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宰相,将军告老还乡后,和县令谁大?

不搜罗图片凑篇幅,大家时间都挺紧张的,上干货。

题主的问题是圈在官场这个领域,就要考虑官场的规矩。告老还乡有好多情形,是革职还是善终,是得罪皇帝还是根深叶茂,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最大的老板的态度,决定着别说是县令,就是隔壁邻居的态度。如果是革职后告老还乡,皇帝仍然要赶尽杀绝这种的,估计谁见了都是躲着走。如果是严嵩那样没倒台之前就告老还乡的,甭说是小小县令,就是当朝宰相,都要排在见自己爹妈之前。

官场是什么?是打打杀杀吗?是人情世故吗?不是,官场永远是厮杀,是利用,是站队。




古代宰相之类的高级文武官员告老还乡之后,县令是否有权对其进行管理?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一说我们古代的“致仕制度”,官员“致仕”制度源于周代,至汉代以后逐渐形成制度。致仕制度下,官员虽然已经交还权力,但通常还会享有一些特权,县令等地方官员想要管理其实并不容易?

古代官员“致仕”之后,其实仍然享有大量特权

古代的“致仕”制度,乃是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称“休致”、“致事”、“致政”等。《春秋公羊传》有载,“退而致仕。致仕,还禄位于君”,可见“致仕”指的便是将权力、官位交还给君王。

官员致仕之后,虽然将权力交还给了君王,但毕竟为国家劳碌了一辈子,因此仍然会相应的享受一些特殊待遇,从而确保晚年的生活。根据《礼记》的记载,卿大夫致仕之后被称为“国老”,一般官员致仕后则被称为“庶老”,以此作为对老臣们的尊重。而到了唐朝以后,官员一旦致仕,尤其是高级官员,朝廷往往还会为其举办欢送仪式,以示优待。

此外,在经济层面,致仕后的官员也会受到优待。例如汉朝便规定,年奉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致仕,可领取原来俸禄的三分之一。又如唐朝,五品以上致仕者给半奉,功臣元勋经过皇帝特批后甚至可以拿到全奉,而六品以下的官员朝廷也会赐予一定田地用来养老。

更为重要的是,致仕官员在政治上仍然享有极大的特权。例如秦汉时期,朝廷明确规定,官员致仕之后,地方官员需要按时派人“存问”,即定期派人进行探视,询问一下生活情况之类的,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臣,甚至仍然可以定期朝见皇帝。

唐朝时期,三品以上官员致仕之后,仍然允许其在朝廷行走,参与国家大事。

宋朝时期,宋神宗以后,不仅规定官员可以带职致仕,而且致仕时还会晋升一级,甚至在致仕之后仍然可以加衔晋级,参与朝政。此外,根据致仕官员的品级,其子孙还可以“荫补”一定的官职。

明清时期,朝廷更是直接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致仕,四品以下官员,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晋升一级致仕(明中期以后改为政绩突出者可晋升两级)。此外,官员致仕以后,仍然可以参加朝廷宴会、祭祀等大型活动。

如上所述,官员致仕之后,只要不是因罪被废为庶人,那么朝廷不仅在福利待遇上予以优待,而且在政治层面,这些官员仍然享有一定的特权。

高级官员即使退休养老,也不是县令想管就能管的

县令作为古代最基层的朝廷命官,虽然从职务上来说负责主管一地大小事务,且属于在职官员。按理来说,告老还乡之后闲居在家的致仕官员,是要受县令管辖的,但从实际情况来讲,却并非如此。

首先能不能管的问题。汉唐时期,虽然致仕的官员不再具有职权,但朝廷对于这些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仍然礼遇有加,按照规定,地方官员甚至还得去定期拜访探望。而到了宋朝以后,由于官员通常是带职致仕,因此对于宰相这样的高级官员来说,即使他们不再掌握实权,但从职权方面来讲,像县令、知府这样的地方官员,是没有权力进行管理的。

其次是该不该管的问题。如前文所说,官员致仕之后虽然不再具有实权,但却仍然保留有相应的职衔,只要不是因罪被废为庶人,便仍然属于官僚。而对于官员来说,即使犯了罪,除非上级行文让你去抓捕,否则地方官员是没有权力私自进行抓捕的,而只能通过上书来检举揭发,再由朝廷决定如何进行惩处。

