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东乡血案是如何收场的?

东乡血案是晚清轰动朝堂的大案。由于案情复杂,牵扯官民无数,被后世与“杨乃武案”和“刺马案”并称为“同光三大案”。

引子

东乡血案的起因是百姓反抗苛捐杂税。

清朝自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后,农民只需缴纳地丁银一项税收。

由于百姓手里大多是铜钱,纳税前需兑换为白银。故此朝廷规定了兑换标准:一千文制钱兑换一两白银。

但在实际践行过程中,官吏们往往巧立名目,赠派各种苛捐杂税,并私自提高兑换标准,借此压榨百姓。

东南各省是清朝赋税的重要来源地,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东南陷入战火,加之列强入侵,清朝中央财政近乎崩溃。

为弥补庞大的军费开支,清廷加重了西南地区的赋税,其中以四川省最为严重。

百姓们每年除缴纳地丁银外,还要加征“津贴”和“捐输”,官府还自行征收“杂费”。“杂费”的征收金额超过正税十倍以上,百姓们苦不堪言。

由于税收实在太重,普通人家几乎无法按时缴纳。绥宁府东乡县(今达州宣汉县)一些豪强大族便组成捐纳局,每年先向官府垫缴各乡赋税,然后再向乡民征收银两。

官府认可这种做法,全县税收由捐输局负责,并从全县四十八场镇中每场公举一人进局,称为局绅。

局绅们向百姓征收时不断增加各种杂税,提高铜钱与白银兑换标准,种种额外加征,被百姓统称为“浮收”。

局绅们要求百姓先完纳浮收,再缴津贴和捐输,然后才允许交正税地丁银。如有人不顺从,官府便治以抗粮之罪。

浮收无律可循,从不公示,没人知道捐纳局从中榨取了多少民脂民膏。

东乡围城

东乡县陈家坪有个监生叫李金良,他多次谋求局绅位置不成,便与十多名不得意的地主联名写状,告东乡局绅垫缴浮收,破坏朝廷税制。

他们凑钱让袁廷蛟带状去京城递状,欲把东乡局绅们铲除。

袁廷蛟居住在东乡县袁家坪,是受苛捐杂税压榨最深的普通农民。他于同治十一年八月来到京城,朝步军统领衙门递了状纸。

步军统领衙门把他押解回川,交四川总督处理。

总督吴棠大怒,将李金良杖打一百,枷号三十日;袁廷蛟杖打九十,枷号二十五日。

如此一来,二人与局绅的关系越发紧张,更多无法进入捐纳局的乡绅与李金良联络,支持袁廷蛟继续告状。

袁廷蛟于同治十二年向东乡知县长廉状告局绅王宗恩,冉正江,向若璠等十三人私加捐税。长廉指责他诬陷,很快驳回指控。

袁廷蛟又来到成都控告,四川总督吴棠令绥宁府和东乡县查复。

局绅张裕康本是绥宁府候补知府,在他的运作下,各级官僚们都不认真查办,一味拖延时日。

局绅们找到李金良,同意他进入捐纳局,负责陈家坪的赋税征收,李金良如愿成为局绅一员,便不再上告。

袁廷蛟却誓与捐纳局对抗到底,他再次向总督衙门呈控,要求官府清算粮账,制定正规的纳税章程。

在局绅势力干涉下,这次呈控仍以失败告终,但袁廷蛟为民请命的义举却赢得普通百姓的支持。

光绪元年三月,袁廷蛟率三十名百姓到捐纳局要求公布历年浮收账目,众局绅破口大骂,将百姓们赶走。

五月十九日,愤怒的袁廷蛟聚集七百多人,要进城清查浮收账目,知县长廉下令城门紧闭。

百姓们在护城河南岸的观音崖上竖起“粮清民安”的白布,并朝城内不断呐喊!

