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本最无耻的武器是日本人。

岳云鹏相声，有一个词汇叫做“人癌”。很抱歉，日本鬼子最无耻的，就是整个人。

1，脑。日寇，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他们有疯狂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念头，有效命天皇的愚忠，有“大和民族”优越感。

2，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有3500万中国军民死于日寇燃气的战火。日寇的细菌武器、生化武器，都是人类最恶毒的武器。甚至，现在美帝的生物武器，也和二战时日寇的细菌部队脱不了干系。

日寇的自杀式飞机、自杀式潜艇，挑战了人类凶残无耻的极限。

3，下半身。二战中，日本以及许多国家的军人，强奸、是战争的一种形式。

慰安妇，是日寇的独创。许多日本女人，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又是丑剧的表演者。

从1000多年来的倭寇，到全面侵华战争，日寇的罪恶罄竹难书。北京、上海、南京，有多少财富被日寇洗劫。这笔账，什么时候能够算清楚？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9527条回答。

当然是细菌武器。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非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

其中生物武器最为缺德。

这是因为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主要都是针对敌军，生物武器则完全不同。

以化学武器来说，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释放，都有明确的针对性。

比如发射化学炮弹、释放化学烟雾，都必须发射到敌军阵地，误伤平民的可能性较小，也没有必要去误伤。

相反，日本的细菌武器则就是要把敌人平民作为主要目标。

因为敌人的军人必然要同本国老百姓接触，使用细菌武器感染敌国老百姓以后，很快就会传染给敌军。

同时，日本大量使用细菌武器，还有类似于三光政策的种族灭绝意图。

对于敌军控制的坚决抗日区域，日军难以通过断气扫荡将这里老百姓杀光，就干脆使用细菌武器。

早在1939年，日本在诺门罕陷入颓势。为了削弱苏军的实力，日本在苏日交战地点附近的哈拉哈河散播霍乱弧菌、赤痢菌、伤寒杆菌、炭疽杆菌和鼠疫杆菌，另外还曾以榴弹炮发射细菌炮弹。

但是诺门罕地广人稀，是蒙古的牧区，平民非常少。当时日军的细菌武器还比较落后，投放也比较落后，一般是投入饮用水中。

这里是苏军控制区，苏军官兵有稳定的后方饮用水供应，并不去饮用被细菌感染的水源。

相反，前线日军并不知道细菌战的情报，少数士兵喝了这些水以后爆发疫情。罹患伤寒、赤痢病、霍乱者至少有1340人，一共送到后方另外5500伤员其实也是感染传染病的士兵。

不过，日军对细菌战仍然是认可的，认为在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上不可能超过德美苏这些大国，必须通过特种方式作战获胜。

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大量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比如1941年，日军开始对第六战区的重镇常德进行细菌战。常德是当时国军非常重要的军事据点，日军在2年后发动著名的常德会战。

日军在常德上空投放了大量鼠疫跳蚤。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日,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于是常德很快出现了可怕的鼠疫。

今天确定死于鼠疫有名有姓的居民，就有7643人。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当时一旦出现鼠疫死者，往往第一时间将尸体火化、掩埋，根本不会统计性命。很多家庭感染鼠疫后，都是全家死光，实际上死者至少有数万人，几乎都是平民。

常德城的细菌战，在整个抗战中也不算什么。

以对国军控制的浙江战区为例，日军在1904年、1942年1944年三次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小规模袭击不计其数。

比如1942年浙赣会战期间，日军大量使用细菌武器，试图将国军控制区彻底搞垮。

搞笑的是，由于日军多次进行细菌战，浙赣地区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有了经验，迅速进行抗疫措施，尽全力减少疫情扩散。

相反，由于日军使用了大量霍乱、伤寒、腺鼠疫及痢疾病原体，自己前线的官兵却没有什么防疫思想。加上日军不像中国平民那样可以分散居住，主动进行隔离，所以疫情瞬间爆发。

日军解密资料认为，至少有1700日军死于此次疫情，超过1万人感染传染病。为此，主导这次大规模生化攻击的石井四郎在1942年8月1日遭撤换。　

后来统计，抗战期间的1939年到1945年，浙江直接死于细菌战，有名有姓的老百姓就有至少6万人，实际上至少有几十万人。

抗战期间，金庸曾逃难到衢州，这里就是日军细菌战的一个重点地区。

衢州5县累计发病多达30余万人，死难的人数高达51407人。

金庸回忆，衢州的疫情极为严重，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衢州是个小地方，当地采用了隔离船的方式，将患病者送入江上的船内，有专人照顾。

