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担任战区司令，为何仅是中将军衔？

1944年4月底，堪称灾难的“豫湘桂战役”在黄河岸边率先打响，日寇华北方面军所属之第12军，在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的指挥下，全面突破黄河天险，大举进攻包括洛阳在内的河南中部地区，战史上也将此次战役单独称之为“豫中会战”，河南百姓危矣。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中原重镇洛阳，时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司令长官是老蒋“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他这个司令长官职，接替的是中条山会战后被撸的卫立煌，此公早已没了中原大战时期的锐气，每天狂嫖烂赌不理军务，更要命的是，他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这位汤司令居然在河南叶县有自己的“副司令长官部”，因为他还兼着四省边区总司令，加之第一战区的主要野战部队，又基本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共计多达四个集团军的兵力，蒋鼎文能够指挥的，仅有杂七杂八的10万人枪，所以汤司令骨子里就不鸟蒋鼎文。

蒋司令长官忙着捞钱和玩耍，汤副司令长官一门心思扩充实力，总之都不干正事，黄河河防如同虚设，两个人之间又矛盾重重，你说这仗能打赢吗？

（蒋鼎文）

一、胡宗南总算干点正事。

于是豫中会战一败涂地，区区37天连丢38座城池，第一战区总体上已经垮了：部队溃散大部，地盘也没剩多少，正副司令长官都忙着向陕西逃命。而杀红了眼的日军，因战场损失不大，干脆一路追杀到豫西山区。

第一战区的迅速溃败，让委员长怒不可遏，没想到这两个亲信大员如此地不争气，遂将蒋鼎文、汤恩伯双双撤职查办。面对第一战区没剩下多少地方、日军眼瞅着就要通过豫西攻入陕西的危局，委员长只好动用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命令胡宗南自潼关出兵，东进御敌。

此时胡宗南的正式职务，是第八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陆军二级上将朱绍良）。

（朱绍良）

其实小胡的情况跟老汤差不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本来设在兰州，而胡副司令长官却坐镇西安，因为该战区实际设置了四个指挥部，朱绍良和三个副职：胡宗南、傅作义、马鸿逵各把一摊，根本就不是一个槽子上拴的四匹马。

换句话说，朱绍良这个半嫡系的战区司令长官，只能管管兰州附近的不到8万部队，对另外三个副职来说，不过是理论上的长官。其中仅胡宗南的指挥部，便辖有四个集团军又两个军（第3、第34、第37、第38集团军，以及直辖的第17军和第27军）40余万兵力，已然是拥兵自重的“西北王”。

胡宗南这40多万大军除了以一部担负黄河河防任务外，大部分都是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胡部从1938年调回陕西后，就没跟鬼子打过什么大仗，呆得很是安逸，战斗力也莫名其妙下降了。

（两个蒋）

现在为了阻敌于豫西，同时重建第一战区，老蒋改任胡宗南署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督率两个精锐集团军实施反攻。胡宗南的部队虽然战斗力平平，却有两大优势：第一是装备精良，从1942年起分得了不少美援武器；第二是有中美联合航空队的强力支援，蛋蛋随便扔，失去制空权的鬼子非常狼狈。

而日军突入豫西山区的兵力原本有限，因此胡宗南所部在陆空火力优势的加持下，经过有限反击，勉强守住了豫西防线，进而也保住了潼关和西安。应该说，这是胡宗南在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后，抗战中后期以来，唯一干过的正经事。

不管怎么说吧，总之所部挡住了日军的继续西犯，豫陕交界局面稍安，胡宗南挺高兴挺风光的，认为凭借如此“战功”，之前当了两年多的副司令长官，如今怎么也该“转正”了吧？而且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挡路的石头：蒋鼎文和汤恩伯都落马了噻。

不料6月间重庆的命令下来了，胡宗南看完气得吃不下饭去，转正的梦想瞬间破灭：以陆军二级上将陈诚，为第一战区新任司令长官，奉命在汉中重建长官部，那也就是说，胡宗南还是副司令长官！

