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东汉有自己的平衡体系，但曹魏却没有。

东汉建立后，前后传了八世共十四帝，而在这14个皇帝中，除了光武、明帝、章帝之外，剩余的皇帝，基本上都是幼主继位。

虽说小皇帝频出，但东汉照样维持了190多年的国祚。

那么，东汉能在小皇帝频出的情况下，维持这么久的国祚原因何在呢？很简单，是因为东汉有相互制约的三方力量。

这三方力量，即外戚、宦官以及文官集团。

先说外戚，外戚的产生，自然与太后有关，由于小皇帝继位，没有相应治理国家的能力，所以，就必然出现太后临朝称制。

但太后作为后宫角色，自然不能走上台前，所以，她就需要寻找代理人。

而这个代理人，肯定是用自己的族人最为合适，或是兄弟，或是子侄，总之，均是太后的娘家人。

由太后赋予这些娘家人一定权力后，这些人，就成了我们所说的外戚。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东汉的窦、邓、梁三大家族，他们均是因族中女子的关系，最终成为掌控朝政的大族。

比如汉章帝皇后窦氏的哥哥窦宪，还有汉和帝皇后邓氏的邓骘，另外还有梁氏的梁冀，基本上都是如此。

但外戚一旦掌权，必然就会对皇权形成压迫，这个时候，其就和皇帝产生冲突。

冲突之下，只要小皇帝能长大成人，自然就会想办法夺回权力，但皇帝久居深宫，无法与外官接触，怎么夺回权力呢？

自然是依靠身边的宦官。

这些宦官，代表着皇帝，而他们的权力来源，也来自于皇帝，所以，为了得到更多的宠信，他们在扳倒外戚这个事情上，往往会不遗余力。

并且，由于宦官没有子嗣，因此即使再得势，也不存在威胁皇位的可能，甚至毫不夸张的说，他们都必须依附于皇权才能存在。

因此，即便是他们在朝堂上肆意横行，但皇帝只会听之任之。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东汉的历史上，外戚和官宦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番掌权，今天可能是外戚得势，但明天，就会被宦官取代。

而除了这两股势力相互制约，防止一方独大之外，东汉另一股势力，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也就是士族，他们掌握着天下的经济命脉，控制着舆论话语权，把控着人才晋升等通道，是当时天下最有能量的集团。

他们好比东汉的根基，稳步推行着朝廷往前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外戚也好，还是宦官也罢，他们即使是再专权，但根基还在文官集团的手里，所以，随便他们怎么闹腾，天下依旧不会乱。

这个三方制约的模式，让东汉朝堂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而这种平衡，便是东汉小皇帝频出，却能延续国祚的原因所在。

而东汉之所以最终会走向灭亡，是因为有人打破了这个平衡。

先是宦官干掉了外戚何进，之后袁绍又消灭了宦官，这么一来，平衡自然被打破，而从地方进京的董卓，就无人再能制衡，故而皇帝最终成为彻底的傀儡。

若不是这个平衡被打破，那么东汉的国祚，至少还能再维持一段时间。

而曹魏政权，之所以在刚出一个小皇帝，就导致大权旁落，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没有这种平衡机制造成的。

首先，曹丕历经波折，终于得以继位，而他继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限制外戚以及宦官的各种权力。

比如曹丕颁布诏令，“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这就是明摆着避免外戚再出现专权擅政之事。

同时，对太后，也进行了严格规定，要求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同时规定“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人”，这更是一脚把外戚踢出了权力中心。

甚至，为了防止外戚参政，曹丕干脆提出了“天下共诛之”的口号。

而对于宦官，曹丕更是毫不手软，严格规定了宦官的品级，下诏要求：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

当然，这些措施，本无可厚非，皇朝初建，为了集权，这也是常规操作，但是，曹丕千不该万不该，打压宗室力量。

他对自己的宗室兄弟，打压的相当积极，派人监视兄弟的一举一动，这就导致曹魏的宗室，始终处在一种没有权力，且自身难保的处境之中。

而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曹魏没有一支宗室能有力量，在关键时刻拨乱反正。

限制了外戚和宦官，同时又打压了宗室，在做完这些之后，曹丕又犯下一个错误，那就是管理混乱，导致军政不分家。

曹操时期，军事由曹操直接负责，朝政则由其他文官各自负责一块，总之就是权力不重叠，互不干涉，同时分工明确。

但到了曹丕时期，他升级为皇帝，自然不可能再像曹操那样直接抓军事，而他的做法，是将一部分军权下放.

下放给谁呢？自然是对他登基有功劳的陈群、司马懿、吴质等人，由他们分别负责禁军等军务事项。

而与此同时，陈群、司马懿等人，本身还负责着中央的行政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情况，那就是某一个人，会出现既管军权，又有行政权的现象。

比如司马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司马懿在曹操时代，官职一直局限于文官范畴，军权压根就不沾边，但到了曹丕登基之后，先拜其为尚书，后又转督军，之后曹丕还授予其假节，领兵五千等高规格权力。

这么一来，不就是明摆着让司马懿慢慢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吗？

类似于司马懿的例子，在曹丕时代还有不少，总之就是，曹丕为了稳定统治，限制外戚和宦官的做法没错，但他对于权力的管理混乱，导致权力被随意下放，促成了像司马懿这种人，手里既有行政权，也有兵权的局面。

