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时评人翁德生：李光耀错了吗？

原创 十全斗 2023-09-25

李光耀错了吗？

近日，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发表《李光耀冥诞话功过》一文，强调李光耀不是完人也会犯错。

俗话说的好，球赛观众席的评论，往往比场内搏杀的球员还懂得“打球”。君不见，批评容易，办事难。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说过，“幸好我们做对的更多，所以新加坡取得成就”。他可没有也不敢说全对。

中国共产党的功过论最有科学逻辑性，证实政治工作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

许通美的文章把新马合并和部长薪金制列为李光耀的“过失”。

李光耀为公共服务56年，肯定有“瑕疵”，但我不苟同这两项归纳为“过失”。

李光耀说过，如果时光倒流，他会提早关闭新加坡南洋大学、多保留几家华文小学。

新加坡独立后，遵照时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的理想，努力构建不分种族的新加坡人（one people)。后来，李光耀将其修改为让不同种族保留自己的文化，建立共同国家意识(one united people)。

这些都是建国初期走过的一些弯路。

殖民时期的东南亚地区

历史的看，争取新加坡、马来亚合并很有政治远见，当时的种族比例相对比较平衡，体现落实多元文化社会的契机。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已经寿终正寝，李光耀和他的团队功亏一篑，“时不利兮骓不逝”。马国包括华族在内的少数族群坐失良机，他们不了解这是一劳永逸解决国家民族融合问题的关键时刻。

新马合并失败的主因是群众对政治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而知名外交官许通美大使至今还事后孔明对此非议，令人费解。

内阁部长薪酬与市场挂钩，是李光耀三十年前的“大胆创新”。他预见“狮子领导兔子”将面临挑战，国家领导粗茶淡饭、私企老板吃香喝辣，此事难以长久为继。李光耀建议部长薪金待遇应该具备竞争力，这个颠覆传统的观念引起舆论哗然。

本来，从事政治是为国为民，但是很多发达国家执政当局的平庸之辈在误国误民。李光耀是完美主义者，坚持精英管理。他洞悉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人才已经高度商品化，顶级的天之骄子，都是猎头公司竞相招揽和霸级企业砸大钱聘请的对象。

而领导国家的团队偏偏就在同等级别里。

新加坡部长薪金制遭受冷嘲热讽几十年。政府坚持适宜的官员薪水政策，为建立一个能够持续有效操作的行政体制奠定了基础。很显然，这一点巡回大使许先生依然没有搞懂。

许大使是理想主义者，但他有些观点与时代脱节了。他以己度人，觉得为国效劳可与薪酬多少无关，却无视斗转星移，与市场争夺人才已势不可挡。

凭借酬劳能否力挽狂澜，避免国家领导层越来越平庸？所有发达国家，包括越来越富裕的中国都面对同样的问题。

许大使倡议最低工资制的社会主义概念同样过时了。社会主义没错，搞“杀鹅取卵”式的社会主义就大错特错。在全球化时代，资金、人才快速转移，棋差一步全盘皆输，尤其是新加坡的地缘政治处境更是如此。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把务实主义贯彻落实到了极致。他清楚铜臭买不到真正的政治家，只是让部长们感觉到他们值得而已。

“先小人后君子”的部长薪酬政策能否持续？取决于未来的主流民意。

许大使还借称颂拉惹勒南的宽宏大量来影射李光耀的强悍作风。平心而论，李光耀的强势确实让很多人难以适应。

但是从宏观角度看，李光耀带领的团队确实做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惜才爱才，唯才是用，认为只要有才能、品德高尚、愿意效劳民众，就应该挺身而出、为国家服务，而许大使就是其中一员。

