了日本首相。这家伙不是左的问题，而是一盆泼在马路上的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愚蠢的坑。为了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首相，近卫文磨表现得比军部还军部。所以，当时的日本情况就是：军部一直左，而内阁比军部还左。

七七事变之后，近卫文麿近卫文磨立即彪悍到疯狂，大手一挥就向中国华北增兵三个师团。这时候的国民政府，也不惯着鬼子了，严令北平自治政府不许和鬼子谈判，同时从南京派出部队开赴华北。

发现中国一反常态的硬，集体向左的日本，立即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派出了70万部队从东北、华北和华东三个方向进攻中国。按照日本军部的设计，只需要在三个月，中国肯定投降。

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输。但农业国根本扛不住工业国的进攻。所以，国民政府被打得一塌糊涂，只能向内陆撤退。

1937年，国民政府发布了“迁都重庆宣言”：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这是啥意思？意思是死磕到底、决不投降，近代中国已经受够了屈辱。

当时，虽说要迁都重庆，但中国的政府机关和主要兵力却集中在武汉。武汉是全面抗战的第二线。这就是决心，也是态度。但凡有可能，当时的国民政府要强硬到底，跟鬼子死磕。

但日本也强硬到底了，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从南京杀到了武汉。在武汉广州会战开打之后，国民政府就是再不愿意，也得迁都重庆了。

1938年7月，国名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驻武汉各党政军开始撤离武汉，向重庆转移；8月4日，驻武汉各机关全部迁至重庆； 12月8日，蒋介石及其侍从及幕僚人员飞抵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完成迁都重庆。1940年8月15日，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确定重庆为永久陪都。

但是，迁都重庆，日本人就不会进攻了吗？根本就不可能。鬼子的目标是什么？全部占领中国，这就有点儿扯淡了。因为中国太大，鬼子还没有修炼出这么好的胃口。

关键是日本的主要国策是北上派和整体派之争。一派要北上打苏联，极端地仇共反苏；一派是把美英法苏捆在一起打，左到无底线。但无论是北上派思路还是整体派思路，都要求避免陷入中国战场。甚至，日本还希望联合中国一起赶走白鬼子，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非要全面侵华干什么？完全是因为愚蠢和固执。当时的近卫内阁天天开会，争论的焦点是：到底是北上打苏联还是南下打英美。日本必须定下个基本国策。但这个国策死活定不下来。吵够了就问一下中国咋还不投降，真讨厌，增兵。于是，日本就一直在中国死磕。

所以，日本的目标是国民政府投降。但是，怎么才能迫使中国投降呢？方案就是增兵，手段就是打。于是，即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本也不会停止进攻。

1938年到1943年秋，总共五年半的时间里，重庆就遭受了近万架次日本飞机和两万枚炸弹的轰炸，两万多人伤亡、一万七千多幢房屋损毁。

但是，国民政府始终不离开重庆。那么，除了重庆之外，就没有更好的陪都选择了吗？

当然有，那就是成都。

从决定退守开始，国民政府就在成都和重庆之间进行了艰难的抉择。表面上看，成都的安全环境要比重庆要好得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也非常齐备。但是，国民政府最后还是决定迁都重庆。即便一直生活在日机的轰炸下，也没有放弃重庆。

这是为什么？

陪都定在重庆，就是在保持战斗意志，告诉全国人民：政府没怂。中国绝不投降、决不妥协，但有机会就会杀出重庆、收复失地。从重庆出来就是武汉，国民政府相当于守在了最前沿，随时都能够向沦陷区发动进攻。

而定都成都就麻烦了。蜀地天然就是一个偏安之地，凭着三峡和秦岭天险，蜀地易守难攻。这的确更安全了。但你也别想出来。所以，国民政府只要迁都成都，就是在告诉全国人民：我们怂了，不想打了，偏安一隅就行了。

那日本人为什么死活也拿不下重庆呢？一个是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了，无法集中；一个是国共两党在敌后战场遍地开花，也没让日本闲着；一个是重庆位于险峻的巴蜀之地，地图上看着近在咫尺，实际却险隔重重。

但最关键的还是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中国从巴黎和会到全面抗日，基本完成了民族主义的转型。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帝国时代的大清政府，而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国家打仗，要钱；民族国家打仗，要命。而日本恰恰忽略了中国的这种转变，一直把中国当成大清来对待。此时的中国，从政府到人民都拿出了死战到底的精神。政府定死重庆不退、人民死战到底顽强。国共两党也保持了高度的团结，一致对外、共御外辱。所以，从迁都重庆到抗战结束，日本人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无力一窥山城究竟。但重庆也遭受了巨大的代价，重庆军民长期生活在惨烈的轰炸之下。而大轰炸之下的重庆，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缩影：中国不会向日本屈服。

抗战时期选择重庆做陪都基本是出自战略上的考虑。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占据了整个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大肆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了首都南京。在哪个时候国民政府就考虑到了迁都，并且选择了五个城市分别是：北平、武汉、西安、重庆和洛阳。