最后是敢不敢管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对于三品以上的致仕官员来说,他们仍然时长能够见到皇帝,这根本不是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能够想象的。此外,这些官员虽然已经致仕还乡,但仍然活跃在朝堂的门生故旧必然不少,这种关系网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县令敢于得罪的,而一旦得罪了他们,他们有着太多的办法和渠道来打击报复。

说一个典型的事例,作为明世宗时期的首辅,徐阶致仕之后,其子弟、家奴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但地方官员却根本没有权力进行管理,而只能上书朝廷进行举报,这便是能不能管和该不该管的问题。后来,应天巡抚海瑞、兵宪蔡国熙秉公办案,对徐阶的家人进行了惩治。结果,徐阶通过贿赂给事戴凤翔,又通过张居正命令给事陈三谟,直接导致海瑞和蔡国熙被罢免,这便是敢不敢管的问题了。而即使如此,等到徐阶八十岁大寿时,皇帝还专程派人前去慰问,并赐玺书、金币。

△海瑞曾因惩办徐阶家人而被罢免

综上所述,对于宰相这个级别的高级官员来说,他们即使告老还乡,不再具有实权,但无论从职权,还是隐形权力来讲,都不是地方官员想管就能管的。至于县令这样的小官,不畏强权、依法惩戒告老还乡的宰相,也只能在影视剧中出现,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的。




将军告老还乡,或许还真的得老实被县令管着,但是宰相退休回老家,当地的县令可得用心讨好,这是因为官职系统的不同,县令先天就得被文官之首压着,即便这个文官之首还加了个“前”。

县令乃是一县之地的父母官,也是古代封建王朝郡县制中最“基层”的高官。

有的人看了也许就觉得纳闷了,又是“基层”,又是“高官”,这不是一对矛盾吗,事实上,县令的存在真的很特别,他们在一县之地所拥有的权力几乎是至高无上的,不过在朝廷的总体等级上来说,他们也只是中央集权管理下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总结来说就是:

受命朝廷,县内无敌。

但是这种无敌,也是局限的,县令说到底也还是官,混迹在官场之中,几乎没有县令是不懂人情世故的,是个人做官都想往上攀爬,而在职场中攀爬,“人际关系”就很重要,所以对于县令来说,一位退休的“宰相”,那就等于是一个现成的“宝藏”,就等待他好好发掘。

所以一般来说,县令对告老还乡的宰相,那就是得毕恭毕敬的,这是在同一个职官系统内的,县令不得不卑躬屈膝。

文官告老还乡的待遇向来都要比武官好得多。

在古代的官职体系中,县令乃是“中下级别”的官员,在没有“九品中正制”的时代,县令的大小要按照“俸禄”来区分,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出现后,县令就有具体的品级了,按照古代的平均线来说,县令就是“七品官”。

因为每个朝代的县令官级会有所不同,而不同县的县令级别也不一样,所以县令也并非全部品级一致,但是基本上的权力是相同的。

若将朝廷以“文”、“武”两个官职体系来做区分,那么县令就是在“文官”这个体系之中,天然要受到文官体系的管辖,而历朝历代的朝廷,有绝大部分的“大员”都有过当县令的经历,而封疆大吏往往也是要从基层做起,只有管好了一个县,才能管好一个郡、一个省。

比如唐代的窦怀贞、房琯、比如宋代著名的变法宰相王安石,又比如清代著名的刘墉,他们都是担任过县令的宰相,正是有这一种晋升规律,所以每一个县令的心中,对于曾经的宰相,是抱有很重的“敬畏心”的,因为这些宰相跟他们现在一样,都当过县令,同样的职位,会让彼此有很强的共鸣感。

共敏感是来自于职位,敬畏则是来自于地位。

老宰相虽然退休,但是“余威”人脉尚在,除去了那些少数的政治斗争失败,被皇帝实行“监视软禁”的宰相以外,大部分宰相都还是有着很深的底蕴在其中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县令看到老宰相,是不能够摆谱的,甚至还要向他行礼。

对于县令来说,老宰相的故居在他的治下县,这是一种机遇,因为宰相很多时候代表着一种“文官势力”,比如明代的“宰相”,也就是内阁首辅,其本身就掌握了很充分的内阁人脉,而县令的升迁,很多时候就是要看内阁给皇帝的意见,只要内阁给出意见,皇帝几乎都会按内阁的思路去执政。

