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

于谦下达了一个令所有人吃惊的命令：“凡兵皆出营郭外”！各军列阵九门外，背城而战！

瓦剌骑兵长于野战，短于攻坚，而京城城池高大坚固，战前，于谦又专门对城防组织了加强。依常理，似乎凭城坚守是理所应当的选择。

为何于谦非要列阵城外呢？

城池虽固，也未必能守

此前的战事已经表明：坚固城池，不足为恃！

土木之变后，于谦本意是企图以大同、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外围固点，御敌于京城外。

大同、紫荆关等地皆有坚固城防，本有相当兵力，后又得到了于谦调兵加强，而守将，也多为忠勇之将。

可是，大同、紫荆关等地还是被迅速突破了，瓦剌还是迅速攻到了北京城下！

大同守将郭登，忠勇异常。战前，他慷慨激昂：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

然而，遇到瓦剌军打出的“英宗牌”，郭登一筹莫展。

尽管他还是坚守不降，但是，瓦剌不进攻他，他也不敢主动出击，只能给英宗送点好东西，眼睁睁看着敌军大摇大摆的绕过他，直抵紫荆关。

紫荆关，“城高池深，足称雄固”，城防守坚固，且有12000守军（也先军3万），而于谦已经调军前往救援。

紫荆关守将孙祥企图依托崎岖山谷、城高池深，坚守待援。

然而，瓦剌军中有“带路党”。

跟明英宗一起被俘的太监喜宁，引也先军从间道插入，内外夹攻，破关！

可以说，大同、紫荆关都有坚固城防和相当战力军队，但瓦剌军皆能轻松突破。

这说明：在瓦剌军挟持明英宗的情况下，明军出战有顾忌，会犹豫，而即便凭险死守，熟悉情况的“带路党”也会使抵抗被瓦解！

所以，于谦最担心的，不是城防是否还不够坚固，而是人心是否坚定！

而当时，京城的人心并不坚固。

人心不固的京城

土木之变，大批大臣阵亡或被俘，京营精锐尽失！

京师人心浮动，许多富豪已经开始逃走，而朝中大臣也多认为京城不可守，要迁都！

与此同时，许多官员，甚至天子，也是土木之变后紧急上来的，即便有坚定意志，其根基未稳，情况未完全掌握，是否能在复杂的政治（外有英宗被挟、内有人心不定）形势下完成本职工作，尚存疑问。

天子、官员的形势不稳，军队的形势也很不稳定。

土木之变，京师明军大部分“报销”了。

京师守军，主要有：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浙江兵，以及从边关退回来的部分守军。

一方面，守军成分复杂，有的是运粮军，有的是准备在水网地带防范倭寇的，各军对敌军不熟悉，对守卫京师的任务也不了解！面对对京师情况熟悉的“带路党”以及难以预料的“内奸”，难免不会“百密一疏”。

另一方面，大家紧急凑到一起，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帅不相习，兵与兵不相习，缺乏磨合，极易引发混乱。

一面是新上的天子、大臣，新入防的军队，一面是挟持英宗，又有带路党相助的瓦剌军。

显然，尽管明军兵力优势明显，城防坚固，但是，如果也先的“政治牌”、“带路党”得逞，将明军大臣、将士的情况搞乱，那么，兵虽多，城虽坚，也是难以坚守的！

把复杂的情况搞简单

经过于谦的紧急召集，此时，京师明军已多达22万。

只要大家不要乱，3个拼1个，也能把对手拼个精光！

但是，如果乱起来嘛····“土木之变”也就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对于缺乏磨合的军队，给予的任务越简单越好！

于谦的命令简单粗暴！

1、关闭九门！

明军既无后路可退，也不必担心后方被威胁。

2、简单粗暴的命令！

“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明军也不要玩什么花，除少数担任诱敌、救援任务的精锐部队外，大部分只管站住位置就可以了！

瓦剌军训练有素，灵活多变，善用谋略。

然而，由于明军后方是门，瓦剌不能抄其后路；明军只顾站稳脚跟即可，也不必担心敌人什么声东击西。

再者，军令简单、明确。

即便有“内奸”，想搞什么混乱，也会在搞出什么破坏前被军纪处决。

防不胜防的复杂形势，瞬间简单了下来！

而此后的战事，证明了于谦举措的高明。

轻松化解“英宗牌”