百姓门在城外坐守了三天,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长廉忙向绥定府告急,知府易荫芝得知情况后,忙派邻近东乡的太平知县祝士棻前去调解矛盾。

祝士棻来到后,袁廷蛟和众百姓诉说了多年来捐纳局的恶行,请求官府清查历年赋税,并降低苛捐杂税。

众局绅等祝士棻入城后,绝口不提降税的事,反请求他捉拿刁民。

祝士棻调解无效,易荫芝只得亲自来到东乡县。

他向百姓许诺:从明年开始减征捐税,并准袁廷蛟和东乡局绅一起到府衙清算历年粮账。

有了知府的承诺,袁廷蛟和百姓们纷纷散去。

围城事件平息后,易荫芝命袁廷蛟与众局绅前来清算账目。

局绅王宗恩欺骗袁廷蛟,说知府命他到各乡同该乡局绅核查完毕后才可到府,袁廷蛟受骗返回。

王宗恩又雇人假扮官差,四处扬言捉拿袁廷蛟等,大家更不敢前往绥宁府。

绥宁府则因其袁廷蛟不能按期前来,清账之事便不了了之。

波澜再起

光绪元年十月,长廉任满调离,改由庆符知县孙定扬署理东乡县。

孙定扬与局绅们商议后,将东乡银钱兑比提高到四千七百文铜钱换一两白银,并派差役朝各乡催收欠税。

此番举动,让百姓们再次愤慨起来,他们公推袁廷蛟为代表,要找各局绅清账。袍哥头目吴奉山和盐枭马洪仑也带各自的弟兄加入。

百姓们要免除杂税;吴奉山想趁乱抢劫;马洪仑则预谋攻入县城营救被捕的私盐贩子;三股势力汇集在一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十二月初十,官渡场团练团首李开邦,吴芳体命局绅梁天贵请袁廷蛟等人前来核算粮账。

袁廷蛟带着九个清账代表赶来,由于天色已晚,梁天贵安排他们在文昌宫歇宿。深夜,李开邦命人火烧文昌宫,袁廷蛟等人惊醒逃出。

李开邦和吴芳体鸣锣聚众前来捉拿,并污蔑袁廷蛟纵火。袁廷蛟侥幸逃走,其余九人则被砍成重伤。

挫败袁廷蛟等人后,吴芳体和李开邦对来场卖米的百姓每斗抽米一升,称为“团费”。乡民王英祥带头抗抽,并聚集数十人痛打吴方体等人,二人见群情激奋,只得忍下这口恶气。

光绪二年正月初三,袁廷蛟带上百人到官渡场报仇,李开邦等人早已躲进县城。吴奉山就带人砸毁了场上的盐店和花行,并劫掠众局绅的家。

百姓聚集在官渡场一带,扬言要捉拿害民的局绅。

局绅们纷纷躲进县城,并向孙定扬报告,说袁廷蛟勾结会党聚众抢劫。

孙定扬派张裕康带数百兵勇前去探查,百姓们见局绅带着官兵,纷纷跑到山梁上大声谩骂。张裕康跑回县城,谎称袁廷蛟聚众谋反,请知县派兵剿灭。

孙定扬要亲自领兵下乡探查,局绅张裕康,冉正杓阻拦道:“东路一带暴民众多,且窥伺县城已久。大人一去,袁廷蛟党羽定会攻打县城。”

孙定扬大惊失色,只得派把总许安国带兵去官渡场,许安国十分害怕,走到中途便率众返回。

张裕康与李开邦等人将城外局势渲染得异常严重,撺掇孙定扬进请兵剿匪。

孙定扬便向绥宁府报告:袁廷蛟聚众抢劫,恳请剿办。

易荫芝得知后,赶忙派绥定驻军千总杨开泰,世职蔡启祥带兵一百名赴东乡查办。

杨开泰等来到距官渡场四十里的双河口时,百姓们误以为是局绅王宗恩雇佣的假官差,于是手持农具将官兵围住。

杨开泰见百姓们群情激奋,便令官兵放下武器,并留下旗帜,马匹,全队空手撤回。

孙定扬见杨开泰逃走,又写一道呈文:袁廷蛟抗拒官兵,夺取军火劫掠四乡,聚众三四千围城,县城危在旦夕。

易荫芝见呈文如此危急,一边向邻近的川北镇请求援兵,一边将呈文发往成都,请总督发兵助剿。

局绅冉正杓,张裕康,团首李开邦,吴芳体联名向四川总督呈控:

袁廷蛟勾结吴奉山抢劫场市,焚掠乡村。吴奉山等率数千人鸣锣吹筒,将各局绅住宅内器物,银钱,粮米,账簿等扫搂一空。恳请发兵剿贼。

四川总督吴棠接报,令提督李有恒率虎威营两千人,总兵雷玉春率武中营一千五百人,游击谢思友率裕字营五百人,会同东乡附近的川北官兵五百人前去平乱。

吴棠在发布完命令后很快便因年老多病而卸任,朝廷令四川布政使文格暂护四川总督。而一场惊天血案已然拉开了序幕。

东乡血案

光绪二年二月初四,谢思友的军队最先抵达东乡。袁廷蛟率百姓来军营投状,诉说东乡局绅的恶行,恳求谢思友回奏总督,下令减税。

谢思友见众人破衣烂衫,所谓的武器不过是些锄头,钉耙,便明白了其中的内情。他命百姓们莫再聚集,随后带着数十份状纸拔营回省,百姓们解散回家,袁廷蛟也返回袁家坪。

谢思友回到成都,向文格上报了东乡的情况,请求下令撤回其余人马。但文格认为出兵是前任总督下的命令,自己不愿干涉。

二月十四,李有恒率两千绿营兵赶到东乡,其余各部陆续赶到。各路人马共计四千五百人,皆由李有恒调遣。

众军汇集后,李有恒令部将刘道宗,李光岳率兵进驻厂溪,官渡。官兵们一路公开抢劫,蹂躏妇女,与土匪一般。

百姓们惊恐不安,纷纷传言官兵要屠戮各乡,鸡犬不留。

刘道宗率部进入官渡场后,众局绅也赶到军营要揭发“乱党”。

恰值三月初三赶集日,李开邦和吴芳体发现王英祥在场内,便诬告他是袁廷蛟党羽,刘道宗派兵将王英祥捉拿入营。

王英祥的哥哥王盛祥见状,便向场内百姓求助。众人知道官兵不讲理,便爬上山梁喧嚷,要求放人。局绅们便趁机污蔑众人都是乱党,正准备进攻军营。

刘道宗大怒,率军抄杀上山,王英祥兄弟及数十人丧命,老幼妇孺皆被追击跌落山崖。

巴蜀自古有结寨自保的传统,东乡县内分布着许多避难的硐寨。官兵杀人的消息传到各处,百姓们更加紧张,纷纷带细软和粮食入寨。

袍哥首领吴奉山见官兵来势汹汹,连夜逃往外县。马洪仑则逃入凤头寨依附寨内富户唐乐籍。

袁廷蛟被污为乱党首领,忙带着儿子连夜逃离了东乡县。

百姓山上入寨,本是躲避祸乱。众局绅却向李有恒诬告:袁廷蛟率乱党据寨,谋逆之心昭然若揭。

李有恒对真相不感兴趣,只想平乱建功。于是命局绅为向导,下令各军分别朝东乡境内的寨硐进发。

三月初五,李有恒率军攻打尖峰寨,百姓们紧闭寨门。由于入寨山路崎岖,加之百姓抵抗,官军无法前进。

李开邦和吴芳体带官兵从寨后小路杀进,寨内三百余人遇害,仅有十余人受伤逃走。

官兵将寨内钱粮牲畜洗劫一空,又将附近村落纵火焚烧,掳走妇女二百余人。

这些妇女被关押在营中,家属拿钱来赎方可放归。

初七,雷玉春进攻千家硐,杀死洞内四十多名老幼妇孺,沿途村庄也被抢劫。

初十,李有恒攻打千金硐,由于百姓防守极严,官军未能攻破。

李有恒假意承诺,大军前来是搜捕逆贼袁廷蛟,绝不滋扰无关百姓。百姓们打开硐门后,全部被杀。

接下来,官军都采取诓骗的方式,攻破了小尖峰寨,斑鸡硐,灰包硐,巴壁硐等地。

