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岳飞为什么被宋高宗调回来？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赢了战役，输了战略的一场战争。

都说赵构不想抗金，这都是想当然，赵构恨不得立刻灭了金国，南宋与金国和伪齐周旋了很多年，基本上都是主动进攻，目的就是收复中原。如果岳飞真的能够做到，赵构怎么可能会阻止？

如果你不是只看听小说看演义，那就算我没说，如果你经常读历史，你就会知道，岳飞开始取得战国，赵构是非常高兴的，几次夸奖岳飞，还对他进行封赏，只不过每次都嘱咐他要慎重，毕竟岳飞是孤军深入，没有其他军团配合呼应，从开始就是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

岳家军的突进，本就不在作战计划之内，赵构的命令是让他援助刘錡，守住顺昌。结果刘錡顶住压力，打退金兵。岳飞则趁着金兵与刘錡鏖战，顺势北上，在各地义军的配合下，岳家军一路所向披靡，很快深入中原腹地，收复大量原伪齐占领的土地。开始朝野都很振奋，但是随着岳飞的不断深入，以及金兵进攻受阻，不断回缩防守，岳家军所处的局势越来越危险。

因为在开战前的战略部署中，并没有相应的预案，岳飞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其他军团及时地配合支援，夺取的中原土地也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很多是交给了伪齐投降官员和义军头领。金国后续部队相继赶到，遇到阻挡后回防的先头部队也向岳飞部集结，已经对岳家军形成战略包围，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伪齐投降将领和义军有投降金国。

完颜宗弼将岳家军分割在郾城与颖昌两地

岳家军的军事素养很强，金兵虽然取得了战略优势，但是与岳家军的战场较量基本上没占到任何便宜，几次与岳家军的正面交战都损兵折将，在战役层面是彻底的输家。但是金兵已经快要对岳家军形成战略合围。岳家军是南宋几大军团中战斗力最强的，如果岳家军出了问题，对南宋的士气打击是非常大的。

金兵能够在顺昌战败、先头部队战事不利的情况下，迅速调整战略，退出战场，集中精力打击岳飞深入腹地的孤军，确实给南宋制造了巨大麻烦。是典型的输了战役，赢了战略。南宋放弃刚刚取得的巨大战果肯定舍不得，继续下去，就会有主力被歼灭的巨大风险。如果岳家军有闪失，南宋与金国的战略平衡就会彻底被打破，无论在士气还是实力上，都要处在下风。

赵构积攒了十几年，才有了能够与金兵抗衡的实力，在占据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军队实力甚至要强于金兵。即便没有实力发动北伐灭掉金国，但自保已经绰绰有余，自己的皇帝位置稳得很。但是作为三大主力之一的岳飞部如有闪失，形势将发生逆转，这样的风险，就算换做别人当皇帝，也会选择让岳飞撤回来。

金国也是看到了南宋的这一尴尬处境，完颜宗弼看到前进受阻，立刻放弃继续突进，迅速回防，集中全力对付孤军深入的岳家军，算是拿捏住了赵构的命门，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里，蒋军被歼灭总数达到56个整编旅，平均每个月损失接近6个整编旅的兵力，这样的损失速度是任何军事集团都难以承受的。由于蒋军在各地损兵折将，机动兵力大为减少，再像1946年那样搞“全面进攻”已无可能，所以南京方面1947年初改变战略为“重点进攻”，选择山东和陕北为两个战略区作为主要进攻目标，其他战场维持均势或守势。

《保卫延安》彭德怀剧照

山东方面蒋军集中了24个整编师共60个整编旅，大约45万人的嫡系精锐部队，编成三个机动兵团（汤恩伯、王敬久和欧震）分路合击，企图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解除距离南京最近的威胁，一马当先的自然是“网红部队”整编第74师。而陕北方向的进攻指向性更加明确，为此蒋军动用了最大的战略预备队胡宗南军事集团主力。

