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精确到分秒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指挥官和军队更好地计划和执行任务。以下是几个原因：

1. 有助于组织协调：如果进攻开始时没有精确到分秒的时间，各部队之间可能会出现混乱和延误。精确到分秒的时间可以帮助指挥官更好地协调和指挥各个部队。
2. 增强进攻计划的可靠性：在战争中，时间对于作战计划至关重要。如果进攻开始时没有精确到分秒的时间，进攻计划可能会受到影响，并且难以被精确测量和控制。
3. 增强军队的机动性：精确到分秒的时间可以帮助军队更好地规划和调整机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情况。
4. 增强军队的准确性：精确到分秒的时间可以帮助军队更好地测量和控制自己的行动，以确保自己的行动是准确的。

总之，精确到分秒的时间对于战争中的组织、计划、机动和准确性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战争中，指挥官通常会非常关注时间的使用，并且会尽力确保时间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原因大体是这么几个：

第一，炮火准备的原因。

总攻之前，一般会有大量的炮火准备，发射几十吨炮弹也是寻常事。

而总攻的炮火覆盖是很有讲究的。

一般来说，在总攻前炮弹仍然落在第一线敌人阵地，一旦总攻开始之前，火炮就会延伸到二线阵地炮击，目的就是让部队迅速攻上去。

而此时，总攻部队一定要迅速出击，赶在一线部队被炮击后，来不及修理工事，组织防御，甚至补充伤亡和弹药损失的情况下发动攻击。

如果稍微迟一些，敌人就会迅速完成阵地上的准备，你攻上去难度就更大了。

第二，各部队协调攻击的原因。

总攻不可能是某个部队独自进攻，往往是很多部队协同从多方向，多区域进攻。

这个目的是让敌人首尾不能呼应，分散敌人的防御兵力和火力，事倍功半。

比如，萨沙打游戏《近距离作战》时，往往都会用两支部队，同时从两个方向夹击一支固守的敌人。

这样一来，敌人顾此失彼，进攻很容易成功。

如果你只用一路进攻，很可能落入敌人火网中，最终惨败。

而各路部队协调攻击，就要讲究时间的一致性，不然还不如不协调，等于徒增伤亡而已。

第三，战场纪律问题。

既然是总攻，往往都是规模较大的部队。

而大部队作战不是游击队打伏击，一定要严格遵守军纪。

而军纪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时间。

规定你第二天10点到某个地方，你就必须赶到，不然就是违背军令。

让你在第二天12点发动进攻，你就必须进攻，不然也是违背军令。

自然，如果你有困难可以向上级汇报，得到批准以后可以推迟时间。

但如果你没有汇报，擅自推迟时间，这在打仗的时候足可以掉脑袋的，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任何一支军队作战，对于这方面军纪绝对不可能含糊，不然绝对不可能打赢战争。

1942年1月4日凌晨，湘江西岸岳麓山第九战区前敌指挥部，一群参谋开始向薛岳汇报：杨副司令长官所属之第20军、第58军到达攻击线，罗副司令长官所属之第26军和第79军到达攻击线，王副司令长官所属之第37军、第78军到达攻击线，战区直属第4军、第74军到达攻击线，气氛煞是凝重，因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最后关头就要到来了。

在泰山军第10军的拼死防守下，日军两个师团狂攻48小时也未能克城，而外围中国军队的八个军已经完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天炉战法”大获成功。薛岳遂镇定下令：以司令部发射三颗红色信号弹为标志，凌晨5时起各部队向敌人发起总攻！《长沙保卫战》的这个桥段基本反映了抗战历史，看起来确实让人热血沸腾。

总攻时间是战区司令部用电台通知到各集团军、各军的，三颗红色信号弹这事笔者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多此一举，其实也未必。那个年代可不是每个官兵都有走时准确的手表的（所以一般战前要对表），许多低级军官甚至都没有手表，所以即便公布了统一总攻时间，也不代表所有基层部队都有条件准确掌握时间，从长沙附近的最高点岳麓山打信号弹，也是双保险的一个好办法，那为什么必须公布总攻时间呢？

第一，涉及到整个战区参战部队的协同问题。

在天炉战法的“熔炉”阶段，薛岳调集了战区所属之罗卓英第19集团军、杨森第20集团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以及战区直辖的第4军、第10军、第74军等部队参战，这其中第10军负责坚守“炉膛”长沙城，而其他八个军20多万人马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攻击方向和到达时间各不相同，如此庞大规模的大兵团会战，没有统一的总攻时间那就乱套了。

薛岳的总攻令也包括了围攻部署，那就是面对长沙城下以及担任交通线掩护的日军第3、第6和第40师团，各部队必须同时并且分头向日军发起攻击，如此才能使日军全线崩溃。如果是乱糟糟先后投入战斗，则优势兵力就变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所以总攻命令和时间下达后，日军三个师团同时遭到猛烈围攻，均是自顾不暇，再也无力援助其他师团。

