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竹书记年无疑更加准确。但是有一点不能肯定的就是，现在我们手上看到的竹书记年的版本并不是西晋时期盗墓贼倒出来的那个版本。很多内容会不会是为了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改动过？这谁也说不清楚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史书，由于它记载的内容过于“劲爆”，颠覆了人们对历史固有的印象，而被封禁1000多年，最后竟逐渐失传。

这本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它就像一枚重磅炮弹一样，轰塌了儒家文人心目中的“明君与圣贤”。千百年来，关于《竹书纪年》的讨论经久不衰，它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的史书？为什么至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与史学经典《史记》相比，到底哪个更靠谱？

我们先来讲一下，《竹书纪年》的传奇发现经历。

一个盗墓贼的新发现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北方的汲郡，有一个叫不准（fo biao）的盗墓贼挖开了郊区的一座古墓。

很明显，这里已经被无数摸金校尉们光顾过了，地上到处散落着没用的竹片，值钱的金银珠宝都已经被盗走一空了，为了给自己壮胆，不准拿起地上的一个竹片，把它点燃，又继续向深处走去。

天亮以后，当地的村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盗洞，赶紧报告了官府。

在官府来之前，当地有大胆的村民已经悄悄地溜了进入，可惜，里面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一地的竹片，可能这玩意儿也不值钱，所以被盗墓贼们给扔到了地上。

官府的人过来以后，知道古墓中也没啥值钱东西了，也就草草的走了一个流程，准备打道回府，就在这时，有人发现，这地上的竹子上写有文字，弄不好就是古代记事的竹简。

要不说“没文化真可怕”呢，这些竹简的价值，那可比金银大多了，只是这时盗墓贼们不识货，随手扔在了地上。

经过一番整理后，居然整整装了10大车的竹简，全部运到了衙门里。

当时司马炎已经建立晋国15年了，又刚刚消灭了东吴，天下一统，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他听说从古墓里发现了竹简，连忙组织朝廷里的史官们进行翻译和破解。

经过史官们的研究，这些竹简终于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

这些竹简全部来自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墓的主人身份也不简单，他是魏国第四任君主魏襄王。

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都不一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统一了文字，因此，要想破解这些竹简中记载的内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史官们的多年研究，终于从里面整理出来了75篇古文献，合计超过了10万字。其中有《易经》、《国语》、《琐语》、《大历》、《纪年》等等。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多年。

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纪年》十三篇，这是魏国史官所写，内容按照年代记录，是当时最为权威，最为标准的官方正史。

因为它是记录在竹子上的，后人就称呼它为《竹书纪年》。

它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记录，一直写到春秋战国时期，一共记录了89位帝王，跨越了1847年的历史，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史学材料。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在思想上控制天下的百姓，他把除了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都给烧掉了，而《竹书纪年》因为被魏襄王带到了陵墓里，因此躲过了秦始皇的一把大火。

也因为它是秦国以外，唯一保存下来他国史书，而显得弥足珍贵。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珍贵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统治者的封禁，被列为“异端邪说”，甚至到了唐末宋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

到了明朝时期，这本书居然又神奇的在民间出现了，不过，据后人考证，这是明朝人伪造的，我们把它称为《今本 竹书纪年》。

清朝时期，历史学家朱右曾提出了一个想法，《竹书纪年》既然从西晋时期就已经发现，那么必定有不少的文人在写书的时候进行了引用，我们何不从这些文章中一一的寻找，也许能还原一部分内容。

于是，从朱右曾开始，经历王国维，范祥雍等多位史学家的接力研究，终于从浩瀚的文章中提取了一部分的《竹书纪年》的内容，最终编辑成书，我们把它称为《古本 竹书纪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只是当年的一部分只言片语，大量的内容还是失传了。

《竹书纪年》的颠覆性记载

即便是这些“只言片语”，也足以震撼了史学界，那么，它到底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被列为千古禁书，被历代文人视为“异端邪说”。