军政权皆有，司马懿岂能安分守己？

不仅如此，曹丕以及后继任的曹魏君主，在继承人问题上，也出现了安排失误，而这个失误，直接导致了司马懿有了成为权臣的机会。

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先看曹丕继位之前，曹操是怎么安排的。

当初，曹操下定决心，立了曹丕为继承人之后，严格来讲对曹丕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为曹丕搭建班底，尽其所能的帮助曹丕顺利接管权力。

但到了曹丕这里，他长时间不立太子，一直到其病重，才将曹叡立为了皇太子。

而这种做法，就造成了一个后果，即曹叡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东宫班底，更谈不上有过历练等培养经历。

而在其他朝代，一般为了皇位更迭顺利，通常皇太子人选都会早早确立，然后，皇帝就会有意识的，来安排一部分大臣，成为皇太子的班底，以便将来好接班。

比如清朝时的康熙，最早在确立胤礽之后，就是这样安排的。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皇太极将来登基之后，马上就有自己用着顺手且信任的人，而不至于两眼一抹黑抓瞎。

但是由于曹丕迟迟不立太子，直到病重了才立，这曹叡自然就不存在所谓的班底，但他上台后要用人怎么办，只能用前朝的老臣了。

而老臣都有谁？自然就包括司马懿。

这么一来，司马懿本身就军政权皆有，这又因为辅政大臣的身份，得以继续接触权力核心，继而，又累积了超多政治资本。

换而言之，到曹叡时代，司马懿已经从最早的一个小小文官，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大势力了。

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其实都是曹丕的责任，他自认为安排妥当，但却不知道在不知不觉中，给了司马懿发展壮大的机会。

但这还没完，曹叡与曹丕类似的做法，更加剧了这一情况。

曹叡比曹丕更坑，他一直到临死的头一天，才立了年仅八岁的曹芳为继承人，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八岁的孩子，既无根基，又无班底，拿什么和三朝老臣司马懿去斗？

更重要的是，这个三朝老臣，不仅声望高，同时手里还掌握着军政大权，既管朝政，还抓兵权，在这种局势下，作为曹芳来讲，基本上除了当傀儡，是没有其他路子可走的。

所以，在司马懿想方设法除掉曹爽后，自然而然就篡权了。

而再回过头来看，如果曹丕在登基之后，哪怕是限制宦官和外戚，但至少给宗室留一条活路，想必，最终的结果，也不会成为这样。

起码，还有曹魏的宗室与司马家族抗衡，这样司马家族也会有所忌惮。

另外，还有当时士族的一个因素。

东汉时期的士族，虽说势大，但总体来讲，还算比较安分，一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二来，和汉朝是大一统王朝有关。

这么一来，士族即便势大，但依然是以皇权至上，换而言之，当时的皇权威信力相当足。

但曹魏不一样，曹魏的皇位，本身就是篡夺而来，这就在合法性上，明显不如东汉，所以士族对于曹魏政权，自然也没有对待东汉皇室那样敬畏。

少了了敬畏之心，自然就不会视曹魏为天下唯一之主。

与此同时，曹丕登基后，限制外戚宦官，打压宗室，但他得用人吧，这人从哪里来，那就只能用士族的人了。

像前文提到的司马懿、吴质、陈群等，都是出身士族之家。

由于士族的人是唯一能用的人，所以，曹丕对他们不断下放权力，而这就导致，士族地位越来越高，其权势也愈来愈大。

但士族做大的同时，势必要挤压皇权。

并且，司马懿经过曹丕、曹叡等时代的不断发展，到了曹芳时期，已然成为当时天下士族人的领导人物。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士族成员，谁还愿意站在曹魏这一边呢？毕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跟着司马家混，才是“正道”。

甚至在司马懿活着的时候，早就有士族开始公开支持司马懿了，比如河北的孙礼，他还曾写信埋怨司马懿，为何不早点对曹爽采取行动。

你看，这么多士族支持司马懿，那曹魏的大权如何不旁落？

所以，不是曹魏仅出了一个小皇帝就大权旁落，而是从根源上，曹魏的政治体系就存在很大问题。

比如曹丕打压宗室，导致没有制衡世家大族的力量，同时赋予了世家大族过多的权力，同时对于权力的下放混乱，让司马懿累积了太多不应该累积的政治资本，这些均是导致司马家族得势的原因，而曹魏也为此付出代价最终亡国，

东汉的皇帝，除了初期的光武、明、章三帝外，几乎都是幼主继位。

可是，就这样，东汉王朝还是传了13个皇帝，延续了190多年。

接过东汉的曹魏就比较惨了。第一个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刚刚继位10年，大权就彻底旁落，再也收不回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皇权“代理人”

小皇帝继位，还不具备治理天下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靠得住的人来“代理”。

小皇帝的爹爹没了，但妈还在呀。哪怕不是亲妈，只是宗法关系上的妈，也比一般人靠得住呀！

母后临朝，母后自然会启用娘家人来帮忙看着。

作为成年人，外戚大多是有能力“代理”的，甚至有的还具有极高的政治、军事素养（如窦宪），可以带领王朝获得良好发展。

另一方面，外戚的权力来源正是与天子的亲戚身份，离开这个身份，他们什么也不是（即使窦、邓这些功臣大族之后，以自己的名望来掌重权，也是要依赖外戚身份的）。

因此，东汉的外戚虽然多权顷一时，但当天子想拿回权力时，一般都是摧枯拉朽。

比如，前文中提到的窦宪，他曾权势熏天，既掌兵权又掌政权还有大破北匈奴的不世之功。

可是，汉章帝曾表示：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根本不足为患！

果然，汉和帝在宦官的支持下收回大将军印，收捕、处死窦宪及其党羽。

此外，掌朝二十余年的梁冀，也被轻松扑灭。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外戚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代理人，他们无论看起来如何权倾一时，其实质都是虚弱的。