瓦剌军兵少且不善于攻坚，之所以敢跑到这里来，最大的倚仗就是明英宗这张牌。

作一个最极端的设想：如果明军凭城坚守，瓦剌军把英宗拉在最前面，守城明军敢射箭抛石吗？

可是，战于城外，就使敌人这张牌不那么好打了。

十月十二日，也先挟英宗到德胜门外土城，要求朝廷派大臣迎接。

一番谈判后，明军拒绝了也先的敲诈勒索。

当夜，明军组织23人，发起了一次夜袭，杀敌1人，救出1000被虏人口。

23人的夜袭，规模不大，但意思很清楚！

如果明军没遇到英宗，作战不受干扰；如果遇到英宗，既然能救出1000人口，自然也可能救出英宗！

同样，瓦剌如果在进攻城外明军时也把英宗拱在前面，那无异于把英宗主动“还”给明军！

此后，也先将英宗安置在德胜门外一屋中，不再企图“使用”。

此后，整个北京保卫战期间，英宗这张牌都失去了效果。

攻守兼备：德胜门之战

次日，也先发起进攻。

首先遭到攻击的，是德胜门。

石亨先以少量精骑在城外民房设伏，佯败诱敌，也先万骑直追！

到德胜门时，神机营火器齐发，伏兵四起，范广率军反冲击，瓦剌大败！

此战，也先的弟弟、平章都战死，损失惨重。

这些说明：城外列阵作战，利于掌握主动权！

如果明军凭城而守，拱手让出主动权，那么，瓦剌军作战损失基本可以自己预估，即便失利，觉得不划算，退兵就是。

战与不战，战到何种程度，完全由也先决定！

德胜门之战中，明军采取诱击、阻击、反击的多种方法，出其不意地打击敌军，最大可能打击了瓦剌军！

不怕混乱：西直门之战

德胜门失利，也先遂决心进攻西直门。

都督孙镗先是击退敌军，但旋即出现失误，被敌军围攻。

孙镗被迫力战不支，请求退入城中。

崩溃，往往是由一个局部的失利开始的。

历史一再表明：进攻方失利，换个地方进攻就是，防守方即使击退敌人数次，但只要一个局部败退，有时会引发全局的崩溃！

此时，于谦简单明确的命令发挥了作用。

西城守将严令不许开门！并下令城上守军以神炮、火箭助战！

孙镗退无可退，即便想降敌也会被城上守军所杀，当然只有振作精神，拼死抵抗！

此时，高礼、毛福受率机动兵力来救，石亨又从德胜门来救，瓦剌退！

简单、明确的命令，使明军避免了再次混乱，渡过一次危机。

不怕“作死”：彰义门之战

然而，危机，也可能来自于自己“作死”。

十四日，瓦剌进攻彰义门。

两军激战，明军击退敌军。

此时，大明的太监，就像他们的前辈王振公公一样，再次发挥了其善于“作死”的光荣传统。

景泰帝派出的监军太监，率数百骑由阵内杀出，企图抢功。

明军以步、火、骑配合作战，神铳在前，弓弩、短兵继之，骑兵又后反击，一环套一环，组织严密。

配合作战，贵在协调。

骑兵如果依照正常流程，在统一指挥下反击，自然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然而，在抢功心理下的反击，还没打乱敌人，先把自己的阵列冲乱了！

瓦剌趁机反击，一口气追到土城，明军副总兵，指挥官武兴战死，情势危急！

幸亏京城居民同仇敌忾，登到屋顶，以砖石助战。

明军在百姓的帮助下缓过劲来，继续抵抗。

此时，毛福寿等元就能也赶到，将瓦剌军击退！

正是因为明军背城列阵，没有退路，明军才没有因为一些人的“作死”而溃散，稳住了阵脚。

而正因为其他方向明军也是城外列阵，才能即使赶来救应，化解危机！

瓦剌退兵

瓦剌军连番进攻都不能得逞。

同时，外部明军源源不断赶来救援，即将抵达。

瓦剌深恐后路被断，只好撤退！

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取胜告终。

于谦出城列阵迎敌的决策是务实的。

无论兵力、装备、财力，大明均远胜于瓦剌。

之所以遭遇挫折，陷入兵临城下的窘境，关键不在实力不足，而在指挥问题、气势问题！

当时，京城内外人心惶惶，瓦剌又打出“英宗牌”，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就士气而言，几十万精锐已被瓦剌所败，如果明军22万大军龟缩城内，不敢迎敌，无疑是加重明军对敌的恐惧心理。

复杂形势之下，如果明军士气低落、人心惶惶，那么，瓦剌是有可能再次上演“奇迹”的。

因此，于谦坚决反对闭门死守，“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是准确的判断。

同时，京城明军多为紧急调来，既不熟悉城防，也不熟悉友军。京城的天子、大臣，许多都是紧急上位，对情况均无充分把握，谁也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