从总体上来说，《竹书纪年》的记载和《史记》是保持一致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内容，不但与史记记载的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其一：关于尧舜禅让的真相

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舜禹三代相互禅让，成就了一段上古佳话，是后世千百代人奉为理想社会的楷模，是无数帝王学习的榜样。

但是，《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想见也。

看见没，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

尧老了，控制能力不行了，于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夺取了他的地位，并且把尧的儿子“丹朱”也给囚禁了起来，并且不允许他和尧见面。

三观是不是碎了一地，这怎么可能？

其实在另外两本古籍中，也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我们并没有留意，如果结合《竹书纪年》的说法，那就很耐人寻味了。

《韩非子 说疑》中记载：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舜，禹，商，周，是个开国君主，都是以臣子的身份造反成功，建立了新的王朝，没有什么圣人，都是一样的手段。

在《山海经 海内西经》中记载：

帝丹朱葬于苍梧山之阴。

注意，这里称呼的是“帝”丹朱，也就意味着尧已经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又被舜给夺了去。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解释了《史记》中关于舜的身世的一些疑惑。

根据史记的记载，舜是黄帝的八世孙，但是，到了舜这一代已经沦为平民，在普通人家长大，而尧却是黄帝的四世孙，俩人差了足足四辈。到了禹的时代，禹反而也是皇帝的四世孙。

这一点，曾经困惑了很多人。

如果舜真的是政变的发动者，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舜根本就不是黄帝的后人，只是在政变成功后为自己找了一个祖宗，为了混淆视听，他只能找一个比较远的亲戚。而禹，又成功的从舜手中夺回帝位，延续了黄帝一脉。

其二：后羿夺位

在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在《竹书纪年》中真的有一个叫“后羿”的人，不过他不是射日，而是夺位。

禹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之后，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就建立起来了，不过，他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而是命运多舛。

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整日沉迷于酒色，于是，东夷部落的有穷氏首领后羿，就带领着军队攻打过去，夺取了王位，史称“太康失国”。

但是，后羿并没有自己当王，而是培植了一个傀儡“仲康”。后羿年老以后，被部落内部的人给杀掉了，后来，仲康的孙子少康发愤图强，又重新夺回了王位，史称“少康复国”。

这件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

其三：伊尹夺权

伊尹，被称为是中华第一帝师，他是商朝开国国君汤的老师。

汤建立商朝后，拜伊尹为国相。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代商王，可谓是“四朝元老”。

根据史记的记载，太甲继位后，不遵守祖训，任性妄为，不把伊尹放在眼里，为了教育太甲，伊尹把他关到了“桐宫”，让他面壁思过。几年后，太甲终于改过自新，伊尹亲自把他迎接回来，继续让他做商王。

伊尹，也因此被歌颂为千古第一“贤相”。

可是，《竹书纪年》却给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

这也是一场“宫廷政变”，大臣流放了国王，自己当了国王，7年后，太甲终于从流放地逃了出来，杀进皇宫，杀了仇人。

其四：共和执政

周厉王时代，因为种种暴政，引发了“国人暴动”，大家赶走了周厉王。但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当时周厉王的太子还小，于是，周公和召公两个人联合执政。

14年后，周厉王的太子长大了，周公和召公共同辅佐他继位，是为周宣王。这段时间，被称为“共和执政”。

这段历史，在《史记》中有记载，对周公和召公俩人也是多加赞美，可是，《竹书纪年》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周朝有一个诸侯国叫“共国”，是一个“伯”爵，君主的名字叫“和”，他趁着周朝大乱，夺取了大权，这段历史，被称为是“共和”执政。

所谓的“共和”，其实是“共国的和”。

其五：二王并立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信褒姒，废了公子宜臼，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周幽王开了废嫡立庶的先例，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宜臼的姥爷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申国国君，为了给外孙出气，他联合犬戎攻入镐京，本来想教训一下周幽王，没想到事情搞大了，犬戎直接杀了周幽王，并在镐京内大肆掠夺。

