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不是割让了澳门给葡萄牙？

澳门在明朝时归属于广东省香山县管辖，并不是葡萄牙正式的殖民地。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葡萄牙船队借口曝晒货物，占用了澳门地界。然后葡萄牙人重金贿赂明朝海道副使汪柏，1555年葡萄牙获取了澳门的租借权。但此时的澳门仅仅是明朝政府租给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场所，至于殖民地的那种行政权，明朝政府是牢牢攥在手里的。

明朝为什么要租澳门给葡萄牙呢？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两个首先崛起的西方强国。国力稍弱的葡萄牙人知道自己的斤两，没有像西班牙鲸吞南美和菲律宾的实力，只能建立若干个贸易点来维护自己的航线。当葡萄牙人在印度大陆上抢占果阿等地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之后，又想在更东方的大明复制自己在印度的成功。

欧洲殖民者

但是大明不是印度，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朝海军先后在屯门和西草湾大败葡萄牙舰队。在嘉靖二十七年，明军彻底摧毁了葡萄牙人在双屿岛的据点。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成了游击队，不时被明军按在海里摩擦。

葡萄牙人一看自己不是明朝的对手，立马学乖了。当时明朝最头疼的是倭寇，既然葡萄牙人服软那也就没有彻底赶尽杀绝。

大明水师

就这样葡萄牙人在澳门呆了下去，充当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中间商。而明朝也保留了澳门这个与西方交流的小窗口。大批西方传教士（比如利玛窦）到达澳门，将西方近代科学带到中国，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利玛窦

葡萄牙人在整个明朝都属于比较乖的租客，手握与中国的贸易权，挣得盆满钵满。在明朝后期，葡萄牙王国已经衰弱，无力继续扩大侵略，所以并未趁明朝衰亡而落井下石，反而训练明朝炮兵，与明朝做起了军火生意。

大明佛郎机炮

1887年，晚清软弱到人人都可以踩一脚的地步了，葡萄牙政府和满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或称《中葡北京条约》），正式将澳门割让给葡萄牙。

瓜分中国的狂潮

顺便说一嘴，这个条约的期限是40年，1928年期满之时，中华民国非但没有收回澳门，反而又和葡萄牙续签条约，直到1999年才回归祖国。

回归后的澳门

只有自身实力强大，才能断绝外人一切觊觎的贼心！

其实澳门在明朝时期并没有被葡萄牙占领，澳门真正被占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1887年，葡萄牙政府和清政府才签署了《中葡会议协定草案》和《中葡良好贸易条约》（1928年到期），有效期为40年，澳门通过外交手段被正式占领，成为葡萄牙殖民地，

总之，澳门的主权一直在中国手里，直到鸦片战争后才逐步丧失，1887后，清政府正式将澳门割让给了葡萄牙。

澳门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零时回归，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根据《澳门基本法》，澳门具有高度自治权，回归显著性：

1、有利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有利于澳门的繁荣、稳定和发展。

3、澳门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思想的成功实践，通过澳门回归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政策是明智的、正确的，也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4、澳门的成功回归，不仅是对西方列强的有力反击，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类似问题的典范，对世界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澳门特别行政区是由澳门半岛和氹仔、路环二岛组成的，陆地面积32.8平方公里，海域面积85平方公里，截至2018年3月总人口为65.6万。澳门去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545.45亿美元，人均86355美元。澳门是一个国际自由港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四大赌城之一。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澳门的经济数据不由中央政府统计部门负责统计，而由当地统计部门自行统计。单独核算统计的澳门人均生产总值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三位，仅次于卢森堡和瑞士。

1995年在澳门路环岛黑沙的沙丘中曾发掘出土过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彩陶、玉器、石器等物品，经考证这些物品同近年来在距离澳门不远的珠海地区出土的文物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澳门一带生息繁衍。在先秦时代这里是百越民族的聚居之地。自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来澳门就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其间历经秦、西汉、新莽、东汉、东吴、西晋、东晋、宋、齐、梁、陈、隋、唐、南汉、北宋、南宋、元等朝代的管辖，从未被从中华版图分割。

