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是古代根据一个人生前事迹对其给予的终极评价，有盖棺定论的意思。谥号分为官谥和私谥两大类，帝王和朝臣的谥号由朝廷选定或者赐予，这属于官谥；一般文人学士或者隐士的谥号，则由其亲友、门生或者故吏所加，称为私谥。

为亡者加谥的做法始于西周中期的周恭王、周懿王时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此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邻近国家亦有使用。谥法制度在周王室以及各个诸侯国得到了广泛的施行，直到秦始皇时期，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之嫌，将其废除。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制度。

谥号（官谥）是对帝王和王公贵族以及高官生前的评价，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门槛就是职务。周朝时期，只有周天子、各国诸侯以及卿大夫才有得谥的资格；汉朝和两晋初期是非侯不谥；两晋中后期则是非高官不谥；唐朝二品以上官员才有得谥号的资格；宋代是三品以上的大臣才可以拥有谥号；清朝时期则是一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上谥号。所以，得谥号者本人生前的职务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帝王和群臣的谥号，也有严格的区别。帝王的谥号是在继任者的参与下得到的；末代帝王的谥号是由下一个王朝的皇帝追赠，或者由遗民政权为其上谥。大臣的谥号一般是由朝廷赐予的，一般是在皇帝的同意下，由礼部（礼官）主持赐谥。

根据谥号所表达的含义，谥号又分为美谥、平谥、悯谥和恶谥四类。谥号中含有庄、文、武、襄、戴、孝、桓、昭、穆、惠等字的为美谥；谥号中含有元、敬、简、景、成、康、定、理、献、平、懿等字的为平谥；谥号中含有伤、殇、哀、愍、悼等字的为谥；谥号中含有厉、灵、隐、顷、炀、戾等字的为恶谥。

历史上，各个朝代谥号的名称不尽相同，谥号的字数也不定，少则一两个字，多则达二十余字，而且每个字或词都具有相应的含义。在官谥中，谥号的用字具有特定的规范，不可以随意用字，也不能对立谥之字进行任意解释。

对于古代的士大夫来说，极其重视名节，因此谥号的美恶于士大夫看来是天大的事情。隋唐之前对于大臣赐谥比较混乱，没有一定的规制，有的是单字谥号，有的是多字谥号。如赵云谥号为顺平，张飞的谥号是桓。

隋唐以后，对于大臣赐谥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外，谥号必为两字。文臣一般获赐的是“文”字加一个单字的谥号，如文贞、文襄、文献等；武将谥号一般为“武”字加一单字谥号，如武穆、武宁、武肃等。

古代的士大夫们对谥号中“文”字的追求是情有独钟，曹操一心想做周文王，以体现自己的文治武功，他梦寐以求的“文”字最终没能实现，却得了一个“武”的谥号。曹操的谥号是他儿子曹丕坐江山时定下的，即便儿子想为父亲涂脂抹粉也办不到。这说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谥法大体上还算公正，就连皇帝也左右不了。到了后来，谥号逐渐发展成了对亡者的追捧，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从谥法上来说，“文”字并没有固定的配合字，如张昭、司马昭、宇文泰等人都是单谥一个“文”字。西汉的张良，谥号是“文成”，萧何谥号是“文终”；东晋的王导，谥号是“文献”，历经前秦、翟魏、后燕及北魏的元老崔宏获赐的谥号是“文贞”。

唐朝时，魏征、陆象先、宋璟等人先后获赐了“文贞”的谥号。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张说，一生三次为相，是当时天下的文宗。张说除了脾气差外，还贪财受贿，所以他死后被赐谥号“文贞”，引起当时朝臣很大的争议，最终还是唐玄宗亲自下诏，才结束了这场争论。可以说，张说的“文贞”谥号是皇帝为他争取来的。

宋朝之前的文臣，获赐的谥号有很多，每个人的谥号都是根据他们生前的功绩和能力来给予，并没有高低等级之分。比如唐初名臣秦琼的谥号为“壮”，杜如晦的谥号是“成”，房玄龄的谥号为“文昭”，高士廉的谥号为“文献”，虞世南的谥号是“文懿”等等，这些人都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凡的功绩，他们死后的谥号自然不会有等级之分。