这种“实权”和“地位”的分离,其实就是古代官场的一种特色,比如王安石,他当年因为被人弹劾变法不得不“退休”回到老家,但在王安石离开京城之前,宋神宗给了王安石一份信物,这是王安石和宋神宗之间的“特殊”沟通渠道,后来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差点被处死,就是王安石动用这份信物救了苏轼。

所以不能把退休的宰相不当回事,他们本身能成为宰相,靠的是能力和智慧,学识和胸怀,职位只是外物,他们的内在依然存在,所以影响力一样是有的。

除此之外,一些“吏部”晋升上去,或者是翰林院学士出身的宰相,他们是有着很多的“门生”的,这些门生往往都是在朝廷中担任大官的,他们更注重老宰相的学识,平常送来书信请教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所以这就是“隐居大佬”的威力。

在这一个层面上,退休的武官和文官确实没得比。

退休的武官其实是很尴尬的,因为他们的官职体系,对于文官体系来说作用很小,而且古代的武官是很敏感的,你退休之后,一旦“作威作福”,那么就会被人猜忌举报,说不定都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比如西汉时期著名的“太尉”周勃,他就是这么个情况。

周勃因为有拥立汉文帝之功,所以被汉文帝提拔为了宰相,但可惜周勃的政治智慧不高,在文官体系中混得不怎么样,汉文帝还是让他当回了太尉,后来汉文帝大规模“强制退休”老一批官员,周勃也在其中,他只能无奈退休。

但退休才是周勃“担惊受怕”的开始,因为汉文帝的“不信任”,周勃的家里时常会被“县令”、“郡守”造访,他们每一次来拜访周勃,都把周勃吓得够呛,周勃也是经常穿着军装铠甲来迎客。

一般来说,像周勃这样的都穿着铠甲来迎客了,拜访周勃的官员总会老实点吧,但事实却是周勃被人举报了,汉文帝以为周勃要造反,下令要把周勃抄家判罪,最后还是周勃向汉文帝的舅舅薄昭求情,薄昭又向薄太后求情,汉文帝才放了周勃一马。

无独有偶,周勃最有出息的儿子周亚夫也是同样的命运,周亚夫因为不满汉景帝的做法,选择退休回家,谁知道在他退休之后,就有人隔三岔五地找他的麻烦,后来因为查出他为自己买了三百副铠甲作为陪葬品,所以被人找到理由说他造反。

周亚夫对此百口莫辩,后来为了自证清白,在家里绝食自尽。

所以面对武官,县令虽然要有所尊敬,但不需要太过忌惮,在一县之地,没有了官身和军权的将军,还真的可能被县令压制,反正好好做过日子的将军还是能够安稳地生活下去,可要想让家族门庭作威作福,那就是别想了,风险太高。

部分朝代对退休官员的厚待:给予高级别的“散官”品级。

有的人觉得,其实县令对退休的老宰相那么毕恭毕敬,那也是因为“人情世故”和一些不见得光的利益输送嘛,在实际的等级上来说,退休的宰相确确实实就已经是没有品级的官员了,而人家县令是七品官,县令还是比老宰相大。

事实上,这种问题在古代王朝中已经被朝廷早早地想到了,每一个宰相都是睿智的,不可能说让自己以后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风险,一旦有那种不顾前途的愣头青县令,那退休宰相还不得被折腾得半死。

因此,在唐朝及以后的朝代,官员致仕后加“虚官”在身的做法那几乎是常态了。

那什么是“散官”呢?

散官其实就是“职事官”的对立,职事官就是指“掌有职位实权”的官员,比如县令,他就是职事官,有着实际的权力,再比如各部的尚书,这些也是职事官,有着实际权力。

而拿唐朝做例子,真正的“宰相”并不是一品官,而是二品官甚至是三品官,因为一品官已经被架空权力,成为了吉祥物,也就是“散官”。

在唐朝的官员体系中,经常看到“太师”、“太傅”、“太尉”这些正一品大官,但实际上,这些官职都只是仅有品级没有实权的“散官”,任何官员看到了他们都要和他们行礼,因为这是上下级的礼节,但他们却没有实权,除了身份地位高以外,没有太多的权力。

