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和袁术都出生于著名的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这个所谓的“四世三公”是指，袁绍的祖上有四世四代都位列三公这个职位，而三公便是这朝廷上最大的官职，享有的权力很大，这所谓三公指的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三个官职。

袁术出生于东汉时期，其家族是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而袁绍的祖先袁良在西汉晚期当过汉平帝的太子舍人。袁绍的家族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是世家大族了，当时还不是很出名。

在东汉末期，门阀制度大体萌芽，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是指一种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即以家族为单位，通过亲戚关系和婚姻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在东汉末年，从郑浑、郑泰等人开始，荥阳郑氏逐渐发展为门阀大族。

在两汉时期，经济政策加剧了土地兼并，察举制成为政治工具，促成了士族门阀的壮大。察举制是指通过考试和推荐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品德与才能是选任官员的两大重要标准，品德主要体现在他人的推荐之上，才能则主要是通过考试这一方式来体现。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它对当时社会以及后来的选官制度，尤其是科举制，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察举制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主要是地方和中央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品行对个人进行推举和征召。察举制注重声名取士，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制有利于招徕各类人才，察举科目很多，有孝廉、秀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几种，而且又让熟悉地方情况的州郡长官亲任察举官，这就能把各类人才作为察举对象，选士任官。

察举制存在阶级固化和政治集团的问题。由于察举制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因此，地方长官往往会推荐自己的亲信或者亲戚朋友，而不是真正的贤才。这就导致了察举制的任人唯亲的危害，同时也导致了阶级固化和政治集团的问题。

四世三公不可怕，更可怕的是那句“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杨修的祖上连续四代官居太尉，却依然没有袁家势力强大，就是因为门生故吏不如他们多。

东汉末年的两大四世三公家族

太平年间，治国靠文臣，而每个朝代的文臣最高领袖，所任官职又不一样 ，在三国以前，三公一直是地位最尊崇的三个官职的合称。

这一切的始源还是来自于周朝的太师、太傅、太保，这是最初的三公。

西汉年间，承袭秦制，虽然有三公，但是以丞相为首，西汉的三公就是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

到了东汉，就没有了丞相，虽然有上公之称，但大多是虚职，实际上以太尉、司徒、司空为最高官职，三公下设九卿，分别属于三公管辖，所以又叫三公九卿。

东汉末年，有两个有名的四世三公家族，那就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

袁术、袁绍就出身于汝南袁氏这一个大家族，袁绍的高祖袁安为章帝时期的司徒、曾祖袁敞为安帝时司空、祖父袁汤为桓帝时太尉、其父袁逢为献帝时司空、其叔父袁隗为献帝时司徒，一连四代人，出了五个担任三公的高官，所以袁绍、袁术处处以“四世三公”来称呼自家。

事实上，除了声名远播的汝南袁氏之外，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也是一个四世三公家族，从杨修的高祖杨震到他的父亲杨彪，这一连四代都曾在东汉官居太尉一职，可谓是每一代都能“继承”这一三公之职。试想，如果不是东汉灭亡，以杨修的才能，继承祖业，估计也不是难事。

三公，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国之重器的官职，却被世家大族世代把持，这种畸形的政治现象到底是有何而产生的呢？

东汉的官僚选拔制度

东汉官僚选拔，一般来说，有自下而上的察举，和自上而下的征辟两种方式。

察举，又叫选举，是两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以“乡举里选”为依据，常行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等科。

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其中的“举孝廉”，有名的曹操，袁术出仕之时，都是通过举孝廉来踏入官场。

本来，举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孝顺清廉的意思 ，可是事实上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早已经名存实亡，到了东汉末年已经有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可笑局面。

真正的被举荐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自世家大族，东汉顺帝六年，河南尹田歆掌握了察举六名孝廉的名额，可是其中五名早已经被当权的贵族勋戚给内定了，真正的名士入选只有一人，这还远远早于三国时期，就已经这样，到了东汉末年，估计六个名额真正靠实力的一个也没有，全部是靠关系。

征辟制度 ，相对来说，就主要是征辟那些已经有了名望的人，主要分为皇帝征辟和州郡地方征辟两种。

被征辟的士人一般来说，已经有了名声，起点会高于才出仕的那些被举荐的人才，比如袁绍20岁的时候曾任濮阳县长，传出了很大的名声，后来眼见朝廷昏暗，在为母亲服丧3年之后，竟然补了一个为父亲服丧，在家待了6年，就是不想出仕，六年之后，朝廷征辟他，他也拒绝出仕，隐居洛阳。