他们替天子“看着”天下，天下却有人在替天子“看着”他们。

皇权“维护者”

替天子“看着”外戚的，有三种人。

1、太后。

外戚，只是太后委托的“代理人”，而皇权的合法“代理人”是太后（有时是皇后或太皇太后）。

太后既要娘家人来帮忙打理，但也不可能愿意把江山从自己儿子手里传给侄子辈。

后来唐朝的武则天，自己都当了皇帝，最后还是要立李家人作太子，就是这么个道理：儿子跟侄子谁更亲还是分得清的。

所以，太后会重用外戚，但在许多问题上也要与外戚斗争。

比如：何进要诛杀宦官，何太后死活不同意。

此外，“窦氏虽不守法度，太后常自减损”，窦氏也屡屡反对外戚的意见。

其实，在许多外戚倒台前，外戚都曾提出“永绝后患”的建议，都被太后所阻。

原因很简单，外戚要绝的“后患”，往往是太后母子的“后路”。

因此，无论外戚权势多大，宫廷内外都保持着一支时刻可以扭转乾坤的力量——宦官。

2、为天子代言的宦官。

外戚专权时，天子一般是接触不到百官的，即便接触到了也难以信任。

因此，天子可以信赖的，也就只有陪伴左右的宦官们了。

宦官既是天子的“分身”，可以将天子的指令下达各处，自身也拥有一定的实力。

因此，即便外戚掌控大权，但是，当天子以宦官为基本力量，以宦官传达诏令，对外戚发起致命一击时，外戚一般是没有抵抗之力的。

而在外戚被除后，宦官往往又可以利用天子的信任专权。

宦官没有子嗣，即便横行一时也没有自己称帝的可能，其威胁就不展开聊了。

3、根基深厚的士族。

豪强地主广占田业，掌握着经济命脉；世家大族盘根错节，垄断仕途，是当时最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

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是庄园经济，关系纽带是血缘宗族关系，而他们的号召力则来自于世代传经。

通过世代传经，他们把控舆论导向，掌握人才品评话语权，从而广招门生，门生故吏遍天下，获取特殊的政治地位。

而只有恪守“忠”，才可能使世家大族们保持口碑，维系其舆论领袖、道德楷模的地位。

“四世三公”的袁术，就因为称帝，瞬间失去士族们的支持，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曾极力辅佐曹操的荀彧，则在最后时刻为反对曹操称公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因此，与后来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不同，东汉时的士族领袖多是以忠诚勇敢闻名的。

动态平衡

因此，东汉的政治，一直保持着动态平衡。

小皇帝登基后，母后临政，外戚专权。

新皇长大后，利用宦官势力，铲除外戚集团。

宦官得到天子信任，宦官专权。

老皇帝早早驾崩，小皇帝继位，又是外戚专权。

东汉的皇权，如此在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中反反复复。

然而，宦官的背后，站着天子，外戚的背后，站着太后，宦官、外戚即便横行一时，也是上不着天。

同时，社会的主要政治、经济、舆论力量则掌握在以忠汉经学标榜的士族手中。高高在上的宦官、外戚，下不着地。

上面天子、太后看着天，下面世家大族踩着地，中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东汉的政治局势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直到何进的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同归于尽，董卓军阀挟持天子，这一微妙平衡才被打破。

曹丕的调整

东汉的动态平衡，是以宦官-外戚交替专权为代价的，因此命虽长，但政治黑暗。

曹丕代汉后，雄心勃勃，决心避免重蹈东汉覆辙。

曹丕做出了几个调整。

1、限制后宫及外戚权力。

“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

曹丕明确规定：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人，也不得列土受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为限制后宫及外戚参政，曹丕竟然拿出了“天下共诛之”的语句！

而另一方面，曹丕、曹睿的皇后，出身都非顶级大族，本身的政治资源也十分有限，缺乏参与朝政的实力。

2、限制宦官权力。

曹丕一即王位，就下诏：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册著令，藏之石室。

事实上，新朝初立，限制宦官权力是很常见的。

随着时间的退役，这些限制通常都“松绑”。

不过，魏国国祚不太长，还远远没有到“松绑”的时候。

3、苛禁宗室。

曹丕令宗亲离开京师，到各地就国。

同时，曹丕又设立专门的遏者监督侯王，限制其权力。

曹魏宗亲，除了掌兵的一些将领外，其他人全部远离了政治中心。

4、借重士族集体。

曹丕以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为“四友”，引为心腹重用。

通过推出“九品中正制”，保障士族特权。

得到士族支持，是曹丕得以代汉的最后一步，但也引起了士族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然而，魏晋时期的士族风貌，与东汉时相比，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不一样的风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亲亲、尊尊并列，忠、孝两全以维纲纪。