抗日战争结束后，原第一战区改制为“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由战区司令长官改任“绥署主任”，一度拥兵五个集团军40多万人马，虽然调出一部分投入到华北等地区（比如接收石家庄的第3军），但仍然保有20多万装备精良的部队，且未经大的战役战斗，建制完整气焰嚣张。

而西北我军的实力是最为薄弱的，西北野战兵团成立时仅有26000人，还不及华东战场张灵甫一个整编师的兵力数字，而在此地区不仅有胡宗南的部队，还有“马家军”的10余万人和榆林邓宝珊的20000人枪，杂七杂八总数在40万人左右，实力对比非常悬殊。

所以这个提问之下，较具代表意义的其实是“延安保卫战”，因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延安就成为我党中央的驻地和指挥中枢，到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为止，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长达12年之久，从感情上说，我军指战员确实舍不得放弃。

《保卫延安》胡宗南剧照

1947年3月敌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发起进攻，入侵延安的兵力为23万余人，其中胡宗南所部出动了15个整编旅14万余人。战役之初，我军高层是对保住延安持乐观态度的，当时曾有外国记者采访，问及蒋军是否有进攻延安的企图时，得到的回答是：“进攻延安的计划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是我们把进犯的敌人军队打垮”！

当然，这样的自信不是完全依靠26000人的西北野战兵团，3月6日延安方面命令陈赓率五个旅南渡黄河，袭击陇海铁路洛阳至潼关段，同时电令晋冀鲁豫军区刘邓部队攻击平汉路，所以延安保卫战的总体战略布局是“内线防御，外线解围”。然而仅仅四天后，胡宗南进攻延安的15个整编旅即已完成集结，而我陈谢、刘邓两部的外线进攻尚未准备就绪。

这样便仅能实施内线防御了，延安的防御部署是以教导旅和警备第7团、第一纵队和新编第4旅、警备第1旅和警备第5团分成三个战役集团阻敌，然而加一起也不及敌人兵力的八分之一，且战士们每支枪平均10发子弹，彭总曾经询问第一线的教导旅长罗元发能守几天？得到的回答是五天，其实这个回答已经很有勇气了。11日，我军再紧急调动晋绥军区王震所部的两个旅增援延安。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的大举进攻开始了，三天后突破保卫延安的第一道防御阵地，至3月18日逼近了延安南面的三十里铺，城内已经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由于敌众我寡，守住城池已无可能，当晚8点党中央撤离延安，延安保卫战宣告失利。仍然留在城内的几名外国记者，就放弃延安一事采访彭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回答说：“蒋介石除了一点面子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他把他的军队全都消耗在面子上，他就完蛋了”！

彭总的分析其实一针见血，就战略价值来说，地贫民脊的陕北根本无足轻重，我党中央也随时可以转移，在哪里都可以指挥全国战局。而在东北、华北、中原和华东都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蒋介石把唯一的战略预备队大部投入陕北战场，是非常愚蠢的。尽管我军保卫延安的战役未能取得成功，但是在此后一年转战陕北的过程中，牢牢地拖住和牵制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在战略上赢得了全盘主动。

由于胡宗南主力陷在陕北，直接造成黄河防线兵力空虚，随着刘邓大军的跃进和陈赓兵团的战略展开，胡宗南的部队又不断被从陕北调出驰援，顾此失彼的结果是，不到一年就被赶出了延安并且损兵折将。与此同时，蒋军在最需要增援的东北和华东战场上，屡战屡败，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蒋介石为面子而作战的恶果，迅速显露出来。

《保卫延安》蒋介石剧照

讲个没打赢但很关键的，1935年3月15日毛主席决策打的鲁班场之战。

1935年2月底，红军在娄山关—遵义之战中获得大胜，打垮了中央军吴奇伟的两个师和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歼敌5400多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这也是毛主席重新进入红军指挥决策层以后所创造的首次胜利。

然而，红军和国民党军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并没有改变，蒋介石在遵义遭到挫败后依然调动四十多万各路追兵在红军屁股后面穷追不舍，围追堵截，甩都甩不掉，情况十分危急。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此时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3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组织中革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提出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

