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汉代起不用儒家，而是用道家，那老子就是圣人，那中国会怎样？

历史没有假设，一切都是已经发生的往事。

儒家思想之所以被统治阶级所采用，说明其有可取之处。历史上出现过汉唐盛世，也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不能不说，儒家思想并不是像现在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

其实，不论儒家、道家，在中国历史上都有过很大影响。但不能否认它们又都有缺陷和不足。

事实上，从古至今，从中至外，没有那个思想家的理论完美无缺。只是有的国家和民族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合理利用，而有的却一味的照搬。

历史没有厚此薄彼，最早接受大考的恰恰是道家，只是他们的成绩单不合格，被淘汰了。西汉建立后，改良版的道家被寄予厚望，可它最终还是被汉武帝扔进了垃圾堆，换成了儒家思想。

主张“道法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不折腾、清静无为的道家为何不受待见呢？儒家思想究竟有什么高明之处，以至于汉武帝将它“变废为宝”了呢？

以今天我们的视角，百家争鸣最终的成果是“儒法道墨”四大家独领风骚。其实这四大家境遇各不相同，道家和墨家“出道即巅峰”；法家历经二百年修成正果，被誉为唯一“管用”的思想；而儒家则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瓠瓜”，在历史的犄角旮旯蒙尘了三四百年。

我们先说道家最大的一个特点——“简”。

道家的“出道即巅峰”不是因为它的“至繁”，而是“至简”，所以千万别被“道法自然”一棍子打懵了。概括来讲，道家的成功源于两点：一是提供了理想社会的范本，二是提出了至简的行动方案。

• 道家构建的“理想社会”是什么？范本又在哪里呢？

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小国寡民，范本就是原始社会。

老子说，在原始社会人们会打仗吗？会有那么多灾害吗？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关系会那么紧张吗？都不会，那时候人们活得很潇洒，饿了伸手摘果子，渴了喝泉水，婚嫁只要对上眼就行，没有彩礼，没有门当户对。

你打了一头野兽不用向头人进贡，种地也不需要向国家纳税，更不需要读书识字、参加公务员考试。

那时人们绝对平等，没人找个理由把你抓起来，关你、打你，甚至杀了你，更没有强制你祖祖辈辈当贱民。

• 道家设计的“行动方案”是什么？人们需要怎么做呢？

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什么都不要做，顺其自然。

老子说，当今社会为什么这么乱？就是统治者瞎折腾，非要搞什么国家、军队、制度，弄得人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行动也不自由了，矛盾冲突也多了。

结果就是，人人争权夺利，国家政法不断，以至于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药方只有一个——无为，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制度，更不要什么阶级，让人民像大自然一样自由生活，所以矛盾就会烟消云散。

高深不？一点不高深；简单不？至简，人人听得懂；做得到不？太容易了，不做就是做。

所以，道家思想大行其道。

可惜的是，道家思想虽然叫得响，却根本没有可操作性。人们折腾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过去的理想社会根本回不去了。

老子所描述的理想社会，说白了就是生产力落后阶段的自然模式，那时候人口基数小，对资源的需求低，靠那种原始的组织形态就足以支撑人类的发展了。

一个方圆数百公里的地盘只有数百人、数千人，草地、森林、山泽、鸟兽鱼虾足够养活这些人了，族群之间不需要争夺地盘，也不需要生产协作，小国寡民的模式正合适。

可是随着人口的膨胀，固定范围内的自然产出不足以支撑了，那就只能扩大地盘，于是矛盾就产生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冲突、战争，部落联盟和国家意志开始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才能保证自己的族群不被外来力量所消灭。

基于这个变化，等级分化开始出现，社会治理思想诞生，老子所谓的“瞎折腾”就开始了。

由此可见，折腾并不是“因”，而是“果”，很显然道家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人们在道家思想描绘的理想国里追求了二百年才发现，这玩意不管用唉！

答案就有了，假如道家成为治国理念会怎样？很不怎么样！人类会倒退到原始社会，过茹毛饮血的生活。能实现吗？你说呢？

这就清晰了，不是后人刻意抛弃老子，而是他的道家思想不合时宜，开了历史的倒车。所以它只能蜕变为个人修为的学说，而不能成为指导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

那么，儒家思想呢？

很抱歉，其实儒家跟道家一样，主张的都是“历史倒退论”，墨家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三家的区别在于，墨家主张倒退到“三皇五帝时期”，儒家主张退回到西周早年的“周公礼制社会时期”。

也就是说，都是倒退，这三家吵得面红脖子粗，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

孔子认为，退回到原始社会根本不可行，周公创建的宗法制社会才是最完美的模式，走不下去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礼坏乐崩”，人们的“道德滑坡”了，只要强化教育，这个制度是可以重塑的。