然而，曹丕代汉之后，这一风貌发生了变化。

数百年来，以儒家名教和仁政为旗帜的汉帝国覆灭了，过去的礼法思想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了。

不管怎么粉饰，篡位的事实总是掩盖不了的，因此，尊尊之忠的旗帜不可能再大树特树，亲亲之孝，成为唯一的价值体系。

对朝廷的“忠”思想大为淡薄，对家族的“孝”思想越发强盛。

所以，魏晋之际，世家大族们，家族利益已经摆在朝廷利益之前，成为世家大族的第一追求，东汉党锢之祸时，为朝廷不惜求死的风范一去不返了。

曹家给与士族更多利益，士族就拥护曹家代汉，别家给士族更多利益，士族就会拥护别家代魏。

曹丕，借重士族，而士族，已不再是东汉时的模样了。

唯一牵制力量的没落

曹魏初期，还是有一支力量可以压制世家大族的——谯沛集团。

曹操的天下，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其间，荀彧、郭嘉等士族代表多是以谋士身份相随，而掌握军队的，多是以诸夏侯曹为代表的谯沛武将。

曹操时期，领军将领悉数是谯沛武将，士族代表们出谋划策而不能掌握军权。

此后一段时间内，以曹真、曹休为代表的谯沛集团与以陈群、司马懿为代表的士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力。

其中，大司马曹休、大将军曹真对军队的控制权仍然具有压倒性优势。

可是，曹休、曹真等人去世后，宗亲将领后继无人。

早在曹真去世后，曹睿去世的几年中，诸夏侯曹就已经没有领军的代表人物，司马懿是唯一带兵的重臣。

曹睿去世前，考虑过以曹宇、曹肇、夏侯献、曹爽等宗亲集体辅政的方案，也考虑过以曹爽、司马懿（宗亲+士族）联合辅政的方案。

许多朋友认为，曹睿最终选择曹爽+司马懿的方案是最终失去权力的主要原因。

其实，当时年岁已经不小却功绩不多的曹宇、曹肇、夏侯献等人，难道会是司马懿的对手吗？

诸夏侯曹后继无人，谯沛集团人才凋零，已经不足以压制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大族，这才是根本！

能压制世家大族的最后力量没落了，而世家大族的领袖稳定下来了。

成为士族唯一领袖的司马家

曹魏初期，司马懿、陈群都是士族代表，与曹休、曹真等谯沛集团代表一起位为重臣。

曹魏政权影响力大的士族人物，多是汝南、颍川人士，也叫汝颍集团，郭嘉、荀彧、荀攸、钟繇等人悉数是汝颍人士。

曹丕称帝后，汝颍集团的领袖是陈群。

陈群去世后，汝颍集团一度群龙无首。

不过，曹睿去世后，司马懿是唯一代表士族的辅政大臣，同时，曹爽等人打压汝颍士族。

为此，荀、钟等汝颍集团“二代”纷纷加入司马懿集团，以司马懿为领袖。

同时，河北等地的士族则早已经拥护司马懿了。孙礼甚至曾经埋怨司马懿，对司马懿迟迟不对曹爽动手感到失望。

如此，司马懿成为天下士族的领袖人物。

世家大族之间的同盟关系，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彼此的利益关系，不会因为家族代表人物的变动而发生根本改变。

因此，司马懿去世后，“议者咸云”司马师应当继承父亲的地位。

司马师去世后，曹髦下诏要司马昭留在许昌，令傅暇带兵回洛阳，企图夺回兵权，结果，傅瑕、钟会等人谋议，支持司马昭继续掌握大权。

因此，司马家通过世家大族的支持，牢牢掌握着局势，不再旁落。

东汉、魏晋，都是豪族世代，豪族是社会最重要的力量。

东汉时期，豪族以经学标榜，以忠于汉为号召，其领袖多为经学大师、道德楷模。

当时朝堂之上，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但由于不为豪族所支持，其根基都是不巩固的，只要皇帝想收回皇权，他们都没有抵抗之力。

魏国建立后，经学的政治理想幻灭，豪族们以家族利益为唯一标准，选择他们的立场，其领袖成了陈群、司马懿这样的实干、权力人物。

当时的朝堂之上，外戚、宦官、太后都不能过问政事，当曹操留下的谯沛集团人才凋零后，再没有力量可以压制豪族了。

因此，当豪族们选出司马家为其利益代表时，曹魏再也不可能拿回权力了！

东汉频出小皇帝能够维持190多年，但是曹魏不行，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就是人心向背不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东汉和曹魏的权力制衡不同，而曹魏出现了问题，从而导致曹魏皇权旁落。

我们一起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中的原因。

人心向背不同

人心这个东西并不玄乎，非常实在，能够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百姓心里。这个百姓的含义不仅只是普通的下层，还包含上层，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而言，他们会顺势而为，充分利用当时的人心背向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刘氏统治天下深入人心

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朝伊始，经过十多代皇帝，两百多年的努力，将刘氏家天下的信念通过文治武功的方式深入人心，即使到了西汉后期出现了一些纰漏，但是从平民到统治阶层对于刘氏家天下的理念总体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作为外戚的王莽大权独揽，借皇帝幼小时机，通过蒙蔽甚至欺骗的方式取得一部分人的支持，从而纂取了刘氏天下，结果仅仅过了十五年，在刘氏后裔刘秀的努力之下重新将天下夺回，为刘氏天下再次赢得了190多年的寿命。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氏统治天下确实深入人心，正是由于王莽篡位经历了短暂的统治而失败之后，后来者，无论是外戚还是权臣对于刘氏为皇帝的信念变得深信不疑，不愿意也不敢再次重蹈覆辙，取而代之。