1514年本来在中国历史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年，可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不普通的事：中国第一次遭受海外列强的武力攻打——这一年葡萄牙人在屯门（今属香港）登陆并在此竖立刻有葡国国徽的石碑。葡萄牙人在屯门抢劫财货、蹂躏妇女、贩卖人口，被明军以武力驱逐。屯门之战后葡萄牙同明王朝又相继爆发了新会西草湾之战和双屿港之战，在多次交锋后葡萄牙人意识到了中国国力之强大不是自己能征服的，于是他们转而通过采用贿赂地方官吏的方式以图在中国沿海取得立足之地。

1553年一队葡萄牙商船以在海上遭遇风浪为由请求到濠镜（今澳门）晾晒被水打湿的货物，当地官员在接受葡萄牙人500两贿银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葡萄牙人因此得以入住澳门。需要注意的是：明朝从割让过澳门——整个有明一代以及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前半期葡萄牙人尽管得以在澳门居住，但澳门主权一直属于中国，葡萄牙只是在天朝恩威的认可下享有居留权，对澳门华人葡萄牙方面并无管辖权，相反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要受到中国法律的管束。葡萄牙为换取在澳门的居住权不仅要向当地官员行贿，同时也必须处理好同北京朝廷的关系：当时葡萄牙通过向明朝输送新式的佛郎机、红衣大炮等火器以及配合明王朝打击海盗和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列强来展现自己对明王朝的恭顺姿态，明王朝则以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作为回应。在整个有明一代以及清王朝前期葡萄牙在澳门所获得的只是居留权而非主权。

尽管葡萄牙方面对澳门华人并无管辖权，不过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内部管理一直在不断强化：1560年居澳葡人已选出地方首领、法官和4名商人代表，形成了管理居澳葡人内部事务的管理机构，对此明王朝既没干预也没兴趣干预，甚至可能都压根不知道此事。1563年葡萄牙首次向澳门派出耶稣会传教士，1568年耶稣会士贾耐劳被葡萄牙国王任命为天主教澳门教区第一任主教，澳门逐渐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播中心。如果葡萄牙人仅仅只是加强内部管理和传教而已，那么并不会引起中国政府多少注意。然而葡萄牙人逐渐开始以保护居澳葡人的安全和贸易为由在澳门布置军事力量，这时正值明王朝晚期：内有朝廷党争、宦官干政，外有蒙古、女真、倭寇虎视眈眈，明王朝对葡萄牙人扩充军力的行动不能不有所警惕，于是明王朝再次向澳门的葡萄牙人强调必须服从中国官府的管辖并向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征税、收租，同时开始在澳门设立海关。这一切都清晰地表明：直到此时澳门的主权依然牢牢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葡萄牙方面并无实现对澳门的实际占领控制。

事实上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在澳门布置军事力量还并不是想像鸦片战争后对待清政府那样以武力夺取澳门的主权，这时的葡萄牙还没这个胆量，其实葡萄牙之所以在这时加强自己在澳门的军事力量主要针对的是荷兰：这一时期荷兰的商船和军舰加起来超过了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格兰、苏格兰五国的总和。1622年西印度公司在北美的哈德逊河流域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这座城市如今的名字叫纽约。在南美荷兰一度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过巴西；在非洲荷兰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好望角，在此建立了海角殖民地。从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在印度次大陆的扩张：荷兰成功将葡萄牙人撵出了马拉巴海岸并在奎隆、克兰甘诺尔、柯钦等地建立了殖民据点。160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帝汶岛，不久又占领了帝多利岛，1608年侵占班达岛，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了爪哇岛上的雅加达，1624年荷兰利用明末的混乱占领了我国宝岛台湾以及邻近的澎湖列岛，1641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长崎的出岛建立商站，1656年5月12日荷兰军队从葡萄牙手中夺取斯里兰卡。至此荷兰人完全垄断了从欧洲经好望角、印度、香料群岛直到中国、日本的欧亚贸易航线。

