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不下乡，指的是最基层的政府设在县这一级，再往下，就是乡绅自治，并不是皇权对县以下没有统治力。

皇帝要维护统治，光自己肯定忙不过来，就要有一批官员来执行他的意志。以明末为例，行政这块，中央政府内阁六部等，两京十三省、府、州、县，都需要官员。到了县这一级由朝廷发工资的官员有多少呢？一般是四人，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各一，当然光靠四名官员来治理是不够的，还有六房等机构和中央政府的六部对接，这些属于吏，如果用现在的干部体制表述，四名官员属于政府公务员，那些吏大约算是事业编，也是要薪水的。

官吏要做的工作，首要的是收税，用于政府机关的运作，除此以外，国家或地方政府要整修道路河流，需要征发徭役，如果发生战事，还要征发兵役。这些工作，光靠县政府有限的官吏，肯定是顾不过来的。

这时候两种方案，一种是扩大政府机关人员的规模，比如县这一级需要增设机构，另外把基层组织继续往下延伸到乡村一级，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机制，县以下辖有乡镇（街道）、村（社区、居委会），这样一来政府公务人员就会大膨胀。即使现在的经济状况，常见这方面的抱怨，称财政供养的人员太多。在古代经济条件下，根本做不到。

所以古代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乡绅自治，县里的官吏要收税征发徭役兵役时，把这些要求传递下去就可以了，不管过程，只要结果。

皇权不下乡不是皇帝不想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最基层，而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养不起更多的公务人员。

大家都知道一个词——七品芝麻官。那是说一个人官职很小的意思。“七品芝麻官”有多大呢？知县，县太爷，也就是现在的县长。说到县委书记县长，大家都知道，那可不是一个小官，在一个县里有巨大的权力。而古代却认为这是“芝麻官”，所以我们常常百思不得其解。

（七品芝麻官）

根本原因，是对古代的基层政治不太了解。古代的官员，最基层的，最小的，还就是县长。县府里面，当然还有其他公务人员，但他们只能叫吏，不能叫官。官和吏的区别在于，官是通过科举考试，被朝廷分封的。吏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只是到官府里面去寻饭吃的。而且在整个县府里，人数不会很多，也不像现在那样，有庞大的部门机构。县以下，就再也没有正式的机构了。

那么，为什么在古代，县就是最小的政府机构，县长就是最小的官呢？

首先，古代用不了那么多公务人员。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从事的是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上，可以说，政府公务人员基本上帮不了什么忙。唯一能帮忙的，可能就是组织进行水利设施建设。但这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搞的。政府对老百姓，更多的是劳役，是收税。而这个，其实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少作为，反而对农民有好处。文景之治，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盛世？就是政府什么也不做，少折腾，所以老百姓反而富足安定了。

（汉文帝开创了文景之治）

其次，古代养不起那么多公务人员。古代农业生产水平比较低，出产不丰富，公务人员多了，就没钱拿来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古代农民的负担其实很重的。因为除了需要养官员外，还要养贵族。天下的土地，很多都是被赐封给了贵族的。还有，古代的打仗任务重。在冷兵器时代，拼的就是人数。而中国古代边境形势又非常复杂，打仗非常多。所以农民还需要承担粮草的重任。除此外，农民还经常被派去给皇帝，给王公大臣修房子，修娱乐设施，供他们吃喝玩乐。

农民既然有这么重的负担，官员如果再多，农民就简直没办法再活下去了。

既然古代的官员只到县一级，而乡下却总会有很多扯皮纠纷，这些扯皮纠纷，怎么解决呢？

其实靠的不是别的，而是乡村士绅。

乡村士绅就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长辈，有一定知识文化的知识分子，或者是退休在家的官员。是他们承担着地方调解，和地方治理的作用。

（乡村士绅们）

那么，乡村士绅是依靠什么来调解呢？

一是威望。威望来源于他们是长辈，还来源于他们办事公道，更来源于，他们掌握知识文化。古代的人，受教育很少，有知识文化的人，他们说的话总是被大家膜拜，所以由他们来调解，大家都会执行。