李光耀为新加坡杀出了一条血路。这类“不理会嘲讽，只在乎办好事情”的政治家，在地球上已经是稀有品种。

幸好有个李光耀。

★ 作者：翁德生 ★

新加坡知名时事评论家，常受邀到电台、电视台点评时事，在新明日报辟有专栏《还看今朝》，文章常见于联合早报、随笔南洋、南洋时评等媒体。

附：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文章《李光耀百岁冥诞话功过》（中文版摘要）

许通美：李光耀百岁冥诞话功过（摘要）

来源：联合早报 时间：2023-09-19

许大使写道：作为建国一代的外交官和法律讲师，我有幸在李光耀先生手下工作，并与他共事了几十年。

许大使回忆说：在上周纪念新加坡建国总理诞辰100周年时，我不禁想起了这些年来的大小往事。例如，当李光耀夫妇于1968年和1975年访问纽约，以及于1985年和1988年访问华盛顿时，我有幸接待他们。

新加坡的建国先辈们

一个国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建国先辈们。如果他们腐败或无能，国家将在建国之路上举步维艰。

幸运的是，新加坡的建国元勋李光耀、吴庆瑞、拉惹勒南、林金山、巴克、奥斯曼渥（Othman Wok）等人，都是能干、廉洁和勇敢的。他们为国家的建设之旅起了一个良好开端，并建立了种族平等、宗教和谐、唯才是用、廉洁奉公、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核心价值观。

关于建国元勋，我想要指出重要的一点，即这不是一场独角戏。李先生是同侪之首。因此，我们绝不能忘记其他领导人的贡献，尤其是吴庆瑞博士和拉惹勒南先生。是吴博士坚持我们每年都要有预算盈余，也正是他成立了政府投资公司（GIC）来管理我们的储备金。

李光耀的长处和成就

我最欣赏李先生的哪些品质？我欣赏他的才智。我欣赏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他能令听众着迷，说服他们跟随他。

我赞赏他的勤奋。他一直在工作。我赞赏他追求卓越的精神。在准备向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时，他一定是写了10多份草稿，才感到满意。

我钦佩他的勇气。让我举个例子：1988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邀请他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发表演讲。尽管知道听众对他充满敌意，李先生还是接受了邀请。他以冷静、理性和有说服力的方式阐述了新加坡的情况。尽管美国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们尊重他。

我敬佩他自力更生、节俭力行的价值观。尽管新加坡在1960年代很穷，但建国领导人拒绝接受外国援助。他们的说法是，世界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自己必须为生存而努力。

李先生反对奢侈和浪费纳税人的钱。他坚持新加坡领导人不应乘坐私人飞机，而应乘坐商业航空公司的飞机。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

我也很佩服他为了新加坡的利益，与外国领导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认真地尝试了解美国。他多次前往美国，结交了许多朋友。里根总统、老布什总统，以及两名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舒尔茨等美国领导人都非常敬佩他。

1978年，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时与李先生会面。李先生对邓小平十分钦佩，与他建立了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坚定关系，并决心帮助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李先生经常访问中国，认识大多数中国领导人。

除了美国和中国，他还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国的领导人有很好的关系。他与印尼前总统苏哈多发展了非常密切的友谊。我记得李先生在苏哈多去世前曾去看望他。

在“绿色”一词流行之前，李先生就是一位“绿色”政治家，如果投资提案会污染环境，他就会拒绝，这是我非常欣赏的。正是因为他的远见卓识，我们才拥有一个干净、绿色、美丽的新加坡。

最后，我还很敬佩李先生反对围绕他建立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他生前禁止在公共场所展示他的肖像和雕塑。他不希望机场或其他重要基础设施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应该牢记这一点。

新加坡人民心里清楚，没有李光耀，恐怕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这就是为什么他在2015年去世时，有那么多新加坡人深表哀伤。我想李先生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从不追求名望。他总是决心做正确的事，即使它不受欢迎。新加坡的成功是李光耀的丰碑。

李光耀的错误

话虽如此，我们必须抗拒保护李先生声誉和遗产的诱惑，将他塑造成完美无瑕、无懈可击的人。他也是人，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有缺点。

在拉惹勒南80岁生日之际，李先生赞扬他在逆境中的勇气和在胜利中的气度。李先生承认，他没有拉惹勒南在胜利时宽宏大量的美德。虽然李先生名义上是佛教徒，但他不是慈悲的观音菩萨（Goddess of Mercy）的信徒，而是“无慈悲之神”（God of no mercy）的信徒。