▲卢沟桥事变之前形势

先说下北平，北平的问题在于离日军势力范围太近，一旦中日开战就会首先遭到日军的进攻，所以北平首先就被排除掉了。

抗战爆发后，日军首先拿下了北平和天津，兵锋所指直达山西，当日本人打到山西的时候，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也很紧张，老蒋身边的人都是读过中国历史的，他们都知道山西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一旦失去了山西日本人就打开了三条南下的通道：西路进攻陕西，然后拿下四川，这样的话中国就失去了战略大后方，当年蒙元打南宋就是走的这条路；中路从山西过河南拿下武汉，这就等于来了个黑虎掏心，中国的东西两部分就分开了，此时再去打南京就是瓮中捉鳖了，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南下就是走的这条路；至于东路就更不费劲了，从山西过太行山进入河北、山东，然后南下江苏往南打，这就是清朝灭亡南明的路线。

其实说到这里，之前五个迁都选项中的西安和洛阳就可以排除掉了，如果首都选在了西安或洛阳，这两座城市都在日本人由北往南走那三条致命路线上，首都设在这两座城市，日军肯定会由北往南打。

这三条路基本都很难挡住，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有两个关键人物出来了，这两个人都是浙江人，都是老蒋的老乡。第一个人是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他的著作《国防论》里有个重要的结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说白了就是无论被日军打的多惨，就是不要跟日军讲和。这是因为中国的战略纵深特别大，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光大的战略纵深拖死日本，拖垮日本，其实这个思路就是后来持久战的雏形。

▲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

第二个人是陈诚，他非常受老蒋的倚重，军中外号是“小委员长”，在北平天津失陷后他就提出一个战略构想，国军不北上迎敌，而是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出手，他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就有两个道理：第一，从北往南打，日本人的机械化装备比中国要好，而中国的北方是华北平原，一马平川，如果日军南下国军根本抵挡不住日军。但是如果把日本人调到上海，那么就可以改变日本人的战略方向，由从北往南打变成从东往西打。即便上海守不住也可以一路往西沿着长江沿岸撤退，长江是水网地带，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展开，这样中国就会具有更大的战略优势。老蒋在听了陈诚的这个建议后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好，便组织了大批军队进攻上海，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淞沪会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如果在华北与日本人作战，外国人是看不见的，但是在上海跟日本人打，大量租界的外国人都是看在眼里的，这样就能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援助，运气好的话还能把美、英、法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拉下水。

淞沪会战最大的战略目标是把日本的战略进攻从由北往南打改成由东往西打，那么日本人就真的会乖乖听话，被中国牵着鼻子走吗？结果还真的被中国牵着鼻子走了，很大原因在于日军的高层并没有多少战略眼光。

对于日本来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一开始只是想逼着老蒋政府承认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拥有，也没想到要与中国全面开战，日本人的心态就是吃掉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后慢慢消化，消化好了再吃一口，慢慢地把中国给吃掉。“七七事变”并非是日本高层的意思，实际上是由日本底层军官发动的，“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的平津，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想在占领了平津后跟国民政府谈判，让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对平津的占领，还没想到要与中国全面开战，其实这是当时日本高层的心态。

▲“便所扉”衫山元

再拿日本当时的高层来说，比如陆相杉山元，他的外号是便所扉，便所就是厕所的意思，扉就是门，当时日本的厕所门既能往里开也能往外开，便所扉的意思就是讽刺衫山元是个拿不定注意的人。在“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他手下的石原莞尔就提议马上与中国停战，因为日本根本就没有能力与中国全面开战。另一帮人就鼓捣衫山元继续发动战争，以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后来衫山元就跑过去跟天皇说继续跟中国打，天皇就问衫山元，如果与中国开战的同时苏联从背后进攻我们怎么办？衫山元就脱口而出了一句“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回答，其实以当时日本的情况来说，衫山元的本意并不是三个月内占领整个中国，而是三个月搞定中国的意思，也就是狠狠地揍一把，然后逼着国民政府承认日本的既得利益，结果衫山元的牛皮最后吹破了，日本只是打上海就用了三个月，不但没有“灭亡中国”，还没把中国打服，战争还要继续。

淞沪会战的意义就在于一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抗战信心，使当时很多国人看到中国可以与日本全力一战；二是改变了日本人的战略方向，由从北往南的进攻变成了从东往西的进攻。

那么日本人就有这么蠢吗？中国人要你从东往西打你就真的从东往西打？这点还真别说，日本人在战略上就有这么蠢，后来日本人自己也认为，抗日战争，日本人是用一个又一个战术上的胜利，换取了战略上的失败，日本人在战略上从来都是弱项。

在成功改变日本的战略方向后，剩下的两个选项：武汉和重庆便在抗战期间先后承担了首都的职能。1937年底，在日军进攻南京之前国民政府就搬到了武汉，其目的也很明显就是引诱日军沿着长江自东往西发动进攻，利用长江水网层层布防以拖垮日军。