如果非要在宋朝之前的群臣谥号中选出一个最高等级的，非“忠武”莫属。第一个获赐“忠武”谥号的是西汉末期的匈奴人莎车王延，因“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去世后被追谥为“忠武”。

在莎车王延之后获赐“忠武”谥号的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司马师，东晋名将温峤，前秦丞相王猛，兰陵王高长恭，唐代的名将尉迟恭、郭子仪等。

北宋文臣的谥号基本承袭了唐时的风气，北宋初年的李昉、王旦获赐的谥号为“文贞”。宋仁宗时，因为谥号“文贞”中的“贞”字与皇帝赵祯的名讳字形相近，字音相同，为了避讳，将“文贞”改为了“文正”。

宋仁宗的授业老师夏竦去世后，礼部所拟的谥号为“文献”，但是皇帝想特赐自己老师“文正”的谥号，却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群臣的反对，司马光的理由是“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在司马光看来，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夏竦获赐“文正”的谥号还不够格。最终，夏竦的谥号由“文正”改为了“文庄”。

经过司马光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他是把“文正”抬到“谥之极美”第一人。有宋一朝，获赐“文正”谥号的有李昉、王旦、范仲淹、司马光、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陈康伯、蔡沈等十人。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去世后，获赐的谥号为一个单字“文”。因此有人认为谥号单字“文”的地位要比双字的要高。事实真是如此吗？

王安石之前获赐单字“文”谥号的有韩愈、杨忆、陆希声、权德舆等人。仅从这些人的职位和名望来看，很难让人相信单字“文”是一个极美的谥号。

杨忆的学生李遵勖，曾经请求朝廷将杨忆的谥号改成“文忠”，但最终没能成功。可见，在李遵勖的眼中，“文忠”这个谥号要好于“文”。

欧阳修最初的谥号也是“文”，但是常秩认为欧阳修有定策之功，应加“忠”字。最后，朝廷为欧阳修给予的谥号为“文忠”。可见，在常秩的心中，“文忠”要比“文”好。

宋仁宗曾想将“文”的谥号赐于一个叫王洙的官员，但因为王洙的品级达不到获得谥号的标准，所以没成功。由此可见，“文”这个谥号在当时算不上高大上的谥号。

但是王安石“文”的谥号却是由宋哲宗追尊亲赐，王安石也配享神宗庙庭。这一点着实让人难以理解，只能作为特例看待。

谥号不存在级别高低的绝对客观标准，其高下是由第一位（或者前几位）获得该谥号的人决定的。因此，宋朝文臣的第一谥号应该是“忠献”。第一位获得“忠献”谥号的是三次拜相，并配飨太祖庙的赵普。之后的三朝为相，立二帝，两朝顾命定策，配享英宗庙庭的韩琦，因其功业可以和赵普比肩，所以也获得了“忠献”的谥号。然后张浚、秦桧、史弥远等文臣也纷纷效仿赵普和韩琦，“忠献”逐渐成为了宋朝文臣第一谥号。

当然，宋朝文臣获赐的谥号也是多元的，比如吕端（贞惠）、张咏（忠定）、文彦博（忠烈）、寇准（忠愍）、钱若水（宣靖）、包拯（孝肃）、庞籍（庄敏）、赵抃（清献）等等。

所以说，宋朝时期，美谥最好的是赵普、韩琦、文彦博、寇准、秦桧、岳飞等等“忠”字头的谥号，其次才是“文正”之类的谥号。至于王安石的“文”字谥号，因为情况特殊，他的谥号和其他臣子无可比性，也就没有高低之分。

至于司马光对“文正”谥号的大力推崇，其实他真正想推崇的是获得这个谥号的魏征、宋璟、王旦、范仲淹等人，尤其是范仲淹。

南宋时，人们对范仲淹的评价已经远远超过了北宋。当时范仲淹已获得了“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等称赞。而范仲淹的谥号“文正”也成为了他的代名词，被人们称为范文正。因此，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其所著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说：“大臣之谥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论德业则文正为美。”