同样拒绝征辟的人很多，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看不上征辟他的人，有点是另有目的，比如司马懿为了拒绝曹操征辟，不惜装病7年。

门生故吏与二元君主观

诸侯讨董之时，袁绍的真实官职是渤海太守，而渤海郡其实是冀州下辖的一个郡，当时的冀州牧韩馥是袁绍的顶头上司。

讨董失败之后，诸侯混战，袁绍图谋冀州，韩馥本身胆小怕事，加上自己是袁氏门生，害怕汝南袁氏的声望，因此私下让出了冀州牧的官职，这让当时袁绍的声望一时无两，仅仅靠汝南袁氏的声望，不出一兵一卒，就夺得了一州之地。

韩馥的“袁氏门生”，其实就与当时的选官制度有关，荐主与被荐人在政治上发生君臣关系，在私人感情上发生父子关系，被推荐的人如果对荐主不表现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负义，将为士人所不齿。大官们历年荐举士人，形成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这就是“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由来。

不仅胆小懦弱的韩馥是袁氏门生，大名鼎鼎的董卓也曾经是袁氏故吏，熹平年间，董卓被司徒袁隗征为掾吏，后出任并州刺史、河东郡太守，这是其政治生涯上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他对袁氏其实还是比较照顾的，当他掌控朝政之后，很多大事都与太傅袁隗商议，要不是袁绍在外面联盟讨董，他也不至于杀了袁隗与袁基一族。

所谓二元君主观，封建时代，皇帝自然是所有人的君主，加上当时特殊的举荐制度，举主也算是被举荐者的效忠对象，因此有人称之为“二元君主观”。

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后汉书·袁绍传》

四世三公家族的诞生，罪不在选官制度

三皇五帝时期，天下为公，能者居之，所以有了“禅让制”；夏商周时期，上至国君，下至普通官员，都是世袭制，又叫“世卿世禄制”；秦朝为了横扫八荒，一统六合，建立了军功授爵制度，但是主要适用于战争期间；两汉的察举和征辟，在初期也为帝国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至于之后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在开创初期其实也都是非常先进的，适合当时社会发展。

只不过，最终因为掌权者的私心，选官制度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才让权利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很多有才之士上进无门。

至于提问者所言，锁死了普通百姓的上进渠道，我个人是不认可的，就两汉而言，士人才能被称之为“人”，任何官员选拔也好，政治斗争也好，都是在这个圈子内的，普通百姓，只不过是“草芥”而已，曹老板动不动就屠城，可是也有“唯才是举”的美名。

不说无论什么制度，百姓都没有上进之门，就说那时候的百姓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去当官？文书都看不懂，还不是被那些文书小吏所肆意蒙骗？

所以说，世家大族垄断官场，其实并不是选官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私心作祟，无论什么制度，执行者不能贯彻执行，都是如同虚设。

世家把持朝政之后

四世三公只是世家把持朝政的一个缩影，从当权者，也就是皇帝而言，自然是想改变这个局面的，有名无实的汉献帝不说，桓帝、灵帝时期，其实也是有过多次举措，比如两次党锢之祸，比如卖官。

两次党锢之祸，不用多讲，虽然宦官集团看似胜利，士人集团短暂受压，但是却动了士族的利益，因此才有了东汉灭亡之祸。

同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汉灵帝卖官，想想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官员本来就是随便他任免，可是他竟然将官职明码标价，到底是为何？

范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李贤注引《山阳公载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
范书《灵帝纪》：是岁（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

曹操的老爹曹嵩就买了一个太尉的官职，其实这个卖官并不是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样，你一个平民百姓，拿出几百万几千万，就可以去买一个官。