袁廷蛟家人除老母李氏外,皆死于乱军之手。

局绅向若璠,冉正江和凤头寨唐乐籍有仇。他们得知盐枭马洪仑藏在凤头寨,便说马洪仑是袁廷蛟党羽,袁廷蛟肯定藏在凤头寨内。

李有恒派后营提督王照南攻打凤头寨。

三月十三,局绅们带官军杀进凤头寨,寨内上百人惨遭屠戮。向若璠带总兵刘楚华来到唐家抢劫,唐乐籍在内的主仆十三人被杀,女眷都被奸污。马洪仑则被擒回东乡县斩首示众。

半个多月内,官军攻破东乡道寨乡堡十二座,硐十八处,杀无辜百姓一千余人,奸掳妇女和烧毁民房的数量更是无法统计。

由于何处都没有袁廷蛟踪迹,李有恒便命部下带人到东乡县周边到处搜捕劫掠。

受害百姓上告无门,惨不忍睹……

颠倒黑白

光绪二年三月二十日,护理四川总督文革将东乡戡乱的情况上奏朝廷。

文革的奏章是如此说的:

东乡奸民袁廷蛟,以抗税为由煽惑百姓。又勾结外匪吴奉山,马洪仑等人招兵买马,盘踞在黄金口,厂溪,官渡,程家坪,袁家坪,尖峰寨,虾耙口一带山寨。

大兵初到东乡,袁廷蛟到各营请求免剿,暗中却散播官兵要血洗东乡的谣言,致使百姓加入匪党自卫。

李有恒晓谕乡民只抓首犯袁廷蛟,受胁百姓散去大半。

吴奉山畏惧天兵,逃至开县被捕,他供认袁廷蛟等人意图反叛。

二月三十日,袁廷蛟率三千名匪徒直扑官渡场军营。李有恒令部将刘道宗迎击,众匪败回山寨,坚闭不出。

三月初三,袁廷蛟、王英祥等数千人布满山顶,炮响筒鸣,声震山谷。

刘道宗主动出兵,与李光岳、李凤友等部分三路扑上山顶,激战三个时辰,匪徒溃散,受伤坠崖涧者不计其数。日暮收队回营,查点十七名官军受伤。

官军大胜的消息传开,乌嘴寨匪徒捆头目王盛祥前来投降。

渊篼寨抗拒官兵,官军攻破寨门,杀死悍匪二十余人,缴获鸟枪,抬炮,刀矛多件,余匪跪求免死。

各寨闻风丧胆,赴营请罪,纷纷弃寨归家。只有尖峰寨,新寨倚仗地势险要,拒不肯降。

初五,大军进攻尖峰寨。寨内飞石滚木纷纷掷下,枪炮齐施,官军受伤多名。

李有恒遥望发现后寨无人防守,于是亲自率人爬上后寨,百长胡享清最先突入寨中,被守门悍匪砍伤。

官兵们义愤填膺,蜂拥而进,阵斩逆党三百余人。此战官兵阵亡一名,受伤三十名。

新寨贼人拼死抵抗,官军奋力仰攻,杀悍匪四十余人,生擒二人。

三月初十,后营提督王照南督队攻破千金硐,杀悍匪多名,余众投降。

南城寨,斑金硐各处匪徒纷纷弃械请降。匪首袁廷蛟趁乱逃走,不知所踪。

奏折最后,文格表示,李有恒已返回成都。东乡县留有一个营,绥宁府留有两个营,都在紧锣密鼓的缉拿匪首袁廷蛟。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吴镇是绥宁人,东乡县出现叛乱后,他便开始密切关注,事情的真相也传入他的耳中。

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将听到的消息上奏朝廷,指责文格颠倒是非,并说所谓的平乱,其实是李有恒等人纵兵杀戮无辜!