范文正所倡导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的节操，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以后的元朝、明朝及清朝，对范文正是极尽褒扬。清朝时期，范文正开始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

随着范仲淹地位的提升，作为他谥号的“文正”，也是水涨船高。再加上之前获得“文正（文贞）”谥号的魏征、宋璟等人，以及之后获得“文正”谥号的司马光等人，都是后世文人推崇效仿的对方，“文正”这个谥号也自然成为了第一等的谥号。到了明清之际，“文正”成为官方认定的文臣最高谥号。

金朝时期的虞仲文和张行简，也获赐了“文正”的谥号。元朝建立后，立即恢复了“文贞”这一谥号，因为元朝不可能为宋朝的皇帝避讳。当然，“文正”的谥号继续沿用。元朝获赐“文正”谥号的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等六人。

从明朝开始，对于群臣谥号的给予，有了官方的具体规定。据《明会典》记载，群臣谥号定为两个字，文臣以以“文”字为第一字的谥号，等级最高的是“文正”，其次是“文贞”，正、贞之后，依次与“文”搭配的字为成、忠、献、端、定、简、懿、肃、毅、宪、庄、敬、裕、节、义、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洁、敏、达、通、介、安、烈、和。

《明会典》中对武将的谥号也做了规定，和文臣一样，武将的谥号也定为两字，一般以“武”为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的次序为宁、毅、敏、惠、襄、顺、肃、靖、信、康、壮、恒、愍、烈、勇、僖。

《明会典》中还规定了一种文武官员都通用的通谥，一般以“忠”为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的次序为文、武、定、烈、简、肃、毅、敬、宪、节、贞、靖、襄、敏、安、僖、穆、介、威、端、壮、宣、裕、果 、勇、愍、刚、惠、悫、怀、清。

这样一来，谥号不但具有了特定的含义，而且具有了特定的等次。在明朝的文官中，仅有方孝儒、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五人获赐了“文正”的谥号。

方孝儒因拒绝给燕王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杀，到了南明弘光帝时追谥为“文正”。

明武宗朝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在临死之前还为自己的谥号担忧，当时的大学士杨一清前来探望，杨一清和李东阳二人的私交深厚，在获知李东阳的担忧后，当即表示会给予其“文正”的谥号，李东阳感激之余竟然在病榻之上向杨一清叩头致谢。正因如此，有人写诗对其进行讽刺：“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可见，如果名不副实，即便获得了“文正”的谥号，也是要被人诟病的。

亲贵、大臣死后，朝廷为其赐谥，唐宋时期有议驳的制度，即由太常博士议上，若名实不相符，给事中可以驳奏再议；到明清时期，则由礼部拟定好谥号，然后由皇帝核定，礼部有时也会多拟几个以备皇帝选择。

清朝时期，只有曾入过翰林或获受大学士的一品大臣才能带有“文”字的谥号，而且“文正”这个谥号是不允许出现在礼部草拟的名单中，只能由皇帝自己赐予，只有那些道德功业极其出众的大臣才会被赐予“文正”的谥号。

清朝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汤斌、刘统勋、李鸿藻、孙家鼐八、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八人。

汤斌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直到乾隆元年才被追谥为“文正”；李鸿藻、朱珪、杜受田、孙家鼐是以帝师的身份获得了“文正”的谥号；刘统勋是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为人刚正，深受百姓的爱戴，他获得“文正”的殊荣也算是实至名归；至于曹振镛，则能力较为平庸，后世对他获得“文正”谥号一直争论不休，被人诟病；曾国藩是同治中兴名臣之首，他是历史上最后一位获得“文正”谥号的人。

晚清重臣张之洞，自认为功冠群僚，他在曾国藩获赐“文正”谥号这件事上大感不平，愤愤然道：“如涤生（曾国藩字涤生）者，也能谥‘文正’，那我又该得谥如何？”张之洞怎么也会想到他死后仅仅得了一个“文襄”的谥号，不但和曾国藩的“文正”相差甚远，而且比李鸿章的“文忠”还低了十几个等级。