当时，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有一个师，但红军的兵力有三万五千多人，远远超过打鼓新场的敌人，而且包括朱老总在内的所有红军高层首长都认为，打鼓新场是黔西门户，打下打鼓新场，有利于红军进军黔西，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

所有参加会议的中革军委领导同志都同意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主席不同意，大家争执不下，为此毛主席发了火拂袖而去，中革军委还表决免去了毛主席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10日晚上经过毛主席的力劝，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总理同意放弃攻打打鼓新场，11日1点，红军截获的敌人电报显示，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五个师，以及滇军孙渡的四个旅正向打鼓新场靠拢，打算引诱红军进行决战，迅速集结优势兵力把红军聚而歼之。

很显然，红军能算到的事情，追剿军司令薛岳和蒋介石也能算到，然而，毛主席的眼光和策略谁都算不到。11日上午红军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决定取消打鼓新场作战行动，再一次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同时中革军委在不到24小时内恢复了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为了集中决策，提高决策效率，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总理、王稼祥、毛主席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把军事指挥权重新交到了毛主席手里。

打鼓新场不打了，接下来红军怎么走？毛主席考虑再三，决定先集中兵力打在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做出这一决策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直接听令于蒋介石，自长征以来就对红军紧追不舍，其所构成的重大威胁是地方军阀无法相比的，因此成为毛主席和红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第二，周浑元部战斗力较强，就像一把刀分分钟顶在红军后背上，如果红军打爆了周浑元，不但能立刻解除心腹大患，还能警告其他各路敌军不要穷追，以此扩大红军战略回旋的空间。

兵法通常都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但毛主席却敢于反其道而为之，这就是毛主席用兵的奇正相生，难以捉摸之处。

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

第三，鲁班场距赤水河的茅台渡口仅20公里，是红军渡赤水的必经之地。周浑元部在此安营扎寨加紧修筑工事，目的在于拖住红军，等待乌江以南的吴奇伟部前来，以便将红军合围歼灭，因此也决不能让他的图谋得逞！

客观地说，此时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初步意图还是在川滇黔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周浑元这条挡道的恶狼不得不打。

其实，对打鲁班场的部署在红军指挥层中间也没有形成共识，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在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就向中革军委提出：“（鲁班场）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

更想不通的还有红一军团的林彪，那时候101年轻气盛，他想不通为什么打鼓新场就一个师我们放着不打，现在鲁班场有敌军三个师却要打？所以对执行命令有些情绪。

应该说，彭总和林总作为战术家眼光都是高明的，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打赢一场战斗，然而毛主席考虑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打赢一场战争！

1935年3月14日21时，中革军委根据敌我势态电令主力部队“以全部力量，于十五日消灭鲁班场、三元洞之敌”。3月15日晨，除红九军团在坛厂作总预备队外，以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三军团主力及干部团为右翼队，董振堂、李卓然指挥红五军团及三军团一部为左翼队，进入指定地点后，待命向鲁班场发动进攻。

结果，攻打鲁班场的行动几乎是意料之内的不顺。

3月15日10时许，红军开始向鲁班场进攻，攻势猛烈，鲁班场周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然而，周浑元从3月10日起就在鲁班场构筑了坚固工事，还有碉堡，他手下的三个师9个团基本是齐装满员的，可谓是以逸待劳，而红军主攻部队虽然有15个团，但连日作战人困马乏，而且重武器完全缺乏，所以在攻坚战中吃亏很大。

敌人躲在碉堡里疯狂扫射，红军炸不掉敌军的碉堡，伤亡惨重，正面战事形成焦着。同时，红一军团一师的两个团和二师的第六团从李村沟向鲁班场包抄行动，在茅坪与周军交火。

周军凭借有利地形和预置阵地居高临下，子弹打得如飞蝗一般，红一师师长李聚奎（1964年上将）见仰攻不利立即命令红军佯败，退至踩山坪高地设伏。国民党军以为红军溃败，急于抓俘虏而纷纷杀出，结果在踩山坪遭到红军猛烈攻击，溃不成军。