1622年6月23日-25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澳门的葡萄牙人之间爆发了战争：荷兰舰队由13艘大小战船与1300名兵士组成；相比之下澳门城里的葡萄牙守卫显得不值一提——尽管葡萄牙人在一个世纪前已取得了在当地的留居权与自治权，但依然要受到明朝政府的管束，因此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军事力量不能超过维持居澳葡人内部治安的程度。按说这样的守卫力量是不足以应对一场战争的。从1601年起荷兰劫掠船开始定期造访澳门。晚来的荷兰人和刚踏上这片土地的葡萄牙人一样并没意识到中国的强大，因此他们将明朝视为南洋群岛的小部落，以为可以随意欺侮。荷兰人不断侵扰中国沿海并像对待非洲黑人一样将沿海居民贩卖为奴，对此明朝政府给予了回击。也就是在这时明朝地方官开始默认葡澳当局构筑自己的防御工事，于是葡萄牙人迅速从日本招募了100名火枪手来当地担任守备队。然而这时对倭寇问题高度警惕的明朝对此坚决反对，由于澳门主权是属于中国的，所以葡萄牙方面只能按明朝政府的要求解雇了日本雇佣兵，随后换上葡萄牙士兵以及从殖民地征召来的黑人士兵负责澳门的防卫工作。另一个可以证明当时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的证明是：葡萄牙人为保证明朝政府对自己居留权的认可不惜在荷兰人所带来的战略压力越来越大之际还派出部分澳门的葡萄牙守军北上支援明朝对满清的战争。

当1622年6月23日战争打响时居澳葡人的首领卡瓦略清点可用之兵时发现除剩下的50个火枪手外，全城只剩下百名能够使用武器的人。卡瓦略手中的兵力大约只有荷兰人的十分之一左右，当然卡瓦略也可以把平时为城内葡萄牙人服务的黑奴武装起来。6月23日荷兰舰队已制定完他们的作战计划：他们将从南面实施海上佯攻，再将数百人的登陆部队派往东面的海滩登陆。因为那里没有城墙与工事掩护，所以非常适合人数更多的进攻者展开队形。3艘荷兰大船在当天展开首轮炮击并朝着澳门岛南部的圣佛朗西斯炮台猛攻。由于只是测试对手实力和备战程度，所以这天下午的战斗并没有什么成果。荷兰人也放心大胆的在第二天开战进一步行动。24日早上荷兰战舰继续朝着炮台进发。他们期望利用侧舷的密集火力，压制守军的炮火。葡萄牙守军开始时还以猛烈的炮击将打头阵的加利亚号战舰重创。虽然此船没有立刻开始倾覆，也只能拖着重伤之躯向后方撤退。但葡萄牙人没有时间来庆祝这个小胜，新的警报就从东面的海滩传来：荷兰陆战队已开始登陆。800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陆战队员及其日本雇佣兵一起分乘32艘小艇在5艘驳船掩护下登陆。卡瓦略率领一支勉强过百人的葡萄牙人与混血儿组成的部队赶在对手登陆前就构筑了简单的壕沟工事。葡萄牙守军在看不清目标的情况下只能朝着烟幕乱射一通，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他们不仅打死了40名荷兰人，也击伤了荷兰舰队司令雷杰森。但占据绝对兵力优势的荷兰人还是冲出烟幕将守军从工事中赶走。随后荷兰人留下200名士兵守卫滩头阵地，其余人整队向城区方向进发。卡瓦略的小分队边打边撤，却依然无法拖住进攻者的步伐。荷兰人的排枪射击在威力和气势上都胜过了自由射击的葡萄牙散兵，但葡萄牙守军的抵抗还是消耗了荷兰人不少弹药。当荷兰远征队接近澳门的内陆城墙时遭到了守军新一轮火炮射击。这些炮火全部来自澳门防御体系的中枢——大炮台。这座炮台专门建立在岛屿的中心位置，用于应付任何突破海岸防御的敌人。荷兰登陆部队受到了这轮火炮射击的严重威胁，因此不得不稍稍后撤。荷兰人随即决定利用所剩不多的弹药去进攻边上的制高点——东望山炮台。然而荷兰人在上山的过程中再次遭到抵抗。不熟悉地形的荷兰人吃不准面对的守军数量，只能选择绕道从另一侧的高地前进。有人提议应该撤退到滩头或船上，以便第二天继续强攻。但澳门守军没给他们这个机会。卡瓦略将守军都集中起来向荷兰人发起了猛烈反扑。因为人数差距悬殊，他还动员了城里几乎所有人来参与战斗。除了士兵和他们的黑奴，普通市民和耶稣会的传教士都一同加入进来。除了火枪和佩剑，不少人仅以防身用的冷兵器上阵。在葡萄牙人的绝地反击之下荷兰人的士气崩溃了，最终这场战争以荷兰方面损失300人的结局画上句号。战胜了荷兰人的葡萄牙人保住了自己在澳门的居留权。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只有澳门半岛上不足两平方公里的一小块地方，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澳葡当局也只能对居澳葡人进行一定的内部管理，根本无权管理澳门华人。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多次与清政府谈判，试图实现自己完全控制整个澳门地区的目的。然而这时的清政府还没完全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尽管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但还不像后来那样见到洋人就怕，葡萄牙毕竟不是英国，怎么可能一仗不打就想在谈判桌上要求中国割地呢？结果清政府直接让葡萄牙吃了闭门羹——压根不和葡萄牙谈。葡萄牙方面见清政府是这个态度，于是开始转而使用武力侵占澳门。1845年11月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不顾中国在澳门的主权，以挽救澳门经济为借口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曾在巴西被大炮打断一条手臂的“独臂将军”若昂·费瑞拉·德·亚马留被玛丽亚二世任命为澳门总督，亚马留到任后封闭了中国设在澳门的海关，开始向澳门华人征税并侵犯中国在澳门的司法权，到1849年葡萄牙人已实际占领整个澳门半岛。随即葡萄牙人又制订了“近占七村（龙田、望厦等）、远占三岛（氹仔、路环、青洲）”的扩张计划。1887年葡萄牙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该条约明文声称：“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清政府的退缩不等于澳门人民的退缩：在《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望厦村民在葡萄牙方面持续数十年的高压政策下始终拒绝向澳葡当局交租。条约签订后澳葡当局连年派人到望厦村勒收地租并最终于1898年迫使抗交地租数十年之久的望厦村民交纳地租。至此澳葡当局基本稳定了对澳门半岛的占领，然而此时澳葡当局对路环岛仍鞭长莫及，直到1910年5月广东新宁县有十几个学生被路环匪徒掳去关禁勒赎。有一陈姓事主向澳督马葵士禀请救人。早有侵占路环野心的澳葡当局趁机于7月12日出击海盗，结果葡军来回攻击路环荔枝湾多次，打了近一个月，才于８月４日登上路环岛，救出了被掳学生和其他被掳者十余人，捕获匪徒450多人。由于战况激烈，岛上居民死伤数以百计，数百间村屋被战火摧毁。经过这场惨烈战役后葡萄牙人算是真正完全“占领”了路环。