如果放任瓦剌军在城外为所欲为，那么，瓦剌军是可能在“带路党”、“英宗牌”下做出许多文章的。

城池虽坚，兵力虽大，但一旦被敌突破一点，则明军很可能陷入完全混乱，再次上演“悲剧”。

于谦分兵于九门之外，背城而守，限制了“混乱”的风险，尽管由于太监抢功等“作死”行为引发了短暂的混乱，也不可能出现全线崩溃，京城始终安然无恙。

因此，于谦不依坚城而背城列阵，虽不合常理，但却合乎当时的敌我情势，是“知己知彼”的高招。

情况看起来危险，但其实只要自己不乱，往往是可以稳住形势的。

战场如此，生活也是如此。

祝君胜利！

在1449年关乎大明国运的北京保卫战上，一桩见证了大英雄于谦卓越军事才能的事实，就是他拒绝了满朝文武“坚城死守”的呼声，坚决将部队屯兵在城外，依托坚固城墙，与瓦剌进行硬碰硬野战。

乍一看去，于谦这决定，让人不可理解。兵法都说“其下攻城”，北京城经过半世纪经营，城池出名的坚固，又新增二十二万援军。瓦剌野战势力强悍，又是士气正旺。何必扔下自家优势去死磕？只要牢牢守住城池，把瓦剌耗走不就行了？但事实是，于谦的抉择，才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

北京城的特点，是“城高池深”，外围就座要塞城门，各个坚固无比，看似固若金汤，却其实也是最大弱点：当时已有百万人口的北京城，城市面积也十分大，遇到守城战役时，防线也就拉得十分长，别看手里有二十二万部队，分布在九个城门上，就是严重不够。

何况气势汹汹杀来的瓦剌大军，绝不同于之前的“游牧骑兵”。当时瓦剌的攻坚能力，早已轻车熟路，攻北京前攻打紫荆关，也是一顿狂攻后就拿下。通过多年走私买卖，他们更拥有大量明军铳炮火器，一旦他们集中兵力，狂攻北京城一点。城破国灭的浩劫，绝不是开玩笑。

而且就算瓦剌畏惧北京城坚城，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但别忘了北京有百万人口，先前储备的粮食远远不够，全要靠漕运来不给。倘若瓦剌切断了漕运线路，对北京城来个围点打援，不但可以源源不断补充给养，更会将北京城困到弹尽粮绝。哗变之类的动乱更有可能发生。倘若那样，就是不攻自破。

而比这后果还严重的，就是第二个原因：如果瓦剌大军绕开北京城不打，转而对内地进行疯狂劫掠，那将是堪比北京沦陷的灾难。

在准备北京保卫战前，明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兵调粮，周边的粮草，以及山东河南江苏各地的漕军运军备倭军，几乎全数云集到了京城。北京城的防御无比坚固，但中原各地的防御，其实也无比空虚。倘若明朝“坚城死守”，瓦剌调转马刀，侵扰山东河北各地州县，至少黄河以北都会遭够荼毒，中原地区极可能大乱。类似的景象，可以参考明末八旗破关侵扰时，明王朝“坚城死守”，不敢作战的后果——数十万百姓被掠，中原州县伤亡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明王朝如果“坚城死守”，恰恰是对国家民族的不负责。

在土木堡惨案爆发前后，明王朝的军事实力，其实还是非常强大的时期。土木堡战役的惨败，说到底来自明英宗的作死指挥，而非明军战斗力问题。北京保卫战前，明朝增援北京的部队，基本以山东江苏河南的漕运军备倭军为主，其中不乏有作战经验的好部队。士气也无比高涨，正可与瓦剌一战！

而最有利于野战的，则是北京城的防御态势。虽说北京城城大战线长，但城池上装备的劲弩火器，完全有利于部队依托城池，阻击来犯的瓦剌部队。步兵为主的明军，也正好可以屯兵坚城下，发挥自身防御的优势。有限的骑兵部队，则可以作为机动兵力，防御中随时增援。

可以说，于谦的这一系列安排，绝非是头脑发热，相反却是一套缜密的积极防御战略，并被接下啦的实战验证。

更为重要的是，于谦选择的，也并非简单的“依托城池防守”，而是给瓦剌一系列组合拳。先是在瓦剌到来之前，展开大规模清查，把瓦剌潜伏在北京周围的细作，一股脑全抓了出来。杀气腾腾的瓦剌大军，还没开打就断了耳目。战役开打后，于谦更是巧妙设伏，诱引瓦剌精锐进入德胜门，一顿火器轰炸，将这支瓦剌骑兵里的“尖刀”队伍彻底打废。被打弯了尖刀的瓦剌军，这下攻击力大减。

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不止是京城军民的浴血，更有担当重任的大英雄于谦，那卓越的军事智慧！

参考史料：《明史》《明实录》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公元1449年，瓦剌大举入侵明朝边境，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亲征，明军在王振的错误指挥下，二十万大军葬身土木堡。

皇帝朱祁镇被俘，朱祁钰临危受命，成为大明新一任帝王，而他要面对的则是一地鸡毛。北京城外瓦剌大军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攻到城下，朝廷内部也是谣言四起，甚至有人已经打包准备跑路，如果朱祁钰毫无作为，大明江山将在其手中败亡。