▲花园口决堤后，中原一片泽国，彻底断送了日本由北往南打的路线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在战略上已经出现了转机，1938年3-4月份中国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到了6月份，虽然发生了一个悲剧，国民政府炸掉了花园口，导致黄河决堤，对于当地百姓来说也是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但是从军事战略上来说，这次决堤使黄河一冲而下，中原就变成了一片泽国，甚至把一支日本军队拦在了黄河南岸被中国军队全歼。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战略态势，日本人彻底算送了从北往南打的这条路，后来的武汉会战也因此变得好打了，只需要注意从东往西这个战略方向就行了。

这个时候的日本为了迅速打垮中国，尽快结束战争，不惜血本地发动了武汉会战。到了这个时期中国军队的打法就与以往不同了，以前无论是平津还是上海、南京中国军队都与日军力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与优势的日军硬刚。但武汉会战时期，中国军队则采取了层层防御的作战策略，虽然是节节败退，但成功阻截了日军四个月的时间，让日军抛尸无数。武汉会战打到最后，其实中国军队也没守武汉，在日军进入武汉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把武汉全部该迁移走的物资、人员都迁移走了，放了个空城让日军占领。

武汉会战可以说是耗尽了当时日本的国力，在整个1938年日本的军费就高达59.62亿日元，占其当年总支出的76.8%，而当时日本全国的GDP也仅为190亿日元左右。武汉会战之后，日本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导致日本不得不实行配给制，当时日本在国力上已显现出了颓势。

武汉会战打完后，中国抗战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是为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迁往了重庆，重庆就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直到抗战结束。

▲整个抗战期间，重庆成为了中国的大后方，直至抗战胜利

最后说明一点，至于成都没在迁都的选项之内，原因就在于成都也处在日本自北往南进攻的西线路线上，如果选择成都为首都，日军必然会重点进攻山西和陕西，然后由陕西关中平原南入四川，这样的话，国民政府就无法引导日军自东往西进攻了。选择重庆为陪都，即便重庆失守了，国民政府还可以往成都搬迁，但一旦选择了成都，日军就会首先进攻成都，从后方迂回包抄重庆，在战略上反而更为被动。

蒋介石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早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蒋介石就基于双方海空力量做了个英明的判断，断定东南沿海不保，东南沿海不保，日军可随时攻打南京。

后来之所以主动出击，组织淞沪会战，不过是为了打乱日军进攻中国的步骤，从而实现自己“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而已。

因此呢，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就考虑到迁都的问题。那时候迁都有三个最佳去处：西安、洛阳、重庆

没有成都，那么，这三个去处有什么优缺点：

西安，虽有潼关天险，但离ZG最近，而且背靠苏联，与欧美联系不易，不是最佳选择；

洛阳，虽然位于中原中枢，但地势四通八达，四周没有天险，极易受日军多路攻击；

重庆，相比较而言，就比较理想了，理由如下：

一:山地，迂回空间较大，不可能遭日军大范围轰炸；

二：四川物产资源丰富，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重庆所处位置与缅甸等地较近，有利于盟军援华物资的到达。

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日军自南京、武汉、宜昌等方向攻打重庆，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军对抗中国军队，优势在于机械化程度较高，可打重庆，机械化部队在山地施展不开，战力大打折扣。

如果走水路沿江而上，据我了解，沿途水路2400余里，别的不说，就一个400里的三峡，鬼门关、白虎滩、夔门、十二巫峰等等，大规模行军，他过得来吗,他能保证，一路不遇到任何抵抗吗。

天险就已经非常头疼，再加上你已经深入大后方，把人逼上绝路，兔子急了还咬人，更何况还有几百万军队的蒋介石，别说集团战役，就沿途骚扰你也受不了啊。

综上，日军攻打重庆，必须有成本方面的考虑，也正因为成本太大，所以，他们拿下南京、上海等地后，没有乘热打铁急攻重庆东南， 而是将主攻方向改为华南的昆仑关方向或西北的中条山方向。

昆仑关，其目的在于占领南宁，切断国际救援，将蒋介石彻底困死在西南一隅，中条山，其目的在于渡过黄河，经陕西南下，与南方军团一起合击四川，彻底压缩蒋介石的活动于空间。

不得不说的是，日军这两个计划很高明，所以蒋介石先后组织了中条山战役和昆仑关战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条山战役是1938年至1941年，由陕西名将孙蔚如领导的西北军，打了3年的中条山防御战，而不是1941年由国军为主，打了一个来月的中条山战役。

幸运的是，这两场战役蒋介石都打赢了，从这个层面看，蒋介石选重庆做陪都，的确是非常英明的，从此，日军只能仰望山城徒唤奈何。

而蒋介石呢，则呆在重庆，可以以西南做大后方，进可攻，退可守，踏踏实实的领导中国军民抗战了。

至于成都，川军刘湘的大本营，蒋介石在西南主持抗战，各方都有赖川军支持，而且，川军对抗战的贡献也非常大，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蒋介石是不会考虑成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