二是礼制。中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就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礼教。汉代礼教在独尊儒术的情况下，更是完全成型。这是深入到老百姓心中的。所以这个礼制，也就相当于乡村的法律。大家都会按照这个行事。

古代的这种乡村礼制，包括人治方式，有禁锢人权的地方，但其实还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我们现在弘扬传统文化，重要的就应该把这样的东西挖掘出来，形成一套更好的社会规范，实现社会和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老片《大地恩情》，看过之后也许你就明白为什么“政权不下乡”。

在《大地恩情》描述的广兴围里，大地主容老爷依靠着举人功名和广阔的田地，在广兴围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更重要的是，他治下的佃农也甘愿受其统治剥削。

容老爷在广丰围不光能收缴田租，更能私设邢堂开庭审理案件，动不动就驱逐佃户，收缴他们田屋，甚至对其刑讯逼供。。。俨然是一个小衙门。

但另一方面，容老爷也算是广兴围的保护神，广兴围每一次出事，村民们都要找容老爷解决。

例如说村子天旱缺水，是容老爷出面和水源上流的势力周旋。

例如说村子被山贼围攻，是容老爷想方设法弄来枪支弹药武装村民自保。

例如说村子里来了外来势力要建教堂，要搜查乱党，也是容老爷出面与之洽谈。

容老爷一方面百般压榨村民，一方面却在危机来临前充当村民的保护伞。

这当中的关系，恐怕就如皇帝与老百姓的关系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就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

一个大圈圈里面包裹着无数的圆圈，一架大船底下有无数的小船。

小圆圈不翻船，大圆圈就能安生；

小圆圈无以为继，大圆圈就不得安宁；

小圆圈与大圆圈之间，是一个矛盾的缓和区。

只要容老爷还能效忠大清朝，广兴围的老百姓还能有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选择造反。。。大船翻了，小船也不能幸免；相反，底下的小船都翻了，恐怕大船也得覆灭。

广兴围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属于地主与佃户的矛盾，这个矛盾倘若在内部无法得到消化，就会迅速演变成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如果政府对容老爷征收重税，容老爷就会加佃户的田租，佃户无以为生，首先要杀的，就是容老爷，接着才是官府。。。这种时候，容老爷当然选择保住自己，和村民们连成一线。

剧中最好的例子，就是一队清军以抓捕乱党为名，跑到广兴围抢掠财物，祸害百姓，这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不满。。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容老爷从中周旋，容老爷举人的身份令到官兵有所顾忌，恐怕早已经是官逼民反。

官府不便处理乡务，就是如此道理。。。论及基层管理，官绅远远比政府靠谱。

不是中国古代政权不下乡，而是中国古代政权不能下乡，且压根就没有资格下乡。

你认为的古代封建帝国可能是皇帝下达一个命令，不管你是在哪个乡里面，还是在哪个村子里面，你都能够接收到信息，然后皇帝可以直接控制古代帝国疆域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是皇帝的职责权限以及统治的能力只能控制到乡镇级以上，至于乡镇及以下甚至就连某几个乡村那都不是皇权能够触及到的。

这个讲起来非常模糊，我们用一个比较形象的国家来介绍，就比如当今时代的印度其实是相差不多的，可能政府的指令能够控制到城市以及周边的小城市，小县城。

但是再往下一级控制是控制不了的，一般由当地的原住民或者当地的部落来直接管理控制。

而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1点，交通不便是最关键的因素。

大家要明白，在古代是没有飞机火车的，甚至就连轮船都没有，唯一能够见到的就是有几个木牌打造起来的船只。

这些船只他们到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是可行的，但交通便利的地方大多因为地理因素或者环境因素变成了城镇，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就剩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小乡村。

可能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在古代专门有这样的一种生意，他是把一些镇子上的一些东西放在自己的马车上，然后走上一天一夜或者两天两宿，再或者三天三夜，回到自己的乡村，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卖给村里人。