可光是有散官的品级,这也是够了,起码对于宰相、将军来说,告老还乡的他们肯定是够用了。

所以在一些宰相退休回故居的时候,皇帝会给宰相加封“散官”的官身,即便是回到了故乡,退休的宰相也仍旧是一品的“太师”,再不济都有一个从三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或者是二品的光禄大夫,这种没实权的官职在朝堂不算啥,但回到了故乡,县令却不能不尊重。

光从品级来说,有散官加身的退休宰相,依然比县令高出几个等级,这意味着在地位上,老宰相要比县令高得多,县令很多事情也管不到老宰相身上,虽然老宰相也没有干涉政治的权力,但最起码能够保全自己。

同样的,武将也是如此,武将也有专属的“散官体系”,一般退休的大将也会被皇帝赐予散官,一般也是按照致仕前的职务品级来定,假如在致仕前是四品官,那么散官就会给到三品,这就是“增一原则”

这个方法在唐朝大规模使用,而后来的宋朝也有部分皇帝使用,明朝、清朝也是部分皇帝使用,加封散官之所以有这种“参差不齐”的使用特征,那是因为这并不是什么铁律,对于退休官员如何安排,还是要看皇帝的心思和计划,如果皇帝摆明想要打压退休官员,那么就肯定不会给予散官职位。

对于县令来说,就算老宰相、老将军是没有实权的“一品官”,但这种身份也足以让他行下官礼了,可能前者还会涉及到朝堂的权力斗争中,不过肯定也不是普通的县令能参与以及干涉的。

除了“散官”以外,还有“勋官”和“爵位”这两种特殊的办法让老宰相、老将军提高地位。

勋官更像是“军功”,是按照将领的军功来给他们定官职的,比如唐朝著名的将领秦琼,他曾经就被唐高祖李渊封为“上柱国”,上柱国乃是一个勋官,是军功体系里面最高的官职,需要“十二转”的军功(“转”是军功单位),职位品级也是一品。

而爵位,那就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一般功高的宰相和将军在退休的时候,都会被皇帝封为“国公”,至于封侯那就要看运气了,但即便是国公,这个身份也足以震慑一个小小的县令,因为爵位代表着“贵族”身份,而县令摘下了官帽之后,就是一个平民百姓,这是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宰相“豪族”不好对付,县令也不敢管。

其实在古代社会中,是鲜有高级官员退休之后被县令压制的,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的,这并非是指县令不敢或者怎么样,而是在这个宰相崛起的时候、县令还没任职所在地职位的时候,前者已经把自己家族在当地的势力“经营”得风生水起了。

所以这种宰相的家族,也被人称为“豪族”。

豪族之所以能够诞生,主要依靠两个方面:

一、朝廷给予的免税、免役政策。

二、自身职务带来的便利。

古代社会乃是以“农业”为一切基础的农耕社会,这种社会,土地永远是第一资源,最重要的资源,而土地则是需要有人开垦、耕种,所以一般豪强和平民百姓的区别,就在于土地的生产效率上。

首先,宰相、将军这等存在被皇帝赐田、赐地那是非常正常的,既然有了田,他们自然就要“吸纳”耕户来耕田,收取一定的田租,如此一来就稳定了“地主”的地位,而除了皇帝赐予田产以外,他们还有一定的“耕地免税面积”,他们可以继续吸纳别人将土地挂在他们名下。

比如明朝内阁首辅“徐阶”,他在退休之后,就被人查出家族拥有田地二十四万亩,这个数字骇人无比,而这其中的大部分田地,就是其他地主依附上去的,因为徐阶自己可以免税,他只要用比朝廷更低的税率吸引其他地主,那么就能获得差价了。

这种方法,得以让“大地主”彻底成为“豪强”。

另一个职务带来的便利,这既是农业上的,也是商业上的,宰相还在朝中执政的时候,只要稍微倾斜一些资源给自己的家族,那么家族就能飞快地发展起来,打下牢固的根基。

可以想象,这些布局精湛的宰相就算退休了,他们的生活也有足够的物质作为支撑,而且他们本身就是那一个地方“地主”的代表、领袖,就算是县令,都仍旧是要恭敬地和老宰相说话,不为别的,只要老宰相给县令找麻烦,县令一样招架不住。