1966年12月3日澳门爆发了反抗澳葡当局的一二·三群众运动，这一事件后澳门政界、商界崛起了一大批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和社团，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实际控制了澳门的政治、经济走向，澳葡当局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革命后的新政府开始推行非殖民地化政策——承认澳门是被葡萄牙非法侵占的并首次提出把澳门交还中国。1986年中葡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展开了四轮谈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联合声明中这样说道：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和路环）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承诺向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保障澳门人可享有“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权利。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其中明确声明：澳门在1999年之前是葡国管治下的中国领土，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中葡两国元首见证下第127任澳门总督韦奇立和第1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于澳门新口岸交接仪式会场场内交接澳门政权。次日早上澳门群众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明朝并没有把澳门割让给葡萄牙。

看一看澳门的历史就知道了，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可分为人据、盘据及强据3个阶段。人据是通过向官员贿赂后而得逞的，盘据是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强据则是向中国強索澳门的“管理权”。在前两个阶段的近300年期间，葡萄牙人虽然入据、盘据澳门，但中国对澳门仍行使主权。1887年中葡正式签订条约，葡萄牙获得“澳门永驻管理权”，但主权仍然属于中国。这与清朝将香港主权割让给英国根本不是一码事。

澳门大三巴牌坊

据史料记载，葡萄牙人于1488年占领印度果阿并据为殖民地后，继续向东推进。1511年占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并逐渐将触角延伸到中国南部沿海。当时葡萄牙由欧洲运来白银、胡椒、象牙、檀香等商品，与华人交易。然后从中国运回生丝、绸缎、茶叶、瓷器、黄金等。

1535年，葡萄牙人向明朝官吏行贿，取得在澳门码头停靠的权利。1553年，葡人又贿赂广东海防官员，以货船遇风浪为借口，请求在澳门借地曝晒浸水贡物，并上岸搭棚暂住。