申侯赶紧向各个诸侯国报信，卫国，秦国，晋国，郑国四国出兵赶走了犬戎。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以虢国为首的周朝大批贵族，都支持立周幽王的弟弟姬余臣为新王，因为宜臼已经被废，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没有继位的资格了。

以申国为首的人坚定的支持宜臼继位，持有这个意见的，还有郑国，秦国，晋国。

于是，在西周的历史上变出现了两个王，分别是周平王姬宜臼和周携王姬余臣，史称“二王并立”。

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整整持续了21年，直到晋国出手杀了周携王，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周平王为什么要东迁，绝不仅仅是因为镐京变成了废墟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宫殿被毁，重建就是了，周平王东迁，根本原因就是他在镐京待不下去，他的王位不被承认。

于是，公元前771年，在郑国，秦国，卫国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阳，东周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

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也许就可以解开我们对《左传》和《春秋》的一个大疑问了。

我们知道，《左传》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写，很多人想当然的就以为，这个时间就是周平王东迁的时间，也就是春秋开始的时间。

但是，周幽王被杀的时候是鲁孝公在位，之后又经历了鲁惠公在位的46年，而这46年在鲁国的历史上被一笔带过，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作为礼仪大国鲁国，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4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猜测，鲁孝公和鲁惠公一定是支持周携王的，因为鲁国最注重宗法和礼法，他们是绝对不会支持一个废太子继位的。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周携王被晋国杀掉，并公开支持周平王，周平王成了大周朝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于是，鲁国删掉了支持周携王的那段历史，直接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纪年。

它和《史记》哪个更靠谱

《竹书纪年》，因为成书于战国时代，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秦火”，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他国史书，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他的权威性要远远大于《史记》。

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竹书纪年》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史书”，司马迁写史记所参考的《春秋》、《左传》、《国语》等书并不是官方史书，中间不免掺杂有个人的见解。而且，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这些书都被项羽烧完了，是司马迁又从民间搜集出来的，难免会有不全。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那可都是硬骨头，历史是什么样，我就记录什么样，你让我修改历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砍头，我也不会改，国君也拿史官没办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晋国时期的一个例子。

晋国大臣赵盾在桃园向晋灵公谏言，结果晋灵公不听，反而要杀赵盾，赵盾只好逃了出去，半路上碰到弟弟赵穿，赵穿说：“你先不要走，等我的消息”。

赵穿把晋灵公给杀了以后，又迎接赵盾回来主持大局，结果，史官在写史书的时候，写上“赵盾弑君”。赵盾赶紧解释，是我弟弟杀的，不是我杀的，史官说：“你是晋国大臣，国君被杀，你不去捉拿凶手，就是同谋，说你弑君一点也没错”。

赵盾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史官就这样记入史册。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竹书纪年》显然是要比《史记》更权威的。但是，他的权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年西晋的那帮史官，是非常靠谱的，完全的还原了《纪年》十三篇的本意。

这句话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也有可能被人为改动过。

我们知道，《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发现于西晋，中间隔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竹书纪年》所用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西晋这帮老学究们，能不能准确的翻译，还值得商榷。

我们仔细观察上面说说的五大劲爆内容，总结下来一个核心词就是“夺权”，五个内容，全部都是围绕“夺权”展开的。

我们再回想一下西晋的历史，司马炎也是靠着夺取了曹魏的大权，才建立了西晋，那么，司马炎有没有可能篡改了古籍的内容，故意放大了古代的夺权故事，来向天下人证明，夺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古代先贤们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以此来粉饰他西晋政权的合法性。

探究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一两本史书，毕竟，史书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只有配合大量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的历史。

《竹书纪年》比《史记》更“劲爆”。

我们都知道，要想学习和了解我国的古代史，那必然绕不开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这部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书，为我们探究历史，提供了相当全面的资料。

不过，除了《史记》之外，曾经还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史书，其部分内容不仅与《史记》大相径庭，并且还相当“劲爆”，完全颠覆了《史记》中所记载的“明君圣贤”形象。