第二，涉及到防御部队转入反攻的时间问题。

李玉堂第10军的任务是死守长沙，给其他外围部队赶到战场争取时间，以一个军20000多人硬抗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进攻，第10军的压力可想而知，预10师师长方先觉连遗书都写好了（战后被公布在报纸上）。所以从1941年12月31日的晚间前哨战斗打响，到跨年以后的1月4日凌晨，第10军各部始终以防守为主，甚至已经开始巷战了，伤亡十分惨烈。

及至日军发现情况不妙准备撤退时，第10军也应从正面发起追击作战，这样的攻防转换也必须有准确的时间点，反攻早了，伤亡很大的第10军有可能被日军杀个“回马枪”，反攻晚了，则日军已经脱离战场跑远了。所以薛岳必须确定外围各军已经完成了战术包围、日军确实开始要溜时，才能下令第10军转守为攻，参与最后的追歼作战，这也影响着总攻时间点的确定。

第三，涉及到诸军兵种的合成作战问题。

当时的中国军队装备还比较落后，湖南战场上也没有制空权，所以暂时涉及不到军种间的协同，不然的话，空军出动也需要准确的总攻时间（欧洲战场那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岳麓山那有战区直属炮兵的，不仅有大口径150毫米榴弹炮，还有40多门山炮野炮，一直在支援第10军的守城作战，给攻城的鬼子以严重杀伤。

那么在第10军和赶到长沙南郊的第4军转入反攻时，岳麓山上的炮火必须延伸射击，要不然当中国军队冲到原来日本兵控制的城区，不是要挨自己的炮弹炸了？所以总攻时间的确定，对大兵团作战中的军兵种合成攻击，那是非常重要的，包括飞机进场、坦克出动、炮火延伸、通讯线路铺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马虎不得，而各部队、各军兵种共同遵循的，就是同一总攻时间。

《长沙保卫战》毕竟是文学作品，还有相当剧情是不符合真实历史或者军事常识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刻画出来鬼子的狡猾，实际上在1942年1月3日晚7点30分，日军第11军司令部已经下达了“反转令”。由于日军掌握着制空权，同时在电讯侦察方面也比较先进，根据空中侦察和电文破译等手段，阿南惟畿已经知道前线三个师团即将遭到合围，再不及时撤退就要被包饺子了，尤其是鬼子粮弹两缺渐成强弩之末。

所以日军的撤退令其实要早于薛岳的总攻令，只是中国军队四面八方而来（长沙以北也有原来转入两侧山地的部队），所以日军想逃命也不那么容易，每向北撤一步，都要发生激战。同时，由于中国军队机动能力较差，绝大部分都是步行赶来，至总攻令下达时，仍有部分部队并没有赶到战场，比如抗日铁军第74军奉命从全州驰援，到日军跑路时也未能抵达长沙，所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其实没什么战果。

另外就是在敌后担负截击任务的几个军，战斗力不够强悍，包括第78军、第99等部队，按薛岳的总攻部署，共有三个军另一个师为东方截击军和西方截击军，只有他们死死拦住日军的去路，后面追赶的大部队才能完成围歼。显然，这几个军虽然给日军造成了一定麻烦，也毙伤不少鬼子，却最终没能真正的截住敌人，中日双方的战斗力还是差距较大的，最终，薛岳设想的聚歼战打成了追击战和“击溃战”。

无论如何，第三次长沙会战都是抗战期间较为辉煌的战役，九战区部队给日寇第11军以沉重打击，使其未来两年多的时间里，再不敢南犯长沙，战略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打仗发起总攻时，为什么要定一个精确到分秒的时间？

说的不错尤其是打大仗时必须分秒不差的准时开战，特别是在进攻敌人时，时间观念更得加强。

比如我军在孟良崮战役中更显时间的重要性，当时陈粟率领的华野把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牢牢地包围在孟良崮上，然后又及时派两个纵队的兵力，守住敌人外援的两个路口，这时粟裕要求各个纵队司令员马上对表，二十分钟后准时向敌人全面进攻。这二十分钟就是让炮兵瞄准敌人阵地，炮弹运到炮位，并把炮弹上膛。

步兵在这二十分钟内子弹上膛、手榴弹拧下盖、各连队指导员作战前动员。

等秒针指向预定的时间时，粟裕就用电话通知下属的部队：“各纵队注意！总攻开始！”，这时炮兵首先对敌阵地上的火力点一一推毁，步兵在炮兵的掩护下，以排山倒海之势，一气呵成的就把敌七十四师干净彻底的干掉了。

再比如在七九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那是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亲自给许世友和杨德志定的总攻时间，时间一到，我军的火箭炮、榴弹炮、加浓炮等万炮齐轰，把越军的前沿军事工事基本上一一摧毁，然后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就迅速打进了越南境内。