（老汤和福尔曼）

二、胡宗南职务晋升过快。

作为所谓的“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之前曾经连续创造过黄埔生的四项纪录：第一个晋级少将、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军团长、第一个当集团军总司令。此番如果能够顺利转正，则肯定也是黄埔生里面的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就“转正”失败了呢？说白了，还是因为老蒋对小胡擢升过快，但是其资历和军衔却没有跟上的缘故，很有点拔苗助长的意思。胡宗南1931年正式就任第1师师长、1936年正式就任第1军军长，已经完全超出了黄埔生正常的晋升速度，黄埔一期毕业仅仅12年。

1935年4月9日，胡宗南铨叙陆军中将衔，也是黄埔生中军衔最高者，并且在这一年的首批铨叙中，由于上将的数量开始限额，连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也只授了陆军中将衔。

（大脸猫）

陈诚可是黄埔军校的炮兵教官，妥妥的胡宗南师执辈，结果也只能降衔（原来是上将军长的职务军衔）屈就陆军中将，足见胡宗南的窜升之快。在这一批的铨叙中，仅有关麟征、孙元良、王敬久、宋希濂等寥寥几个黄埔生，同时授了陆军中将衔，然而他们的职务还都是师长，杜聿明同学才是个陆军少将。

为了解决陈诚这批人的尴尬，1936年国民政府推出“中将加上将衔”法案，所以陈诚、张治中、钱大钧、卫立煌、薛岳等一批资历高于黄埔生的将领，纷纷晋级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可以挂上三颗星领章了，而胡宗南因为资历太浅，只能在陆军中将衔上原地踏步。

全面抗战爆发后，原则上是不再晋升“铨叙军衔”的，只有个别例外，破例也主要是照顾一些资历深厚的杂牌将领，比如张自忠、卢汉、贺耀祖以及川军的孙震、潘文华、唐式遵，也包括桂系的夏威、廖磊等等。

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胡宗南职务一路嗖嗖晋升，铨叙军衔却没有跟着水涨船高，尴了个尬。

（陈诚）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第1军军长胡宗南火线晋升第17军团长，中将；1939年8月晋升第34集团军总司令，中将；1942年晋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将。所以整个抗战期间，胡宗南肩膀上始终扛着两颗星，无论老蒋如何宠信他，也不好公开在铨叙军衔问题上徇私。

直到抗战临近胜利的1945年4月，整整十年时间过去了，小胡领口还是挂着两颗星，而陈诚早在1939年即已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差距彻底拉开。需要指出的是，职务军衔一般只到中将为止，上将职务军衔属于特例，并不属于正式军衔体系所有。

（豫中会战）

三、胡宗南称病不出。

理论上说，抗战时期的大型战区司令长官，那必须得由挂三颗星的将领担任，可能是陆军一级上将（比如李宗仁、阎锡山）、可能是陆军二级上将（比如陈诚、顾祝同）、再不济也得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比如薛岳、张发奎，他们俩都是抗战后期才晋的二级上将）。

而陆军中将是不可能担任战区主官的，道理明摆着，军队中还是很有些论资排辈的，在上将员额受限的情况下，国军的中将军衔（含铨叙军衔或者职务军衔）比较泛滥，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甚至师长都可以是中将衔。

比如胡宗南军事集团内部的黄埔生：范汉杰、李铁军、刘戡、董钊、李文等等，那都是两星中将，如果统领这些部队的战区司令长官也挂两颗星，那简直乱套了，职衔配套也会出现笑话。

正因为如此，胡宗南可以成为“西北王”、可以形成自己的军事集团、可以手眼通天，但是以他的资历和军衔，还是不可以出任战区军事主官，最多只能是副职。

（刘戡）

那人家陈诚来的就没毛病，在此之前，陈诚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一度还兼着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资历、职务和军衔全部达标，只是因为1943年底跟老蒋闹了点不愉快，才辞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回重庆养养病。

现在河南战局不可收拾，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出缺，“小委员长”续任很正常。但是胡宗南不开心了，虽说辈份上有差距，可都是黄埔系军事集团的头目（陈胡汤嘛），“黄埔生系”论势力也不惧“土木系”：

你陈辞修在重庆在长沙在恩施在楚雄呆着都成，那不是我的一亩三分地，井水不犯河水，现在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搅和，还把我快到手的战区司令给抢了，忒不地道了吧？想是这么想，胡宗南却没办法明说，原因前面都交代了，那怎么来表达抗议呢？还是中国传统节目：装病不出。