中国历史上，如果从魏徵开始算起，获得“文正”谥号的亲贵大臣有35位。按照《谥法解》中对“文”和“正”的解释，最符合大臣的就是“与贤同升”和“清白守洁”。也就是说，有资格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是犹如圣贤一样清白守杰洁的人。

在这35位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中，唐朝的张说、明朝的李东阳以及清朝的曹振镛无疑是争议最大的。

《左传》中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古人对德行的追求放在首位。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在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中，最名副其实的是宋朝的范仲淹的清朝的曾国藩。

范仲淹和曾国藩在克己修身、修心养性、齐家治国、为人师表方面无疑做的非常好，是后世的表率。

范仲淹不但抗击西夏，立功于边疆，而且推行庆历新政，立功于朝堂；曾国藩最大的功劳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他还培养了李鸿章，而且成为了毛主席近代以来最佩服的人。

范仲淹和曾国藩都有文集流传于后世。他们的文章观点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人们来说，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学习的意义。他们二人都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是最名副其实的文正公。

文正，这个谥号很了不起，能得到这个谥号的人，绝对是王朝的栋梁之才。其实文正原本叫“文贞”。在宋朝之前，一直都是这么叫的。

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名叫赵祯，为了避讳他的名字，所以才将“文贞”改成了文正。不过没关系，意思大体上差不多，而且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

那么历史上，有多少人，得到过文正这个谥号呢？我们可以根据朝代来枚举一下。

一、宋朝以前，有4人得到“文贞”这个谥号。

这4位绝对是文臣中的佼佼者了，他们分别是：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

魏征大家太熟悉了，那个整天给唐太宗李世民找不痛快的大臣，一言不合就要跟皇帝开撕，恨不得撸起袖子和唐太宗互殴的人。

魏征原本是跟着太子李建成混的，而且向李建成建议，早点除掉李世民，免除后患。结果李建成被李世民给除掉了。这个时候魏征只好跑来给李世民打工。

李世民对魏征很不错，而魏征脾气很臭，一言不合就要怼皇帝，常常让李世民很没面子。不过正是魏征的日常提醒，才造就了千古一帝唐太宗。这对君臣也成为了千古君臣的典范。

所以说，魏征得到这个谥号，可谓是实至名归。那么其他三位呢？

陆象先本来是太平公主举荐为宰相的，但是他为人刚正不阿，从不依附于太平公主。因此当先天政变以后，唐玄宗李隆基杀掉了太平公主，夺取了最高权力后，陆象先可就得到重用了。

这还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在太平公主被杀后，陆象先又反过来，开始极力保护太平公主昔日的部下们。所以说陆象先总是反其道而为之，稳住了朝堂政局，得到这一谥号也是应该的，但是总觉得差了点意思。

宋璟就太出名了，和房玄龄、杜如晦、姚崇齐名，并称为唐朝四大贤相。他在位期间辅佐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值得点赞。

张说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一生3次为相，执掌文坛长达30年之久，是当时的天下文宗。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位老兄的人品不是很好，除了脾气差外，还贪财受贿。所以他得到“文贞”这个谥号，还是唐玄宗给争取来的。

唐朝的4位“文贞”中，实至名归的有3位：魏征、陆象先、宋璟。

二、两宋时期，有2位文贞，8位文正。符合标准的有4位。

两宋时代，就是文贞变成文正的时候了。这一时期，得到文贞这个谥号的有2位，分别是：李昉、王旦。

到了宋仁宗年间，文贞就变成了文正。因此从这儿开始，文正就流行起来了。北宋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一共有6位，分别是：范仲淹、司马光、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

南宋时期，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一共有2位，分别是：陈康伯、蔡沈。

我们比较熟悉的范仲淹、司马光、蔡卞等人，得到这个谥号，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了。范仲淹一生都在为家国操劳，是一位千古名臣。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又曾经担任宰相。虽然一生褒贬不一，因循守旧，总体来说是一位十分正直的大臣，得到这一谥号也可以理解。