也就是没有生病的人，生活在江中的船上，吃喝拉撒都不下船：“为了防止鼠疫扩散，衢州也有隔离区，但和宁波焚烧疫区不一样，衢州用的是另一种办法。当时县政府把疫区的百姓集中起来，送到船上，船就停在衢江的中间，一日三餐有专门人划着船送过去，这样就把这些百姓和其他人接触的传播途径给断了，这种方式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也算是一种创新了”。

1940年，金庸还是中学生，当时他的同学和好友毛良楷突然感染了鼠疫。知道毛良楷患病以后，全校老师和学生当天就疏散了。当时需要将毛良楷送到隔离船上去，但班主任老师姜子璜一个人背不动，金庸自告奋勇帮忙。于是，两人将毛良楷送到隔离船上。

金庸后来回忆，到了真正要背的时候，他还是个少年，顿时害怕了，班主任姜子璜倒是伸手就要去背。但姜子璜的老婆不让丈夫背，毕竟男人是家里顶梁柱，万一感染后死了，全家就完了。于是老婆拿出重金，雇佣了两个农民抬了个担架，将毛良楷送到隔离船。

金庸不但没有背毛良楷，根据他的回忆他和班主任都远远地跟在担架后。即便如此，这种行为在当年也是需要胆量的，说明金庸还是挺勇敢的。

多年后，金庸自嘲：“整个抗战期间，自觉有点勇气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最无耻的肯定是毒气和细菌，但是我们今天来说说另外一个日军最无耻的武器。日军第731部队还有1个冻伤实验室。是专门研究冻伤的，有室内冻伤和室外冻伤2种。

主要是日军为了发动对苏联战争，为在西伯利亚寒区作战进行的冻伤试验。日军大肆抓捕我国军民进行人体试验。命令我国军民穿着单薄的服装，在寒冬当中在室外站立。日军军医在观察人员被冻死和昏迷的时间。

日军还有1个专门的冻伤实验室，专门把我国军民关进去。将他们绑在椅子上，随后使用木棍敲开手指，来判断冻伤程度，一直到手指被冻成木棍一样才停止。而为了研究冻伤在人体上的发展，731部队设置了「冻伤研究室」。在这里进行的研究分为两种：室外冻伤和室内冻伤。

在室外冻伤的研究中，731部队命令俘虏们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站立于室外，观察他们昏迷和冻死的进度。在731部队中负责研究冻伤的吉村寿人教授，就通过这些实验，发表了关于冻伤的详细论文。

“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证言：把人带到零下30摄氏度以下的室外，光着手脚，一直冻到四肢僵硬。有日本兵用木棍敲击被冻的部位，直到发出清脆的声音，然后拉进解冻室，分别采用冷水、温水、开水进行解冻。冻伤部位浇上开水后，骨肉马上分离。后来，他们被用去做细菌、毒气试验，死亡解剖后，投进焚尸炉。

写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深仇大恨！

看到这么多人都在说毒气战和细菌战，那么我就全面地介绍一下日本的这些无耻行径吧。

很多人都对73I部队耳熟能详，关于这支部队最出名的介绍就是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系统地对这支部队进行了介绍，这里我就不说了，对此部队有兴趣地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微头条。但是这支部队是细菌部队，和化学部队是两回事。

一，日军化学部队

毒气战在二战的时候已经就被世界各国所抛弃了，因为实在是太过残酷，连希特勒都被毒气伤害过，而后德军也没有把毒气应用于二战战场之上，可见毒气真的是不受待见（美国人的橙剂有兴趣的也可以了解下，但是伊拉克的洗衣粉就算了，普京大帝已经证明了哈哈）。

日本作为当时作为列强之一，其实战术发展还是挺落后的，一战爆发后，他们认为化学武器是战争利器，并且多次派人到欧洲战场进行考察，在欧洲开始逐渐摒弃化学武器地时候，1918年4月，日本陆军大臣大岛健一颁发第14号训令，在陆军省兵器局设立“临时毒气调查委员会”，这个时候，亚洲的一个潘多拉魔盒就这样被打开了。