兵部尚书跟随朱祁镇亲征，而将于谦留在兵部，以防不测，也正是这个决定，挽救了大明。关键时刻，兵部侍郎于谦顶着压力，呵止了建议南迁的大臣，而朱祁钰也同意了和京城共存亡，于谦被提拔为兵部尚书，总览军权。

史料记载：

“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谦请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

于谦马上命令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等地的备倭军入京勤王。很快，军队基本到位，粮草辎重齐全，剩下的就是如何分兵派将了。土木堡之变后，明军主力部队几乎被全灭，即便于谦从各省调集部队，但兵力仍稍显单薄。

理论上将，明军应采取保守的对策，即坚壁清野、据城而守，可是于谦却命令守城部队全部出城决战。在笔者看来，于谦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也是一场豪赌。

明军以步军为主，对于瓦剌的骑兵，野战争锋没有丝毫优势，那么为何于谦要选择出城迎战？

土木之变后，军队士气低落

参加土木之战的包括明军三大营，为了以防万一，王振将能带走的人马全部带走，包括朝廷的内的诸位高官。战败之后，不仅是主力部队的损失，整个朝廷人员构成也形成断层。

在土木之战前，大同已经遭遇瓦剌的进攻，死伤惨重，瓦剌骑兵所到之处，无一幸免。王振将战争看成儿戏，以往大兵团出征必须要准备很长时间，但王振只给了军队几天时间。所以这些大兵不仅心理上没有准备好，物资、粮草也必定无法准备充足。

二十万大军走走停停，前方战败的奏报接踵而至，这让王振开始怀疑这次出兵的前景。尽管王振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军事水平，但他同样也不想失败。因此，在得到“前军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的战报后，王振才决定班师。

之后的结局众所周知，在王振的胡乱指挥下，明军没有及时到达安全区域，正在疲惫之刻，瓦剌大军来袭，明军被杀得措手不及，几乎全军覆没。

溃败的军兵退回到了京城，从他们嘴中，或许会将瓦剌骑兵的战力夸大，还会引发另一波恐慌，而随之而来的士气会更加低落。主力部队都被击败了，二线部队难道能赢吗？这个问题困扰着朝廷高官，也会让军兵缺乏信心。

如果于谦命令据城而守，那么可能会加剧恐慌情绪，没准还会出几个叛徒给敌人开门，要想赢更加困难。而如果让军兵背城而战，可以激励军兵士气，全军在城外列阵，就代表着置之死地而后生，不仅是士兵，还有将军统帅全部在城外列阵。

于谦的目的就是告知所有人，明军不畏惧任何敌人，朝廷不接受任何挑衅，即便是死，也要与城池共存亡。

防止粮食通道被阻断

在攻城战中，对于攻守双方都是极大的心理折磨，如果据城而守，那在心理上就处于劣势，望着漫山遍野的敌人攀城而上，那是何种的心理压力。进攻的一方则更为被动，一般来讲，城墙修得相对较高，可以让守城者居高临下，进攻一方则要仰着头迎接高处的火炮和箭矢。

假如城池较小，可以集中兵力，而面对较大规模的城池，则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那就是截断对方的粮道。大城市的兵力多，人口多，自然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一旦少了粮食，军队会不战自溃，或许于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军队在城外作战，在作战的同时，还可以迅速分兵保护粮道，从而防止被敌人围城。因为一旦包围形成，再想突破包围圈，那就很难了，参考东汉末年袁绍围攻公孙瓒。

明军仍拥有较强战力

于谦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在京城迅速聚集了二十二万军队，单单这种动员能力，和运输速度，也不是一般国力可以做到的。

自朱元璋建国以来，明军向来纪律严明、战力强悍，很少吃败仗。朱棣即位后更是南征北战，国威名扬四海，在经历仁宣之治后，明朝的国力应在巅峰状态。

纵使明军在土木之战丧失大量有生力量，但于谦很清楚，这次战事并没有动摇明朝的根基，只要指挥得当，军民勠力同心，必定可以守住北京城。

史料记载：

“时诸军二十二万列城下，寇见大军盛而严，不敢轻犯。以数骑来尝，谦设伏空屋，遣骑诱之。遂以万骑来薄，伏发败之。石亨出安定门，与其从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坚，所向披靡，敌却而西。”

接战前，瓦剌军见明军军容整肃，不敢妄动。于谦在民房中设置大量火器部队，敌军到后，火枪瞬间开火，杀敌甚重。石亨率军从安定门杀出，为了一雪前耻，作战极为骁勇，瓦剌军顿时就被打蒙了。