蔡卞虽然有个无耻的哥哥蔡京，可这也不影响他成为一代名臣。兄弟俩完全不同，蔡卞为官清廉，而且勤政爱民，堪称文官楷模。

郑居中这个人本事不大，但自称是贵妃的兄弟，因此深得重用。他能得到这个谥号，完全是来打酱油的。

陈康伯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虽是文官出身，但力主抗金，曾经在采石一战中，推荐贤良将领击败金军，赢得了一片赞许。因此他去世后，虽然谥号为“文恭”，可到了宋宁宗时期，又改成了文正。

剩下这几位，做官都中规中矩，没有太杰出的贡献，但也算得上是一代贤臣。只能说摸着了文正的门槛吧。

由此可见，两宋的8位文正中，实至名归者只有4位，分别是：范仲淹、司马光、蔡卞、陈康伯。

三、元朝有6位文正，符合标准的有2位。

元朝这数量还是相当多的了，毕竟元朝才98年的寿命。这6位分别是：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等6人。

耶律楚材大家太熟悉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身边的头号谋士。元朝能够在短期内接受中原文明，耶律楚材的功劳不小。到了元文宗时期，为其上谥号“文正”。

刘秉忠堪称忽必烈身边的第一谋臣，是大元朝的开国元勋。从“大哉乾元”中提取出大元的，就是刘秉忠。所以他得到这个谥号，也是实至名归。

吴澄、许衡、廉希宪，不仅是元朝高官，而且还对汉文化十分推崇。可以说程朱理学在元朝的接力者，就是他们俩。不过得到文正这个谥号，有点勉强。

贾居贞虽然为官清廉，但政绩不算突出，教书可以，做官一般般，和文正还有一定差距。

因此元朝的6位文正中，只有耶律楚材、刘秉忠2人算得上实至名归。

四、明朝有5位文正，符合标准的有2位。

这5位文正，分别是：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

方孝孺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建文帝朱允炆身边一等一的大忠臣。同时他还是天下文宗，正儿八经的文人领袖。

不过很可惜的是，在朱棣造反成功以后，方孝孺坚贞不屈，最终被朱棣灭了满门。这样的文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南明弘光帝时期，才将其追谥为文正。

李东阳大家也很熟悉，弘治、正德年间的名臣，不仅治国有方，而且运筹帷幄，多次平定地方叛乱。给他文正这个谥号，实至名归。

谢迁和李东阳齐名，也是弘治、正德年间的名臣，堪称一代名相。但是和李东阳比起来，在武功方面差了一点。

倪元璐、刘理顺是在明朝灭亡时殉国了，可谓大义凛然。但是和文正的标准比起来，还是差了点意思。

由此可见，明朝的5位文正中，真正实至名归的，只有李东阳和谢迁。其他3位都是以气节著称，生前的工作，未必就做得有多好。

五、清朝有8位文正，符合标准的有3位。

清朝的文正，或许大家最熟悉了。这8位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8人。

1. 刘统勋是名臣刘罗锅的父亲，乾隆朝刚正不阿的名臣。而且他在吏治、军事、河道、修史等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政绩。因此得到文正这个谥号，一点毛病都没有。
2. 曹振镛不仅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而且曾经平定喀什噶尔的叛乱，所以说文治武功都有建树，问题也不大。
3. 曾国藩就太出名了，不仅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而且训练湘军，平定了太平军，挽救了大清王朝，绝对算得上文正。

剩下5位，其实情况就比较尴尬了，他们都是皇帝的老师。因此得到“文正”这个谥号，有点儿牵强了。

由此可见，清朝实至名归者有3人，分别是刘统勋、曹振镛、曾国藩。

严格来说，谥法并没有一个从优到劣的排序。

《逸周书》的《谥法解》是谥号的主要依据，里面没有排序，只是根据其人的道德功绩等做的综合评价，给一个谥号。

后来人推崇谥号，其实是推崇获得相应谥号的人。

如果强行排序，我主张：谥号是按字典序排列，第一个字相同，先看第一个字的内部排名，如果内部排名高，就不用看第二个字了。如果第一个字的内部排名一致，则需要看第二个字。