因此，即使出现幼皇帝，权臣或者某个势力再也不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改朝换代，而是围绕皇权进行争权夺利，重新划分利益，这样就可以保持政权的延续性，从而可以维持190年之久。

曹魏统治未能深入人心

除去前期为创立曹魏的过程，曹魏真正从立国到被司马懿篡权，这之间的时间非常短暂，仅仅只有三十年的时间，如果算上后来曹奂逊位，曹魏立国时间只有四十五年，时间短从而导致曹魏的统治未能深入人心。

在曹魏立国之初，当曹丕询问贾诩是先灭蜀汉还是孙吴的时候，贾诩已经给出了非常合适的答案，那就是“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

贾诩向曹丕阐述了文治和武功之间的关系，武功只是手段，但是文治才是根本；国家长治久安依靠武功固然重要，但是从尚道德教化才是根本。如果文德能够跟上武功，平定天下就非常容易。

可惜，曹丕很难听进去顶尖谋士贾诩的肺腑之言，从而一味的采取穷兵黩武的方式，并且滥用民力，结果在曹魏统治时期，其麾下的百姓困苦，从底层到高层均产生对曹魏统治的不满，人心思变。

因此当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发动对曹魏的攻击的时候，反对曹魏的势力则拥护司马氏的行为，而中立势力则乐观其成。

因此，人心的背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刘氏天下的东汉能够延续190多年的寿命，而曹魏则仅仅只是经历四十五年就灭亡了。

东汉和曹魏的权力制衡情况不同，导致两国的结果不同

东汉以来权力制衡保证了基本的稳定

东汉延续了西汉的统治，在权力制衡方面进行了相对的完善，以至东汉出现了远比西汉多得多的幼皇帝，依然能够保持皇权不会旁落，维持了刘氏的基本统治。

刘氏治理下的东汉盘踞三个大势力，这三大势力在朝堂之上相互制衡，无论是哪一方都无法占据绝对优势。即使一方在短时间里占据了上风，也无法完全消灭另外一方，依然可以起到制衡的作用，作为刘氏皇权就可以从中周旋，延续下去。

这三大势力分别是外戚势力，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皇帝幼小，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时候，就依靠母族的势力来掌握权力，而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则成为外戚的制衡势力存在，确保外戚势力在擅权的情况下，无法越雷池一步，从而确保皇权不会旁落，导致改朝换代。

皇帝成年之后，希望亲自理政的时候，就依靠身边的宦官势力从外戚那里夺取大权，从而赢得对大权控制的目的。此时的外戚势力和士族势力就会作为宦官势力的制衡势力存在，保证皇权不会旁落，出现政权更迭的灾难。

无论是外戚势力，还是宦官势力以及士族势力，他们三者之间是相呼应，对立而存在的，有时候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勾结在一起对抗另外一方，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势力均衡，从而让刘氏天下能够产生一种稳定性，不至于出现改朝换代的悲剧。

可是当一方或者两方完全被消灭的时候，就出现了权力真空导致失衡，进而促使国家混乱。东汉末年刘氏皇权旁落就是因为宦官势力在和外戚势力斗争中同归于尽，从而导致权力出现了失衡，最终出现了刘氏天下被禅代的结局。

因此，东汉以来的外戚势力，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相互制衡，从而延续了刘氏天下长达190年之久。

曹魏权力制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曹魏政权中的权力分布和东汉则完全不同，在东汉政权中的外戚势力，宦官势力在曹魏政权结构中几乎完全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完全不起到平衡权力的作用，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在曹魏政权结构中之所以没有出现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这个和开创曹魏的曹操有关，他本人经历了东汉末年的动荡，深刻明白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对于东汉政局的危害，因此自始终严格限制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的存在，正是在曹氏三代的努力之下，这两大势力自始至终没能够成长起来。

在曹操建立曹魏之初，政权结构是以曹氏宗室和寒门以及中小士族为主，他们成为拱卫曹氏天下的主要力量。无论曹操，还是曹丕以及曹睿这三代均是英明圣武之人，对于朝堂的控制能力非常强，能够独立使用皇权对抗其他的势力，并且能够将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可是随着曹睿去世，幼子曹芳即位之后，其个人能力弱小，这就导致皇权不得不被其他势力瓜分，共同执掌以维续曹魏政权继续存在。

可是曹魏政权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容易导致皇权旁落，被人取而代之。缺陷就是当皇帝具备执政能力的时候，能够确保皇权正常运转，一旦出现幼皇帝无力掌控皇权的时候，皇权就容易旁落，而当皇权旁落的时候，没有更多的势力之间相互制衡，很容易落入某一个势力之手，从而导致改朝换代。

曹操建立曹魏的时候，政权有宗族和寒门以及中小士族，等到曹丕即位后，为了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建立了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大开方便之门。