我们也不能说李先生从未犯过任何错误。他并非万无一失。在我看来，以下是他最重要的一些错误：

一、与马来亚合并，这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并在1962年的全民公投中，问题的设计使反对合并的公民无法表达意见；

二、规定报读新加坡大学的学生必须获得“入学准证”（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作为入学条件（这项规定已于1978年取消）；

三、对医学院的女生实行配额制（2003年取消）；

四、让大学毕业母亲的子女优先进入小学（1985年终止这一政策）；

五、将部长薪金与私人领域的高收入者挂钩。

李先生是一位伟人。如果没有他作为新加坡的建国总理，我们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但他并不完美，他的一些决定也值得商榷。如果我们在他死后围绕着他的遗产建立个人崇拜，那就有损他的形象。然而，在他百岁冥诞之际，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无比的感激之情缅怀他。

（作者是新加坡巡回大使，原载9月16日《海峡时报》）

编者注：本文由新加坡知名专栏作家翁德生先生提供；附件和部分插图源自网络；微信公众号”十全斗“原创 20230924）

李光耀先总理（资政）治理国家就是严法！具体就是两条，一是：巨额罚款；而是：鞭刑。

在新加坡你要是违反了政府规定，比如说：随地吐痰、在不让抽烟的地方抽烟、吃口香糖、在不让吃喝是地方吃喝（轻轨、公交…等等）保证罚你没商量！没有警告一次这样的说法，只有重罚才能让你长记性，否则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起不来多大作用。

在不允许的地方吃口香糖罚款1000新加坡元（5080人民币）！有钱不怕罚款你就吃。

李光耀前资政认为：是人包括“知识分子”就有其“劣根性”，而这种不良习惯或者说不良嗜好单凭教育是很难改变的，只有制定严厉的法律法规才能让人所有改变，而为了体现法律法规的威严性，就必须要严格执行才行，罚款在经济得到惩罚是最能让人后悔和检讨的（也就是所说的“长记性”），所以被罚款的人下次再犯的几率就减少了许多。

而比罚款更严厉的是“鞭刑”，这个刑法沿袭了英国在马来亚的旧制，这与中国古代大板子是一样的，既然是罚款不能改变恶习和顽劣，那就只能让你肉体上得到痛苦。

新加坡鞭刑所用的刑具就是上面图片里的样子，它是由东南亚原始森林当中的一种带棘刺的藤条做成的，就是把直径3~4里面的老藤条砍下来，浸泡在浓盐水当中使其脱水，然后在晒干使其纤维韧化…。

肉体上痛苦显然要比罚款更直接了当，也印象深刻！据说受过鞭子的人屁股皮开肉绽，一个星期内不能坐着不能躺着，只能卧着！

总之，新加坡种族是很多的，各种族文化也不相同，但罚款和鞭刑哪个种族的背景文化当中都有，为了建立和保持社会秩序，改变恶习，治理国家用这两种方式是行之有效的。

2014年8月9日，银发稀疏的李光耀身着代表国旗颜色的红衣白裤，单手颤动着微微挥舞国旗出现在镜头中，在他周围是一片红色人海。这一天是新加坡建国49周年的国庆日，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李光耀从未缺席国庆庆典，这是李光耀最后一次参加新加坡国庆，他于2015年3月23日病逝。

　　2014年8月9日，银发稀疏的李光耀身着代表国旗颜色的红衣白裤，单手颤动着微微挥舞国旗出现在镜头中，在他周围是一片红色人海。

　　这一天是新加坡建国49周年的国庆日，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李光耀从未缺席国庆庆典，这是李光耀最后一次参加新加坡国庆，他于2015年3月23日病逝。

　　今年8月9日，新加坡将迎来建国50年。在过去的50年间，他是新加坡人心中的建国总理，他将这个岛国从第三世界打造成全球最具竞争力、最廉洁、政府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为他的国民带来了一流的教育和生活水平。