北宋的文官，有三个谥号最受推崇：文，文正（文贞），忠献。

1，一字谥还是二字谥优越？

不能简单地断定哪个优越。

宋朝一字谥为“文”的只有三个人：杨亿，王安石，朱熹。

即使同样是一字谥 “文”，里面也有差序。

《谥法解》里记载：

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

道德博闻曰文。无不知。

学勤好问曰文。不耻下问。

慈惠爱民曰文。惠以成政。

愍民惠礼曰文。惠而有礼。

赐民爵位曰文。与同升。

最高等级的文，是经天纬地。宋哲宗给王安石的一字谥 “文”，是最高等级的经天纬地。

要经天纬地，必须要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

王安石的德行，是连反对派的旧党人士都称赞的，除了说他执拗外，公德、私德都没有人指责王安石，这是立德。

王安石做到宰相，主持变法，这是立功。

王安石主持编写《三经新义》，一度成为北宋科举的主要教科书，加上后来的《字说》，这是立言。

杨亿的最高官职是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知制诰，他的主要功绩是文学，主编了《册府元龟》。杨亿的一字谥 “文”，只是学勤好问。

朱熹是一字谥 “文”，三不朽里面有立德、立言，但没有立功。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后来理学的经典教科书，这是立言。朱熹的最高官职是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是负责给宋宁宗讲课的，谈不上什么立功。

朱熹的一字谥 “文”，是道德博闻。

宋朝一字谥 “文”的排序是：王安石，朱熹，杨亿。

2，文正（文贞）

北宋早期的谥号一般是文贞，后来为了避讳宋仁宗赵祯，改为文正。

《谥法解》里面有“正”：

内外宾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但看上去就不高级。

《谥法解》里面的“贞”：

清白守节曰贞。行清白执志固。

大虑克就曰贞。能大虑非正而何。

不隐无屈曰贞。坦然无私。

北宋获文贞谥号的是：李昉、王旦。

宋朝获文正谥号的是：范仲淹、司马光、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

我主张：谥号是按字典序排列，第一个字相同，先看第一个字的内部排名，如果内部排名高，就不用看第二个字了。如果第一个字的内部排名一致，则需要看第二个字。

先说获文正谥号的蔡卞，他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的弟弟，没有做到首相，仅仅是新法的一个奉行者，他的第一个字“文”只是学勤好问。

所以蔡卞的“文正”肯定压不过王安石的“文”。

宋朝最有名的文正是范仲淹、司马光。

这两位立德、立言，都没有问题。

但立功来说，范仲淹仅做到副相的参知政事，庆历新政只搞了半年就搞不下去了，谈不上立功。

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上台当了宰相，当了不到一年就病逝了，主要的工作是废除王安石所有的变法工作，也谈不上什么立功。

范仲淹、司马光的文是道德博闻，比王安石的文要差一个等级。

3，宋朝的忠献。

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讲：

大臣之谥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论德业则文正为美。

宋朝获得忠献谥号的有开国功臣赵普、四朝宰相韩琦等，当然还有大奸臣秦桧（后来被宋宁宗改了一个恶谥：谬丑）。

《谥法解》：

危身奉上曰忠。险不辞难。

聪明叡哲曰献。有通知之聪。 知质有圣曰献。有所通而无蔽。

忠献的谥号，在立功的角度，远爆文正。但在立言的角度，比文正就弱爆了。

宋朝的忠献整体上是超过文正的。

宋朝之后推崇科举文章，所以文正逐渐超过了忠献。

本人是沂蓝书院赵月光，主要研究宋史和近现代史，继承章太炎学派唯识史观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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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谈的“文正”是古代的谥号。谥号的意义在于给人盖棺定论，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一生作为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表达褒贬哀愤的态度。

而“文正”一词，是自北宋司马光提出：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以后，便成为了一个皇帝不会轻易与人的谥号。为什么这个谥号这么厉害呢? 　　