村里人再把一些值钱的东西卖给这个人，这个人再拿着这些东西再去卖到小商店里面，这样一来一回一个月可能走三趟生意或者5趟生意就够家里面三个月到6个月的吃喝了。

看起来生意非常的好，赚的钱也非常的多，在这中间的风险也非常的大。

先不说这中间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劫匪，但是路上各种各样的动物就足以要人的性命了。

比如三五头野狼成群结队地走在一起，再比如一两只大老虎突然之间挠你一下子，一般人还真的顶不住。

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个人孤独也会容易出问题，比如在荒山野岭的地方，你需要朝着一个方向连续走三天才能够到达乡镇。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能确保这三天的时间之内走的方向是正确的吗？你能确保这三天的时间之内不会出现一点错误吗？

如果你能够保证这些，能够牢记水源以及一些安全地址之后，大概率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但问题是这个大概率仍然是一个较低概率，你可能有30%甚至50%的概率，见不到第2天的太阳。

但是你要牢记你自己的身份，你是谁呢？你是一个为了养家糊口，不这样做明天就得饿肚子的普通人。

换句话来说，你充其量就是个二道贩子，而且是一个没有太多良知的二道贩子，你需要做到的就是对上使劲抬价，对下拼了命的压价，以此来满足各方诉求。

而你之所以每天如此不辞辛苦，仍然愿意去做，是因为你不这样做第2天就得饿肚子。

但是你考虑一下当地的官差或者当地的政府部门，他们有意义这样去做吗？答案是没有的。

因为他们是吃朝廷的俸禄的，每个月固定领银子，除非是一些特殊情况，他们绝对不会跋山涉水到每一个村子里面去，或者到每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因为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

更重要的是古代的官僚集团数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在如此少的官僚集团当中，如果安排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到各个乡镇各个乡村，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第2点，人口密度少也是关键因素。

人口密度少意味着什么？大家现在很难想象，除非你小的时候就是生活在山村或者生活在偏远地区，那个地方的人口密度少。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一个记者走到你的面前问你，你跟你邻居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啊？

然后你指着遥远的地方说：“和我家的距离最起码有6公里呢，我们平日里也不怎么说话，并且说一次话挺费劲的。”

当你能够模仿出这样的一种语气或者姿态来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能够明白古代人烟稀少是什么意思了。

古代虽然人烟稀少，可仍然是以一个聚集的方式生存，也就是相互之间扎堆抱团取暖，比如在某一个村子里面或者在某一个城镇上。

但这就会带来另外一个极端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都是扎堆生长的，或者扎堆生活的。

而扎堆生活，同时人烟稀少，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之间的直线距离，可能会超乎想象。

你可能需要用30公里，50公里甚至100公里的距离来衡量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的距离。

有人就说了100公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吗？我现在从这个地方到达省会也不过就是100公里。

你这样想当然没有问题，但你要明白一点，从你这个地方到省会100公里开车只需要2~3个小时，可古代是没有汽车的。

今天早上我出门还走了一趟，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工作的地方有10公里左右，我走了多长时间呢？两个半小时。

10公里需要两个半小时，那么100公里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25个小时，可能会更多一些。

因为你不可能如此长时间的走路，晚上的时候得吃饭吧，白天的时候得喝水吧，你偶尔还得休息一下，没有个两三天，你压根走不到。

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象成一个马拉松跑步，因为这比马拉松跑步显得更为严肃或者严谨。

在这种情况之下极端的概率或者极端的数据意味着，你会在未来2~3天的时间里见不到任何一个活人，你有困难了没有办法找他们解决问题，你有危险了，没有办法让别人排忧解难.

