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之前是封建社会，周天子下面有许多小诸侯，农民起义还是有的，只是规模不大，且主要反对的是这些小诸侯，因为这些小诸侯是直接管理他们的，秦朝时，因为皇帝接管了全国的政权，因此农民起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所以看起来是秦朝之后才有农民起义，其实秦朝之前就有了。

很好理解呀

第一、春秋战国时代没有实行户口制，人们有自由迁移的权利，压迫太甚就跑掉

第二、没有商鞅五术，没有对人民实施贫弱疲辱愚，人民还有条活路，不至于造反

第三、春秋期间各个王侯还讲个义字，无论对对手还是对人民都有个底线

第四、老百姓认为皇权天授，压根不知道啥叫起义造反

农民起义，是要有领袖的。但是，能当领袖的人，太多。没能当成领袖，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没有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

就领袖个人来说，机会就是运气。

五世相韩的张良VS沛丰亭长刘邦，哪方面都是碾压级的。但是，刘邦是主公、张良是谋臣。天理何在？天理就是运气。

天时：刘邦赶了个晚集，但晚集却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和六国旧贵族集体暴动。张良游侠二十年，相当于搞了二十年的地下反秦工作。但统统没用，赶不上大势巨变，只能一直当黑社会。

地利：泗水系月牙形水乡山泽地带，是秦帝国的力量薄弱地带，彻底的天高皇帝远。因为秦帝国的驰道修不过来。但是，张良呢？堵着旧韩故地死命干，只能怎么干怎么死。那可是大秦帝国的东大门。大秦驸马、丞相之子、三川郡守李由，就在洛阳。

人和：天高皇帝远的下一句是民少相公多。但大秦搞郡县集权，官僚相公们派不过来。相公们过不来，六国老贵族和门客却全都过来了，形成了一个任侠集团。这就是起义的人才啊。什么英布、彭越、韩信，全从这个鬼地方出。

天时、地利、人和，张良完败、刘邦完胜。这都是运气。因为全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东西。张良即便能耐再大，在旧韩故地也拉不出队伍。刘邦即便再不靠谱，在沛丰之地也能拉出队伍，甚至还能占到城池、打败秦朝政府军。

然后再说农民起义，跟领袖个人的成功，是一个道理。区别仅是：前者更在意小趋势；后者更需要大趋势。小趋势是时势激荡，大趋势则是历史形态。

秦朝以前，不具备农民起义的历史形态。

农民起义也需要形势剧变。简单说就是天下大乱。但这种乱必须是一种原子化的乱。官逼民反，官是集权制下的官；民是编户齐民的民。天下就这么两股力量。官员，或是腐败了、或是残废了，总之已经无法控制社会了。百姓，或是编不成了、或是齐不成了，反正就是没人能管得住了。

首先，当自耕农肯定没戏。百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人炕头的日子，想也别想。但可以当佃户、给地主种地，可以当奴婢、向大户委身啊？

其次，想当个佃户却租不到地、想当个奴婢却找不到主儿。于是，老百姓成了流民。佃户不会造反，流民才会造反。因为造反这事太大，关键是风险大、难度高，收益也不咋地。即便成功了，可以封侯拜相也就核心领袖圈的一伙人，其他人全是炮灰。

最后，那就只能造反。因为没有活路了。

或是官逼民反、或是天灾连年、或是外部入侵而导致的农民起义，这个逻辑链条上，不能出现一个第三者。只要有个第三者出现，农民就能租到地、就能当奴婢，总之都会找到活路。

东汉末年，大汉帝国八州、三十六方同时爆发黄巾起义。这比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可邪乎多了。但是，黄巾起义之后呢？皇帝差点儿饿死，东汉废了99%的命；州牧郡守逐鹿天下，千里无鸡鸣比千里饿殍残酷多了。但是，农民起义呢？没了。

大唐末年，又是庞勋起义（陈胜级别的渠帅小队长）、又是王仙芝起义（武装走私集团级别的私盐贩子）、又是黄巢起义（跟王仙芝一个级别）。但是，五代十国呢？还有庞勋、王仙芝、黄巢这些人什么事吗？沙陀军事集团、中原藩镇节度使，还有饮马黄河的契丹人，把天下搞到彻底崩溃。“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天下已经乱成这幅德行了，而农民起义呢？也没了。