红军奋勇作战

国民党军发现中计，但为时已晚，连茅坪预设阵地也守不住了，残兵败将逃窜到团标寺的二线阵地内负隅顽抗。这时智勇双全的红军战士以一部正面佯攻，另一部向敌侧迂回，乘敌不备，将成捆的手榴弹塞进了敌军碉堡。

一声巨响，碉堡被炸塌了半边，碉堡内的敌军非死即残，连机关枪都被红军缴了过来。同时红十团、红十三团咬住阵地东南面白果寺、丁家山、羊角岭一带的敌十三师猛揍，北面的敌军阵地全线动摇。

董振堂军团长指挥红五军团从东北方向压向敌军九十六师据守的白家坳、凉水井、老坟嘴一线，双方展开激战，九十六师也是悍不畏死的精锐部队，两军一时打得难解难分。

下午3时，红军各部向鲁班场发起总攻。红三军团一部在羊角岭、丁家山进攻国军十三师阵地，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夺取了敌人重机枪阵地，到黄昏时分，两军展开肉搏，国军阵地陆续失守，红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突破防线，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反复冲杀，导致阵地上丈余高的刺草都被踏平了，草地上全是鲜血。

红军总攻正酣时，国军飞机赶来助战。发现敌人用白布指挥敌机后，红军战士们就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敌阵，敌机搞蒙了，不敢贸然扫射，只能盘旋几圈后悻悻离去。

打到晚上7点左右，激战已经持续了四个小时，但由于周浑元部构筑了纵深防御，交叉火力点密布，投入总攻的各部红军已精疲力竭，但仍然无法解决战斗。此时，孙渡和吴奇伟两个纵队已经向鲁班场快速靠拢。再不撤出战斗，红军将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中革军委和毛主席鉴于再战下去非常不利，便于当晚20时命令各军团主动撤离，留红六团原地监视敌人，其余部队当晚转移到茅台、中枢、坛厂、小河地区。

是役，红军各部上报伤亡1500多人，周浑元部上报伤亡1000多人，但以战役的惨烈程度来看，两军的损失均远不止此。当时周浑元纵队9个团近两万人，红军15个团三万人大战一天，鲁班场之战打得周浑元部元气大伤，在红军撤退和三渡赤水时根本没有出兵拦截，要说只损失1000多人就萎靡成这样，这是不太可能的。

由于在川黔边界立足的设想已不现实，鲁班场之战红军其实是吃了亏的，毛主席指挥红军于3月16日三渡赤水，向川南挺进，做出入川的态势。至于周浑元，在鲁班场之战中已被红军彻底打怕了，因此红军在渡河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大的干扰，兵不血刃地进入古蔺地区。

鲁班场之战虽然没有达到歼灭周浑元部的目的，但在战略上打出了回旋空间，确保了三渡赤水的顺利进行，并使得红军能够从容四渡赤水。是红军从战略被动转向战略主动的关键一战。

从一渡、二渡赤水被敌人撵着跑，到三渡赤水主动转移，再到四渡赤水的从容挥洒，红军在绝境中实现了神一般的操作。能而示之不能，不能而示之能，敢于在退却时还主动发动进攻，因为毛主席深知只有掌握战场主动权才能使红军绝处逢生。

1947年初，国军的全面进攻在损兵折将之后，已经无法继续，于是将全面进攻改为了重点进攻，这里说的重点进攻的重点，就是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因为这时候中原军区已经被迫突围，国军已经占领了大别山区，华北地区局面也比较稳定。所以，国军将重点放在陕北和山东。

而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中，实际上更重要的重点就是山东。原因很简单，这时候华中野战军粟裕部已经北撤山东，和山东野战军合并，组建了华东野战军。这时华野完全处于被国军战略包围的态势，根据地面积在国军压迫下日渐缩小，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山东除了王耀武指挥的部队之外，南边有国军重兵集团，河南也有国军重兵集团，北边的华北地区也处在国军不断压迫华北解放军的状态。所以，山东的华东野战军完全处在国军的战略包围态势之下。因此，国军统帅部认为，只要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最后将华野压迫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迫使华野与国军进行战略决战，就可以一举消灭华野，将华东战场的解放军彻底肃清。