人据成为事实后，葡萄牙人在受贿官员的姑息下，又得寸进尺，逐渐用砖瓦建筑固定房屋居住，数年之间，就聚落成村了。

葡萄牙统治时的澳门

1574年，明朝政府为了控制“葡夷”（夷：意为外族），在澳门岛上沿葡萄牙人居住社区外围，修筑了一道城墙，中间留个关闸设官兵把守。初期城门每月只开启两次，后改变为每5天开启一次，向葡萄牙人提供酒米食物及生活必需品。

然而明朝政府这一隔离政策，反而让入据澳门的“葡夷”就地合法了。

葡萄牙人在明朝政府的管辖下，年年缴纳地租，但也逐渐划地自治，组织议事公局，每3年举行一次选举，同时还建立了一支小型警卫队，并设立海关，向停泊澳门的葡国及外国船只征收关税。

1623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任命了澳门首任总督，赋予其统治澳门的权力。

到了清朝，清政府继续向葡人收取地租，并让葡人自治。

葡萄牙统治时的澳门

1749年（乾隆14年），清政府颁布管治澳门章程12条，以中、葡文刻石于澳门议事亭内，这项法令执行了100年。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居澳的葡萄牙人大受鼓舞，一反恭顺态度，派代表与广州钦差大臣耆英谈判，要求清政府赔偿地租每年500两，及由葡兵驻防整个澳门岛，遭清廷断然拒绝。1848年，葡萄牙澳门总督亚马留率葡人封关闸，驱逐中国海关官吏，捣毁立于议事亭内己有100年历史的中、葡文石碑。

1845年，葡萄牙女王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葡萄牙殖民地自由港。

1851年，葡萄牙人攻占凼仔岛。1864年，攻占路环岛。1874年，葡人强拆逾300年历史的关闸。1883年占领澳门半岛。

1887年，即光绪13年，葡人看准清廷懦弱无能，迫使清政府谈判，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中国同意葡国“永驻管理澳门”。

1928年4月，“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期满。同年12月两国重签“中葡友好通商条约”。但新签订的条约对葡萄牙是否继续拥有对澳门的“永驻管理权”只字未提。

1955年，葡萄牙宣布澳门为葡萄牙“海外省”。

1974年，葡萄牙国内发生“4.25”革命，新政府宣布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取消澳门“海外省”的地位。

今 日 澳 门

1987年，中国与葡萄牙签订“中葡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自1999年12月20旧起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8年9月，在距离澳门回归一年多之时，我国政府宣布将派适量、精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驻防澳门。

今 日 澳 门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资料参考：中国青年报及网络资料。

一切和澳门夷助剿海寇有关！不过，那是租借，不算割让，澳门治权始终在明朝广东布政司手中。

葡萄牙人最早来到中国海岸线上，最初他们和严守海禁的明朝军队冲突，可是通过遥远的航行能到达中国海岸的军事力量实在极为有限，实在不足以与明朝无限的人力物力相抗衡，虽有一定的军事技术优势，仍多次吃亏,不得不放弃了以武力打开商路的企图，抄起老本行，显示出亦商亦盗的海盗本色。他们和中国海盗是竞争加合作的关系，他们和商人海盗许家兄弟合作，在双屿搞起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

1524年到1527年,葡萄牙人联合各国海盗在双屿港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居民3000余人, 王直,李光头等老大纷纷来到这里参与经商。嘉靖十七年（1538年）前后，闽人金子老已壮大成双屿港上的“番舶主”，用现代话说就是国际航运公司的大老板。双屿港成了中国海盗与西方殖民者的贸易乐土,他们主要的贸易对象是日本,据说每年在这里的交易额达到300万葡萄牙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的贸易是以日本的白银来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粮食以及从东南亚运来的香料物产。

双屿港日益繁华,因此明朝官府也注意到许栋,王直,李光头等海盗头目的势力对东南沿海的威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闽浙巡抚朱纨为了消除所谓 “倭患”,调集军队将双屿港的走私据点彻底捣毁,但此后“倭患”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反而是愈演愈烈。

可是到了1557年，葡人却在澳门有了立脚之处，并在万历四十二年（1641年），“庙堂断而行之”，采纳了两广总督张鸣冈“惟倭去而夷留”的意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香山》），正式承认葡人租借澳门的事实。