前面提到的徐阶就是如此,他就是因为家族的豪强子弟太过嚣张了被人弹劾,所以朝廷派了海瑞和蔡国熙去查徐阶,也是因为有海瑞这种狠人在,才打击到了徐阶,但即便如此,徐阶在事后还是安排了自己的学生张居正罢了海瑞和蔡国熙的官。

要知道海瑞当时已经是应天巡抚,这都还是被徐阶搞下来了,一个巡抚都这样了,哪里还有县令的斗争空间,实在是太难对付。

结语:

在明清时期,县令一般被称为“老父母”,这也就是父母官的意思,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县令就已经他们眼中的“天”了,可若是将县令放入更大的圈子中,他们也就是这样而已了,即便是面对告老还乡的宰相,他们也还是要摆正姿态,最重要的是,明清时期的县令,连举人都要平等对待,秀才都要有几分忌惮。

所以县令在明清时期,其实地位相对以前朝代比较,是在慢慢降低的,也是这样特殊的时代,他们更加无法和告老还乡的宰相、将军对抗,渐渐地只能沦为这些“豪强”的附庸。

除非有类似于海瑞这种刚正不阿的官员大量出现,才能对这些豪族打击,因为除了退休的宰相势力庞大以外,还有其他的高官勋贵也是一样的不好对付,只不过这只能是一种幻想了,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也是这些“天”们,最无奈的地方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按照中国各个王朝的制度,如果不是因罪致仕或者勒令致仕,那么宰相和将军致仕后都会直接提升一级待遇。

比如明清时期侍郎致仕,一般都会加尚书衔,或者加散官衔,比如加某致仕侍郎资善大夫(从一品)或者加太子太保衔(正一品),都是为了让致仕官员退休后待遇能提高一节。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尽管宰相/将军致仕,但是他们依然是有官衔和品级的,肯定是比县令大,而且是大得多的。而且犯了罪,县令肯定是没有资格抓的。

但是呢,越是高官,致仕后受到的限制就越多,想要干涉地方政务没有那么容易。

比如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韩琦等旧党采取不合作态度,纷纷辞官,但是虽然这些人辞官居住在洛阳,但是皇帝并不放心,每逢初一十五都会让地方官去“慰问“,甚至有的时候会直接派使者“慰问”。

当然一方面是“慰问”,一方面也是害怕这些辞职高官会不会一块干些什么啊。

宋仁宗时期的大将狄青被贬到陈州后,朝廷还经常派使者去陈州探望狄青,就是害怕狄青会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到了清明时代,皇帝有的时候干脆把退休的宰相以及高级将领直接留在京师,不放他们回老家,一方面是因为皇帝确实也需要他们的经验再为朝廷贡献余热,一方面是为了一个体恤老臣的好名声,因为宰相和高级将领致仕通常都七十岁以上,年纪太大,回老家恐怕路途遥远,会出事;当然,还有一个不能说的原因就是担心这些退休的宰相和高级将领回老家后干涉地方政务,成为地方一霸。




另外,明清都察院御史们也喜欢监督这些退休高官,因为毕竟是死老虎嘛,扳倒一个退休高官可比扳倒一个在职高官容易多了。

比如明朝翰林学士钱溥退休回家,退休后利用自己关系让儿子倒卖官盐赚钱,结果被御史告发,直接被治罪。

通常来说,地方县令、知府对于这些退休的宰相/将军自然是俯首帖耳的,但是县令/知府他们自己也是有考核指标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当地税收,如果这些退休宰相和将军严重影响了当地税收,也是会被整肃的。

最大的例子就是徐阶,徐阶退休回老家后,据说全家有九万顷土地不纳税;那当地税收肯定完蛋了,朝廷上下都知道这样不行,于是直接派海瑞出马,直接让徐阶退了一半的土地出来。

其实徐阶家未必真有九万顷土地,十有八九许多是当地亲戚朋友为了不纳税,寄名在徐阶名下的,徐阶乡里乡情不好拒绝,结果越来越多,最后影响朝廷税收,于是还是被整肃了。




另外,历代帝王其实也很讨厌退休高官干涉地方行政,比如清朝乾隆帝就是这样一个皇帝。乾隆二十二年退休布政使彭家屏状告当时河南巡抚贪赃枉法并且瞒报灾情,虽然乾隆帝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处理了贪腐的河南巡抚,但是同时对彭家屏这样退休官员干涉地方事务非常不满,于是专门派人去彭家屏家查访,看有没有什么不法之事,这才引发了后来著名的彭家屏文字狱。