那么，这个第三者是谁？

在东汉末年，就是豪族支持的各个县级、郡级、州级以及连数州级的诸侯。在五代十国，是士兵利益集团支持的大大小小的藩镇节度使和军事集团。

朝廷命官不管用了，天下百姓也都流民化了，但中间力量却一直存在，而且特别硬。同理，西晋衣冠南渡之后的北方天下，也是如此。不仅还有没跑掉的豪族，还有冲进来的胡人部落兵。这时候就不会有农民起义什么事。

那么，秦以前呢？这个第三者是谁？

春秋及春秋以前，没有第三者、不需要第三者。或者，也可以说全是第三者。天下的确也可以各种乱，但不是原子化的乱。

春秋及以前就没有编户齐民的民，所以没有地主家的佃农、大户家的奴婢，更不会有大量非要造反的流民。

夏商周三代，社会是族群形态，或者说是氏族、家族形态；秩序是宗法制以及分封制。族群是大宗下面带着一群小宗，一堆共同祖先、共同历史、共同记忆家族的联盟。为了理解简单，就把这种族群看成家族或氏族也行。但要记住家族内部是分大宗和小宗的，要更复杂些。

编户齐民下，大家都是社会人，除了国家和法律，就没人管你了；族群宗法下，大家都是单位人，不用国家和法律，“单位”就能管你。

首先是上层君子。

周武王往东方一指，对姜子牙说：尚父啊，我封你在东边当个齐侯、以藩屏周啊！然后，姜子牙就带着本族的老少爷们以及周天子赐的一套青铜器，从陕西杀奔山东。到了这里，就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把当地野人全给收拾服了。最后，建座城池，姜姓（吕氏）家族全住在城里，城里的是君子、城外的是野人，然后君子统治野人。

周初的诸侯，大多就这么来的。而且还是逐级分封的，天子下面是诸侯、诸侯下面是大夫、大夫下面是士、庶人。这就是分封制。

其次是下层野人。

野人是谁？姜子牙到山东搞了武装殖民，殖的这个民就是野人。野人打不过拿着青铜器的君子，也没有人家更有文化，于是接受统治。但野人并非一个一个的人，也是一个一个的家族或氏族。为什么必须以这种存在形态？因为生产效率低。开荒种地、外出狩猎，必须集体行动。所以，一个家族、氏族，才能完成“生存”这个大工程。原初形态的社会，最重的罪就是放逐，放出去跟野生动物为伍了，这比处死还难受。

家族或氏族形态的特点是什么?

非要往道德上引申，那就是互帮互助。放眼整个氏族，不是你大伯父就是你二大爷，所以谁也不会让你饿死。因为氏族的财产都是公有的。大伯父和二大爷即便有私心，也不能不让你吃饭。你死事小，家族或氏族却损失了一个劳动力。当时的情况是：地有得是，但人不够。

氏族里面，不仅财产公有，甚至媳妇也能共享。老爹死了，小老婆归了儿子，这是蒸；哥哥或叔叔死了，嫂子或婶子归了弟弟或侄子，这是报。没死的，大家也能共享，这是通室之好。这些词，现在看来太不道德。但没有所指，就不会有这些能指。仓廪实而知礼节，仓廪不实，人都要饿死了、家族都要灭绝了，道德就只能让位给生存。

从君子到野人或小人，全是这种社会状态。然后，农民起义还有必要吗？要么大家集体饿死，赶上天灾了，谁也没办法。要么大家集体出去抢劫，这就是盗了。但这种盗，跟农民起义是两个路子。

进入战国，氏族或家族垮了。为什么？一是人有私心，小家庭最合适；二是技术进步了，小家庭能生存。还有就是国君与平民合谋架空贵族了，国家鼓励平民的小家庭。

有了铁犁，老公在前面拉犁、老婆在后面扶着，荒地就开垦出来了，粮食也就有了。如果再进步点儿，那就是老公在外种地、老婆在家织布，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所以，这时候平民小家庭就要直接与国家或公权力发生关系。这个公权力的代表，要么是诸侯国、要么是贵族大夫。所以，统治关系从家族或氏族的对象，变成了个人和小家庭的对象。这就是一种新的权力形态的变化。但这种权力形态却不同于后世的中央集权，可以认为是前中央集权时代。