此折一上,舆论哗然。

就在朝臣议论不休时,袁廷蛟父子来到了北京,很快被巡城御史抓住,随后移交刑部审讯。

进京鸣冤

袁廷蛟的供状经刑部转呈朝廷:

小民袁廷蛟,绥宁府东乡县人,今年四十岁,在县属袁家坪居住。

本县往年征收粮银,津贴,都有旧章可循。

同治三年,本县所属四十八场被王宗恩,向若璠,程有芝,梁添贵,李开邦等四十八人贿求县官按场设局,每场设绅一名,议定银粮,勒派捐输。

他们不断提升银钱兑比,任意增派杂税,却从不对外悬挂清单,因此乡民不服。

同治九年,全县百姓要求清算捐税,王宗恩等藏匿账簿拒绝清算。

同治十一年,百姓到府里,省里各衙门控告,都批示让县衙门清算。王宗恩等人贿赂县官,仍不清算。四十八场捐户商议进京告状。

同治十二年八月间,我在步军统领衙门呈控,被送回四川,交总督衙门审讯。

去年五月十九日,我同众捐户进城找王宗恩算账,长知县却关闭城门。

数日后,绥定知府易老爷来县里查讯,随后下令按旧章交粮,并勒碑永远遵行,要求王宗恩等人与百姓清算钱粮。百姓遵照示谕解散了。

本年正月,局绅们仍拖清账,还派人假扮官差捉拿我们。信任知县孙老爷在局绅的贿赂下,竟污蔑我们叛乱,并请兵围剿。

总兵谢大人统兵至东乡县,接了众百姓呈词后,很快便撤兵回省了。

但后来的李提督,雷总兵却率军攻杀各处寨硐,小民被污为逆贼,只得带儿子逃离。

后来,听说官军到处抢劫杀人,掳掠妇女。我便和九个逃难的乡亲赴成都躲避,途中四人被捕,其他都各自逃散。

我于六月二十九日到京,七月初四被捉拿。

王宗恩等局绅侵吞捐款,贿赂知县请兵剿洗,李有恒,雷玉春纵兵滥杀无辜,奸淫妇女,烧毁民房,抢劫钱粮;

东乡百姓没有造反,更没有向官军扑营,请朝廷为无辜之人洗脱冤屈!

慈禧得知后,下令将袁廷蛟押解回川,并催促新任四川总督李瀚章抓紧到任,会同文格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李瀚章到任不久,便又奉旨改任湖广总督,彻查工作仍由文格全权负责。

包庇官军

文格很快奏报了复查情况:

袁廷蛟勾结外匪,起兵叛乱,前督臣吴棠调派大军到东乡平乱。李有恒率部掳掠妇女,但经查证,皆是谣传。

三月初破寨后,李有恒所部有散兵游勇抢夺百姓耕牛,李有恒已将耕牛还给失主,且将抢牛兵丁正法。

至于滥杀无辜,纵火烧杀之事,更是无稽之谈。

如果大军有不法行为,为何事后并无百姓前来控告。况且,李有恒回防后,士绅官民爆竹欢迎。

可见,这是袁廷蛟故意散布谣言。

谢思友初到东乡时,因为犍为县有土匪聚众滋事,省城官兵前去剿灭,城内兵力空虚,所以我将谢思友调回成都,并非他主动撤军。

谢思友的确诉说过东乡并无叛乱,但他拔营第三日便发生乱军扑营之事,可见谢思友也是被袁廷蛟迷惑了。

李有恒久历戎行,转战多省,同治三年经前四川总督骆秉章奏留在川有十多年。如果朝廷因为谣言处罚李有恒的话,恐会令军士寒心!