你需要做的就只能是往前走，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走到能够见到一个大活人的时候为止。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如此费劲，你觉得古代的官僚集团会如此费劲地去见或者接见某一个人吗？大概率是不会的。

第3点，道路崎岖也是关键因素。

我继续拿刚才我讲的那个案例来讲，那个案例虽然有点不太合适，但基本能够讲解遇到这种情况的尴尬或者棘手。

我们继续来复盘，那就是我从某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中间可能需要100公里，如果我只是走在平稳的大马路上，可能需要25个小时,不吃不喝的前提之下。

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不可能做到不吃不喝，更重要的是我非但不能做到不吃不喝，我还需要做到，必须吃，必须喝，还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且没有地图的前提之下。

在古代路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走的，不是说给你铺上地板砖，然后你穿上一双合适的鞋子往前跑就行了。

不是这样的，在古代好多路压根就是走不通的，或者压根就没有人走。

比如这一片地区全部都是树木，可能在走的时候，一个大马蜂突然之间朝你的脖子上咬一口，这些都是常有的事，而且再常见不过了。

更重要的是这还压根不算什么大事，真正的大事是什么？是你在往前走着走着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前面一个大马猴子，或者后面一只大老虎。

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往前跑还是往后跳，再偶尔过来几条蛇一口把你给咬了，那你会怎么办？答案是压根就没有办法。

遇到这种情况，你的头脑冷不冷静已经不重要了，你的命只能是天注定。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用手握住你的路引或者你的相关身份证明，等到别人找到你的时候，得知道你是哪个村的，你叫什么名字。

在古代因为管理成本的难度极高，而且在管理成本的背后，还有着一系列可描述或不可描述的东西。

合计在一块就是一个官僚体系它的付出和收获成本问题，再加上各个地方几乎都有自己的家族势力，而家族势力又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家族人，同时又能够抵御外族入侵。

更重要的是古代的时候，一些高官他们到退休年龄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会开始教授当地的学生，也就成为了门阀贵族。

在这种情况之下，地方其实是有地方的管理方式的，地方的管理方式和大城市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而皇权也绝对无法触及到地方的管理。

简而言之一句话，这是在科技并不发达，在当时万般无奈的前提之下，皇权对于地方势力的一次退步，也仅仅是一次退步而已。

小伙伴们，你们如何看待古代中国政权不下乡这件事情呢？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地方政权只截止到县这一级就，包括民国时期。县衙里面的头头叫县长，县衙的办事员就是科员，科员升一级就是副县长也就是副处级了，没有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一说，更没有股级干部之说，一不小心就能升到处级干部（呵呵）。

那么有人要问县以下的乡镇和村（大队），甚至村以下生产队国家怎么管理呢？两个字:自治。村子中由辈分高的有能力的族长被众人推选当村长，村长说是管理者，其实不拿工资，自己还是以种地为生，村里有了事情才去处理。村的上一级就到了县了，那会儿商品经济不发达，只是一些大的村子商铺较多的就慢慢形成了集镇，这些集镇在建国后演变成了乡镇。民国后期才出现一些镇长和乡长。

那时的县长很有本事，特别是民国的，那会儿军阀混战，有人是只身一人兜里揣着个委任状就来到一个县里当县长。县长要负责召集各村的族长（村长）开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建县保安团，不需要请示上级直接委任保安团长，有的县长自己担任保安团长，负责治安、剿匪。然后任命一些专员，比如教育专员，交通专员，农业水利专员等去负责各项“事业”。这些专员都是一个人，建国后随着工作的开展才演变成各个科级局。这些县长中不少人是孤身一人一边剿匪一边发展民生经济。

说到这里大家又会问，为什么民国以及之前我国封建统治者不去加强对社会基层管理呢？还是两个字:省钱。只有县衙的工作人员才拿国家的薪水，乡镇以及村里管理人员都没有“编制”。国家养不起很多的公务员。

到了民国晚期，为了对付“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共产党，国民政府才开始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才开始慢慢地插手村、镇一级的行政管理工作，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就是以十户人家为一甲设甲长，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队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改革开放前的生产大队）。保长就有义务负责辖区内的军事，教育，农业等事项管理，如果辖区内有人通共则实行残酷的连坐制度。但是这些保长以及乡镇长们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一切公务费用以及人员工资全部“自收自支”。保甲制度在分裂的中华民国推行得不是很好，一切以为时已晚。缺少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是国名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