这部史书的名字，正是《竹书纪年》。

那么，《竹书纪年》和《史记》相比，究竟是谁的可信度会更高一些呢？难道太史公司马迁真的欺瞒了我们吗？

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竹书纪年》中，都记载了哪些颠覆性的内容。

首先，就是关于“尧舜禅位”的另一种版本。

众所周知，在《史记》的记载中，尧、舜、禹三代通过禅让这种方式，完成了权力交接，并且，他们也通过这种举动，成了后世学习的楷模。

但是在《竹书纪年》中，这段历史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

什么意思呢？大意就是说，在尧年老之际，舜为了夺取权力，不仅将尧囚禁，还将尧的儿子丹朱也关了起来，导致父子二人从此不得相见。

要是按这种说法的话，那么所谓的“尧舜”禅让根本就是一个谎言，真实的情况，则是舜发动了“宫廷之变”，强行夺取了原本不属于他的权力。

当然，如果仅仅是《竹书纪年》一家之言，那么大可以用“孤证不立”来反驳这种说法，但问题是，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人对“尧舜禅让”提出了质疑。

其中，说得最直白的要属思想家荀子，他在著作《荀子·正论》中就提出，所谓“尧舜禅让，是虚言也“。

另外还有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他不仅认为“尧舜禅让”根本不存在，并且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包括“尧舜禅让”和“舜禅让禹”，都是“臣弑君”的结果。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

有了荀子以及韩非子的佐证，这样看起来《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尧舜禅让”，似乎就更接近于真相了。

不仅如此，《竹书纪年》中还记载了历史上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另一种形象。

在《史记》的记载中，伊尹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老师，商汤正是通过他的教授，才得以彻底灭掉了夏朝。

并且，到了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以及太甲这三位商朝的君王。

但在太甲继位之后，由于其肆意妄为，且贪图享乐，导致朝政混乱，百姓也对他怨声载道，期间，伊尹虽说多次规劝，但太甲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伊尹为了匡正太甲，便把太甲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让其闭门思过，同时，伊尹暂时代理了所有朝政。

直到三年之后，太甲得以悔过自新，因此伊尹便将其接回，又将权力重新交给了太甲，自此，太甲励精图治，将商朝治理的蒸蒸日上。

也正是通过这件事，伊尹被后世称为“第一贤相”。

而在《竹书纪年》的记载中，伊尹对于太甲的所作所为，不仅称不上“贤相”，并且他的结局还十分凄惨。

他先是放逐太甲，之后又自立为王，结果，太甲从放逐之地秘密潜回，杀掉了伊尹，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权力。

这样的记载，完全是将伊尹这个人，刻画成了一个“权臣欺压幼主”的负面形象。

此外，《竹书纪年》中，还有关于周朝时著名的“共和执政”记载，也和《史记》中所记录的大为不同。

按照《史记》中的记载，周厉王在位时，由于其昏庸无道，且不听劝谏，同时还将胆敢对他有怨言者统统处死，导致全国上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最终，不堪忍受的百姓们发动叛乱，将周厉王驱逐，国政则由召穆公、周定公这两位相国共理管理，名曰“共和”，史称为“共和执政”。

但在《竹书纪年》中，这个所谓的“共和执政”，却是指一个叫做“和”的诸侯，代理了天子之职。

因为这个名字叫做“和”的诸侯，其封地是“共国”，且其爵位是“伯”，所以，也被称为是“共和伯执政”，简称“共和执政”。

并且，在《晋书·束晳传》中，也明确提出，所谓“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也就是说，《史记》与《竹书纪年》，记载了完全相反的两种“共和执政”，双方唯一相同的，仅仅是该事件的名字一样而已。

诸如此类相悖的记载，在两部史书中还有不少，总之，两者虽说大体上较为一致，但很多人物、事件的细节，却完全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竹书纪年》的部分记载，颠覆了后人心中“圣君贤臣”的正面形象。