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克嗣徽音曰文；敬直慈惠曰文；与贤同升曰文；绍修圣绪曰文；声教四讫曰文。正：内外宾服曰正；大虑克就曰正；内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洁曰正；图国忘死曰正……守道不移曰正。（《逸周书·谥法解》）

自北宋真正将文官集团提到统治阶级的最主要地位以后，文官所需要具备的品质就完全体现在这两个字的释义上。历来对于人臣的要求无非德才兼备，“正”是德，“文”是才，能够配得上“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则应当是当朝德才兼备者中最卓越者。 　　

而现在我们可以数一下有哪些“文正”：宋朝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九名；元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明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清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

加起来应是二十七位。 　　

首先要说，能够得一“文”字，这些人个个都是饱读经纶，能文能诗之人才。然而一定要论一个高下的话，从我们的熟悉程度上就可看出一二。

按人臣“才”“德”两个标准来评判，首先要学识渊博、善于经纶才能称“文”，即要以儒家文化为自身思想核心的同时达广求深，而且还要将其运用到政治上作出功绩；那元朝恐怕要退出竞争了，清朝作为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统治集团在对汉文化的深入上也略逊一筹。 　　

而宋明之间，宋朝范仲淹、司马光可为代表，明朝则无非方孝孺、李东阳可在名气上勉强相应。

范仲淹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宋初的时候引导了散文的文风革新，其《岳阳楼记》堪称宋代散文写景妙笔与议事、抒情结合的典范，从明清《古文观止》到今日义务教育的课本里，没读书人能不学它；其诗词从政治抱负到吟咏河山再到寄情抒情，频出脍炙人口的名句，随手一拈“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就在后来《西厢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里尚存倩影。

司马光则更不必多说，只消经他手主持编纂，亲自发凡起例删削定稿的那部——中国最大的编年史《资治通鉴》，则可当得起“文”这个字。

而方孝孺和李东阳在学术上确实不如范仲淹凌跨千古的气度与司马光宏伟丰赡的史笔。方孝孺出名于善发议论和因前者而致的被诛十族；李东阳是大儒宋濂的弟子，著有稿集、诗集，主持文坛，但明朝的文坛却不可与北宋司马光、苏轼、王安石具在，难以“主持”的文坛相比。 　　

“文”者之极致，必定要有跨越古今、千秋同气的格局，由此最终提名范仲淹与司马光。

这两位又如何担这个“正”字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作为也极堪称道：先是著名的庆历新政，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后因此遭贬，也仍于地方政绩卓然，造福所至之处；军事上采用积极防御思想，使西夏与北宋得以和平相处，最重要的是大力推动了义学兴办，在提高民族的文化普及度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较之下，司马光主政是在王安石以后，而王安石推行过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包括真正有利于民的免疫法、保甲法等，被他全盘否定并废除，而且对变法派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且自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斗损耗了相当的国力，对于西夏仍采用妥协政策。两人虽然私德上都堪称君子，但相比范仲淹，司马光在国事上消极守旧，眼光不及。 　　

范仲淹之“文正”可谓名副其实。而有争议则无非是这与两字不配位。 而诸多“文正”之中有文论高于一时者，有殉节成仁出名者，有经国济世建功立业者，甚至包括单因身份为帝师者；但只有一郑居中，是“举进士后以贵妃之从兄弟相标榜”来获得要职的。 　　

此人于宋史记载中，几无文集诗作之成就。虽说他也是考中进士来的，但于诸“文正”而言，中进士恐怕只是一个门槛罢了。而此人与后宫勾结以后，为迎合帝意与争夺权力先是串通他人攻击大臣，助著名奸臣蔡京复相，后来掺和在政斗之中，最终暴毙而亡。