（范汉杰中将）

于是胡副司令长官以身体有恙为名，挥挥手带着亲随上华山“休养”去了，留下个烂摊子给陈诚收拾，怎么抵御日军，怎么收复失地，陈司令长官你看着办。陈诚登时就抓瞎了，无它，河南陕西地界根本没有他的基本部队。

这也是蒋军顽疾，部队的派系壁垒森严，外人很难指挥，而“黄埔生系”（注意不是黄埔系）的那帮将领们，基本只听胡宗南的招呼，对陈诚的命令通通阳奉阴违，尤其是战区主力第34集团军干脆水泼不进，这还打个什么仗？

四、胡宗南如愿以偿。

陈诚何等聪明之人，马上就晓得了胡宗南的意思，气得火冒三丈，因为两个人是有旧怨的：早在1927年龙潭战役时，第21师师长陈诚因“坐轿指挥”被何应钦撤职，其实是因为他之前撤了李树森的团长职务，从而遭到以第1师代理师长胡宗南为首的黄埔生“弹劾”。

君子报仇十八年不晚，陈诚立即具本上奏，参胡宗南“不服从指挥不配合工作”，对于两个亲信掐架的原因，老蒋心知肚明，劝慰陈诚说：“琴斋还是忠诚的，怕是你去当了司令长官，心里不痛快吧”。

思来想去，为了解决两名“爱将”之间的矛盾，老蒋不久将陈诚调回重庆，再把何应钦打发到昆明组建陆军总司令部，腾出来的“军政部长”要职，则交给了陈诚。这真是药到病除，陈诚一走，胡宗南的病立马就好了，乃下山重新视事，虽然还是副职，可是说了算呐。

（老何与小胡）

1945年1月12日，重庆军事委员会任命胡宗南为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他终于拿到了黄埔生的第五个“第一”，步入大型战区主官行列。不过小胡还是不大舒服，“代理”两个字总归如鲠在喉，可是又不好说啥，因为他资历仍浅，因为他的军衔还是陆军中将，硬性指标还是没有达到。

该着胡宗南露脸，冈村宁次晋升派遣军总司令以后，于1945年3月下令华北方面军发动老河口战役，目标是摧毁这一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战役打响后，日军另以第110师团猛攻第一、第五战区的结合部西峡口地区，胡宗南派出第31集团军拒敌，力战之后最终守住了防线。

对比刘峙的大败而逃，重庆方面当然得表彰小胡的“战功”，于是1945年7月31日，胡宗南去掉代理二字，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节制四个集团军加配属部队共45万大军，可与老资格的阎锡山、刘峙、顾祝同、傅作义平起平坐了（均为留日生或者保定生）。

（抗战末期还是中将）

注意这个时间节点，此时距离日本投降仅有半个月时间了，抗战胜利的大局已定，老蒋得以授意铨叙厅给胡宗南晋升军衔，以便其职衔配套。不过铨叙军衔晋升和发表总是要走流程的，加之日本投降前后事务繁杂，胡宗南的任官状直到秋后才下来。

1945年10月3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正式被授予“陆军中将特加二级上将”军衔。已经可以了，胡宗南晋升中将加上将衔的时间，还要早于日本陆士毕业的汤恩伯、委员长侍从室的林蔚、土木系的核心人物罗卓英等等。

主要就是因为小胡同学目前的军职太高，再不晋衔就说不过去了，大型战区司令长官嘛。

特别说明一下国军军衔体系中，抗战前后关于“停年”的规矩：少尉升中尉一年半、中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中校四年、中校升上校四年、上校升少将四年、少将升中将三年，而中将升上将则比较特殊，原则是“遇缺选升”。

也就是说，从陆军中将晋级到以上的军衔，其实是不受“停年”限制的，如果没有相应的职务或者上级军衔没有出缺，在陆军中将位置上你哪怕呆上二十年，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选升”两字包罗万象。

并且为了避免上将泛滥的情况，彼时的特级上将，陆军一级、二级上将和中将加上将衔将官群体，基本维持在60人左右的规模，而出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孙连仲、蒋鼎文、李宗仁等）