那么，可不可以就单纯认为，太史公司马迁糊弄了后人，《竹书纪年》的记载更贴近于真实的历史呢？

答案是也不能如此武断地下结论，因为《竹书纪年》所发现的时间，十分可疑。

《竹书纪年》这部“惊世骇俗”的史书，最早是在西晋时，由一个叫做“不准”的汲郡盗墓贼，在无意间发现的。

根据记载，当时正值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也就是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的第十五个年头。

当年，这个盗墓贼光临了汲郡（今河南卫辉）城郊的一座古墓，不过在他到此之前，这座古墓早已被盗掘一空，里面值钱的东西基本上所剩无几。

所以，盗墓贼在挖开古墓后，发现没什么金银珠宝，便就此离开，但在不久之后，当地的村民发现了盗墓贼留下的盗洞，因此就赶紧上报官府。

而官府来了之后，一番搜索，什么陪葬品都没发现，反而发现了成堆的竹片。

并且，在这些竹片上，还刻有大小不一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他们一个都不认识，因此就有人认为，说不定这上面都是“古文”。

于是，这件事被层层上报，最终连司马炎都得知了此事，而当时他正是春风得意之际，西晋的第一个盛世“太康之治”正在他的治理下徐徐展开。

所以，他在听说了有古墓发现古籍的事情后，十分重视，赶忙派人对这批竹片加以保护，并安排人对此进行整理编译。

而经过整理，这些刻有文字的竹片，足足装满了十辆马车。

最终，经过当时的史官进行编译后，最终编译出一部史书，而这部史书，就是我们所说的《竹书纪年》。

按照常理来说，既然是从古墓中发现的史书古籍，理论上应该是真实靠谱的，但这仅仅是理论上，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西晋那帮编译的史官们，是不是真的百分百还原了竹片上的所有内容。

这一点，相信没人敢说百分百确定，毕竟西晋距离商周时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的时间，曾经的文字与西晋当时的文字，已经大相径庭。

不然，司马炎也不至于安排专门的史官来进行编译。

这就好比我们现代发现的甲骨文，上面的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思都需要大量的求证，并且，即便是求证之后，也不能说就是求证而来的那种意思。

因此，编译时难免会存在误差，以及和真正的史实不符的地方。

并且，既然是有人进行的编译，那就必然会出现一种情况，即这个编译的人，会把自己的情绪以及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给带进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太史公世司马迁，他在写《史记》的时候，那可是夹带了不少“私货”。

比如，司马迁出身世家，就因为给李陵求情，遭到了汉武帝的“腐刑”，因此，他对汉武帝就有一种不满的情绪。

当然，他不敢直白地批评汉武帝，但他却敢借助批评汉武帝重用的人来侧面指责汉武帝。

别的不说，就是卫青与霍去病，人人都知道卫、霍二人是汉朝历史上功勋卓著之人，正是他们击退了匈奴，弘扬了大汉天威。

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卫青却成了“以和柔自媚於上”的人，至于霍去病，司马迁不仅说他是仗着汉武帝宠爱才得以上位，并且还将其描写成一个“不体恤下属”的纨绔子弟。

之所以司马迁会这样描写卫霍二人，说白了就是看不上他们出身低微却掌握了大权。

而曾经因为迷路导致自尽的李广，就因为同样和司马迁是世家出身，让司马迁不仅对他多有着墨，甚至还不惜写出“李广射虎”这种有神话味道的记载出来。

举司马迁的例子，并不是说他所写的史书不可信，而是为了说明，史书出自人之手，其中难免会有个人情绪与看法在内。

而说回西晋那帮编译《竹书纪年》的史官，他们同样也是如此，经过他们所编译的史书，难道真的就和史实一模一样吗？我看未必。

所以，这就是为何不能说《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更高于《史记》的原因，毕竟我们看到的，只是经过史官们整理之后的历史。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朝局以及司马炎的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点，属于个人猜测和推断，也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并不代表事实真的如此。