世家大族在曹魏政权中的势力得以膨胀式的增长，同时，曹丕又限制甚至削弱宗室权力，这样到了曹魏后期，其政权结构出现了世家大族势力一家独大的局面，其他势力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出现世家大族专权甚至篡位的时候，其他势力只能坐以待毙，无力反抗，那么曹魏政权就出现禅位的结果。

因此，相比较东汉和曹魏而言，曹魏的权力制衡出现了问题，从而导致东汉即使出现许多小皇帝依然能够延续190年的寿命，而曹魏仅仅出现一个小皇帝就导致灭国的悲惨结局。

总而言之，东汉和曹魏有相同的问题，但是结局却大相径庭，其原因不外乎一个是东汉的统治早已深入人心，而曹魏在文治武功方面做得非常欠缺，以至无法深入人心；在权力制衡方面，东汉的政局虽然比较糜烂，但是权力制衡方面做得相对较好，因此能够一直维持刘氏天下的统治，而曹魏政局虽然稳定，可是出现权力失衡，因此避免不了被改朝换代的结局。

出现这种情况不在于皇帝的年纪大小，而是东汉刘氏皇族和曹魏曹氏皇族作为朝廷元首标杆的地位不一样，而且，在权力的平衡上，曹魏也有些失衡了。

东汉是承接西汉的，两汉加起来有数百年，在民间和掌握着一定社会资源的世家们心里，刘氏皇族的威望是不可替代的，简单说，就是大家都习惯了刘氏为王。

对于世家们来说，只要自身的利益能够得到保证，皇帝一直让他姓刘都行，王莽一度取代刘氏，但他没能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马上被推翻。

在权力的分配上，东汉的平衡性也相当不错，世家、外戚，包括后来的宦官，这三个政治集团在权力分配上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互相制约和平衡。

在三大政治集团中，世家是最厉害的，皇权必须依靠外戚和宦官来压制世家们的利益野心，但归根结底，是资源分配上的问题，并非有人想取代刘氏皇族。

简单说，就是世家希望刘氏皇族垂拱而治，把治理国家的权限让世家们来分享，刘氏皇族的招牌还是需要的，不管刘氏皇帝年纪大小。

外戚、世家、宦官之间的政治斗争虽然看似你死我活式的，但整个大的利益分配原则并不没有改变，外戚和宦官保障皇权，世家保障地方，只要这个平衡不打破，皇帝年纪再小都没有关系。

刘氏皇族在权力上的崩溃是汉灵帝死后爆发的“十常侍之乱”，这场政治斗争让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一起没落，于是，东汉的整个权力架构失衡了。

接着是董卓进京，这个时候皇权已经无关紧要了，斗争的主要两方变成了董卓为首的西北军阀和王允（貂蝉义父）为首的传统世家。

由此导致了三国乱世的开端，但大多数人都还愿意把刘氏皇族的招牌留着，只是权力的中心转移了，最终是转移到从地方上崛起的曹操身上。

曹操是乱世崛起，依靠军事力量掌控整个北方，但曹操至死也没能称帝，曹操军事上强横，但政治上很失败，原因在于曹操得不到世家的认可。

曹操自认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的后代，应该也能算在世家之中，但他的父亲却认了一个宦官做父亲，这个出身让主流世家把他排斥在外，曹操祖上是否姓曹都一直有争议。

说穿了就是，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的世家们不认为曹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所以抵制曹家当皇帝，曹操活着时，仰仗军事上的成功才能够压制住世家们对他的不满。

到了曹丕继承了曹操的一切后，曹丕可没有耀眼的军功傍身，他继承的还是王爵，想要曹家的富贵保持长久，就必须更进一步，否则，刘氏皇族要是哪一天崛起了，曹家就要玩完。

曹丕为此作了一个重大的妥协，也是曹操在世时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承认了世家们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把选官任官的权力交给世家，换取了他们支持曹氏代刘。

因此，曹魏从一成立就是一个皇族比较弱势的朝代，曹魏皇族借着曹操的余威掌军，世家掌政，勉强达成了一个小的权力平衡。

但曹氏皇族比起曾经的刘氏皇族来说，政治上的弱点太多，刘氏王朝是推翻的不得人心的暴秦和王莽，而曹丕是以臣代君，在他之前，只有一个被视为奸贼的王莽搞过这一套，禅让的行为天然的就被人不齿。

如果曹魏皇族一直能掌握住军权还好，至少枪杆子在手，能压得住阵脚，可以慢慢的削弱世家，但曹魏一族的人才青黄不接，连军权都慢慢地转移到世家们手中。

世家们从骨子里就不认为曹氏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即使曹氏当了皇帝，当政权和军权都握在手中时，权力就失衡了，曹氏也就到了被抛弃的时候了，别说皇帝年纪小，即使是长君也挽回不了曹氏的衰败。

取代曹氏的司马氏就有着被世家们认可的出身，他们的基因相同，天然的亲近，对于世家们来说，同为世家出身的司马氏可比宦官收养的曹家可爱得多。

所以，东汉虽然小皇帝出现的多，但因为权力平衡没被打破，就能一直支撑下去，“十常侍之乱”后，权力平衡打破了，东汉也就快玩完了。曹魏从建立之初就没有打好基础，是勉强建立的朝代，以一族人才弥补不了对整个北方世家的巨大弱势，只需要一个小皇帝就被司马氏抓住机会，大权旁落直至灭亡也是很正常的。