在明军的狂风暴雨下，也先放弃了他复辟大元的梦想。从战场的情况来看，明军和土木之战截然相反，此时的明军士气高涨，作战勇猛，将瓦剌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从此可见，明军在经历大败后，并没有伤及元气，仍有较强的实力，足以和瓦剌在野战中一较高下。

不给军队留后路，防止叛徒

史料记载：

“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

于谦曾下令，战时如果将领先逃跑，杀将领，士兵逃跑，后后面的部队杀逃跑的军兵，于是所有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杀掉眼前的敌人。

古语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断掉后路，才能义无反顾地前进，于谦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战力和士气，便出此下策。

事实上，于谦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一旦军兵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便可能出现哗变，到了那时后果同样不堪设想。好在于谦赌赢了，他策略很有成效，军兵皆誓死效力，最终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除此之外，让军兵全部列阵在城外，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京城安全。一旦军兵中混有奸细，在危机关头，就可能有人伺机通敌，甚至为敌军打开城门，如此这般，就无法保证赢得战争。

于谦在国家危难之刻，挺身而出，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指挥了一场伟大的战争，他挽救了明王朝，挽救的京城的百姓，对此，名留史册当之无愧。

如果于谦是自私的，那就是错的；可是于谦不自私，他想着的是北方半壁江山百姓。不打，对官员皇室来说是最省事，丢了半壁江山百姓，护送着太后南迁去南京，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是灾难；打了，对于百姓来说有好处，免受外族侵略，生灵涂炭。

如果你看过靖康之变，经历过人生苦难。你就会知道，奋起反击是最优解。敌人不会因为你的礼貌妥协让步，能让它们让步的是你的威慑力。嘴炮不能移山，推土机才可以。

1449年，距离明成祖朱棣攻打北方的鞑靼才50年左右，那一次朱棣带领着名将张辅等打得对方战战兢兢的俯首称臣。

仅仅过去了50年，经历了中间的两个皇帝，明朝实力逐年上升。当然，北方也出来了一个也先，骚扰明朝边境，当然基本上都被守将们击退了。

朱祁镇接手的明朝时，明朝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尤其是北京城周围的三大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朱祁镇登记后总感觉太平淡了，刚好此时也先骚扰边境。于是在太监王振的鼓动下，朱祁镇御驾亲征----调集了京师主力和边境主力，一共50万人。出征的时候，王振把文武大臣带上了，还有名将张辅——朱祁镇并不是要他做参谋，而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50万大军到了边境，没找到也先，只好撤退。王振撺掇朱祁镇修改了大臣们制定的撤退路线，改道他老家，这样他可以光耀一下。

也先突然发现幸福来的好突然，于是带领手下准备偷袭一下这只撤退大军，肯定能捞到油水，自己在草原上缺的东西太多了——布料、盐、铁等。就说布料吧，草原游牧民族不产棉花，因此穿的衣服都是皮草——牛皮的褂子，貂皮的秋裤，羊皮的衬衫，狼皮的内裤，夏天也是如此，肯定没有布料舒服，透气性太差。

朱祁镇50万大军改道了，也先幸福的要晕掉了，急忙追击。如果不改道，朱祁镇会按时到京城，兵力也会得到休整，也先压根没机会。但是现在，也先机会来的太快了，在土木堡，朱祁镇50万部队被也先打的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也先只想打个胜仗，抢点东西；这下好了，明朝文武大臣死了一堆，名将张辅也死了，还俘虏了一个皇帝。关键是京城主力没了。也先决定围攻北京。

朝堂上，兵部尚书于谦力排众议说服皇太后立景泰帝朱祁钰，稳住了明朝群龙无首的局面，阻止了大臣迁都南京的建议，也先也失去了勒索明朝的筹码——自己手里的皇帝不值钱了，明朝有新皇帝了。

接着，于谦收集土木堡败兵，然后调附近各地军队进京，打开沿途粮仓让士兵自己带粮食，解决了粮草运输问题。

北京城外，于谦把百姓迁入城中，然后坚壁清野。也先在北京城外转悠了几天，没勒索到一毛钱，关键是外面也没啥抢了，能带的带了，不能带的于谦烧了；连井都封了。

成败在此一举了，外援等不到了。于谦在北京九个门各安排了一队人马，告诫守城的人：兵马出城后，你们升起吊桥，不准放下来，除非打退也先。于谦也出城了，他也领了一队人马。这种破釜沉舟的做法，明朝将士勇猛无比，打败了也先。北京保卫战胜利。

