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郭沫若先生很崇拜。我首先是崇拜他的革命精神。他在“四一二”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下，敢于著文大骂蒋介石。抗日战争暴发后，他又不顾个人安危，从日本回国，参与文化界的抗战工作，创作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屈原》等作品。我其次是崇拜他的文史才华。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典籍有着透彻的研究，独到的见解，写下了大量著作。至于鲁迅和林语堂对他有批评，那又是涉及他个人私德的另外一回事。毛主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古人也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认为我们对于一个文化大家的评价，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要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功过是非，肯定他们的优点，否定他们的缺点。我认为郭沫若的一生，优点多于缺点，堪称中国的优秀革命家、文学家、历史家和书法家。

简单地说，郭沫若之所以“混得那么差”，纯粹是因为某些别有用心者是为了“骂”而“骂”，为了“黑”而“骂”，牵强附会地骂，张冠李戴地骂。

下面，土鳖君不吹不黑，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给大家盘一盘“近代最有争议的大师”郭沫若先生。其是非功过，自由您评说。

壹丨郭沫若先生小史

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的一个富商家庭，年少时曾投身“革命军”，随后留学日本，就读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1919-1934年，是郭沫若的文学高产期，主要作品以诗歌、戏剧、散文为主，其诗歌代表作《凤凰涅槃》《炉中煤》和诗集《女神》，戏剧代表作《王昭君》《聂嫈》等均出自这个阶段，同时他还翻译了大量的国外佳作，比如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1926年，郭沫若再次投身革命，加入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他就任北伐军政治部中将副主任。1927年，郭沫若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担任军代表，随后去到南昌，准备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结束后，他跟随起义军南下广州，在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躲避通缉，郭沫若经香港、上海转移日本，并在千叶县客居10年。

1927年之后的十年，郭沫若投身学术界，先后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研究”、“屈原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理论”、“青铜器纹饰、铭刻研究”等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并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托尔斯泰的不朽之作《战争与和平》。

1937年，抗战爆发，郭沫若回国组织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4月，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此后他的作品主要以宣传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歌颂杀敌御侮的英雄形象的历史剧为主。《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剧均是此期间完成。

抗日战争结束后，郭沫若在完成了《革命春秋》《天地玄黄》《洪波曲》等几本自传投身政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选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等职务，著有《屈原赋今译》《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文史论集》等学术著作，并完成了《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历史剧的创作和《骆驼集》《东风集》《蜀道奇》《先锋歌》等诗集的集辑。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先生因病去世，邓小平同志在悼词中称其为“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这是官方对其最后的评价。

其后，按照他的遗愿，其骨灰被撒入大寨的农田里。

贰丨郭沫若的文学成就

抛开其他的不说，郭沫若在文学、历史、古文字学方面的成就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现象级”的学者，这一点就算当年与他势不两立的鲁迅先生都不否认，称其为“才子+流氓”。

郭沫若先生以诗歌出道，是我国浪漫主义白话诗的奠基人之一。

其后，郭沫若先生潜心中国古代社会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加以融合，开创了我国的唯物史观派。其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大量地引用了马列主义的观点，以马列主义为依据对李自成起义的原因、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论述。

在古文字学方面，郭沫若先生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因此于1948年成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在晚年时期领衔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最大成就之一，这是被学术界公认的。

在戏剧方面，郭沫若先生主要擅长历史题材，尤其是在抗战期间，他坚持以话剧来鼓舞民心士气，《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在大后方广受欢迎。

叁丨不要为了“骂”而“莫须有”

现如今，郭沫若先生在某些人的笔下俨然变成了一个跳梁小丑，有人为他罗织了“见风使舵、卖友求荣、好色滥情、抛妻弃子”四桩罪名，有些穿凿附会、无中生有，甚至是恶意诽谤的故事，被人们拿出来当作讽刺郭沫若先生的重要“史料”。其实，用这种肤浅的方式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有人说郭沫若先生“见风使舵”，其实在“四·一二”惨案前夕，也就是白色恐怖达到最高潮时期，当时已是中将军衔的北伐军政治部郭沫若副主任挥笔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怒斥国民党的所作所为，随即参加了南昌起义，然后逃亡日本。

如果郭先生真的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墙头草，眼看就要论功行赏，高官厚禄唾手可得的重要时刻，以一介书生之躯，公然与“最高领导”宣战吗？