所以，他周游历国，四处奔走呼号，高举“仁”的大旗，企图让社会重回正轨。然而，孔子也犯了一个错误，“礼坏乐崩”它也不是“因”，而是“果”，即周礼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了，从而导致结构性崩塌。

既然是倒退，那么儒家又是怎么成了治国理念了呢？

答案就两个字——变异！直白一点说就是，成了治国理念的儒家思想与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跟一个人有关——董仲舒，汉武帝时期最伟大的儒学家，他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或“董学”。

西汉开国之初，刘邦、吕雉、汉文帝、汉景帝一直采用改良版的道家思想治国——黄老学说，但对这个思想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理念之争一直在悄然进行。

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横空出世。

董仲舒在参加“策问”（人才选拔制度之一）时，向汉武帝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阐述了“统治基础”、“政术”、“天人感应”三大问题。

这些理念被总结为“新儒学”的三大核心思想：中央集权、君权神授、大一统。又在这三大思想的指导下，以孔儒为核心，结合百家学说和先秦六艺，炮制出一整套思想学说体系，包括“阴阳五行”、“谶纬学说”、“三纲五常”等等。

抛开晦涩难懂的具体内容，我们直接看本质，其实“新儒学”之所以能打动汉武帝，原因只有一个——它成了皇权的吹鼓手。

思想的功效一是得有人“追捧”，二是得有“疗效”，孔儒之所失败，原因就是它既不受统治者待见，又解决不了问题。

被董仲舒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新儒学则不一样，首先它的三大思想符合了皇权的需求，汉武帝立马龙心大悦，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次新儒学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也切合了帝制社会发展的潮流，对优化社会治理结构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历经三四百年终于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不过请注意，这是一个经过改造了思想，而不是孔儒的原貌。事实上，儒家思想一直在不断完善和改造之中，比如后来的“程朱理学”、“阳明学说”等等。

正是这种没有停息的吐故纳新，才让儒家思想不断发展，也成了中华文明最光辉灿烂的宝贵遗产。它不是任何一个人单凭个人意志的选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汉代一直沿用道家学说治国果真行吗?显然不行，恐怕大汉王朝坚持不了四百年。准确地说，到了汉武帝时期，是儒法并举，而非单单用儒家。事物是不断在变化的，而处理变化的事物，则需要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地认识一段时期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才能所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汉代从开始主导“黄老学说”到尊儒，绝对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汉代从道家学说到儒家的转变是从汉武帝始推“更化改制”于始。

汉朝称制已经六十年，而六十年后为什么要弃道家“黄老”而尊儒？首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不得不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去找答案。其实就是因为民生问题和匈奴问题，这两大问题迫使汉朝不能闭关自守和习于旧制了。

自汉兴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1年汉景帝死，汉朝已经存在66年，这个时间内天下已经远离战乱之患，再也不会像战国及秦朝时期年年打仗，岁岁劳民了。这段时间内不敢加重人民的负担，而是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推行“休养生息”尽量不扰民而让其去自谋，让他们渐渐富起来。经过60年的“无为而治”汉朝确实是富裕起来了，但是，这只是总体的富裕，那时的富裕并不能与人人都有饭吃划上等号的，而是富人富了，穷人依然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贫富差距大”。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然使大数人感觉不平，那么富的人是谁？贫困的人又是谁？这个问题找不准我们就无法找到汉初为什么要要弃道家“黄老”而尊儒用法。

富人群体之一，同姓诸候王，富可敌国，为富不臣。汉朝建立以后，汉高祖刘邦采取同姓宗亲分封制度，将刘姓诸候王分封到全国各地，本意是想以天子为中心，诸候王作为天子的屏障辅助保卫汉王朝天下的。在土地上诸候王们占据了汉天子天下的大多数。

在经济上，诸候王们更是富可敌国。当时诸王所辖之地，都是天下最富庶的封地。诸候各国富可敌国，富饶的乡村，繁华的都市，幽静的园林，高车怒马的王亲，富庶的商贾，天下的财富都掌控在诸候王的手里。汉景帝时，吴王与楚王最富有，这些诸候王一顿大餐就能顶上皇帝一年的正常开销。吴王的封地盛产铜矿，吴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大造铜钱，当时连汉朝廷的一半钱都是吴王供应的。除此之外，吴国又地处东海，又垄断食盐经营，吴王的财力远远超过了汉朝廷。随着他们财力的不断增长，诸王们又有军权可以大量扩充自己的军队，诸王们越来越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公然驱走朝迁守官与中央对抗。

