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时期，生产队长是怎么让社员出工的？一家一家的喊吗？

任何时期都有规章制度的，生产队时期也不例外，社员出工不用队长挨家挨户去喊，那样做太麻烦和累人。而那个时候我们这边听老辈人讲，五六十年代，是用敲钟的方式，叫社员来上工，到了七八年代有了钟表了，更方便了。上工时间也随着季节变化，而不断修改以便于劳作安排。

即便是有钟表，人们难免也有迟到的时候，而我的大姑父，在我小的时候，七十年代中晚期，是我们村第四生产队的队长，也是我家所在的生产队，虽然他没有多少文化，不识几个字，但是能力和实干精神征服了全队人员，队里不管男女老少都很信服他，因为他让我们这个生产队成为全村生产队里，最富裕的生产队，以至于队里的小伙子都特别好找对象，姑娘都是冲着我们队有钱而来的。

大姑父当队长，让社员上工来得准时而不误工，有他一整套的办法，他怕敲钟有的社员听不到，还有的人家很穷没有钟表的，怕他们睡过站，就用另外一个土办法做补充，通知社员家属做饭不误时，使得那几年我们生产队社员，很少有误时的，社员干劲大，生产队挣钱也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那时候在生产队干活，母亲有时间也去生产队挣工分，我大哥，二哥，大姐，三哥还小，母亲去队里干活，奶奶在家看孩子们。那时候家家都穷，也买不起钟表，生产队出工，都是凭着生产队钟生为准，只要听到钟声，知道要干活走了，如果晚了会被队长罚工分的。

那时候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能挣十分，去晚扣上一分可都心疼死了，那可是钱啊！

奶奶为了父亲不误工时，每天起大早竖着耳朵听鸡叫几遍。因为那个时候我家也没有钟表，不知道早上是啥时候，老辈人就用鸡叫几遍来猜测是什么时候。鸡叫头遍不能起来做饭太早，只有鸡叫第二遍，奶奶才起来叫起母亲做早饭，连做带吃，正好是鸡叫三遍就上工了。但是凭鸡叫猜测时间，不是每天都是那么准确的，有时候也误时，没办法奶奶就用点香的方式来判断时间，也是不准确，被罚还是有的。

到了六十年代，我的大哥几个长大了，也有了我的四哥，五哥，六哥，还有我和妹妹，家里的生活逐渐好一些了，为了不误上工时间，母亲一狠心买了一个小钟表，还带定时铃声很好听。大哥他们在生产队里干活误时少了。虽然生产队也敲钟，可是离生产队队房的人家，有时候风大就听不到钟声，所以七十年代中晚期，我大姑父当选了我们队的生产队队长，他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即能通知社员家属做饭不会晚，又不耽误上社员工时间，可为是一举两得。

我大姑父那时候，当我们队队长时。三十二三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好时候，能干不怕吃苦，也很有能力，就是文化水平不高，他二十几岁时就是积极分子，活泼开朗，有号召力，二十五岁入了党，按照那时候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大队部的人很看好大姑父，二十七岁的大姑父当选了队长，每天忙忙碌碌，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大姑父很有能力，以集体的名欲，上任第二年就开了粉房，做粉条，粉面子。那时候生产队种了很多土豆，分给社员一个些，还有剩余，如果储藏不好就会烂掉，或是冬天冻坏，白白白白的扔掉可惜，于是大姑父在生产队里开了粉房，即丰富了社员的餐桌，又给生产队挣来了钱，队员们拍手拥护。在他上任第三年又开了油坊，用自己队里种的黄豆榨豆油，生产队的财富不断积垒，我们生产队成为全村最富裕的生产队。

当年我们村有七个生产队，只有我们队到年底有分红，劳力多的，多干多挣，少干少挣，最少的也分到五六十块钱，能过个好年。可是别的生产队就没有这样好命了，不但不挣钱不说，还欠生产队的钱，那时候人们叫“胀肚”，欠生队的得给吐出来，因此那几个生产队都嫉妒和羡慕我们队，以至于我们生产队没有几个光棍，除非太不拿不出手，所以姑娘们都是冲着队里有钱而来的。

大姑父那时候为了，社员干活有积极性不误时，就发明了一个土法子，就是每天早上在妇女要起来做饭的时候，他来到队房子里，把二百度的灯泡挂在队房子屋顶上的杆子上，照得半个村子通亮，妇女们看到队房子那么亮，知道队长在告诉她们起来做饭了，就是睡得再沉，也会被灯光照醒，一个不醒，总会有醒的，所以大姑父用这个法子，挺管用社员误时的少了，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粉坊，油坊的经济也是增长很快。大姑父这个土法子一直延用到分队，才结束了灯泡的史命。

总结：生产队时期，虽然队长不用挨家挨户去喊，可是作队长的也是费劲了心机，让生产队粮食产量要上去，还要安排各种工作和劳动，所以那个时候，队长是那个时代的功臣，他们的功劳是功不可没。

谢邀答

生产队期间，虽然谁家都没闹钟，但各家有个家的办法，按照集体规定俗成的时间，白天看太阳，夜晚观星月准得很。还有，几乎家家都养公鸡，家庭主妇以自家的公鸡叫几遍为信号起床做早饭，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至于下午出工，吃过午饭稍息片刻出发就是了！

另外，生产队也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加以约束，在农忙的各阶段，还会派专人负责敲打击器或吹哨，哨音响过，社员们便会召之即来，迅速集结，统一行动了。