这时候，会不会官逼民反而农民起义呢？

没必要。因为地多人少。你这里统治太残暴了，那我就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哪哪都有第三者，老百姓有的选。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我养活你三年了、你吃我黍也三年了，结果你却连理都不理我。行！现在我生气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咱们再见。

但是，战国搞兼并了。你使劲跑也跑不出我的五指山。要么从河东跑到河内、要么从河内跑到河东，都是我们魏国人。而且，都不用你跑，我也会好好对你的。因为地少人多，老百姓可精贵了，大家都在抢。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放眼寰宇，谁还有我更尽心，你们就别跑了，好好给我种地、好好跟我打仗，咱们一起创造美丽新世界。第三者的存在，战国也不能太残暴。搞得民不聊生，早就有人出来替你出头爱护老百姓了。

所以，这时候的第三者是谁？有得是。老百姓可以随便选，魏国不好了、那便去秦国，也就没必要揭竿而起。换个地方的成本，总比造反为盗的成本，低太多。

七大战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秦战国：你们给我种地、你们给我打仗，我给你们土地和爵位，让你们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一类是其他战国：国内全是信陵君、春申君这种人，这伙人就是本国内部的第三者。

家族或氏族不是垮台了吗？但人是需要组织的，也是需要公共服务的，没有拿枪的、谁来提供安全保障；没有组织者，谁来开渠修路。于是，春申君、信陵君这伙人就可以发财了。

先找到一块荒地，然后平整土地、开渠引水、清理灌木、修桥铺路。这相当于建了一个小区。再后，就是做广告、搞销售，招揽寻找乐土的老百姓：别去看世界了，这里就是美丽新世界；别去找乐土了，这里就是迦南美地。大家都来我这儿安居乐业吧：我这里有良田、我这里有农具、我这里有耕牛，茅草屋都给你们盖好了，你们拎包入住就行。

但是，开渠引水、清理灌木、修桥铺路，这种建个小区的活，农民自己为什么不能干？非要让春申君、信陵君赚差价？这些都是大型的公共性服务工程。公共性服务工程，不仅要钱，也就是投资，而且需要组织能力。家族或氏族垮台之后，一个个的小家庭已经做不到了。但信陵君们却能做到。这些人都是贵族老财，钱有的是；还有门客部曲，组织能力特别强，自家啥样人才都有。

其他战国，是信陵君这伙人提供公共服务，那秦战国呢？秦战国用代理官僚。信陵君的门客，其实也是一种官僚。前者是给国家干活的官僚，后者是给封君干活的门客。所以，后面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秦战国只能越来越强，而其他战国只能越来越弱。在秦战国，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老百姓直接给秦王种地；在其他战国，哪哪都是中间商，老百姓都给封君种地了。

这时候，农民起义还怎么发生？

只能发生在秦国了。但秦国给你爵位了，你给国家干活、为国家打仗，就能获得爵位。关键是为了招揽四处看世界的老百姓，秦国也是各种建小区、做广告，跟信陵君、春申君这伙人抢人口。而且，秦国逐步蚕食山东六国，还能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把其他战国的钱全都抢回来了。

而其他战国中，就更没必要了。你都拎包入住了，还搞什么事情？没必要跟信陵君死磕，干不下去，可以继续看世界。旁边儿的春申君，正翘首以盼呢。这时候，你就是想委身大户当个奴婢，都不行。鸡鸣狗盗，你得会一样，然后才能去封君家里吃白食。没本事咋办？地给你开好了、农具给你备齐了，甚至小茅屋也给你搭起来了，好好种地吧。给封君种地，甚至都不用给国家交税当兵。

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哪朝那代都有，但那不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必须是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这种级别的。但这种级别的大事情要发生，却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历史形态，包括社会形态和权力形态。而在这种历史形态里，就不能出现一个第三者。但凡出现了，农民起义就不可能发生。秦以前的三代，春秋之前的社会形态不允许农民起义；战国以降的权力形态不允许农民起义。因为无论内部外部，全是第三者。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农民起义的前提是必须有大量农民，而且要农民活不下去才会起义。

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耕农有限。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是比较原始的。