至于绥宁府和东乡县的官员是否有听任局绅把持税收,则有待审问。请将东乡知县孙定扬,长廉解职,接受调查。

复查奏折一公布,便引来官员们的质疑!

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廷萧斥责文格不辩是非,用已故的吴棠和骆秉章做挡箭牌,分明是用心险恶!

他建议朝廷另派大员前往查办,务求查个水落石出。

扑朔迷离

九月初四,都察院接到在京的四川籍京官,内阁,翰林院,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等衙门的同乡官员,及四川籍贡士,举人等共计四十七人的联名状。

众人呈控李有恒率部洗劫,滥杀无辜,并附上多条证据!

慈禧只得命文格重审,不得再有疏漏。不及后,朝廷正式任命丁宝桢为四川总督。

文格得知后,于十月二十一日上奏:

请将提督李有恒,提督刘道宗分别革职,一并交给新总督丁宝桢审讯。

慈禧同意,并把文格升任山东巡抚,调离了四川。

丁宝桢并非昏庸之人,但他是靠镇压太平军起家的,对反抗官府的民间力量抱有很深的偏见,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秉公查案。

光绪三年九月初六,丁宝桢经过一年的审讯,上奏了调查结果:

袁廷蛟以减粮为借口图谋私利,知府易荫芝不捉拿袁廷蛟惩治,任他带领百姓沿乡滋扰。

知县孙定扬到任后,以匪徒滋事,县城危急为由请兵援剿。前任总督吴棠派拨官军四千余人之多,严檄各营迅图扫荡。

李有恒等人到东乡后,先以安抚为主,声明只拿首恶,按兵不动。各乡百姓尚无十分惊疑。

此时,孙定扬与局绅议派次年捐输,还要提高银钱兑比,并在官渡场招募兵勇,要向场内百姓抽税,致使百姓与兵勇发生冲突。

袁廷蛟借此鼓动百姓扑营,官兵反击,大败暴民。各处百姓怀疑官兵要痛剿,纷纷退避山寨。

官军怀疑百姓武装顽抗,就用力进攻,杀戮遂至数百人之多。

奏折的最后,丁宝桢附上了处理意见:

袁廷蛟纠众围城,率众扑营,按谋反罪判斩立决;

东乡知县长廉不能革除整政,革职;

暑理东乡知县孙定扬处置失当,仓皇请剿,酿成大案,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绥定知府易荫芝做事糊涂,因已降职,免于处罚;

继任知府王元晋,继任知县周瀚未能禀报袁廷蛟闹粮,将领掳掠等事,请求交部议处;

提督刘道宗、总兵雷玉春率部杀伤百姓,属正常战斗伤亡。但治军不严,致使民间怨声载道。

请将刘道宗革职,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赎罪;

雷玉春革职,杖八十,发往军台赎罪;

李有恒身为诸军统帅,不能对部将严加约束,革职处分;

东乡军官许安国,杨开泰,蔡启祥等在带兵查办时,畏众潜逃,并丢弃器械马匹,懦弱无能到极点,一并革职;

局绅王宗恩,团首吴芳体等人并无勒派浮收,无罪释放。

前任四总督吴棠骤然调动大军,办理并非恰当,交部议处;

护理四川总督文格失察部队军纪,交部议处。

慈禧将丁宝桢的结论下发六部九卿议处,许多大臣都表示反对。

光绪四年正月,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弹劾丁宝桢轻纵李有恒,奏请改派专人查办此案。

二月初一,慈禧下令,改派两江总督李宗羲查明案情。

几经反复

李宗羲是四川开县人,熟悉川蜀民风民情,且为人刚直,是最佳的查案人选。

他接旨后,命随从乔装成百姓,悄悄来到东乡县调查。等地方官得知李大人驾到时,他已把事情原委弄明白了。

光绪四年六月初六,李宗羲上奏查访结果:

东乡赋税极其繁杂沉重,各项杂税竟十倍于正税。地方局绅提前垫银交官,然后利滚利地向百姓征收,乡民不堪承受,怨声沸腾。

袁廷蛟之所以没能到府清算税账,是受局绅们欺骗。

团首李开邦,吴芳体邀请袁廷蛟到官渡场,与局绅梁天贵算账。当夜却指使放火,诬告袁廷蛟抢场,并杀伤九人。

会匪吴奉山闻风而至,乘机抢劫场内店铺。

知县孙定扬听说官渡场滋事,不能亲自探查,却听局绅之言,贸然请兵剿匪。

大军进驻后,官兵在乡村抢劫,且强奸妇女,百姓们愤怒不已。

团首李开邦、吴芳体诬告王英祥为袁廷蛟党羽,官兵将他拘拿营中。王盛祥带人喧嚷要人。刘道宗便派兵出战,事后又污蔑为“乱党扑营”。

百姓纷纷躲进山寨,误会进一步加深。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东乡平乱之战”!

李有恒因为捉不到袁廷蛟,便分派官兵,以捕拿要犯为名到附近各县作恶。乡民李廷鸾,开县道林寺僧人普集,都死于官兵袭扰。

东乡局绅侵蚀捐税多年,团首李开邦,吴芳体与局绅向若璠三人,无恶不作,撒谎请兵,李有恒屠戮良民,此四人乃罪魁祸首,应严惩不贷。

丁宝桢知李宗羲的结论与自己相反,一面上奏坚持自己调查无误,一面竟派人将关押在成都的袁廷蛟父子毒死。

可怜袁廷蛟为民请命,最后却落得惨死!

由于丁宝桢和李宗羲各自坚持己见,慈禧只好派礼部尚书恩承,侍郎童华为钦差大臣,再往四川查办。

二人谁也不想得罪,调查了半年后,把丁宝桢和李宗羲的结论折中了一下上奏:

袁廷蛟的确聚众谋反;东乡县赋税十分沉重;李有恒等将领也的确抢劫杀人!

国子监司业张之洞看不下去了,他上书说东乡案事关重大,已有结论不能服人,建议刑部直接调查此案。

水落石出

慈禧太后对张之洞的上奏不得不重视,她终于下定决心,要查清案情。

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慈禧准张之洞所奏,令刑部直接调集相关卷宗,人证到京严审。

同时,令库伦办事大臣文格开缺来京,接受调查。

慈禧的重视令大小官员再也不敢敷衍了事,经过一个月的审讯,李有恒和东乡局绅们纷纷供出真相。

六月二十九日,刑部上奏了从袁廷蛟抗税到李有恒等人血洗东乡县的完整过程。

局绅们的丑恶,官兵的残暴,各级官吏的昏庸,全都暴露在最高统治者面前。

最终,刑部将东乡血案认定为官兵滥杀无辜,并附上处理意见:

李有恒,孙定扬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东乡局绅张裕康,冉正杓怂恿请兵剿民,败坏局势,两人都是候选知府,革职后发配新疆,永不释回;

监生李开邦,吴芳体,贡生向若璠,三人都怂恿发兵,酿成巨案,革去功名,流放四千里,发极边充军,永不释回;

提督刘道宗,王照南、总兵雷玉春杀良冒功,革职后杖一百,发配黑龙江;

总兵刘楚华放任官兵作恶,致使唐乐籍全家毙命,革职后杖一百,徒三年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游击方荣升将僧人普集打伤毙命,革职,后杖一百,徒三年再发军台效力;

继任知府王元晋,知县周瀚无能溺职,革职。

游击黄开泰,参将尹化龙,已革知县长廉,千总杨开泰,世职蔡启祥,已经病故的把总许安国,均免于处罚。

袁廷蛟虽无谋反行径,但聚众闹事,引发血案,拟判斩首。丁宝桢已将袁廷蛟并其子袁能柏毒杀于成都,已死毋论;

吴棠因已病故,毋庸再议;

文格对谢思友的劝阻无动于衷,又包庇李有恒等;丁宝桢轻纵罪犯,致使案情迷离;二人系封疆大吏,如何处置,奏请圣裁。

十月初十,朝廷批准刑部的所有判决,并将丁宝桢降为四品顶戴,留任四川总督戴罪立功;文格被革去库伦办事大臣职务。

东乡血案至此告终!