生产队出工时队长不是一家一家的喊，我经过的是顺街喊“出工了，上坡了，上场了，干活了，”后来改为敲钟，吹哨子，社员听到后都出来，由队长安排活，各负其责，各人干各人的活，文革时期不用喊也不用敲钟，更不用吹哨子，社员自觉性出来到请示台等着，下午收工后再去请示台回报，叫早请示，晚回报，全队男女整半劳力都明白农活的进度和进展，账目公开，日清月结，月月张榜公布。

生产队时期，生产队长让社员出工，一不用喊，二不用叫。在一个村子里，各个生产队长集合社员出工都有各自的办法。

一个村子里，有好几个生产队，我们村子里就有十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长在集合社员出工的时候，都是以敲鐘为传递信号。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固定的集合地点。在集合地点上，有一个鐘挂在树上，有的是拽绳式的古鐘，有的是用铁道道轨挂在树上，有的是用耕地犁上的犁鏟做鐘，总之，只要能发出响亮的声音就行。每天早晨天一放亮，队长首先去敲鐘，鐘声就是号角，就是命令。有的社员在队长安排完活络再到场，就要受到批评，有事要请假，旷工扣工分。各个队的社员都有辩别自己生产队鐘声的能力。只要是听到自己生产队的鐘声一响，既便是没有吃完饭，也要准时到集合地点，听从队长安排。

生产队的队长，既是劳动者，又是指挥官，他必须熟悉各块地近几天的活络，还要掌握全队的劳动力安排。他一天要敲三次鐘，甚至晚上开会要敲鐘，晚上打夜班也要敲鐘。记得七五年抓革命促生产时期，正赶上秋收，全村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安照上边的精神，早晨三点敲鐘集合，社员们睡的正香，听到响亮的敲鐘声，赶快穿好衣服，来到集合地点。队长安排的工作是下地割豆子，社员马上回家拿着镰刀下地。十七八个人，就着月亮地，割到天亮，八九亩地的豆子割了一多半，再回头看看，满地里都是漏掉的豆颗，俗话说：再好的月亮地，不如全阴天。吃完了早晨饭，队长又派了六个人拾了一个上午，算起用工量，还不如白天割的快，割的干净。

麦收和秋收期间，各种粮食作物都进入大场，时常会碰到夜间下雨的现象。队长是第一个察觉要下雨的人，首先去敲鐘，无须集合，社员们听到鐘声，本能地就知道是要干什么，直接跑到大场里，堆的堆，苫盖的苫盖，加固的加固，抢在下雨之前，一切防雨防风工作都做完做好。这项工作，如果是时间短，多数不记工分，参加劳动的社员，不会去计较这点个人得失，都是抱着以集体利益为上，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干的。

深秋季节，水稻都运到大场里，稻谷脱粒是一项坚巨的任务。这段时间，社员们白天干了一天的活，都有些疲惫，吃过晚饭，队长还要敲鐘集合社员，去场里脱粒稻谷。晚上干到十点左右，队长让妇女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大场里。社员们收拾好脱粒的后序工作，吃完了饭，才收工回家。这段时间的工作很艰苦，大约有七八天的时间。

生产队时期，队长肩负着全队的生产布属工作。敲鐘，是行使权力的象征。生产队的大鐘，不是随便乱敲的，它代表着权力，代表着命令。社员们听惯了自己的鐘声，习惯了每天的集合，它伴随着社员们走过了风风雨雨，社员们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过去的生产队长都是由社员大会推选出来的，相对来说是在那个生产队群众基础好，威信高，有号召能力，群众信得过而且非常知季节、懂种植技术的人。一个玍产队搞得好与不好，人心团不团结，产量高与不高，社员收入好不好，甚至是国家公粮能不能保质保量按期完成等等，队长是关键。

常言道，村看村，户看户，社员就看干部，几十百把号人的眼睛都盯着队长，队长就是那个队的灵魂。而身为队长，不仅是生产的带头人，实干家，领头羊，并且还得事事起得亏，处处受得气；利益面前，该让社员先得的必须让，社员的牢骚话该忍的还得忍，社员之间的矛盾该解决的还得主动上门去化解；经常有上级下队来指导工作，该供饭的还得像招待自家客人一样花血本招待，收到的最多是三两粮票一毛钱。

生产队的任何事务必须由队长计划安排，拍板决定，全体社员必须服从安排，在每天的出工中，基本上是按历史“约定俗成”的规律，早上社员们都早起，吃了早饭后把该做的家务忙一阵后，基本上都是陆陆续续地按队长头天收工时所安排的劳动项目和地点去上工，一般只有早到很少有迟到的，并且先去的就先开始干，不会在地里等着到齐了才干。

每天早上和下午的出工，队长都是习惯性的口头喊一喊：走哦，上坡哦！当然有的队是靠吹哨子，不可能一家一户去叫。因为社员们长期形成了自觉性，队长在这方面也不太费精神，反正前面有人走，后面的人就接着来。队长只是在工作安排上要考虑细致周全，以免调配分工的不合理而造成窝工。但有一条，队长叫干啥社员们就干啥，几点出工，几点收工，中途凣点休息，今天干不干活等，队长心中早就有数，因此由队长说了算。

在生产队时期，生产队长功不可磨，绝大多数的队长都是好样的，横行霸道像土皇帝似的队长只在少数，如今有些人不但否定了生产队的成绩，就连绝大多数劳苦功高身为普通社员的一个小小队长也要给与否定一番，给他们泼尽了脏水，我认为这些人未免也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