一无立言之功，配不上一个“文”字；二无为国为民之建树，政治手段阴暗，配不上一个“正”字，谥号“文正”自然被当世乃至后世侧目。 　

　“文正”在历来读书人眼里分量极重，也不免是因为得此谥号意味着将与范仲淹、司马光等等一干硕儒比肩。

即便当代没有谥号，但历史对人的评价始终存在。卓越难得，但敬精工钻研之人，远德不配位之辈。

文正，别以为这仅仅是两个简简单单的汉字！其实它们是千百年来，文臣梦寐以求的谥号。那么为何“文正”就如此珍贵呢？

首先我们看看谥号中何为“文”？

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勤学好问曰文；博闻多见曰文；忠信接礼曰文；能定典礼曰文；经邦定誉曰文；敏而好学曰文；施而中礼曰文；修德来远曰文；刚柔相济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万邦为宪、帝德运广曰文；坚强不暴曰文；徽柔懿恭曰文；圣谟丕显曰文；化成天下曰文；纯穆不已曰文；克嗣徽音曰文；敬直慈惠曰文；与贤同升曰文；绍修圣绪曰文；声教四讫曰文。

再看看何为“正”？

内外宾服曰正；大虑克就曰正；内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洁曰正；图国忘死曰正；内外无怀曰正；直道不挠曰正；靖恭其位曰正；其仪不忒曰正；精爽齐肃曰正；诚心格非曰正；庄以率下曰正；息邪讵诐曰正；主极克端曰正；万几就理曰正；淑慎持躬曰正；端型式化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守道不移曰正。

更有一代名臣司马光提出“谥之美者，极于文正”。他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

另外得“文正”最有名的是后世文臣的标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不仅有文治，主持庆历新政；还有武功，打得西夏羌人称他为“老子”；另外他还宽厚仁爱，严谨治学。不过得“文正”谥号第一人也是北宋名臣王曾。

如此一来，对于文正谥号，皇帝自然不肯轻易给。

其实最初一字谥最贵，“文”也没有固定搭配，得到是莫大的光荣。唐朝有白居易、韩愈、李翱、权德舆、陆希声；北宋有杨亿、王安石（不过对此众有非议）；南宋仅有朱熹；元朝有欧阳玄、姚燧；从明朝开始，谥法用字有高下之分，官员没有全是两字的，单谥只给亲王。大唐谥号开始变得无限长，也因此从唐朝开始皇帝多称庙号，文官得到“文贞”谥号是无比的光荣。

对于谥文贞还有几个小故事——

唐朝张说被谥为文贞，还引发了群臣的争论，最终还是玄宗下诏才结束了争论。唐代宗本想给宰相杨绾拟定的谥号为“文贞”，苏端极力反对，最终只好将苏端贬到广州，谥杨绾为文简。

文贞者唐朝有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苏瑰、牛僧孺等人，宋朝初年李昉、王旦。

不过到了宋仁宗时期，老大叫赵祯，那么就得避讳。不然老叫贞，皇帝得不停的打喷嚏，于是文贞改为文正，到了元朝时期恢复了文贞，位于文正之下。

其实总观中国历史谥为文正这不过28人而已！

宋朝：王曾（第一人）、范仲淹、司马光、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七名。

金朝：虞仲文、张行简。

元朝：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

明朝有方孝孺（南明弘光帝追谥）、李东阳、谢迁、刘理顺、倪元璐。

对于李东阳谥号文正还有一段故事，垂死的李东阳听大学士杨一清死后给他文正的谥号，竟挣扎起来在床上向杨一清磕起头来，有人作诗讽刺到：“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到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明郑时期陈永华（郑经谥），陈永华就是天地会陈近南的原型，活跃在金庸小说和电视荧屏之上。

清朝有汤斌（死后50年追认）、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个人。

朱珪、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皆是帝师；曾国藩挽狂澜于既倒，位列同治中兴名臣之首，谥“文正”当之无愧；刘统勋是乾隆朝名臣，刚正不阿，功业非凡，为百姓所爱戴；曹振镛则一生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多磕头、少说话、”谥“文正”一直为后世诟病。

个人认为最名副其实的文正公是范仲淹、司马光和曾国藩，谁最有争议？那当然是曹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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