乾隆帝最后还对彭家屏这样退休官员干涉地方行政愤愤不平:

刁风尤不可长,自应严加惩治。

综上所述,尽管退休宰相和将军职务比县令高得多,但是他们也不敢真的太得罪这些地方官,因为真要逼得地方官举报,朝廷未必会站在这些退休高官这边。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内阁首辅徐阶以年老为由告老还乡,回到家乡华亭县(上海市松江区,当时归属应天府管辖)居住。


徐阶为官期间政绩斐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以一己之力扳倒了以严嵩为首的严党,嘉靖帝去世后,他又发起了对遭受严嵩打压的忠臣的平反工作,还实施了一系列仁政,极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取得了臣民的尊敬。

但是,像徐阶这样一个正直之人,却晚节不保,他退休之后无官无职,却仗着自己是曾经的内阁首辅,在当地霸占民田,还以及其低廉的价格收购百姓的良田,前后达二十四万亩之多。

可以说,徐阶的退休生活是十分滋润的,他妻妾成群,儿孙满堂,有吃不完的粮食和用不完的钱,但他依然不感到满足,还大肆收敛钱财。

这还没完,在徐阶的影响下,他的家人、奴仆也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尤其是他的第三子徐瑛,简直就是个恶棍。

当初,徐阶还在朝为官,三个儿子得以门荫入仕,大儿子徐璠官至太常寺卿,二儿子徐琨和三儿子徐瑛则担任正五品的尚宝卿,但这不过是个闲散职务,一般不用去上班。

徐阶退休后,两个小儿子也跟着他回归乡里,以便照顾他的生活,不过在他的熏陶下,三儿子徐瑛逐渐学坏了,在当地强抢民田、鱼肉乡里,甚至霸占民女赵小兰。


赵小兰本是一农民之女,家中良田被徐瑛抢了去,徐瑛又见她貌美如花,于是将其霸占。

赵小兰的母亲洪阿兰一纸诉状将徐瑛告到了县衙,县令王明友因为收了徐家的贿赂,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将赵小兰的祖父给杖毙了,洪阿兰便不敢再告状了。

这件事原本就到此为止了,但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在微服私访的时候,得知了赵小兰的遭遇,他感到非常愤怒,于是对徐家恶性进行严查,最终查明了真相,判处徐瑛、王明友死罪,并勒令徐阶退还强占的民田。

一时间,徐阶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他,但徐阶根本不怕,也不把海瑞的判决放在眼里,而是开始了一番操作。

为了救下儿子和万亩良田,徐阶用三万两黄金贿赂给事中戴凤翔,让其从中斡旋;又写信联络自己的门生、时任内阁次辅的张居正,要求张居正给给事中陈三谟下命令,让其上书弹劾海瑞。

这还没完,徐阶又派人贿赂权贵、太监,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海瑞的坏话。


最终,在徐阶的不懈努力下,海瑞终于被罢免了官职,不过海瑞并不甘心,便在去职之前将徐瑛和王明友给斩首了,然后将官印悬挂在大堂上,回到家乡生活去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瑞罢官。

虽然儿子徐瑛被杀掉了,但在与海瑞的斗争中,徐阶还是笑到了最后,他依然坐拥万贯家产,成为富甲一方的退休官员,日子过得相当幸福,一直活到万历十年才去世,死时八十岁。

由于徐阶退休之后依然势力庞大,因此干祸害乡里,当时很多人都说他“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大意是退休的宰相,依然能搅动朝局,并将其称之为“权奸”。

那么,徐阶作为一个退休的宰相,本来是没什么职权的,为何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总结起来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徐阶长期为高官,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徐阶是嘉靖二年的探花,后来长期在翰林院担任教习,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许多翰林学士都曾接受他的指导,比如说张居正,就是徐阶一手调教和提拔的。

我们都知道,能够进入翰林院的人,都是科举考试排名比较靠前的人,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明朝绝大多数内阁成员都是从翰林院走出来的,因此翰林院就是宰相的摇篮。