于谦的做法十分正确，因为结果打赢了！你假设一万次，推理的再精妙绝伦，但是你没抓住主要问题，没出去打，就是个屁！

总会出现一些清流的嘴炮，拿着假设去质疑胜利的结果。既不是吸取经验教训也不是为了推演过程，纯粹是嫉妒心在作祟。

“守大城必野战”，这是作战的铁律，于谦的背城野战自然是正确决策。

1、京师不能婴城自守的原因

第一、京师为天下之重。其对民心、士气影响很大，政治影响巨大。如果死守城池，对整个士气瓦解很大。而且也先如果偏师袭掠各地，则北方会大乱，京师更加孤立。

第二、京师要靠漕运和煤炭，任何一个面的断供，整个形势将会异常恶劣。婴城自守就是将补给线交给对手，京师会不战自溃。

（京师保卫战）

第三、几十万大军驻防京师，消耗大，士气低，在地方一个方面突破就会全线崩溃。宋朝的靖康之变就是如此。

故而京师不能婴城自守。

2、出城迎战的几个原因

第一：振奋民心士气。大军开出城外作战，首先会让士大夫安心，南迁派的舆论会弱化；再次就是民心安定，减少谣言。让整个京师踏实下来。

第二：出城迎战才能在战略上打破瓦剌的优势。瓦剌劫掠，则大兵予以打击；瓦剌攻击，则依托城池防御。使得明军占据战略优势，不再被动。

（明军）

第三：获得战术优势。明军出城后，依托城池但不死守城池，出城作战但不远离城池，城外城上互为犄角，在对瓦剌战术上就有了优势，这是土木堡之变的教训。

总结：

京师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很难婴城自守，而且战略战术也不能如此。而出城作战，不仅对政治形势有利，在战略、战术上也是上佳选择。

（明军）

参考文献：

范熙晅.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研究[D].天津大学,2015.

王效锋. 唐代中期战争问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刘丹. 石亨新探[D].天津师范大学,2009.

童来喜.于谦指挥京师保卫战胜因初探[J].史学月刊,1989(01):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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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于谦的决策是错误的。

本来，1449年北京保卫战是胜利的，而历史是不应该审判胜利者。

但既然有网友较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我就结合古代攻城和守城的实际情况来回答：于谦选择“出城迎战”而非“坚城死守”，其实是错误的。

道理不用说太多，只要变换一下角度：如果您是远道来犯的瓦剌也先，面对深沟壁垒、城体高大、城墙厚实的北京城，您有多少把握能拿下它？

兵圣孙子早就告诫过后世兵家：“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即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

君不见，在古代战争中，攻打防御坚固的城池，无论多牛掰的名将，都会感到极其头疼。

在爆破力巨大的炸药应用到攻城以前，中国军队攻击城池的手段十分有限。

无数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都发生在野战战场，一旦敌人缩入城池当乌龟，即令孙吴白韩再生，也只能望城空叹。

遥想诸葛武侯妙计层出不穷，但遇上了司马懿深壕壁垒，也只得哀叹“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唐太宗李世民仅用三千五百骑兵就能打垮窦建德十万大军，但要取坚城洛阳，也只能采用围困断粮的笨办法逼迫王世充出城投降。

从春秋战国到晚清，只有守城名将、野战名将，没有攻城名将。

谁也没有攻城必克的绝活，所谓的摧城拔寨，多是以大军压境，兵威恫吓，逼使守城主将出逃或出降，或施诡计诱引守军以在城外歼灭。遇上了意志坚决、油盐不进的守将，那就只有围困一途，围到城中弹尽粮绝，意志崩溃为止。

蒙古军队席卷欧亚非三大洲，几乎战无不胜，却在南宋城池的强大防御力量下屡屡碰壁。

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钓鱼城和襄阳城的攻防战。

钓鱼城不过是用石头彻城的一座小小城池，却抵抗蒙元达36年之久，并耗死了大名鼎鼎的蒙哥汗，被冠以“东方的麦迦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

而襄阳城的存亡更是宋元战争的转折点。

蒙古人围攻襄阳五年不下，不得不从西域引来了穆斯林工匠建成的配重式投石机（俗称“回回炮”）。该炮发射的炮弹重达150斤，大炮发射时，“震天动地，所到之处，皆为齑粉”。

是这种可怕的大炮，最终摧毁襄阳军民守城意志，遂使坚城陷落。

北京城作为大明王朝的帝都，其城防远非钓鱼城、襄阳城可比。今天，我们通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所看到的正阳门，尚可依稀一睹当年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雄伟风采。正阳门乃是当年“京师九门”之一。它集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与正阳门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明朝正统四年（1439），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在京师各城门外添建箭楼，正阳门箭楼也是此时建成。在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一座巨大的瓮城，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米，瓮城四向各辟一门，均为拱券式门洞。正阳门城楼通高43.65米，正阳门箭楼通高35.37米，均是中国乃至世界“城门”中最为高大雄伟的城楼和箭楼。