这以后，在葡萄牙人中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葡人协助中国政府驱逐海盗得澳门酬劳”。

当然实际情况已有国内外多位史学大家披露：

葡人初次进入澳门和明朝万历四十二年正式允许葡人租借澳门不能混为一谈。葡人初次进入澳门靠的是贿赂广东官员，与协助明政府驱逐海盗无关。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葡人有否“协助明政府驱逐海盗”？这和葡人巩固在澳门的地位有什么关系？

明末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曾在南昌做主教，他在新德里出版的《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中说：

“澳门地小多石，易于防守，极适宜为盗贼渊薮。当时有许多盗贼麇聚其间，劫掠附近岛屿。中国人商讨除害的方法。或者由于胆怯，或者为着冒较小的危险并且牺牲别人以达目的，他们知道葡萄牙人的勇敢，把这件事委诸葡萄牙人，并且答应：假如能把盗贼赶走，则把澳门给葡人居住。葡人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接受这种条件：人数虽然远比盗贼为少，但娴于战术，他们整顿队伍，攻击盗贼，自己方面不损一人，而杀敌致果，立刻取胜于战场和这个海岛上。于是兴工建筑房舍，每人选择其自己最喜欢的地区.”

这是“葡人协助中国政府驱逐海盗得澳门酬劳”一说的最早起源。讨论历史总离不开史料，于是我们就钻入故纸堆搜罗古籍，结果葡萄牙人多次帮助明朝剿歼海盗的事实真的能找到不少。

葡萄牙人第一次为明朝出力是在嘉靖二十六年（1548年）左右，地点在浙江双屿附近，剿灭的是海盗林剪。这仅仅是葡人在双屿吃了大亏的第二年。林剪一伙人和汪直等经常一起活动，在前一年还和葡萄牙人一起在双屿搞“经济建设”，下一年就被葡萄牙人打的落花流水，可能是根本措手不及。毕竟国小人力资源缺乏，所以帮助明政府剿灭海盗就成了葡萄牙人新的对华政策，后来也是他们用以讨好明政府而长期获得澳门居住权的一种手段。

剿灭林剪之役拉开了明朝官夷合作杀本国海商---“以夷制盗”的序幕；明朝官府宁愿让恭顺的“外夷”能够垄断商路，也不愿为本国“海盗”开放海禁，全然不顾这些外夷常常也干些海盗勾当-----这幕荒诞剧另一出在澳门周围展开。

澳门地区当时也是海盗活动频繁：海盗何亚八集团占据香山地区，还攻占了香山中心城镇石岐，俞大猷将其称之为“香山贼”。当时葡萄牙人也常在广东外洋游弋。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们主动同明朝政府合作，要和明朝政府合作翦除海盗何亚八，其合作的中方代表即海道副使汪柏④，于是明朝与葡萄牙“夷人”分工合作，葡人负责剿灭香山地区的“张西老”团伙，而汪柏则率官军在广州外海围歼何亚八。

合作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葡萄牙人驱逐了张西老帮派，汪柏则消灭了广州外海的何亚八团伙。葡人由是向汪柏提出要求暂居澳门，并送上一笔大礼进行贿赂。《早期澳门史》记载当时葡人索萨(Leonel de Sousa)在信中隐晦的提及“为获此生意及和约，颇费心机与财帛，其详情恕不赘述”，估计就是指贿赂一事。

明朝官府允许葡人租借澳门来抵御海盗，中国方面的史料也有记载。

霍与瑕在上疏朝廷论述允许葡人租借澳门好处之一就是“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守，二不便也”（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3，《险要三》）。这里明确提出了借用澳夷来守卫广州外海的主张，因此不容否定，葡人巩固在澳门的地位与葡人协助明政府对付海盗之间是存在联系的。