五、为何只是“加上将衔”？

换言之，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实际相当于准二级上将或者说候补二级上将，具有晋任陆军二级上将的优先资格。然而在陆军特级、一级、二级上将员额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只有后面两级上将（特级就别想了）名额出缺，“加上将衔”才可以递补，这是个规矩，注意追晋的不计在内。

综整个抗战期间，陆军二级上将出缺的也是寥寥可数，计有韩复榘（作战不利被枪决）、刘湘（病故）、宋哲元（病故）、陈调元（病故）、杨虎城（被迫退役）等五人，而好容易空出来的名额，还有一堆“中将加上将衔”候着呢，狼多肉少，只能重点衡量从军资历和时任职务的综合标准。

这五个空额分别被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军委会政治部长、侍从室主任，职务级别等同于战区主官）瓜分，刷刷就没了。

（卫立煌1939年晋二级上将）

那么资历最浅、晋升战区主官最晚的胡宗南，在抗战期间或者抗战胜利前后，是肯定没有机会直接晋二级上将的。到解放战争爆发后，陆军二级上将的群体数量更是相对稳定，只有两名一级上将出缺，分别是被褫夺军衔的张学良和强制退役的冯玉祥。

空下来的位置，自然要留给当时军方的两大首脑，于是“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分别于1945年10月和1947年2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既然白崇禧和陈诚挂上了四颗星，自然又空出来两个二级上将的名额，还要注意时间点，白崇禧和胡宗南的晋衔其实是同一个月。

陆军二级上将的位置有空，为啥胡宗南还是不能直接晋升？因为另外有一票人等着呢，这俩名额最后给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保定六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老资格）。

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还是排不上号，所以只能先混个“中将加上将衔”，参加排队购票。

1946年元月起，原各大战区的番号撤销，老蒋开始挂羊头卖狗肉，将各战区改制改称为“绥靖公署”，曾经负责郑州等地对日受降的胡宗南，被临时任命为“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则是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二级上将）。

当然，给刘峙做副手的时间很短，胡宗南很快奉命再回陕西，以第一战区长官部为基础，组建“西安绥靖公署”并当上了主任。因此要注意了，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时，他的“四六式”军装肩膀上，确实扛着三颗星，但并非正儿八经的陆军二级上将。

至于窜入延安后被晋升二级上将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胡宗南只是因此获授了一枚勋章。

（白崇禧）

六、胡宗南的最终军衔。

再科普一次，抗战胜利后国军采用美式的“四六式”军服后，军衔标志由领章改为肩章，特级上将的肩章上缀五颗星环形排列、陆军一级上将缀四颗星菱形排列、陆军二级上将和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则是缀三颗星呈三角形排列。

所以单从肩膀上星星的数量，是无法区分到底是二级上将、亦或是中将加上将衔的，由此也造成许多历史文章或影视剧，对胡宗南实际军衔的误解。尤其是1947年底以后，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蒋军到处吃败仗，老蒋已经没有了晋衔的心气，总得要点脸吧？

胡宗南更是不争气，坐拥20多万人马，却一败再败于兵力处劣势的我西北野战军，还要什么自行车？

（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

1948年4月胡宗南放弃延安、1949年5月胡宗南放弃西安、同年11月放弃汉中，开启了疯狂的跑路模式。1949年12月7日，胡宗南在成都就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军政长官顾祝同）兼参谋长，并“代行军政长官职权”。

为啥不能当军政长官呢？还是资历和军衔不够，因为“剿总”和“军政长官公署”的级别，还要高于绥靖公署，主官至少是陆军二级上将起步（不信读者可以自己捋捋名单）。不过这个时候，小胡对职务和军衔已经不感冒了，逃命才是第一位的。

1949年12月底，胡宗南擅飞西昌，因天气不好径落海南，老冤家陈诚闻讯，极力主张严办，最终在顾祝同的劝说下，悲戚戚回西昌履职。1950年3月，解放军发起西昌战役，胡宗南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部队再从西昌乘飞机逃台，把老蒋气得死去活来。