瓦剌人孤军深入，粮饷难继，既缺乏攻城的大型工具，又没有蒙古人作长期围城的环境和背景，进犯北京，不过虚声恫吓一番，日久自去。

于谦，其实只需“凭城坚守”，自然可以化解这一场灾难。

纵观历史上两场灭国奇祸——“永嘉奇祸”和“靖康之难”，其实都是西晋人和北宋人没有坚守的决心，自己打开城门逃跑或投降求和而造成的。

北京城的沦陷——李自成入北京、清兵入北京和八国联军入北京，也都是城中军民放弃抵抗，甚至自动打开城门放入的。

再举发生在清朝的两个战例。

一、熊廷弼经略辽东，把沈阳城防打造得固若金汤。努尔哈赤来犯，粗线条的总兵贺世贤神经发作，把队伍拉出去与后金兵对砍，结果在野战中全军覆没，熊廷弼苦心孤诣打造出来的城防形同虚设，高大坚固的沈阳城轻松落入努尔哈赤手中。

二、此前对明作战无往而不利的努尔哈赤进犯宁远，辽东巡抚袁崇焕采取正确策略：“凭坚城，用大炮”，成功地扼制止了住后金兵的疯狂进攻，宁远转危为安。

由此可见，于谦所选择的“出城迎战”，其实是很危险的，那是用己之短、与敌之长进行生死较量——明军以步兵为主，擅长守城；瓦剌军以骑兵为主，擅长野战，于谦放弃守城与敌野战，孰智孰愚，就不用多说了。

“守大城必野战”是古代战争的一项基本原则，于谦的决策是正确的。这是个积极防御还是消极防御的问题。

古代兵书上说：“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这听起来似乎比较反常识，因为我们觉得城墙这么靠谱的东西，当然要越封闭越好，城门少才有利于集中防御力量啊。

其实，城墙虽然会给防御方巨大的优势，但是如果被人围着城墙打的话，那么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为古代城市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粮食给养全靠外部运输。围城方不需要硬拼，如果你不出城，他大可以在你的城墙下面安营扎寨，把你围的跟铁桶一般。不需要攻城，困都能困死你。

尤其对于北京这种大城市，上百万的人口，就算储存再多的粮食也架不住长时间的消耗。一旦城内断粮，则必然成为人间地狱！

古代困守城池，断粮之后，城内的描述是相当的统一，如“斗米千钱”还是情况比较好的，李自成围攻开封，开封城里一只老鼠卖到了五十两银子。清军围攻锦州城，祖大寿的军队前后杀掉好几千民夫吃掉，安史之乱，张巡把自己的小妾炖了犒赏三军。打仗打的这个地步，城内的残杀远远比破城恐怖的多。而对于北京这样一座城市，天下脚下如果发生吃人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

而且断粮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影响相当大，太平天国时期，天京城破的时候全城早已经断粮，连洪秀全本人都不得不吃野草，很多太平军的士兵眼看着清军过来杀掉他们却饿的没有一点力气逃跑，更别说作战了。

除了粮食问题，困守孤城对于士气也有巨大影响，城内很难得到城外的消息，人心惶惶，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士兵哗变，如果有人因为失去了信心而通敌，则全盘皆输。反之，如果军队主动出城迎敌，则对鼓舞军队士气有巨大作用，于谦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这个问题不算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不过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有趣，不请自来回答一下咯。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决定——部队出城野战而不是依托城墙防守——是正确的。

这不但为北京保卫战的结果所证明，也符合古代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一般来说，保卫要塞和关隘，可以选择依托城墙等防御工事和对手相持，但成功保卫大城市、政治经济中心就要求守将在野战中击败来犯之敌了。当然，这种野战和朱棣靖难之役中的白沟之战是不同的，不是单纯的野战，而是依托坚固的城防工事和敌人背城而战。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要塞关隘普遍比较小，军队人数有限，和来势汹汹的对手野战基本上没希望，依托工事和远射武器杀伤敌人是唯一的选择。而大城市虽然工事坚固，但城垣绵长，对防守的兵力有很高的要求，北京城的二环路大体上就是当年北京保卫战的城墙所在位置，三十二公里，3万多米，就算一米一个士兵，也得三万多人，而且只能是单线防御，一打就透。

保卫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没有十万八万的兵力是不太现实的。有了十万兵，在城垣上的远射武器的支持下，和对手野战更有机会。当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也不是一定的。但无论怎样，在历史上，困守大城，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太平天国丢了安庆，剩下一个大城南京，没有坚持多久就失守了。部队没有野战之力，在城墙上坚持一样守不住。

首先我给出结论：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的“北京保卫战”，当瓦剌军队在京城外纵横时，明军“出城迎战”，而非“坚城死守”，并非于谦个人的独断，而是当时军队守城的常规动作，不存在正确或错误的问题。