封建社会如果皇帝昏庸，或是没点头脑，搞不好就得弄的国家混乱，更有甚者，导致皇帝身首异处，政权更迭。但在东汉，十四个皇帝里有十个娃娃，就在这种情况下，王朝平稳渡过一百多年，甚至解决了西汉遗留的匈奴问题。这在历史上确实神奇，但又不是例外，比如宋朝也多有皇帝年轻，太后听政的局面，宋朝政权照样平稳发展，且繁荣程度超过汉唐。这种奇特现象归根结底源于权力制衡，一个政权的稳定性与否，往往取决于权力平衡与失衡，东汉的神奇之处就是权力架构的设定较为成功。

东汉皇帝在位的时间年龄

光武帝刘秀：25年—57年，31岁称帝，63岁驾崩；

明帝刘庄：57年—75年，29岁即位，47岁驾崩；

章帝刘炟：75年—88年，19岁即位，32岁驾崩；

和帝刘肇：88年—105年，10岁即位，27岁驾崩；

殇帝刘隆：105年—106年，满月即位，8个月驾崩；

安帝刘祜：107年—125年，13岁即位，31岁驾崩；

婴帝刘懿：125年—125年，生年失考；在位206天驾崩；

顺帝刘保：125年—144年，11岁即位，30岁驾崩；

冲帝刘炳：144年—145年，1岁即位，不到3岁驾崩；

质帝刘缵：145年—146年，7岁即位，8岁驾崩；

桓帝刘志：146年—167年，14岁即位，35岁驾崩；

灵帝刘宏：168年—189年，13岁即位，36岁驾崩；

少帝刘辩：189年—190年，13岁即位，5个月被废，15岁自尽；

献帝刘协：190年—220年，9岁即位，39岁禅让，54岁病逝。

汉代男子的成人礼是在16岁，汉高祖刘邦时期就以16岁作为帝王亲政的界限。高祖、武帝之后的继任者基本上都是16岁亲政，所以可以将16岁看作两汉时期成年的标准。那么在东汉的皇帝里，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婴帝刘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个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时刚刚满月，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东汉王朝硬是撑了195年。

东汉的权力制衡体系

永平元年（公元58年），东汉第二代皇帝为了避免皇亲和士大夫作乱，把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老婆家的亲戚，也就是俗称的外戚。这就形成了外戚、宗室、士大夫相互制衡的格局，至此以后，东汉皇后无外乎就出自阴、耿、邓、马、梁、窦几大豪族，这也被称为东汉六大家族。其实熟悉汉朝历史的都知道，西汉同样重视外戚的力量，西汉最终也是亡于外戚王氏，那么东汉为何还要“重蹈覆辙”呢？

• 制度惯性

首先，后世的眼光看待外戚，总有一种避而远之的态度，那是因为历史的千百年经验，告诉我们外戚专权的危害很大。但这也只是教条主义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两汉时期看待外戚的思维方式，一种制度的优劣需经过长久的经验才能看清。西汉初期，也是由于制度惯性，才将周王室的分封制进行演变和转化，形成了宗室分封的格局，但削藩带来的七国之乱，让中央朝廷看到了宗室并不可靠，所以汉武帝才把所封的王国，地方都削小，政权也都夺去。到了东汉明帝时期，刘庄屡兴大狱，完全杜绝了皇族宗室参与政权的可能。

而且汉初的政治中，皇帝发现比宗室更可靠的是老婆家的亲戚，外戚秉政，不仅可以制衡那些嚣张跋扈的本家亲戚，还能对前朝指指点点的士大夫形成对抗。而且外戚在治国理政、对外征战上更有动力，他们为树立更高地位，迫切希望建立功业，而不是仅仅依靠女人获得认可。所以整个西汉虽然亡于外戚专权，但兴盛之时，也多有外戚的功劳，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因王莽篡位而被掩盖。所以在东汉，排斥宗室，重用外戚就是一种制度惯性。

• 政治设定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

东汉的外戚结局都很悲惨，这是权力制衡的规律。东汉小皇帝的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皇帝早逝，留下了年幼的继承人，另一类是外戚为了维护权力的延续性，从而扶持小皇帝即位。如梁冀先后拥立冲帝、质帝、桓帝三位皇帝，执掌朝政大权长达18年，达到“父兄子弟并为卿校”的效果。皇帝长大之后，需要夺回外戚的权力，由于外戚势力都是豪门大族，渗透至军政各界，想要夺回他们的既得利益，那就必须通过扶持其他势力。又因皇族宗室已经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所以皇帝只能依靠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

这就是东汉政治的三大制衡体系，其中宦官相对独立，但由于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比如身体和精神缺陷、文化修养落后等特性，使这个集团成为黑暗政治的代表。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集团其实都来自豪族门阀，他们本身拥有共同的理想和诉求，但因东汉初期的政治设定，将两个集团推向了对立的一面。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

光武帝刘秀时期，“三公”就已经成为荣誉和俸禄的象征，失去了实际权力。他将武帝时期的内庭秘书机构“尚书”，更为尚书台，也就是俗称的台阁，扩大其规模，充实其职权，以六曹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直接听命于皇帝。这就对原来外朝的公卿士大夫造成削弱，也体现了封建社会官僚体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即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但由于东汉小皇帝居多，母强子弱的格局下，这种加强君权的设定就被外戚加以利用，他们以“近水楼台”之便，抢先注册“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小头衔，从而控制尚书台掌握国家政权，这就是外戚专权形成的过程。