春秋之前的商代，普遍是奴隶制度，民间以氏族作为基本的单位。

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太低，粮食亩产很低。

如果一家四口人进行小家庭农业种植，根本就不可能养活全家人，只能活活饿死。

所以，只能采用氏族方式，大家族进行合作生产，集中大家的力量。

到了春秋时代，随着生产力提高，氏族逐步开始瓦解，出现了小家庭，但并不多。

直到战国末期，商鞅还在强迫老百姓分家，就是希望出现大量的自耕农。

但直到战国后期，自耕农数量并不多。没有大量的自耕农，也就谈不上农民起义了。

第二，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并不是严重的问题。

当时地广人稀，春秋时期即便中原地区还有大量的草场，用于放牧。

而且这些地区竟然还有不少野兽，大到老虎、豹子，小到豺狼、狐狸，数量还很多。

到了战国时期，人口最鼎盛时期，全国也不过2000多万人。

大家幻想一下，中国心腹这么多省份才有2000多万人，是什么概念？

土地根本就不可能缺乏。

魏相国李悝曾经统计过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土地多的种不过来。

到西晋时，还规定着一男有七十亩地可以耕种。

因为土地本身不是问题，农民的矛盾就比较低，无非是减少赋税而已，起义的理由比较少。

第三，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化程度较低。

春秋时期，国家还是井田制度。也就是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

农民其实属于大王的佃户，耕种田地以后拿走一部分作为自己的报酬，其余归大王所有。

春秋末期井田制度因奴隶制度的消亡，逐步瓦解了，但这种佃户制度其实并没有瓦解。

当时生产力低下，普通农民缺乏铁制农具、耕牛、种子等必需品，往往投靠地方大门阀成为佃户。

其实这本质上还是井田制度，只是土地所有者变为门阀。

从某种意义上说，门阀其实是这些佃户的救星。因为如果没有门阀提供农具、种子和必要的保护，这些佃户靠自己是难以生存的。

而当时其实荒地众多，佃户完全可以选择自己去开荒，仅仅是因为开荒后也无法生存，这才愿意做佃户。

说来说去，春秋战国时期自耕农数量并不多，而且并不存在土地不够的问题，没有起义的理由。

再说通俗点，你完全可以选择去开发荒地种田，完全不受任何人的剥削和压迫。

至于如果最终活不下来，就是你自己没有种好地，你还能怪谁呢？起义什么啊？

这一时期，起义主要是奴隶起义或者流民起义，而不是农民起义。

首先农民起义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个定义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来划分的。其实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纯粹的“农民起义”，大部分农民起义一开始是广大底层人受不了压迫而起，最后往往都会变成——夺大位、坐大位之战了。

秦朝以前有没有农民起义呢？其实有很多所谓的底层起义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周朝的国人暴动了。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这也并不能叫做农民起义。

当年西周的周厉王为了改变朝廷的经济状况，实行专卖政策，山林湖泽都禁止国人进入，甚至禁止国人互相之间讲话，违反者进行处死。

这样不靠谱的举动，直接导致在公元前841年，镐京的普通人集结起来，手持武器攻入王宫。周厉王下令派兵，最后却无兵可派。

于是其逃离镐京，在公元前828年病死于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所谓起义或者说是平民的反抗运动。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真正记载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应该是——大泽乡起义了。这个时间点是秦朝建立了大一统的模式之后发生的事情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秦朝以前几乎就没有出现农民起义的事情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大概有五点：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农民起义呢？这些农民起义到底有哪些特点呢？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所谓的农民起义，实际上最初就是普通底层人民的一种反抗暴政的行为而已。

秦朝时期的第一场被公认的农民起义就是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了。这次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陈胜和其他900名穷苦农民在两名秦吏押送下，日夜兼程赶往渔阳。

可是行至大泽乡时，遇到连天大雨，道路被洪水阻断，无法通行。可是按照秦的法律规定，凡所征戍边兵丁，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者，是要一律处斩的。于是乎，这些人不想坐以待毙然后奋起起义了。

不过往后发展的情况就出现变化了。陈胜和吴广开始打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当取得了一点地盘之后，农民军内部就开始了各种互相的战斗了。

陈胜称王后，其思想逐渐发生演变，与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当年所说的“苟富贵，勿相忘”的话早抛到了九霄云外。最后这场起义在内部混斗以及外部打击之下就以失败告终了。