它首先还是得走流程，也就是选官，选上了官职，再去交钱，才能上任，这才是卖官的真相，他的对象本来就是那些世家大族的候选官员。

而灵帝卖官为了啥，从一个将钱存入“西园”，可以联想到西园八校尉，那是汉灵帝组建的一支军队，用以分薄大将军何进的兵权的。

而何进身为外戚之首，又是士族所拥护，用来跟宦官打擂台的。

可想而知，无论是卖官也好，党锢也罢，其实都是皇帝早已意识到了士族集团的做大，不甘于朝堂被他们垄断，所做的最后抗争而已。

把持朝政大权多年，根深蒂固无人敢惹，所以会出现四世三公大家族，

＂四世三公＂是指袁绍和袁术出身的汝南袁氏四代----都有人位居三公，即司徒袁安（一世），司空袁敞（二世，袁安之子），太尉袁汤（三世，袁敞之侄），司空袁逢（四世，袁汤之子，袁绍和袁术之父）。

东汉官僚选拔，一般来说，有自下而上的察举和自上而下的征辟两种方式。察举，又叫选举，是两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以＂乡举里选＂为依据，常用方式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等科目。最为风行的莫过于＂举孝廉＂，如曹操、袁绍、袁术出仕之时，都是通过举孝廉来踏入官场的。举孝廉，顾名思义，就是选择孝顺清廉之人，可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早已名存实亡。那时，真正的被选荐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自世家大族，全部靠关系、走后门、结裙带、攀富傍贵、拉帮结派。

最终因掌权者的私心私利，选官制度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才让权利始终掌握在少数人（小团体、既得利益集团）手上，很多有才之士上进无门，“世胄摄高位，贫贱沦下僚＂。由于世家大族进一步做大做强，垄断了吏治人事，加剧了阶层利益固化，基本上锁死了普通百姓的上进渠道、上升空间，造成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对立、阶级倾轧。

世家大族垄断官场朝局，其实不是选官制度的问题，而是个人或小集团（阶层、阶级）的私心作崇、私利驱使，无论什么制度，执行者不能有效贯彻执行，都是形同虚设。四世三公不可怕，更可怕的是那句＂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杨修的祖上连续四代官居太尉，却依然没有袁家势力强大，就是因为门生故吏没有袁家多！

东汉的“三公”其实不值钱，但“四世三公”确实很罕见，两汉四百多年，只有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两个家族上了榜。

什么叫四世三公

所谓“四世”是指连续四代人。

所谓“三公”，就是指太尉、司徒、司空（西汉称大司马、丞相、御史大夫）三个最高长官，其中太尉负责军事，司徒负责行政，司空负责监察。

有时候也会把荣誉职务“太傅”算进来，称之为“四公”，只不过太傅不常设，经常空缺，所以通常说“三公”，很少提“四公”。

如果不计连续性，弘农杨氏在西汉还有一位三公，即司马迁的女婿杨敞，他曾经官至御史大夫，如此一来杨氏就是“五世三公”了。

如果只计连续四代人，袁氏略胜一筹，他们是四代人出了五位三公，杨氏四代出了四位三公。

四世三公的那些趣事儿

• ①弘农杨氏

我们最熟悉的弘农杨氏子弟，应该算是那位“大聪明”杨修了，以杨修为“坐标原点”，杨氏的“四世三公”分别是：杨修的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父杨赐、父亲杨彪。

弘农杨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杨喜，楚汉战争时，他和另外四人斩杀项羽，因此得封赤泉侯。

民间传说，杨家的崛起得益于杨震的父亲杨宝做了一件善事。有一回，杨宝救了一只被猛禽追击的黄雀，后来黄雀托梦给杨宝：我是王母娘娘的使者，为了感谢您的搭救，送您四枚白环，保你家四世三公。

这个故事就是成语“结草衔环”中的“衔环”。

杨家四代人都是清廉守节之士，杨震因此被宦官和外戚联手害死。史书记载，杨震下葬的那天，天上飞来一只大鸟，不停地低旋哀鸣，泪如雨下。

遗憾的是，杨家人的刚烈之风一代不如一代，杨震性如烈火；杨秉刚正不阿，少了一点舍生取义；杨赐也能犯颜直谏，却多了几分委婉；杨彪则学会了妥协。

• ②汝南袁氏

我们最熟悉的汝南袁氏子弟，应该算是那位玩残了东汉帝国的袁绍了，以袁绍为“坐标原点”，袁氏的“四世三公”分别是：袁绍的高祖袁安、从曾祖袁敞、祖父袁汤、生父袁逢、叔父袁隗。