毕竟，在那个屠刀乱舞的时期与“蒋”公开宣战，那就意味着送人头。

有人说郭沫若先生“抛妻弃子”，依然是牵强附会。

郭沫若先生的发妻是由父母包办的，在当时，进步青年抛弃陈旧婚姻枷锁的案例数不胜数、鲁迅先生有过，胡适先生有过，徐志摩先生有过，蒋介石也有过。为什么在别人身上就是可歌可泣的“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而到了郭沫若先生身上就是抛弃结发妻了呢？

郭沫若在日本逃亡期间的妻子是位日本人，名叫佐藤富子。1937年7月25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郭沫若先生告别佐藤富子和孩子，化名杨伯勉，孤身一人回国抗战。请君设想一下，如果您是郭沫若先生，您会不会带着一个身份特殊的妻子，回到祖国？郭沫若先生不光忍痛扔下了妻子，还拒绝了西园寺公望给的日本国籍，这种舍小家，赴国难的英雄行为，怎么就被称为“抛妻弃子”呢？

关于“于立忱为郭沫若殉情”则是一则实打实的谣言。此消息的源头是女作家谢冰莹在1984年，于湾湾的《联合报》上无来由捏造的一则既无证物也无证词的谣言。于立忱何许人也？一位敢于为国为民痛声疾呼的巾帼女英豪。她在担任《大公报》驻东京记者期间结识了郭沫若先生，并为其才华所倾倒，但郭沫若先生并没有接受于立忱的追求。这一点，在于立忱女士于1936年生命即将结束之前，赠予郭沫若先生的一句“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中便可得证。

于立忱女士于1937年在东京参加反战游行后被日本政府驱逐，是年3月被迫返回上海，此时的她已是重病之躯。5月，于先生在留下“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十七字绝笔后自缢身亡。我们再来好好地读一遍于立忱女士的遗言，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出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愤悱，而无一点对儿女情长的怅然。

于立忱自杀之后，根本没有她与郭沫若先生之间的任何花边新闻，《大公报》发布的讣告是“到沪后，咯血复犯，由其妹看护送杭州疗养，肺疾略减，而精神忧郁，悲观前途，萌厌世之念。”

直到1984年，才无中生有地出现了这则谣言。据谢冰莹说，她与于立忱是闺蜜，在某次去医院探视的时候，于立忱亲口跟他说出的这则秘闻。但根据于立忱和于利群的好友，同样是记者的林林先生说，于立忱并没有谢冰莹这么一个闺蜜。

让人捧腹的是，现在网上有些文章根本不去考证，将谢冰莹与谢婉莹混为一谈，大言不惭的说冰心先生所说，真是笑煞人也。

至于鲁迅先生到底有没有说过“远看一条狗，近看是东洋狗，到了眼前，哦，原来是郭沫若先生”这句话？

1928年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和以郭沫若先生和郁达夫先生为代表的创造社之间的“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论战日益白热化。郭先生化名“杜荃”发表了一篇名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批评鲁迅的〈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的文章，给鲁迅先生狠狠地扣了三顶大帽子。

当然鲁迅先生也不是好惹的主，随即写下了《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对郭沫若先生也是口诛笔伐。

1931年8月，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提到创造社是新才子派，其主张变来变去，还可以称之为流氓，是新时代的“才子加流氓”。

除此之外，土鳖君翻烂了史料也没找到鲁迅先生与郭沫若先生之间的文笔官司，倒是鲁迅先生说梁实秋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句话被收录到《二心集》中。仔细想想，鲁迅先生也曾经留学日本，骂出东洋狗一词，岂不是连自己一起骂了？所以，这句被反郭人士奉为圭臬的话绝对是杜撰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回答，很期待能与您在评论区深入探讨一番。

我是土鳖君，一位爱极了中国的书生。

点关注，不迷路。

为您持续输出有质量的答案。

题主好，郭沫若(1892年～1978年）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革命家。郭沫若涉猎领域很多，建树很大，头上光环不少。可郭沫若的口碑向来不佳，究其原因野狐以为有下面几点。

郭沫若是才有余而德不足，而中国文人很重视德，重视气节问题，郭沫若在此方面存在不足。首先是他的个人感情问题。1912年，在父母包办下，郭沫若和张琼花结婚，五天后郭沫若就离家出走，并没有与张离婚，此后张琼华一直独守郭的老家，39年，郭回老家还向张鞠躬表示歉意，直到80年，张孤独地死于郭的老家，结束了自己悲苦的一生。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和佐藤富子同居，佐藤富子为此和父母断绝关系，后和郭有了五个子女，37年郭从日本脱身回国，遗弃了佐藤富子，可谓是始乱终弃。