我们都知道，司马家能建立晋朝，是通过阴谋诡计的手段，篡了曹魏的政权而得来的，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并且，司马家的司马昭，还干出了“当街弑君”的事情。

而在司马家之前，虽说权臣篡位屡见不鲜，哪怕是杀害皇帝也不乏有之，但最起码，做得都相对隐蔽，没有公然撕破脸。

但司马家却在受恩于曹魏的情况下，用不道德的手段摘取了曹家数代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胜利果实，这一点，极为让人诟病。

因此，司马炎在登基之后，就有必要要为自己的爷爷、父亲以及伯父的所作所为，来进行一种掩盖和掩饰了。

当然，如果司马炎直接说司马懿等人是忠臣肯定不行，毕竟天下人都不是瞎子，所以，他就得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就是找到一个与司马篡魏类似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篡君自立的行为。

而在这种需求下，恰逢古墓发现古籍，无疑是个极好的机会，同时由于那些竹片上的文字很少人认识，因此，怎么编译，编译成什么样子，都是司马炎说了算。

所以，“尧舜禹禅让”变成了“尧舜禹拼杀上位”，极有可能是出自司马炎的授意。

即便“尧舜禹拼杀上位”有可能是真的，但这无疑也给司马炎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竹书纪年》才会在晋朝大为流行。

此后，弑主自立成为了晋朝以及晋朝之后那个时代的主题，倡导“忠君爱国”的儒学却日渐式微，而造成这种原因的根本因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时局需要。

只有打击和颠覆“尧舜禹”，才能打击儒学的忠君理念，而打击了儒学的忠君理念，则就可以打击皇权。

更重要的是，按照《竹书纪年》所呈现的内容，无疑是有辱儒家圣人，但要知道，其出土之后，儒家居然对此没有太多的反对声音，甚至，这部书还得到了晋国上下的重视和传阅。

如果没有司马炎的支持，可能实现这一点吗？所以说，这部书里面的部分内容，大概率是配合司马炎的需要而出现的。

而一旦如此，那《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有多少，就需要打一个折扣。

假设，《竹书纪年》的内容，被西晋的史官们准确无误地编译了出来，但谁又能保证，曾经写下这部史书的史官们，所记载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呢？

根据资料显示，《竹书纪年》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编写该书的人，大部分是魏国的史官。

而该书的编撰时间，则与春秋战国的大事件“三家分晋”十分接近。

我们都知道，三家分晋，是韩、赵、魏三家列卿瓜分晋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该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以及战国时代的来临，由此，七国争霸的时代来临。

而这同时也标志着，周王室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已经彻底不复存在。

我们都知道，周王室历来以黄帝直系后裔自居，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显示自己承接天命。代商建周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笼络当时的中原各族，将他们拉到一个祖先名下，以便于稳固自己的统治。

正因为有了黄帝直系后裔这种身份，周朝才得以用“先贤后代”作为起点，延伸出了宗法制、天命观以及分封制，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的政局体系和思想基础。

但《竹书纪年》的出现，却将周王室的先祖，也就是“尧舜禹”等人抹黑了一遍，再加上其出现的时期，处在“礼崩乐坏”，且周王室大权衰落的时期，这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

似乎，《竹书纪年》就是专门为了挑战和质疑周王室而存在的。

毕竟当时各个诸侯野心勃勃，同时又对周王室日渐不屑一顾，没有了往日的敬畏之心，因此，为了颠覆周王室，用舆论进行攻击也是很正常的事。

尤其是《竹书纪年》刚好出版在“三家分晋”的特殊时期，并且还是出自于晋国和魏国的史官之手，这背后，保不齐就有魏国向天下宣示自己野心的可能。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着“惊世骇俗”之语的书籍，也不止《竹书纪年》一个。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思想和旧思想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就如同清末民初时，西方思想涌入后，与传统的理念相互冲突一个样。