　　他缔造了被亚洲各国效仿的“新加坡模式”，同时他的“软威权主义”在西方也备受争议。对于这一切，李光耀曾说过，自己必须带领独立后的新加坡取得成功，“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不在意西方读者如何评价我，我在意的是我的人民如何评价我。”

　　国父的较量，马来半岛的“孤儿”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相隔一条1400米宽的柔佛海峡，两地向来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二战后，民族解放的浪潮席卷东南亚，继马来西亚之后，新加坡于1959年脱离英国统治成立自治邦。

　　那一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他出任自治邦总理。新加坡是一个只有200多平方英里小岛，在李光耀理念中，让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因为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

　　与周边邻国不同，新加坡是东南亚少有的移民国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各种势力、种族和思潮的矛盾交织缠绕，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催生了新加坡这个“人造国家”，也让奉行实用主义的李光耀有了用武之地。

　　1963年，李光耀与马来西亚“国父”、首任总理东古•拉赫曼政府达成协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正式合并。但是合并后的联邦却一直被种族矛盾所困扰，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合不来，对此双方分歧越来越大，并最终酿成1964年的种族暴动血案，这场动乱直接导致了两年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道扬镳。

　　“一些国家原本就是独立的，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则是强加在它头上的，”在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50年前(1965年)的8月9日上午10点，广播电台播出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随后播出了一份虽然只有90个字却改变了新加坡乃至亚洲的宣言，李光耀以总理名义宣布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

　　几乎同时，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东古•拉赫曼在国会宣布，马来西亚与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政府断绝关系。“每当我们回顾签署协议，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李光耀回忆说，“我从来没这样悲伤过。分家成了事实，我辜负了许许多多的人”。

　　“我从来没想到在42岁时，要负起独立管理新加坡的责任，照顾200万人生计，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实用主义对外开放，新加坡模式诞生

　　1965年被迫独立时，新加坡人口为200万，其中华人占3/4，人均GDP仅为450美元，经济严重依赖驻守英军。再加上二战后欧洲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作为转口贸易中心的新加坡面临经济结构单一，没有工业基础的劣势局面，之后英军的撤离让这种局面雪上加霜。

　　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关切，奉行实用主义的他不仅让新加坡在复杂的周边地缘政治中左右逢源。在内政方面，他同样灵活敏锐，与那些持民族主义心态的新兴国家领导人不同，他选择对外开放，他对发展中国家“依附”发达国家成为“新殖民主义牺牲品”的那套理论嗤之以鼻。

　　许多年后，李光耀在《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为何新加坡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那就是让新加坡不同于他的邻国，首先鼓励开放和移民，通过外资将技术、管理、市场和人才引入进来，其次，选择使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没有自然资源可供“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李光耀和经济学家出身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就顺应潮流为新加坡制定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致力于大力推进工业化，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多元化工业结构，为了吸引投资，新加坡成立了方便投资者的经济发展局，日后发动新加坡经济的裕廊工业园就是在那个时期建成的。

　　李光耀和他的团队都成了“推销员”，为了游说美国企业进驻工业园，李光耀亲自访美向美国商人讲述新加坡从小小渔村开始的奋斗史，惠普和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公司相继进驻，美国企业的成功也鼓励日本商家来新加坡投资。

　　在新加坡经济发展过程中，李光耀非常注重招募那些从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经济发展局的年轻官员们就多以这些人组成，为了保证新加坡人才源源不断，李光耀设立新加坡奖学金，每年选拔优秀青年去发达国家留学。

　　历史证明，他和团队逐渐将新加坡经济推入腾飞的轨道，契合经济全球化浪潮，新加坡逐步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工业，直至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1991年，李光耀卸任时，新加坡人均GDP为14504美元，是1965年独立时的30多倍。

　　铁腕护廉政，威权下的法治

　　虽然开明推行对外开放，但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塑造同样带有那个时代其他亚洲政治强人共同的特点，即通过威权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同的是李光耀避免了强人政治的一些顽疾，他小心翼翼对待，避免因管理不当和贪腐糟蹋人民的信任，正因如此造就了打造了日后享誉亚洲的“新加坡模式”——经济自由化、廉洁高效的政府以及法治社会。