这种大泽乡模式的农民起义不是孤例，而是往后几乎所有农民起义的标配了。往后的农民起义的标配大概是这样：一开始的起义领导们，一般都打出了很好的愿景、美好的未来，例如：均富贵、均田地、人人都过好日子等等。这往往是为了拉队伍用的，用口号来吸引人参加。

在这样美好愿景的号召之下，往往无数的贫苦农民就会踊跃参加了。不过一般参加的也并不全部是贫苦的农民，其中也有很多各个阶层之人，例如：小手工业者、江湖人士、知识分子、一些王朝的底层官吏们等等。

可是往往一旦农民起义取得了一定的势力、打下了一定的地盘以后，那些领导者们就开始——涛声依旧起来了。

这些领导们往往就开始急不可耐地称王、称帝起来——屠虎者自己又变成了老虎、以前自己要推翻的东西，如今自己又亲手建立了起来。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大泽乡起义是一个；往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平天国运动了，打下了天京以后就开始迫不及待的称帝、迫不及待的享受美好生活了。

跟大家介绍完了古代农民起义的本质原因以及其大概流程以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秦朝以前就没有出现所谓的农民起义呢？

我个人认为，农民起义需要具备几个基本的条件：首先要有大量的失地农民、日子过不下去的农民；其次要有领导者才行；再次还要处在一个相对的乱世。

一般一场农民起义要想取得成功、变成声势浩大的运动，以上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不管是大泽乡起义还是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都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失地或者活不下去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最后当然是所谓的乱世才能出英雄了。

秦朝以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主要原因大概有五点：

一是，秦始皇以后才实行的大一统模式、中央集权管理所有事物的模式。秦朝以前大部分时期实行的是氏族管理以及分封的模式。

个人家庭只不过是氏族的一部分，族长是整个氏族的实际管理者。这种管理模式相对比较温和、并没有后来的那么暴力而且内部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民主性”的。这些底层人大部分还是团结在族长的身边的，起义的愿望并不是很强烈。

二是，发生农民起义的一个核心条件就是需要有：大量的失地农民、大量的活不下去的农民才行。秦朝以后几乎绝大部分的农民起义都跟土地兼并、群众食不果腹，从而产生了流民有关。

可是在秦朝以前总体上处于地多人少的状态，广大底层人并没有碰到所谓的土地大量被兼并、日子根本无法活下去的情况。

这里顺便说一句，古代社会并没有出现完全的奴隶社会的模式，在夏商周也并不是所谓的奴隶社会。即使有少量的奴隶那也是家庭奴隶而已，并主要以家庭成员出现的。我们古代历史上并没有出现罗马、希腊那种纯粹的奴隶起义模式。

三是，春秋战国时期总体上是处于一个大乱世的状态。一般在大争之世，往往对底层人的禁锢没有那么厉害，正所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了。

每个诸侯国都想着要发展自己、壮大自己，那么人以及人才，就是一个必备的核心要素了。这样一来，大部分人是可以跑路的。说白了就是：在秦国没有混好可以去楚国、楚国不行可以去魏国，大家可以选择逃避也就没有必要起义了。

四是，前面说过了农民起义必须要有领导者才行。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有才能的人、有本事的人、一些知识分子们的选择余地比较多，例如：可以周游列国居庙堂之上、可以纯粹的做学问、可以教书育人；一些有本事的人还可以当门客、当谋士等等。

这样一来，社会上的精英都有事情干了、都有各自的安身立命的工作了，自然而然也没有动力去发动什么农民起义了。

五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常年征战、各个诸侯国之间那是常年打仗的。这样一来，大量的平民们就会被征召到军队里面去了，剩下的往往就是一些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儿童了。

这些人根本没有实力去发动农民起义，起义的人口基数和质量也是严重不足的。

总之一句话，秦朝实行了大一统、实行了郡县制以后，内部加强了统治力度、广大农民少了向上、向左、向右甚至是躺平的通道。没办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

往往一旦出现土地兼并严重、灾荒严重，这些失地农民变多且无法生活下去的话——往往就会选择奋起反抗了。

最后我想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永远都没有错误。古代农民有时候就像一根不断被压紧的弹簧一样，往往压迫得越厉害反抗的力度就会越大。

不过由于思想的问题、历史局限性的问题、启蒙的问题，古代绝大部分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往往一开始起义者们都是屠虎者，后来基本自己都变成新的老虎了，然后再被新的屠虎者所灭——周而复始、无穷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