1919年4月2日，大正天皇颁布敕令第110号，建立以军事科学技术基础性研究为目标的“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二课专门进行化学武器的研究。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命令）

1925年世界范围内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后，日本还是对这个在遥远的日内瓦签订的协议置之不理，并且对陆军科学研究所进行了改组调整，重点转向使用毒气的兵器、弹药和毒剂的研究，到战败之际，研究所总部共有8个分部，700余人。

同时，日本陆军在广岛附近的大久野岛成立武器工厂，海军在神奈川的寒川町生产化学毒剂，海军把化学武器称为“特药”。

这些武器包括芥子气（黄1号），呕吐剂（红1号），催泪剂（绿筒），氢氰酸（茶剂，血液中毒窒息）

战争期间，共生产化学毒剂7376吨。这些武器均投入中国战场，一半打仗用，一半进行化学战实验。

（桂南会战中中毒牺牲的中国军人，茶剂中毒，皮肤呈黑色）

1933年，日本陆军成立专门学校培训化学战骨干，到战败累计培训4万人，在中国成立专门的的化学战部队：516部队。

在整个战争期间，有记录的显示日军在中国实用化学武器2000次左右，伤害人数在8万以上。

其中，日军对平民也使用化学武器，地点多集中在华北，目的就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对根据地平民屠杀时使用。

（宜昌战役中受芥子气伤害的中国军人）

在战争结束后，516部队在在齐齐哈尔掩埋了大批化学武器，这些武器在后来发生了泄露事故，在2003年8月4日，日军掩埋毒气弹泄露，中毒人员44人，1人死亡。而东北地区发生的泄露时间不止这一起，在牡丹江和拜泉县均出现毒气泄露伤人事件。

二，日本细菌部队

这个就是臭名昭著的73l部队了，部队机关设在哈尔滨市，对外宣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也就是“东乡部队”，“加茂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石井四郎是永田铁山的粉丝（关于永田铁山，可以看笔者问答内容），但是为什么叫东乡部队，据说是石井四郎的偶像是东乡平八郎，总之这个部队很神秘。

这支部队的恶行很多人也熟悉，包括冻伤实验，压力实验，注射细菌药物如鼠疫、痢疾、伤寒、炭疽以及霍乱。

（受到残害的“马路大”）

并且这支部队有一出野外试验场，专门测试实验者的病毒感染效果。

战后，73l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供认：

我可以说，第73l部队内每年受烈性传染病实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部队驻扎在平房站附近的5年内，从1940年到1945年，通过这个S人工厂，因染致命病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以前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而在南京，日军成立代号“荣”字1644部队，对外称“中支防疫给水部队”，北平“甲”字第1855部队，广州“波”字8604部队。

在进行人体实验的同时，日军在中国战场进行细菌作战，1939年诺门罕战役中使用伤寒病菌投入到河流当中，但是苏蒙军的饮用水来自后方铺设的输水管，没有造成什么伤亡。这是73l部队第一次细菌战实战。

（石井四郎在诺门罕，左三不戴帽者）

而在1938年到1945年，在华北地区，日军进行细菌作战70余次，造成鼠疫、伤寒、霍乱等传染疾病大面积流行。

1940年7月25日，日军输送270公斤的各类病菌，在浙江衢县等地开展细菌作战。

1941年11月4日，日军用飞机向常德播撒1公斤鼠疫跳蚤，11月6日，常德开始流行鼠疫，到1942年5月27日出现最后一名患者，确有姓名罹难者人数为7643人。

（73l部队中的特别移送文件（从警察署移送到73l），仔细阅读内容，苏联间谍？）

1942年4月起，日军在发动浙赣战役时，使用细菌武器，其中衢县死亡3000人，1943年5月，瘟疫大面积流行，7600人死亡。当地很多人感染炭疽病，浙江，江西出现烂腿病。

然而在战争结束后，大多数细菌部队成员逃脱了审判，而73l部队下了封口令：部队的秘密要带进坟墓，战后不得充任公职，队员之间不得联系。

化学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