　　“他们的体制不清廉，我们要清廉，他们的法治一套糊涂，我们要厉行法治”。李光耀对许多亚洲领袖的贪婪、腐化和堕落深恶痛绝，他们从为同胞争取自由的斗士变成人民财产的掠夺者。

　　自执政后的第一天，李光耀政府就确保税收每一分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交代，到达受益人手上时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权力中饱私囊的领域。

　　李光耀还强化了预防、发现和制止枉法行为的手段，例如，1960年修订的法律规定官员若收入与职位不相称，法庭就可以此作为受贿佐证。最令官员胆寒的就是“抓大鱼”的贪污调查局，在总理公署工作的贪污调查局局长有权调查所有官员和部长，上世纪60到80年代，先后有几位部长涉贪被查，他们的下场多很凄惨，谋生无门，曾经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甚至因涉贪不愿面对社会的唾弃而引咎自杀。

　　在打造新加坡的过程中，“威权法治”让李光耀毁誉参半。“对于很多西方人而言，新加坡只不过是在科技上有成绩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存在鞭刑、不准贩毒、禁止吸毒、不许吃口香糖、不能做任何明文禁止事情的国家。”美国著名传记记者汤姆•普雷特在《李光耀对话录》中写道。

　　将威权融入法治，就像他的中文和英文名字——李光耀和哈利•李背后所折射的交叉身份认同。李光耀一直被认为是融合东方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

　　一方面，剑桥法学院毕业的他尊崇宪制传统和契约精神;另一方面，日治时代的强权让他认识到必须要有铁的手腕，采取一些专断措施来打击那些破坏秩序的力量，严刑峻法、重刑重罚都是李光耀威权法治的重要表现，为了确保能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他甚至逐步取消了英国人留下的陪审团制度，在他看来陪审团“阻碍”死刑判决。

　　严苛法律确实一定程度上为新加坡带来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新加坡被选为最安全的国家。

　　即便如此，鞭刑也为李光耀带来了巨大争议，特别是1993年美国少年鞭刑事件，西方人权组织形容新加坡鞭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

　　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李光耀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为了高尚的目的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不怕身后留恶名。“如果一位领袖不能坚定地领导，又怎么能明智地执政，强权领袖做出能够持久的艰难决定”。在他眼中，作为领袖能受人爱戴和敬畏通常是好的，但如果只能选其一，那敬畏比爱戴来得好。

　　新加坡是否放松?让未来领袖决定

　　再过几个月就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过去半个世纪时间里，李光耀一方面抱持柏拉图式提升国家实力的精英宏愿，另一方面用马基雅维利式的精明与实用主义让新加坡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获得了远超其规模的影响力，正如基辛格所言，李光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

　　西方人可以争论他取得成功的方式，但在不少新加坡人的心目中，李光耀仍有着无法取代的崇高甚至是神人的地位，他们将新加坡的建设成就完全归功于他的智慧和努力，很多网友在49周年国庆典礼后表示，“见到伟大国父出席庆典很开心，但他这么虚弱又令人很心疼”。

　　虽然很多新加坡人感谢他带给国家的成就，但时代却总是带来新挑战，在2011年选举中，反对党已开始强势挑战他一手打造的人民行动党，这也是执政党面临最激烈的挑战，虽然人民行动党夺取全部87个议席中的81席，但反对党实际已获得近四成选票，这是无法忽视的事实。

　　面对形势的变化，李显龙甚至表态，李光耀有话直说的强硬领导风格未必是新一代新加坡所能接受的。现任领导层了解新加坡生存的硬道理，但不能依照李资政(李光耀退休后曾担任内阁资政)的风格行事，要多花些时间去说服人民。

　　“那么未来新加坡制度是否会放松一些?”这是传记记者汤姆•普雷特采访李光耀的最后一个问题。“那应该交由现任和未来的领袖，随着社会和科技的改变去修改和调整制度。” 李光耀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