尾声

东乡血案虽然最终水落石出,但袁廷蛟早已死去。朝廷对各级官员的处罚也无法让无辜被戮百姓复活!

在那混乱的末世,百姓如同草芥。东乡血案正是清末社会混乱不堪的一个缩影……

百姓为纪念英雄袁廷蛟,流传着“袁公抗粮”的传说和戏文。

宣汉县有一尊袁廷蛟塑像,其状威武不屈,眼神坚毅,仿佛在向后世诉说着百年前那段惨烈的历史……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张丁材

清代的东乡血案是如何收场的?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东乡血案的简要情况。

东乡血案

1864年,吓粑口(今南坪乡)农民袁廷蛟(?-1879年)不满县衙局绅浮加赋税,大力盘剥农民,与堂父李经良等人赴京控告,历尽艰辛,受枷号、责杖之苦,仍不屈不挠。

同治帝

光绪元年(1875),聚农民700余人于县城南州河对岸观音崖竖"粮清民安"大旗,要求清算粮帐。

光绪

乡民增加到2000余人,这迫使绥定知府易荫芝答应清算粮帐和减赋。乡民散去后,东乡知县孙字扬设下陷阱,扣押清帐代表,污辱袁廷蛟聚众滋事,上奏清廷发兵剿办。于是,清军杀戮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孺1000余人,酿成了震惊朝野的"东乡血案",成为当时全国三大冤案之一。

后来,经查实,沉冤大白,冤案制造者受到应有的惩处。这是一场"上京城,告御状,为民请命"的反贪除弊的艰苦斗争。

最后,袁廷蛟父母妻儿全被诛灭,但鲜血没有白流,其结果逼使统治者在东乡立下第二个"永不加赋"的铁碑。

巴山秀才

据了解,川剧《巴山秀才》就是以袁廷蛟的英雄事迹为原型创作而成的。

魏明伦

《巴山秀才》是由著名当代戏剧家巴蜀鬼才魏明伦和南国编剧,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等主创,是经典川剧代表作。

晚清光绪二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巴山连年干旱,知县孙雨田吞没赈粮,饥民百姓求赈不得,筹划上告,欲请老秀才孟登科代写状子,孟登科婉言谢绝饥民。

慈禧

孙雨田为了掩盖贪污罪行,抢先赴省谎报巴山民变。四川总督恒宝不查虚实,下札剿办。这时,孟登科逐步觉醒,但书呆气十足,不识官场奥秘,险遭杀害,幸有巴山歌姬霓裳救出了孟登科。孟登科痛定思痛,毅然抛弃功名,巧妙利用省试机会,在考卷上书写冤状。

张之洞

后来,主考官张之洞,与川督恒宝积怨已久,趁势借题发挥,回京直奏,震动朝廷,引起两宫内讧,迫使慈禧派遣亲王查办冤狱,平息民愤,并赐孟登科顶戴花翎、御酒三杯。但是,孟登科不知道这是阴谋,喜饮御酒,中毒而亡。

亲王

《巴山秀才》荣获1983年全国优秀剧本奖;《巴山秀才》剧英译本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学报发表,后收入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2003年陈智林参加第八届中国戏剧节在《巴山秀才》一剧中把"秀才"饰演的淋漓至尽,极尽完美地表演,获得了本届戏剧节的优秀表演奖,同时再次获得戏剧"梅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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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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