当时共有46名“监察委员”联名上书，要求惩办胡宗南“应负重大罪责”。毕竟是铁杆嫡系，毕竟早年追随有功，所以老蒋对小胡还是网开一面的，伸手保护了下来，发往军前戴罪立功。

1955年9月，眼见风声已过，资历也熬得差不多了，胡宗南在澎湖防守总司令的任上，终于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1962年卒，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注意是死后“追晋”，而非现役将领军衔，不作数的哇！

严格来说，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在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大型战区的司令长官（称为司令那级别太低了），是必须由“挂三颗星”的将领来担任的，它可以是特级上将、陆军一级上将、陆军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在换装四六式军服之前，上述四级军衔在领章的体现上，大略看去都是三颗星，尽管细节稍有不同。

（看领章）

顺便说一下，在1946年换装之前，只有特级上将（注意不分军种）的领章是特殊的，认真观察会发现，那个委员长的领章是有边框的。而其他“挂三颗星”的将领，领章样式基本没什么区别，所以“光板三颗金豆”的军衔，含义有三级呢。

由于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同时存在，因此抗战期间，绝对是“中将遍地走、少将多如狗”的情况。也就是说，从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再到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都可能出现挂二颗星的情况，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职务军衔。

比如死守常德的余程万，时任第74军第51师中将师长，没办法，余程万是黄埔一期生，比军长王耀武资格还老呢。而王耀武虽然也挂着中将衔，实际直到1944年晋升集团军总司令时，才真正获得“陆军中将”的铨叙军衔，包括他之前的中将军长、中将集团军副总司令，那都是职务军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胡宗南挂了十年的两颗星（1935到1945），人家却是货真价实的“陆军中将”军衔，领章远比王耀武等人的“含金量”要高。胡宗南是黄埔毕业生中，1935年第一批获授陆军中将衔的。

不仅仅是因为得宠，主要还是军职较高和所谓的战功，是故要领先所有黄埔前三期毕业生，一个或者半个身位。当时能跟上胡宗南脚步的，只有王敬久、孙元良等寥寥几名实职师长，其他多为陆军少将衔，杜聿明才混个陆军上校。

在中将职务军衔和陆军中将衔混杂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职衔混乱，也为了方便指挥和管理部队，抗战期间先后划分的十二个大型战区，军事主官按规矩一定是“挂三颗星”的将领，如果没有达标，那就剩两个办法：要么暂时代理、要么研究晋衔。

因为既然挂上三颗星的，就不再有职务军衔那种“水货”的可能，注意陆军中将加上将这级军衔，那也是正儿八经的铨叙军衔，1936年是有专门条款的，可以理解为准上将或者候补上将。关于上将职务军衔，虽有个案，均属特殊人物和特殊情况，不影响上述结论。

比如那个委员长，曾先后兼任过第一战区、第三战区和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一方面是人家喜欢抓军权；另一方面，确实是抗战初期，“挂三颗星”的将领数量有限且可用的不多，那就只好先兼着。

其他诸如一战区程潜（卫立煌、蒋鼎文）、二战区阎锡山、三战区顾祝同、四战区张发奎（何应钦）、五战区李宗仁（刘峙）、六战区冯玉祥（陈诚）、七战区刘湘（余汉谋）、九战区薛岳、十战区李品仙，以及抗战胜利前组建的十一战区孙连仲、十二战区傅作义，莫不是挂着三颗星。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

抗战爆发时，胡宗南的职务是第一军军长，其后升任第17军团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务，以正牌子陆军中将的军衔，担任这些职务一点没有问题。1939年8月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但是距离战区级还差点意思。

1942年7月，胡宗南晋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无论是陆军中将或是中将职务军衔，当个战区副司令长官总还说得过去。不过在第八战区中的五名正副长官中，胡宗南仍然是小字辈，因为司令长官朱绍良是陆军二级上将，另外三名副司令长官分别是：

陆军二级上将衔的傅作义、马鸿逵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盛世才，熟读民国史，当知这三位都是老资格的军人，辈份高于黄埔生。当然了，职衔和权力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在第八战区中，却以胡宗南的兵权最重，甚至被允许在西安单独设立“副司令长官部”。