富人群体之二，豪强之富，富可抗官，为富不仁。豪强的形成，是西汉初期百业凋零，吸取了秦王朝劳民伤财过度导致灭亡的教训，为了确保汉王朝的经济复苏和人口生产力的恢复，汉王朝采取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产物。在官府少干预的情况下让百姓自由发展经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先富起来的阶层开始慢慢走向垄断和兼并了，这些豪强宗族势力在地方也渐渐横行不法，鱼肉乡里，随着财力的日见增长开成为一方的土皇帝，并且任用游侠乱法擅行仇杀，严重威胁了大汉王朝的地方政权。这些豪强宗族势力大至分为王室宗族势力，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地主和占有大量财富的大商贾。他们占有了当时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农民只能拥有小部分社会财富，造成了当时社会极大的贫富差距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王朝的财政收入。

这两个群体的人不光是汉朝最富的群体，同是也是最反叛的群体，此时的诸候王与豪强不光占有汉朝的绝大多数财富，也与另外一个重要外患勾结，那便是匈奴，他们已经开始与匈奴人在各个方面开始暗通有无，暗过各种“间谍”活动和走私活动，大量获利于匈奴与汉朝民间。

虽然诸候王与豪强在外构成潜在威胁，但并没有他们在民生方面构成的社会问题大。他们直接影响了大汉的民生问题，汉武帝采取“攘外先安内”的策略，着手解决诸王拥兵自重和地方豪强宗族势力林立所成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因为“无为”60年，汉朝社会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衣食足而不知荣辱，富贵多且遍地贫贱。而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是不能“无为”了，而是必须要有所作为。作为在哪里？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二是教化问题。先吃饱饭问题自然是放在教化的前面，面解决生计问题首要在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问题的解。这个问题哪一家可以解决呢？这是两个时代的大命题，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力行，很显然，平均地权和教化儒家远比法家强；而谈到资本运作，节制资本，法家则远胜儒家。在“更化改制”之时儒家着手“改正朔，易服色”替《五经》博士置弟子等，著名人物便是当时的董仲舒。

而法家，当时著名的人物便是桑弘羊，他推行了榷盐铁、酒酤、均输等政策。从《盐铁论》中，桑弘羊确有节制资之举，并不是为了筹款备军备，而是为了限制当时官僚资本。

汉代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内在的社会问题和外在的匈奴已经迫在眉睫，很显然是，汉初推行的道家“无为”已经不能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复杂的社会环境，不能解决问题适应时代的必然为时代所淘汰。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中的治国理政之道，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所奉行的治国之道，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哪个君主的选择。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思想中各具特色的几个思想学派。

道家学派。道家学派在本质上是奉行无政府主义的。虽然道家的老子的学说，被很多人认为是君南面之术。但老子的思想只能是驾驭臣下，而不能治国理政。理由就是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的无政府主义。老子的最大理想，就是回到过去，回到那个没有争斗，没有权力压迫，没有利益诱惑，没有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社会。老子主张，圣人治国，就是要放手不管，最好不要让老百姓有感觉到圣人的存在。让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老子的国家，是小国寡民，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对原始社会的追忆与向往。老子反对文明，反对知识，反对先进工具，反对战争，这些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绝对是幻想，是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

再来看庄子，庄子更加不管政治了，追求的是个人的绝对自由。庄子蔑视权贵，视高官厚禄为粪土，宁愿做一个在泥土中自由打滚的乌龟。他的理想就是逍遥，崇尚无用之用。当然，在人类社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庄子就游戏人生游戏社会，在混世好游世之间，获得灵魂的安慰。

老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的，所以历朝历代都不可能以道家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只能作为一种调剂，一种补充。大凡是一个王朝开始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的时候，统治者才会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稍微放松一下对社会的控制，而这只能是权宜之策。西汉之初，唐朝之初和北宋之初，莫不如此。因为道家思想在国家治理上，是反对权力反对文明反对政府的治理的，所以，历史不可能选择道家思想，作为主流的治国方略。

再来看看法家思想。其实我们一直都误解了法家思想，以为法家思想就是建设法治社会。其实不是。法家思想，仍然是一种帝王南面之术。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主张法术势的统一。法，就是制定严刑峻法统治百姓，而法只能统治百姓，对上层人物是没有作用的。术就是权谋，就是阴谋诡计，就是精于算计。而势，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是说，法家认为，只有君主掌握了法律的解释权，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还精通算计和阴谋诡计，这样就能治理好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家根本就没有治国理政的方略，而是帝王的权谋之术而已。法家的思想是霸道，是砍人，试想一下，假如法家思想占主流，那还不是遍地都是战争，遍地都是人头？历史证明，凡是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的，这个王朝都很短暂。秦国，隋朝，元朝，就是明证。