徐阶作为翰林院的教习,培养了大批出将入相之才,这些人即便不进入内阁,也都是六部长官或者地方大员,以张居正最具代表性,他成为了后来的内阁首辅。

并且,徐阶因为深得嘉靖帝宠信,所以有机会提拔大量人才,再加上后来徐阶在内阁首辅任上也重用了不少人,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徐阶的门生故吏及亲信之人遍及朝堂,即便他退休了,这些人也都视他为尊为长,以此他的影响力巨大,很多人给他面子。

比如说,徐阶的儿子徐瑛被抓之后,他就写信给学生张居正,张居正贵为内阁次辅,竟然也得给老师徐阶面子,包庇徐阶的罪行,对海瑞进行弹劾。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因为没有徐阶的帮助,他早就被排挤出朝堂了,更不可能进入内阁,而这也是当时官场风气使然。

试想一下,就连内阁次辅张居正都维护徐阶,那其他官员还有什么理由跟徐阶过不去呢?当然了,海瑞是个例外。


第二,徐阶扳倒严嵩的过程中,拉拢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嘉靖四十一年,徐阶利用嘉靖帝逐渐厌恶严嵩的心态,经过一番精密策划,先斩杀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然后设计让严嵩退休,严氏一党也被一网打尽。

严嵩担任内阁首辅十五年,擅权误国、祸害臣民,可谓天怒人怨,徐阶将其扳倒之后,为那些遭受严党打压的官员平反,让他们重返朝堂,就连当时还在狱中的海瑞(因为上书指责嘉靖帝而被捕入狱),都曾接受过他的帮助。

因为扳倒严嵩并为官员平反,徐阶赢得了朝堂上下一致赞誉,这为他积攒了广泛的人脉,威望也极大提高。

可以说,当时不管是不是徐阶的门生故吏,都为他铲除国贼而将其视为偶像,并且他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维护了一大批官员,尤其是那些镇守边疆的将领,之前经常因为小过错而被杀,但许多人在他的庇护下免于被杀,他因此得到朝堂上下的一致拥护,被称之为明相。


可见,徐阶因为扳倒严党而拉拢了一大批忠实粉丝,这些人大多成为他退休之后的保护伞,可以让他安稳度过余生。

从以上内容可以知道,徐阶以内阁首辅之职退休之后,其实没什么权力,无法直接干涉其家乡县令断案,但他在朝堂上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县令因为不敢得罪他而选择纵容,即便是贵为巡抚的海瑞,也不是轻易可以扳倒他的。

事实上,历史上多数情况下,出将入相的官员退休后,虽然没有权力,但他们依然享受特权,而且影响力极大,主政一方的县令根本管不了他们。

大约从唐朝开始,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官员一般到了七十岁就得退休,叫做致仕,这是为了体恤官员的考量,也是为了让朝廷新老交替、补充新鲜血液。

一般而言,一个官员如果正常致仕,可以享受以下几种待遇:

第一,物质待遇丰厚。

官员致仕后,可以享受半俸或者全俸,也就是为官时一半或者全部工资,并且皇帝会赏赐钱财和土地,官府也会定时去慰问,送点生活物资和礼品之类的。


对于位高权重的宰相或者将军,待遇就更丰厚了,一般可以保留全部俸禄,而且皇帝还会赏赐大量财物,让他们度过一个美好的晚年。

第二,政治待遇也很好,还可以惠及子孙。

宋朝法律中就明确规定了,官员致仕之后,可以以高一级或者多级的职务退休,比如宋仁宗时期的兵部尚书张士逊在致仕的时候,就连升数级到太傅之位,享受太傅的退休待遇。

并且,致仕官员尤其是宰相或者将军,是有资格定期参与大型活动的,比如皇帝登基、祭祀活动或者庆寿活动,等等。

还有很多官员,哪怕是致仕了,依然保留了虚职,虽然不参与朝政(也有以顾问身份继续参政的案例),但依然享受超高的政治地位,与朝堂保持着紧密联系。

并且,致仕官员的子孙也可以得到好处,靠“荫补”政策来指定一些子弟入朝为官,七品以上四品以下官员可以指定一人,四品以上可以指定一到三人,而宰相和大将军则可以指定多人。