（马鸿逵）

换句话说，无论那个委员长如何信任胡宗南，碍于资历和军衔（其实两者是有关联的）所限，都很难迅速将其提拔为战区司令长官，必须得再熬一熬军龄，毕竟黄埔毕业才20年不到。职务军衔（中将以下）虽然泛滥，铨叙军衔还是比较正规的，从1935年起就没有乱授过。

1944年7月间，豫湘桂战役惨败，第一战区的老窝河南几乎全部沦于敌手，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大败而逃，双双被撤职。于是胡宗南奉命率兵东出，在豫西阻击日军，转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小胡同学以为，毕业正好20年了，应该可以扶正了吧？

还是没戏，委员长也不好公开破坏职衔的规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命下来时，不是胡宗南，而是他的黄埔炮兵教官陈诚，算起来那也是老师辈。胡宗南大为不爽，加之本来跟陈诚的关系就不好，于是躲上华山，不愿意在“小委员长”帐下听差。

（盛世才）

既然“天子第一门生”不乐意，况且手里已经握有四个集团军45万大军，加之陈诚要调回重庆接班何应钦，因此拖到1945年1月12日，重庆方面总算任命胡宗南为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掌握了该战区的全部军权。

虽然是真正的军事主官，毕竟前面加了个“代”字，为什么呢？还是因为胡宗南的军衔跟不上，只是个陆军中将。抗战期间大面积停止了铨叙军衔的晋升，胡宗南只能等等，另外三颗星的员额默认控制在60人左右，还需要排排队。

如此再拖到1945年7月31日，距离日本宣布投降之前仅仅半个月时，胡宗南终于正式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也是黄埔生的第一个所谓“战区司令长官”。

之所以给转了正，一方面是代理职务半年多，资望差不多了，另一方面就是抗战胜利前夜，铨叙军衔的晋升有松动了，胡宗南有机会加上那颗星，而且是内定了的。

（陈诚）

不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那属于高级军衔，不是单凭委员长的一纸任职令就可以的，一定得走必要的程序，如此折腾到同年10月3日，胡宗南总算盼来了第三颗星，获得了“陆军中将特加上将”的军衔，实现了职衔配套。

总体来看，在八年抗战期间，胡宗南其实不算真正的“战区司令”，重要原因就是军衔和“资望”差点意思。而当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终于得到这一职务时，军衔已经水涨船高挂上三颗星了，出现三个月的时间差，只是程序问题。

无论是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都不算真正的“战区司令长官”，挂中将军衔并没有破坏规矩，因此这才是如题不太准确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当时的战区副司令长官，也以挂三颗星的占绝大多数，二颗星想当司令长官，根本没戏。

1947年3月，胡匪军攻入延安时，胡宗南并没有晋衔，只是得了一枚勋章而已，因为他晋升“中将加上将衔”还不到两年，不仅停年欠缺，也不合规矩。前面说过了，陆军二级上将不是随便乱授的，得守规矩还得有空位置。

理论上说，胡宗南在解放战争的中后期，确实是有机会晋升陆军二级上将衔的，毕竟军权很重且已经混到了三颗星，同时二级上将也有出缺的情况。然而从1947年夏天以后，胡宗南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被我西北野战军打得丢盔弃甲，他的校长实在没好意思再提名。

直到1955年9月，逃离大陆的胡宗南重被启用，出任“澎湖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各方面条件都够了，才晋任陆军二级上将，这也是他生前的最高军衔。1962年2月15日，胡宗南死后，才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搞清楚那已经是“追晋”。

黄埔军校学生，资历在国民党将领中，太浅了，不可能军衔很高的。即使是胡宗南，身为战区司令，最高军衔只能是中将加上将衔。要当真正的上将，必须要是黄埔军校教官出身，或者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如白崇禧，陈诚，钱大钧，蒋鼎文，刘峙，张治中等。

民国时期，国军中将多是出了名的！伪“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是中将、兵团司令廖耀湘是中将、整编师师长张灵甫也是中将……大量的军长、甚至师长也是中将。国军的中将为何如此泛滥？其实，这些所谓中将，并不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将，有的仅仅只是职务军衔而已。