再来说说佛家。佛家认为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空，人要消除一切欲望，一切执著，最好出家，断绝一切社会关系，号称是看破红尘跳出三界外，这样完全是取消了政府的观念，怎么可能去治理国家？要是人人都去当了和尚，那人口的发展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古代政府对佛教其实是严防死守的，历史上历次灭佛运动，就是明证。

最后我们来看，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把儒家思想，作为主流的官方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要把儒家的治国理政之道作为主流的思想。

首先，儒家是提倡并主张强化政府管理的存在的。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主张礼，而礼就是秩序，就是上下尊卑就是高低贵贱的秩序。一个社会，只有秩序，才能推动社会的成长。孔子主张正名，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为国家制定了主流的意识形态。礼不仅具有道德的规范性，更有法律的强制性，荀子的由儒入法就是明证。

第二，儒家的管理思想，符合人性的。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后世中儒家的很多人性的理论，都相应地有一套治国的理论。孟子的性善论，提倡以民为本，提倡富民教民，提倡推恩于天下的仁道和王道；荀子的性恶论，提倡后天的教化，提倡礼法兼治，都为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框架上的设计。而道家说，不需要治理，所有的治理政策都不是顺应自然的，就是要民自化，佛家说一切都是大梦一场，一切都是虚幻，你还治理个啥？法家说治理很简单，就是不听话的拦腰砍断就行了，这些都不符合治理的原则。

综上所述，儒家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由儒家的教义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是不能重来的。要是运用道家的放任自流，运用佛家的放下一切，运用法家的严刑峻法，那中国就不是中国了，中华民族也就不是中华民族了！

汉代并没有一直用儒家，汉初吕后到汉文帝之时用的是黄老之治，也就是无为而治。上层斗得你死我活，但百姓不会受到波及。比如吕后诛杀刘氏宗亲，汉初功臣诛杀吕后族人等等，这些都不影响汉初的稳定。

到了汉景帝之时开始慢慢转向，汉武帝时尊儒，但是汉武帝重用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儒家的公孙弘实际上在汉武帝朝并没有起什么大作用。汉武帝去世之后，霍光主政时采用休养生息，实际上还是采用黄老之治。

到了汉宣帝时期，他用的是王霸之治，也就是儒与法兼用而且还用上威权。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时期，才用儒家治天下，此时汉朝从“孝宣之治”的高峰开始走下坡路。

后来王莽专权时，表面上用的是儒家，实际上还是用汉宣帝的那一套，王霸之治。

汉代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真正用儒家的也就汉元帝一朝。

后世王朝大多不是用儒家，而是用王霸之治。

大概就汉、唐这两个封建社会的采用道家之治的时间比较长。

孔子的地位拉抬，大概在汉代出现一次，三国时期的魏国曹丕父子时期一次，大唐时期一次，宋代一次，明清代拉抬一次，小型的拉抬不计，大致是这个样子。

老子他在中国也是圣人，在唐代还有专门考道家的，叫道举。真正让儒家与世俗完全结合的原因是科举制度，而不是汉武帝的尊儒术。

唐朝的科举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

当时的教科书有很多种，有儒，道，还有算术等。武则天时期甚至还出现武举，将孙子兵法等列入必考题。

后来科举的项目在缩减，现在大家知道的科举就是进士举。

进士举考试的蓝本是儒家的经典，所以儒家真正占主导地位，以知常容的观点是在宋代，而不是从汉代开始。宋代的朱熹的名气和影响力为什么这么大，因为他的注解成了科举的教材。

朱熹的名气这么大，那孔子就更别说了。

当读书人只知道儒家经典，儒家经典就占据主流了，其他家就很快败落下去。一个学派能不能兴旺，就看有多少人来研究他，宣扬他。

宋代以儒家为尊导致的后果是皇帝容易管制百官，解决前面王朝最头痛的问题，那就是大臣夺权自立。

任何选择不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让当时人的视野只局限于儒家，这对于整个文明的发展来说是很不利，历史的车轮转到后来发生什么事，相信所有人都知道。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提问者说如果不用儒家，用道家会怎么样，我们在说古代王朝，必说两个朝代，那就是汉和唐。

汉、唐是国力很强大的朝代，当然更早用道家治世的是齐国，姜齐。姜齐当时也是很强大的，春秋第一霸就是齐桓公。

还是那句话，任何事情有好必有坏，汉、唐、姜齐都出现被人篡位的情况，汉失去王莽、唐毁于朱温，姜齐被田齐取代。

古代封建统治者是希望用道家还是儒家呢？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