嘉靖四十年（1561年），著名海盗张琏率众出没于闽广沿海，与明军作对，这一年一度打到广州城下。

张琏，广东饶平县乌石村人。他既是“白哨”(山寇)，又是“海哨”〔海盗)，是当时一位有山寇与海盗双重身份的出名人物。张琏初为库吏，为人精明能干，是个有智谋与野心的下层小吏。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7年)所谓“倭寇”骚扰潮州沿海，侵掠饶平县时，地方将官借口防倭动用酷刑掠夺贪污民众财物，激发民众反抗，张琏乘机起事,打死了本家族长投入海盗团伙，不久就成了一方枭雄。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五月，张琏自称“飞龙人主”，攻城掠地，短时间内号称聚集了10万之众，兵锋纵横两广闽赣数省。明朝廷震惊，就在这一年(公元1561年)，世宗皇帝诏命诸道会师二十万众，令两广提督张皋、总兵平江伯陈圭调集大军征剿张琏，参将俞大猷等统官兵分七哨大举攻剿。明政府在不得已间还想到了征调葡人协助作战。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在1665年的著作《不得已辩》中记载：“至嘉靖年间，广东海贼张西老（张琏）攘澳门，至围困广州，守臣招西客（指葡人）协援解围，赶贼至澳歼之。”

明军各部纷纷上报已打死了张琏，其实都是在谎报军情。张琏与官兵激战后全身而退，几年后，有人看到他在三佛齐成了港口海关总长。这次事件中，明王朝动用了葡人的力量来扑灭了一次国内叛乱事件。

至此葡人已得到了明朝官府的信任，嘉靖四十二年两广总督张鸣冈上疏称“夷在澳镜，易于诘察，若移浪白外洋，巨海茫茫，如怀异志，亦难究诘，仍以夷商留居内地为便。”（《明史.佛郎机传》）

明政府同意张鸣冈的建议，于是葡人借住澳门得以合法化。其实正如愈大猷所言：“用官兵以制商夷，用商夷以制叛兵”。葡人在澳门得以立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官府的政策：利用葡人消灭本国“海盗”并对其加以约束，无论对明政府和地方官均有好处。而葡人协助明军镇压海盗，既保证了自己的商路安全，又获取了明政府信任，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于是，葡人成了明官府的“打手”！

葡萄牙人拥有明朝官府的支持，有了稳定的贸易基地，贸易事业蒸蒸日上，因而和中国海盗商人们在海外贸易上发生了直接的竞争和冲突。此时的中外海盗商人更多的是处在竞争关系中，对中国海商不利的是：他们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稳定的基地：当时的明朝官府反而在军事上支持这些西方殖民者。

这期间葡萄牙舰船多次驶进海南铺前港内，进行贸易，不时还干些海盗的本行工作—抢劫。这使琼州民众很愤怒，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五月，葡萄牙舰船三艘泊铺前港。中国海盗施和得悉，即率领部众攻袭葡萄牙舰船，据《琼州府志》记载：“四十三年五月，佛郎机夷船三只泊铺前港。海盔施和率众攻之。佛郎机桅折，避入港。”（道光《重修琼州府志》卷十九《海黎志·海寇》）

葡萄牙舰船被施和击伤，逃入内港寻求明王朝官府保护。此时的明朝琼州指挥高卓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夷人利益，站在了葡萄牙人一边。他统领所部官兵与土司王绍麟所部黎兵一起出动，攻击施和船队。结果，施和设伏击败官兵，高卓只身遁走。葡萄牙人的结局史料中没有明确说明，但他们的保护者明军既然已完蛋了，葡人的船只也不会有好下场。

有了明朝政府的支持，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日益巩固，支持明朝官府的军事行动成了葡人经常性的任务，也成了广东明朝官府可以依靠的一支武装力量。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粤东柘林水兵400人因5个月没领到粮饷，愤然兵变，联合海盗打败官兵，进围广州， “潮有戍卒数百，脱巾以海漕叛……座遂焚掠郛鄙居民以去，后诛失利，势甚张，羊城大恐。”负责平叛的总兵官俞大猷见明军难以一时取胜，就派人邀请葡人协助平叛。⑦在征讨张琏战役中俞大猷已结识了澳门葡人头目，这次调兵葡人十分支持，以迪奥戈·哗咧(Diogo Pereira)为首的葡萄牙海盗商人，积极派人来广州报效，愿充当镇压水兵的鹰犬。结果有三百名葡人，两队战船参加了三门海镇压水兵暴动的战斗。

明军得葡军援助后，终于击败柘林叛兵，将这次兵变镇压下去。事后，两广总督吴桂芳还专门向澳门葡人颁发了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