1938年，郭沫若又与于立群同居，先后生有四男两女，79年，郭沫若去世后，于立群因为两个儿子的死，和病痛的折磨，在北京故居上吊自杀。在于立群之前。郭沫若在34年到37年之间，和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有着不伦不类的关系，当时郭沫若还在和佐藤富子同居，37年于立忱自缢而亡，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于立忱的死是一个谜，但与郭沫若必然有一定关系。

郭沫若婚外情的女人还有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属于师生恋，也是有始无终，其他的婚外情就不用再说了，总之，郭的滥情和责任心不够，伤害了和他有关的女人，林语堂评价“郭沫若集天下肉麻之大成”，鲁迅说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周作人写信给鲍耀明更是直接说他“不要脸”，这有着文人之间的攻讦，但更多的是郭自身有污点，让别人看不过眼，鲁迅他们也有抱打不平的一面。

其次，中国文人最讲气节和人格，郭沫若几次入党几次退党，咋样说都会让人轻看。似乎郭很会审时度势，他在建国后一直受主席信任器重，位高权重，可做事缺少风度。我读过他的《郭沫若诗集》第五卷，现在还记得几句：“王张江姚四人帮，一句粉粹太猖狂”，“王八上岸，乌龟捣蛋……”和当年的《女神》没法比，写不出来可以不写，何以要如此在政治上去表现。

建国后不久的重阳节，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湖南老乡，酒酣耳热之际，几位同乡贤达问主席说：“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是咋样的结果？”主席沉思了一会很严肃的做了回答，话很不好听，气氛一下凝聚了，郭沫若作为陪客，连忙上来说：“视其表现，可以适当安排工作。”鲁迅泉下有知，不定会骂出咋样的话来。

最近读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这是一本可不史料不足的人物传，大都是作者作为当事人，或亲见，或亲闻，或亲听当事人所言的记录，可信性很强。其中有一篇写钱瘦铁，里面涉及到郭沫若。郭沫若28年为躲避国民党抓捕，逃亡日本，37年抗战爆发，日本人在国内搜捕郭沫若，钱瘦铁用自己的身份证明帮郭沫若逃回祖国。事发后，日本军警上门责讯钱瘦铁，几句话不合，钱用砚台打破了日本警察的头，在日本朋友的救助下，钱还是被判三年监禁。56年中国画院成立筹委会，钱瘦铁去北京拜访郭沫若，希望能念旧情，帮他说说话，此时的郭沫若完全有这个能力，而钱瘦铁也是实力派的篆刻家、画家，可郭寂寂不理。

鲁迅是研究国民性的大师，对郭的评语除去个人因素，应该说是很客观和很准确的，鲁迅死后，郭沫若后来的事情更进一步证明了鲁迅看人的准确性。

鲁迅先生夜间漫步回家，路过一坟场，只见微微月光下一个嶙峋的身影在坟堆中时隐时现，鲁迅在日本学过医，解剖过尸体，断不相信这世间有鬼魅一说，于是快步走过去，沉着声音问道：这都是新坟，发不了财，反让死人不得安宁，何必呢？那鬼魅似的身影停止了动作，阴声说：我掘的不是金银文物，我是窃取他们的知识和灵魂，这里埋的人这么多，有作家，历史学家，革命家……我取了他们的灵魂和思想为我所用，根据需要。我时而戴上历史学家的面孔，我研究甲骨文，时而是作家，写凤凰涅槃时的灿烂景象，有时难免要做革命家，拿起皮鞭狠揍反动派……鲁迅先生，你不如也掘几具好用的尸体吧，像你那种冷冰的面孔，难免别人说你是古怪而倔犟的老头……鲁迅低头一看，是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深夜考古呢！

鲁迅、林语堂、郭沫若等人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们三个都是同时代的人，而且都在不同的领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而且彼此之间还都有交集。

但是，林语堂、鲁迅等人对郭沫若的评价很低，他们甚至还在报纸上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论战，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是出于三个人的观念和道路的不同。

郭沫若和林语堂都是学贯中西的、具有世界性的中国现代作家学者，他们在文化选择上，往往表现得有那么一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觉。

郭沫若与林语堂两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就截然不同，郭沫若出生于四川内地的商人家庭。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观念中，商人是低贱的。