为啥进攻时强调时间观念，那就是能在炮火的掩护下，几支步兵部队同时向敌进攻，形成一个拳头的力量，也就是能拧成一股绳，瞬间形成爆发力，使敌人看到我军进攻的强势，像涛涛的钢铁洪流，使敌人锐不可当。

我们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

不同部队，不同方位的指战员在发起总攻之前，都要目不转睛地看着怀表（战争年代手表很少），盯着表针。

当表针指向总攻时间时，信号兵会发出三颗信号弹，千军万马潮水般同时向目标发起冲锋。

通常来说，部队总攻时间是非常精确的，精确到分。

为什么会如此精确，难道分头行动不行吗？

总攻时间必须精确，这里面涉及到几个方面。

炮火准备、及时冲锋

总攻不外乎攻打城、攻打高地和其它战略要地。

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非常坚固的堡垒和工事。

在进攻之前，为了避免步兵的伤亡，要集中炮火对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发起猛攻。

炮火射击要经历三个阶段，即炮火试射阶段，炮火破坏开始时间，炮火破坏结束时间。

试射是炮击之后，对炮击效果进行评估，及时调整角度。

接下来就是炮击过程。

有条件的话，还要出动飞机对敌人的战略目标进行轰炸。

总而言之，要打得敌人没有还手之力，让进攻更加顺利。

而且炮火射击是有讲究的，第一轮炮轰击中在第一线敌人阵地上的目标。

一旦总攻开始的同时，火炮攻击的目标就对准了敌人的二线阵地炮击，主要目的就是让进攻部队迅速压上去。

无论如何，总攻部队一定要在炮火停止或者延伸后及时、迅速出击。

这个时间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不迟不早。

比如9点10分炮火射击开始，9点30分结束。

步兵和坦克兵发起进攻的时间如果提前一分钟，就会被友军的炮火暴揍，付出不必要牺牲。

如果延后两分钟，敌人就会趁此机会恢复被炸毁的工事，组织反击。

各部协调、取得最佳效果

总攻的时候，投入兵力非常多，参战部队往往不是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不是一个军的；进攻方向也不是一个。

比如解放战争天津战役发起总共是从津西、津东和天津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

解放上海的时候，我军投入兵力20万：第三野战军所属第9、第10兵团8个军(后增加第7、第8兵团各1个军)及特种兵纵队参加了战斗。

天津战役的参战兵力多达34万，东北野战军5个军22个师参加了战斗。

这么多部队参战，一定要同时进攻。

这样做可以造成进攻突然性，让敌人毫无防备。

如果东路打响了战斗，西路还没有发起进攻，西线的敌人就有充分时间准备，给进攻造成极大难度。

再比如，如果在北面发起进攻时间是10点，南面发起进攻的时间是10点30分；南面的敌人就会对北面进行增援，加大了北面军队的进攻难度。

因此，在此情况下，总攻时间是一致的，精确到分钟的。

不过在执行中，确实有部队违纪。

天津战役的亲历者关于总攻开始的时间有9点20分、9点30分、9点40和10点四种不同说法。

总攻的总指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说，总攻时间是统一的，为上午10点整。

但关于总攻发起时间，为什么还会有几种说法？

原来负责津南进攻的1纵2师4团突击营求胜心切，想立头功，在9点50分就发起了进攻。

该营的行动迫使支援的炮兵不得不中止了炮击，转而进行了延伸炮击。

提前发起进攻的不止一个部队，所以大家关于总攻时间才会有几种说法。

1纵2师4团骁勇善战,战斗力超群,突击力非常强，在解放四平战斗中冲锋在前，作战顽强，被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授予 战斗模范营称号。

但是天津战役后，那些不遵守纪律提前发起进攻的部队都受到了警告处分。

由此可见，总攻时间是必须要遵守的。

如果真的有客观情况需要更改，必须向上级请求。

淮海战役的时候，陈赓受命为围歼黄维兵团的东集团总指挥，统一指挥4、9、11纵及豫皖苏独立旅，准备发起总攻。

但是敌军已构筑环形防御阵地，形成了较坚固的防御体系。

而解放军进攻的地形开阔，压制不住敌人火力。

如果强行进攻势必造成很大伤亡。

可是这时候总前委总攻时间已经定下，有人说“总前委的命令已经下达，我们还是应该马上执行。”

陈赓说：“我们本着为党负责，为战士负责，为胜利负责的精神，由我再向总前委提一提!”

经过他的争取，总部同意把攻击时间推迟到11月30日黄昏，以便陈赓的部队进行搞迫近作业，减少伤亡。

可是华野7、13纵因为进入阵地晚，搞迫近作业需要时间，总攻时间3次推迟，最后定在12月6日17时。

这说明什么，总攻时间哪怕推迟，也要统一时间，因为它对战争胜负影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