所以，《竹书纪年》中对于古代圣贤的另一种版本记载，说不定也是一种类似于“疑古派”思想下的产物，这种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怀疑曾经的一切，继而进行否定。

而回归到问题本身，究竟《竹书纪年》和《史记》谁的可信度高？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从来没有哪一部史书敢说完全还原历史，不管是《竹书纪年》也好，还是《史记》也罢，两者都是记录历史，只不过记载的人不同，所讲述的内容也不同而已。

谁真谁假？谁更具可信度？这就要看你相信什么，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此而已。

谢谢邀请。

《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帝舜和忠臣伊尹的形象，那么，《史记》真的欺骗了我们吗？

01 《竹书》的来源

《竹书纪年》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个盗墓贼在偷盗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时，无意中找到了许多竹简，扔得满地都是。

村民发现后，报告官府，这才出土了大批古书，《竹书纪年》便是其中之一。后来经过分析，才知道它为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02 《竹书》的内容和版本

《竹书纪年》内容非常简单，与《史记》无法相比，而且大部分内容相同。但是，就是这本简史却震撼了世人的心。

《竹书》的一些内容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形象，如舜囚尧、启杀益，伊尹放逐商王太甲等等。

可是《竹书》又分古本和今本两种，而上面的很多毁三观的真相有可能出自后人之手。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出土的古本总共十三篇，按年编次，包括夏、商、周三代，然后是晋国、魏国。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到魏襄王20年为止。

03 《竹书》为何在宋代亡佚？

《竹书》后来在宋代亡佚，因为那时儒学为正统国学。《竹书》被视为异端邪说，必然要被毁掉。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为什么会如此？

1）国君禅让

儒家所称颂的禅让是礼治的典范，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竹书》却直接将它全面推翻，指出根本没有禅让，而是抢夺。这段记录当然来自《竹书》今本，因为《竹书》古本从夏朝开始。

2）忠臣辅政

商朝的开国功臣伊尹，在儒家古籍里作为忠臣的表率，匡正幼主。因为太甲不守王道，被伊尹关在桐宫，后改邪归正，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

而《竹书》的记载却截然相反，伊尹放逐太甲自立，太甲两年后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却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忠臣匡扶国君；一个是佞臣篡位，国君忍辱负重，夺回宝座，却善待其后人。两种不同的说法让世人大跌眼镜。孰真孰假？真的无法辨认。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说法的背后，是对儒道所推崇的仁政和礼治的挑战。无论是今本对禅让的颠覆，还是古本对伊尹忠臣形象的摧毁，将帝舜和伊尹一君一臣的儒家典范人物彻底否定。

而《竹书》想传达的是儒家那样的仁政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一种手段罢了。

04 就这两件事，我对《竹书》还是存疑的。

1）禅让的记载来自《竹书》今本，后人为何要伪造这段文字？

首先，如此而为是为了和夏代的伊尹相呼应吗？为了告诉世人，既没有那么心胸宽广的仁君，更没有那么忠心的贤臣。

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於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於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於法？

其次，五帝以身作则，常常身先士卒，他们废了那么大心思夺来的帝位，就为了去带头吃苦吗？这点我始终不敢苟同。

2）如果伊尹非贤臣，儒家完全可以以周公为忠臣的典范人物，将伊尹从儒家书籍中抹掉即可，何必大费周章给他人留下把柄？

而《竹书》关于周公的记载与其他儒家经典如出一辙，儒家为何要冒这个险？

另外，我发现《史记》有许多记载与《左传》有明显的出入，但却与《竹书》却意外吻合。所以，我个人认为司马迁可能看过或者参考过这些国家的史书，他根据手上的史料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即《史记》中的描述。可惜，后人意外获得了那段资料，便如获至宝，宣告天下，将其观点全部否认。

结语：

《竹书》和《史记》对了解先秦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对儒家所推崇的仁政礼治的态度。