但粟裕并不这样认为，他仍然在寻找歼灭国军有生力量的机会。按照解放军此前的作战经验，这时候解放军应该寻找敌人战线中比较突出，而且战斗力相对比较弱的部队来打。但因为国军靠得很紧，哪个部队都不突出，每天推进速度都很慢，粟裕等待的这种战机始终没有出现。考虑再三，粟裕决心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围歼国军五大主力中的御林军，也就是整编七十四师。

整编七十四师的前身是七十四军，从抗战时期就已经成长为国军中战斗力一流的部队。在粟裕率部北撤之前的苏中战役中，张灵甫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就曾多次和解放军交手，虽然也曾被消灭过一部分，但是没有遭遇过歼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在涟水战役中表现突出，打得华中野战军部队损失惨重，狼狈撤离战场。因此，粟裕决心打整编七十四师，这是一招险棋。如果成功，就可以打破敌人的计划，如果失败，就有可能被迫提前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粟裕在孟良崮之战中成功迫使张灵甫放弃重武器，也没有在垛庄坚守待援，而是主动上了孟良崮。最后，粟裕一边命令一部分部队阻援，一边令一部分部队围歼张灵甫。张灵甫骄狂轻敌，率部上了孟良崮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座连树木植被都没有多少的石头山，而且也没有水源。三万多人的军队上了孟良崮，很快就被华野以优势兵力全部干净的消灭掉了，仅有一千多人漏网。

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之战，以整编七十四师被全歼，张灵甫被击毙告终，看起来华野大获全胜。而且，在整编七十四师被歼灭后，国军其余部队全线后撤，山东战场的压力暂时减轻了。但实际上，虽然孟良崮之战战果辉煌，但是却并没有完全改变解放军在山东战场面临的困难局面，根据地依然被压缩的很小，仍然处在国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也就是说，孟良崮之战并没有完全改变解放军在山东的内线作战态势。

因为华野此时部队已经达到二十五万人左右，而解放区面积被国军压缩到了方圆纵横一百多公里的狭小范围内，局面非常被动。这样，解放军无论是兵源还是粮食，在山东都处于极端困难的状态。最后不得已，粟裕只能同意中央的指示，将华野一分为二，一部分部队转移到外线去寻找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另一部分则留在山东根据地内继续坚持斗争。这也就是华野分兵的原因。

因此，客观来说，虽然解放军在孟良崮之战中消灭了敌人最精锐的整编七十四师，赢得了战役，但是在战略上却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因为这一战的胜利并没有完全改变华东战场的态势，也就是战略上是没有多少收获的。反过来，从国军的角度看，孟良崮之战则是输掉了战役，但是却赢得了战略，迫使华野不得不分兵，从而使华东战场的形势更加有利于国军。

也就是说，孟良崮之战虽然是解放军取得了胜利，但是基本的战略态势并未改变，解放军在华东的处境仍然非常紧张。尤其是根据地被大幅压缩的情况，让解放军内线作战的回旋余地变得越来越小，再继续留在山东根据地内线作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能打到外线去，以此来减轻山东根据地的压力。而最终改变这个局面的，不是别的，正是中野千里跃进大别山。

这样的战役太多太多了！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淞沪会战；虽然国军在淞沪会战损失惨重，也被打败了；但是，淞沪会战为当时的中国赢得了时间，让中国有时间把在沿海地区的战略工厂迁移到西南地区，实现了当时中国抗战战略部署的目的之一，那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第二个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部署，如果当时的日本不计较上海地区的战略得失，而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津浦铁路南下战略武汉，切断中国沿海地区向西南转移的线路，中国就不可能实现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部署；更为重要的是让日本不能经过山西渡过黄河，占领陕西，然后占领四川，切断中国当时的战略大后方，如果日本人真的是这样的战略部署，占领武汉和四川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时候的国民政府只能投降，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