所以，商人做生意赚了钱，一般都会扩大自己的产业，送子弟上学，努力往读书人靠。因此，郭沫若5岁的时候就进了学堂学习四书五经。在五四运动中，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呼喊着打倒孔家店，而郭沫若却独自站出来为孔子辩护。

林语堂则是截然相反，出生于福建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而且从小就相信基督教。18岁的时候，林语堂被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教会学校的学习，让他更加坚信上帝，相信“人人都有原罪，只有积极忏悔才能得到拯救”的宗教思想。

在抗战后期，郭沫若一边写出了《屈原》等多部历史剧，借古讽今，宣传抗战，反对投降，一边用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了很多古代社会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作品，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又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代言人。

而林语堂的文化选择正好相反，上个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对中央红军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在国统区发动文化围剿。

在白色恐怖下，林语堂表现得比较“识时务”，积极地调整写作策略。林语堂为了自己不受牢狱之灾，转变了文笔技巧。在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关于时事政治的文章，写得更多的都是幽默文字和闲适小品。

由于郭沫若经常在报上发表对时事政治的一些抨击，而林语堂则由于身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东西不同，因此和郭沫若展开了多次论战。两个人互相抨击，写出了很多立场鲜明、旗帜各异的文学作品。

如果说郭沫若和林语堂之间的矛盾只是文人之间由于立场不同产生的一些口角的话，那么，郭沫若和鲁迅之间的矛盾则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

郭沫若和鲁迅是中国文化战线上两面光辉的旗帜，这两位伟大的文学家都用自己卓越的创造精神和辉煌的战斗业绩，给新中国的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鲁迅自称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郭沫若和鲁迅可以说是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两个人也曾经发生过文字纠葛，有着一些积怨和矛盾。但是两个人都遵循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因此可以说两个人的矛盾是有的，但是也有同舟共济的团结一面。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成立了创造社，成仿吾这些年轻气盛的文人受着苏联文学的熏陶，思想比较偏激，于是他们专门批评鲁迅的《呐喊》一文，郭沫若也在其中。

鲁迅对这件事情非常不高兴，当然，鲁迅绝不仅仅针对成仿吾一人，自然也包括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

后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希望他能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看到中大考试委员会的名单，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去不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鲁迅是不愿意与郭沫若等人为伍的。但是过了几天，鲁迅再次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解释说想要和创造社联合起来，打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

但最终鲁迅没有到广州去，他告诉许广平说，自己与郭沫若和创造社之间的关系，是有好事者在中间挑拨。

到了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鲁迅决定和创造社和好。

但是，成仿吾在这之前去了一趟日本，鲁迅与创造社联合的计划就产生了变化。因为成仿吾受到了日本的左倾文学的影响，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气壮。

他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和革命文学大相径庭，在当时，不少创造社的年轻文人都用自己刚学到的左翼文学中的新名词向鲁迅挑战，由于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心骨，也被卷入了这场论战。

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之间，虽然鲁迅和郭沫若都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但是，他们两个竟然一次也没有见面。

创造社批评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于鲁迅的籍贯家族，都可以成为这些人奚落的资料，而郭沫若也在文章中说鲁迅是封建余孽。

但是，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论战之中，创造社和鲁迅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逐渐一致，为了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0年3月，郭沫若和鲁迅等49人发起了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建议。

虽然在这个时候，鲁迅和郭沫若仍然发生过论战。但是，两个人都是互相钦佩对方的。郭沫若曾经在文章中说过：

我对鲁迅总是尊敬的，是把他当成精神上的长兄，作为年轻的弟弟，对于长兄的呵斥，偶尔发过孩子脾气倒是事实。

因此，虽然产生过论战，但是，郭沫若和鲁迅却更类似没有见过面的兄弟和战友。

综上所述，1936年以前，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中期，郭沫若对鲁迅是尊重和敬佩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的末期，由于宗派主义和左倾主义，郭沫若对鲁迅有比较严重的对立情绪。

到了后来左翼作家联盟建立之后，郭沫若和鲁迅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仍有意见分歧，但他们的政治方向和战斗目标终于一致起来了。

1936年以后，鲁迅逝世了，郭沫若开始反思自己，追悔过去，认识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郭沫若对鲁迅开始持有完全肯定的态度。

因此，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虽然低，但那也只是在两个人初期有一些误会和龃龉的时候，到了后期两个人的战斗目标都明确了，两个人之间的误会也就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