当皇帝长大以后，夺权阶段首先考虑的就是收回尚书台的控制，这时候占据“近水楼台”之便的多为宦官。他们常居宫内，服侍皇帝，且由于尚书台是少府下辖机构发展而来，当初就是以宦官担任侍中、常侍的官职充任，所以就能顺理成章的帮助皇帝渗透并掌握尚书台，这又是宦官专权形成的过程。所以东汉的内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轮流“坐庄”，小皇帝时，外戚凭借太后形成专权，皇帝长大后，又通过宦官打压母族掌权者。

至于外朝，那就绝对是士大夫的舞台，东汉的内外之分，往往体现在决策权上。士大夫集团代表着门阀政治，虽然他们多以儒家思想树立了修身治国的伟大理想，但无一不希望推翻内庭的专权者，跻身决策的行列，从而实现门阀利益，或者是理想抱负。而且在察举和征辟制的影响下，士大夫集团不断得到充实，形成东汉政治中最大的官僚集团。

他们通过土地兼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再有累世专攻一经的经学世族，门生多至成百数千。在财与才的号召下，社会名仕的士大夫化逐渐形成，更推动了士大夫集团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东汉的士大夫集团，内有互相推崇，外有太学生、郡国生的呼应、声援，以及地方大地主、名仕的支持，形成了与中央朝廷抗衡的社会权力中心。

这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是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才有了三个集团相互制衡的政治设定，一家独大必将颠覆政权。整个东汉政治，可以看做君主专制与门阀士族的内外相争，外戚集团就是倾向于内的，而对于外戚集团的制衡，又是以宦官集团为基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东汉末年，汉桓帝依靠宦官铲除了外戚梁冀集团，宦官形成势力之后，催化出打击士大夫集团的党锢之祸，这个大方向很明了，即宦官与外戚都是代表皇权由内向外的制衡，虽然最终是伤害了朝廷的根本，但在东汉小皇帝居多的现实情况下，这无疑是维护政权稳定的有效方式。

综合分析

东汉小皇帝居多，这是事实，但三大集团的制衡体系中，却都是以皇帝为中心。宦官集团处于最黑暗、最卑微的一方，没了皇帝，他们只是一个身体残缺的异类，所以在内庭之中，宦官倾向于保护皇帝。外戚集团同样需要皇帝做依托，否则也无法获得更多的权力与利益，他们甚至希望皇帝长命百岁，在皇帝成年后，他们会抓住有限的机会，将本宗族女再嫁给当政的皇帝，以此延续权益。

这两个集团之所以长期“卑躬屈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士大夫集团的影响力太大。即使外戚舅舅多以大将军的身份掌握军权，但也不一定能够抗衡士大夫的联盟。因为他们掌握大量土地财富和家兵武装，且社会号召力极大，外戚发动内庭的政变成功性非常低。

而士大夫集团的理想抱负是建立在两汉经学的思想体系下的。这个思想体系可以说树立了最原始的“忠君爱国”思想，为人臣者的价值观束缚着士大夫集团的“逆反”心里，这也让士大夫集团成为千百年来较为稳定的体系，换句话说就是思想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士大夫集团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理想抱负拥有施展的舞台，那么他们也就会为了国家而奉献，此处忽略那些不老实的案例。当宦官、外戚向外廷施压时，“忧公忧国”的士大夫集团往往也只是规规矩矩的喊出“徒感王纲不慑，惧天网之久失矣。”

总体来讲，东汉桓灵之前，三个政治集团的制约是维护了朝廷的统治，所以哪怕连续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小皇帝，大体上能实现太后掌舵、内廷决策，外廷施行，分工明确，从而“天子垂拱而治”，帝国正常运转。

然而这种体制只不过是百余年形成的潜规则，未有任何法律的保证，当小皇帝成年，对外戚下手时，也导致内廷力量的内部分裂和矛盾激化。每一次外戚家族的更迭，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训，那么越往后，外戚集团就越需要寻求长久的专权富贵之策，梁冀就是外戚专权发展至鼎峰的例子，甚至有毒害小皇帝的嫌疑。

梁氏之后，窦氏、何氏将目光投向外朝的世家大族，欲与士大夫集团联合，彻底打压宦官集团，解除后顾之忧，从而牢牢控制皇权。这个时期的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集团确实拥有共同利益需求，宦官集团壮大之后，开始另寻出路扶持寒门士子，这就侵犯了世家士大夫集团利益。而且由于皇帝偏向宦官，党锢之祸彻底激怒了士大夫集团，他们开始抛弃东汉朝廷，导致三大集团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崩溃，也就失去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宦官成了赢家。

汉灵帝驾崩以后，外戚何氏集团企图反攻宦官十常侍，但这次反攻造成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同归于尽。东汉内廷彻底崩溃，地方军阀成了这个时期的主角，随之而来的便是汉室衰微后的天下三分。三国归晋表面是版图统一，其实质又是政治架构的重组，最具代表的便是西晋统治者脱离门阀政治的尝试，以及魏晋玄学的思想探索。所以说，东汉的小皇帝仍然算是实打实的皇帝，三大集团的制衡拥护着他，而三国时期魏国的小皇帝，完全是权力失衡后的傀儡，并没有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