袁家四代人除了袁安以外，剩下的三代人其实都毫无建树，难听一点说就是尸位素餐的庸碌之徒而已。

即便如此，袁隗还是没能避祸，受累于袁绍、袁术组织关东联军讨董，他最终被董卓杀害了。

• ③三公钉子户胡广

历史上最牛的“三公”当属一个叫胡广的官员，此人历经六朝，三次出任太尉，二次出任司徒，一次出任司空，还以太傅之身病逝。

东汉为何会出现四世三公这样的豪族

从东汉到唐朝的九百多年，是历史上的豪门政治时代，那些家族累世高官一点不稀奇，但连续四代人位居宰执，在我印象当中好像仅此两家，别无分店。

更神奇的是，杨氏和袁氏还同处于一个时代，两家还是姻亲关系（杨修的母亲就是袁家人）。那么，为何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东汉呢？

一、三公更换的频率太高，任职的机会大增

开篇我就提到，“三公”听起来很唬人，但在东汉，它的含金量锐减，不值钱了。

原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帝国后，为了不让皇权受到外朝的掣肘，他创立了以尚书台为核心的朝政结构，将“三公”架空了。

也就是说，三公的地位很高，其实没多少实权，已经沦为大办事员了。这就意味着三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成了一只好看的花瓶。

于是，三公的轮换变得很频繁，相当于皇帝赏给大臣们荣誉职务。

我们看一组数据，东汉195年一共有多少位三公：太尉79人次（平均每任2.47年），司徒73人次（平均每任2.67年），司空82人次（平均每任2.38年）。

东汉开国之初，三公的任职时间其实还是比较长的，越到以后更换的频次越快，尤其是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三公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周转率”自然需要更高一些。

以汉灵帝一朝为例：太尉23人次（平均每任0.91年），司徒13人次（平均每任1.62年），司空18人次（平均每任1.17年）。

比如曹操他爸曹嵩，花了一亿钱买了个太尉，才五个月就下课了，平均每天成本70万钱。最短的是一个叫孟戫的官员，才上任26天就下课了。

三公更换的越频繁，大家“一日游”的机会越多。就像如今的评奖，100个人能搞出200个奖，中奖概率200%。

这种情况下，出现四世三公的几率就高了很多。放在西汉，皇帝们都不喜欢更换三公，那时候父子两代出任三公就是特大新闻。

二、宗法制的滥觞，家族是社会个体的依存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一直没有停息，但有一个制度却始终不变——宗法制，这个制度决定了家族作为最微观的社会组织，主宰个人命运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个人的前途完全被家族利益绑定，这就给豪门家族的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三、学术豪门化，家学催生政治垄断集团

秦朝之前，宗法制主要是士大夫阶层的游戏，老百姓不掌握任何社会资源，社会面的影响不大。

但随着西汉中后期儒学的兴起，以及察举选仕制度的完善，学术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并形成了门学、家学这种学术垄断的倾向。

门学以师生关系为脉系，家学以血缘关系为脉系，二者在通过婚姻关系交融，促使掌握学术资源的家族逐步豪门化。

弘农杨氏专修《欧阳尚书》，汝南袁氏专治《孟氏易经》，两大家族门下弟子数千，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进而成为政治资源垄断的最大受益人。

同样陈氏、荀氏、司马氏、孔氏、王氏等，走的也都是这条路。

当年袁绍、袁术兄弟逃出京城，为何有能力在地方一呼百应？其实不是他们的个人能力有多强，而是他们背后的袁氏家族将他们塑造了成了士族阶级的领袖，他们代表了豪门集团的整体利益。

四、军功家族的陨落，为新豪门集团创造了空间

如果没有桓灵时期，或许就不会有杨氏、袁氏这种新豪门集团的兴起，因为东汉开国之初的豪门集团已经被军功集团所霸占。

这些军功家族以外戚身份左右皇权，导致他们与皇权的摩擦越来越激烈，他们的下场也越来越惨烈。每一位皇帝亲政后，几乎都要对外戚家族进行一次屠杀。

如此几番轮回，在汉桓帝和汉灵帝的收官之战中，军功家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政治力量是不能缺位的，他们留下的真空必然会由其它势力填充，这就给杨氏、袁氏、荀氏、陈氏等豪门家族创造了历史条件。

综上所述，宗法制的人文环境，三公的平民化，学术的豪门化，以及旧豪门集团的退场，给新豪门集团的崛起创造综合条件，这就是那个时期杨氏、袁氏这样的大家族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