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新军阀们各自为政，东北的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还有“西北诸马”等等，仗着手里有枪有炮、割据一方，根本不拿老蒋的国民政府当回事。军衔也是如此，这些人是想怎么授就怎么授，客气点儿的还跟老蒋报备一下，不客气的压根儿就不搭理老蒋。比如西北诸马中的马步芳，就曾经和自己没成年的儿子授了个上校军衔！一时间，民国的将军多如牛毛，时人谓之曰“上校不如狗、将军遍地走”。

▲“西北诸马”之马步芳

再后来，老蒋似乎也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搞了一场军衔改革，将军衔的授予权真正意义上“收归国有”了。军衔的授予权被直接归到了国民政府名下，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签发授衔命令。同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置了铨叙厅，专司军衔的评定与授予。将军军衔的授予流程大致是这样的：先由铨叙厅根据职务、资历、军功、学历等等，拟定授予军衔等级，经最高层研究、其实就是经过老蒋认可之后，再由林森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签发授衔命令。这种由国民政府主席授予的军衔又叫铨叙军衔或叙任军衔，属于正式军衔，非经国民政府晋升、降级、褫夺，原则上不予变更。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铨叙军衔的晋升必须满足一定的年限，经铨叙厅和国民政府走完全部流程之后才能予以晋升。同时，老蒋为了限制高级将领的人数，还明确规定了上将的员额，特例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员额固定不变，有人死亡、退役或被褫夺军衔之后，才能予以递补。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这次军衔改革之后不久，全面抗战便爆发了。一仗下来，一个团就只剩几个连排长的事情时有发生，增补的军官军衔如果再经过铨叙厅走流程，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了。于是，一种“简易流程”出现了，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签发命令，不需要经过国民政府主席，这类通过“简易程序”授予的军衔叫做职务军衔，通常与职务同时授予、同时使用，如中将军长、少将师长、上校团长……在职期间可享受相应待遇、佩戴相应军衔，一旦接触职务，职务军衔同时取消，仍然以铨叙军衔给俸。举个例子，一位铨叙军衔为陆军上校的上校团长，被火线提拔为了少将师长，他的职务军衔便是少将师长了，可以享受相应待遇、佩戴少将军衔。但如果被解除师长职务了，那待遇依然还是陆军上校的待遇，军衔也只能佩戴上校军衔。

此外，老蒋还规定，职务军衔止于中将，中将之上皆为铨叙军衔、没有职务军衔。这就造成了一个怪现象，伪“剿总”的副司令是中将副司令、兵团司令是中将司令、军长是中将军长、整编师师长是中将师长……大家的职务军衔都是“中将”。这也是民国后期中将泛滥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其实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不是真正的中将。比如廖耀湘在刚刚担任中将兵团司令时，铨叙军衔仅仅只是陆军上校而已。后来连老蒋都看不下去了，这才给他调了一级，晋升为了陆军少将。直至被俘，廖耀湘的铨叙军衔一直都是陆军少将，根本不是什么中将。后来功德林里的很多“中将”，其实都是职务军衔，铨叙军衔有不少只是陆军少将、甚至更低。再如张灵甫，阵亡之后才被老蒋追赠了陆军中将，而此前，这位整编师中将师长的铨叙军衔只是陆军少将而已。

▲佩戴“中将”军衔的廖耀湘

胡宗南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职务军衔最高只能到“中将”。但折中方案还是有的，那就是“中将加上将衔”，这是学清朝和北洋的，上将名额固定，可符合晋升条件的确很多，怎么办？先给一部分人加上将衔、戴上三颗星，等有名额了再优先递补。“中将加上将衔”不属于职务军衔，应该算是铨叙军衔的折中方案，只授予资深的铨叙中将，不与职务军衔挂钩。后来胡宗南就被老蒋授予了“中将加上将衔”，这也是为何胡宗南在民国后期并不是陆军二级上将，却可以佩戴三颗星军衔的原因所在。

▲佩戴“上将”军衔的胡宗南

老胡资历太浅了，也是个庸才，不过到了1945年已经晋升到了上将军衔，黄埔一期毕业生中他已经是唯一授上将军衔的了，很多战功显赫的黄埔一期生像关麟征，杜聿明，郑洞国，陈明仁，宋希濂都到1949年还是中将军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