凡文武朝官、内职引年辞疾者,多增秩从其请,或加恩于其子孙。

如果官员致仕后生活出现困难,还有权力向朝廷要求“恩例”,即向申请朝廷为他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朝廷一般都会帮忙的。


综上所述,官员正常致仕是可以享受很高物质和政治待遇的,官职越高待遇越好,尤其是宰相和大将军,可以享受超乎寻常的待遇。

但是,对于致仕的官员,朝廷也是有所限制的,严禁他们干预朝政、干涉地方管理。

尤其是宰相或者大将军这种位极人臣的官员,他们致仕之后影响力依然巨大,朝廷担任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继续搅动朝局,所以原则上不允许他们干政,也不允许干涉地方官行使职权。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宰相或者大将军致仕之后,其实是没有实际权力的,但因为其政治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对地方乃至朝堂的影响力依然巨大。

也就是说,宰相或者将军退休之后,回到自己的老家居住,就是老百姓了,原则上是要接受地方父母官管理的,但现实并不完全如此,那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地方官一般是不敢也不愿意管理退休的宰相或者将军的,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曾经位高权重,门生故吏众多,得罪他们就是自己找不痛快。


因为有所忌惮,所以地方官对退休的宰相或者将军是尽量礼遇的,能不得罪就不得罪,即便他们犯法了,地方官也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甚至,有些地方官对退休的宰相或者将军卑躬屈膝,极尽谄媚,以此来巴结他们,让他们替自己说好话,从而获得升迁的机会。

像海瑞这样刚正不阿,不怕得罪权贵之人,在历史上毕竟是少数,而他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悲惨的。

那么,这些退休的宰相或者将军,他们又是怎么与地方官相处的呢?

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像徐阶这样仗势欺人的,他们虽然退休但依然影响力巨大,根本不惧怕地方官,为了个人私利而祸害一方,生子公然干涉地方官管理,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像海瑞这样冒极大风险抗争到底。


还有一种是,遵纪守法,老老实实当普通百姓,安心过自己的日子,比如嘉靖早期的内阁首辅张璁,他因病致仕之后回到老家居住,一直到去世都低调做人,不干涉朝政也不危害地方,以至于嘉靖帝本来不喜欢他,也为此颇为感慨,多次派人去看望他,还赏赐他大量钱财。

当然了,也有极少数退休的宰相或者将军,虽然干涉地方官管理,但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比如地方官如果不是什么好官,这个时候他们为了主持正义而挺身而出,直接出面干涉或者向朝廷检举揭发,朝廷一般不会怪罪他们,还会进行妥善处理。

用以上内容可知,退休的宰相和将军虽然没有实权,但其实影响力很大,不是地方官可以管得了的,两者多数时候是井水不犯河水,以彼此相安无事为准则。

当然了,对于那些因为失宠或者犯罪而被迫致仕的宰相或者将军,不但待遇要差很多,地方官对他们也没什么好脸色。

就拿严嵩来说吧,他儿子严世蕃被杀之后,他失去了左膀右臂,最终被嘉靖帝勒令致仕,家产也被抄没了。


由于严嵩是罪臣,因此不享受任何退休待遇,导致他只得四处流浪,吃不饱、穿不暖,百姓们唾骂他,他家乡的父母官也肆意凌辱他,他最终在饥饿和疾病中去世。

当然了,那些退休之后为非作歹的宰相或者将军,也不都像徐阶一样有好下场,比如朱元璋时期的中书左丞相李善长,退休之后从汤和那里借兵私建住宅,还纵容手下欺压良民,甚至卷入了胡惟庸案,最终激怒了朱元璋,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总结起来说,退休的宰相或者将军虽然没有职权,并且原则上受地方官管理,但实际权力要比地方官大得多,地方官一般不敢管他们,反而对他们忌惮三分。

明清时期,为了解决退休的高级官员成为地方一霸,曾短暂实施过一项政策,即将退休官员安置在京城居住,给予他们高的待遇,有时候也让他们发挥一下余热,为国家献计献策,这样还可以为朝廷博得一个善待臣子的好名声。


只不过,这个政策并没有实施太久,毕竟代价实在太大,多数官员退休后都是回乡养老的,清朝中后期对退休官员的管理很严格,极少有徐阶这样为害一方之人,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宰相或者将军,朝廷给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一般都老老实实安度余生,不会惹是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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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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