《竹书》颠覆了明君舜禹和忠臣伊尹的典范形象，动摇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

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何《今本》要通过造假来否定禅让制度？为何儒家不以《竹书》认同的周公作为忠臣的楷模，而偏偏要费尽心思去包装一个“篡权”的伊尹？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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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我更相信《竹书纪年》。但对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而论。

《史记》一直被作为正史，其历史定位毋庸怀疑，但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历史史料，就不可能绝对是真实的。

《竹书纪年》面世之后，所记载的许多史料与《史记》是很符合的。有力的佐证了《史记》的可信度。但也有一些史料与《史记》不同，而且截然相反。

对于这些不同的地方，大多数内容，我的观点认为《竹书纪年》更可信一些，但不是绝对的，有些地方则不如《史记》可信。

现存的《竹书纪年》有两个版本，分“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年），有较为完整的体例。《竹书纪年》在宋代曾经亡佚过，这绝非偶然。

一般的推论，年代久远，无规整是一种自然状态，规整反倒是不自然；如果起事年代与终止年代有一处不同更符合自然状态，同时不符就显得不自然。

儒学一向被看作是国学，《竹书纪年》那些与《史记》不符的地方，彻底颠覆了思想学术界，被宋代崇尚儒学的理学家们看作是异端邪说，并不奇怪，无端消亡也就是自然地事。

等到“今本”再度面世的时候，就面目全非。其中的猫腻不言自明，这个就不去细说了。“今本”作为参考是可以的，就不以此说事了。

只说一点，“今本”与《史记》不同的地方，我宁愿相信《史记》。

就依照“古本”说一下与《史记》的不同之处。

“古本“《竹书纪年》共有十三篇（有说是十二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正是中国断代史最珍贵的史料。是目前为止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

大家清楚，孔子编纂春秋，已经对上古史料进行了一次清洗，始皇的焚书坑儒，又把六国的史料全部销毁，致使今天看到的史料，都是已经经过洗白、过滤、筛选。

《竹书》没有经过孔子的修订，也就躲过了秦火这一劫。

因此，《竹书纪年》这些原汁原味的史料更值得采信。但不可就此说《史记》所采用的的史料就是造假，起码是不全面、完整。

具体看一下，二者不同之处的历史记载。

尧舜禹禅让这是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儒家一直推崇的理想。

但《竹书纪年》在《五帝纪》中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联想到，圣人周公旦流放成王的事，何其相似者也。

再联想一下历代历史上的老年政治，很多的帝王，在主政前期都是很有作为，但到了晚年荒淫无道，特别是在继承人问题上犯浑。

由此可知，《竹书纪年》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相信《竹书》的记载，但并不能否定尧舜的伟大，圣人也是人，也会犯错。

同样的道理，孔子也会犯错。他也会说假话，把那些他不想看到的东西删除，也是很可能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经》流传到孔子的时候，本来还有三千多首，孔子做了大量的删减，仅仅保留了305篇。恐怕孔子删除的不仅仅是不符合韵律的那部分吧。

由此推论，孔子对留世的史料，做过手脚也不足为奇。

类似的情况，“太康失国”，“周幽王之后两王并立”等等，这是完全可能的事。

就因为不符合推崇仁德，教化社会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哪？

从后世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些记载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像这些史实，我更相信《竹书纪年》。

再如《竹书纪年》中《周纪》记载的“共和行政”，与《史记》不同。

按照史记的记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诸侯国共国伯，名字叫和，摄行君位。这是不是更符合“共和行政”的说法哪？

把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作“共和行政”，今天看来是很穿越，但《史记》记载的，也差不了多少年间。

但我还是相信《竹书纪年》。

《殷纪》记载的第一贤相伊尹的形象与《史记》相差很大，记载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欺压流放，这似乎是更符合历史真相。

但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而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

对于伊尹的史料，我更相信《史记》。这可以参考周公流放成王的故事。

对于历史史料的采信，忌讳的是孤证，也就是避免自说自话，没有佐证就不能绝对认可一种说法。但随着考古的发掘，很多历史秘密将会揭开，拭目以待，但愿不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