我还要说明的是：于谦时为兵部侍郎，即兵部副长官，长官尚书死于土木堡之战。于谦作为兵部侍郎，长于军事，敢于担当，颇受“受命于危难”的景泰帝的信任，但于谦作为六部卿贰，并没有决断之权，他还受制于内阁、司礼监太监（金英、兴安、李永昌等人）、总兵（石亨等）。即便在后来，作为少保兼兵部尚书、深得皇帝倚重的于谦，也没有那样的权力。这是明朝政治的特殊格局决定的。

所以，无论明军采取什么方式守城，皆不可归功或归罪于他。

（于谦的历史作用，实事求是的说，过去是有所夸大的。比如防守北京的具体军事工作，主要由“总督军务”的太监兴安、李永昌和总兵官石亨等内外官员负责，于谦作为兵部长官，要在于参谋决策以及协调部署等，战术非其所长。然而太监和武臣的功绩，很少有人提到，只一味地称赞于谦之忠/皇帝不称朕）

下面再具体地说“出城迎战”与“坚城死守”的问题。

事实上，当瓦剌人在北京四郊劫掠时，明军在数量上是远远超过瓦剌的（虽然明军京营精锐主力在土木堡崩溃，但京师兵马仍有十万之众，同时还陆续整编了许多逃回的败兵），而瓦剌骑兵作为一种破关而入、深入内地的突袭力量，兵力不会太大，他们也没有能力围攻庞大的北京城。

瓦剌人长于骑射，主体是骑兵，机动性很强，无论是在口外草原，还是华北平原，风驰电掣，防不胜防，缺点是没有大型攻城器具，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对北京进行合围，或猛攻其一面。

（反映“土木堡之变”的蜡像。瓦剌军深入内地后，在北京四周大肆劫掠，抢夺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必然加大一支骑兵武装的负担，严重削弱其战力和机动性/皇帝不称朕）

瓦剌人攻入京畿后，除了在京东一带掳掠外，主要兵力在城西游击侵扰，从未向高大的城池发起攻势。

而明军在探知敌人主力方向后，一边大力整顿京兵，一边出城布阵，有针对性地把主力兵团在城西几个门布防，并且与瓦剌军展开了一次小规模的野战（具体作战经过及其战法，详见拙作《背城一战！从1449年北京彰义门之战看明军对蒙古骑兵阵法》，今日头条，2016年5月6日）。

明军作战，依靠布阵，骑兵是其最大的短板。因为骑兵严重不足，宫中许多有马的宦官纷纷请缨，入军报效（此时还余留着永乐时代宦官从军的旧习）。这几百名宦官骑兵忠勇之气可嘉，可是缺乏作战经验，当两军接战时，宦官未接号令，先动起来，发起冲锋，导致阵脚摇动，被瓦剌趁势一冲，明军就撑不住了。幸亏有一部明军前来接应，瓦剌军望见明军旗帜后，便暂时后撤。可见，瓦剌人由于人数不占优势，就是与力量不是太强的明军对阵，他们也表现得较为谨慎，在北京袭扰一段时间后就主动退兵了。

从所谓“北京保卫战”的经过来看，明军根本不存在“坚城死守”的问题。

通过了解明代的众多战例，也不难发现，“坚城死守”少见，而“出城迎战”为多见。

比如在明初的靖难之役中，官军进攻燕王朱棣的老巢北平（北京），朱棣便率军出城十余里迎战，在外围击破耿炳文大军；后来朱棣奔袭辽东，官军趁机再次进取北平，由于主力远出，城内燕军不敢出城迎战，于是采取婴城固守之策，直到朱棣率师回击，大破官军。当朱棣两次重挫官军后，开始向南经略，主要的攻坚战，是围攻孤城济南，此时官军的策略，就只是坚守不出。

明代京畿，在中期曾两次被漠北骑兵突入，一次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另一次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两次都是明军在城外布防，而不是只守坚城。

在许多战例中，当敌人来袭时，除非城池太小，或敌我力量太过悬殊，实行坚壁清野，一般来说，都会主动派兵出城迎战。

迎战包括两种，一是向外进击，与敌交锋，这在边塞特别常见，有时边军甚至会出城数十里，与敌移动接战（需要大量骑兵）；一是发挥步兵及火器的优势，在城外布阵，以阵法御敌，而不是依托城墙御敌。

古代守城不易，如果优势敌军，集中兵力，猛攻一门，城内再多的兵力也无法在城头施展开，很容易破城。所以相对于片面防御的“坚守危城”，出城迎战，挫敌于远方，才是更主动的守城。

除此之外，我想大体还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是对敌不可示弱，敌人来了，能战（兵力不是过分悬殊）则不可不战，争取挫敌锐气，变被动为主动。不战则气沮矣！就是明朝将亡时，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城，仍是先派京营官兵出城防守，只是京营一触即溃，才被迫骑墙而守了。

也就是说，城墙是最后一道防线，守军必先战而后守城，守城是退无可退的最后的一步。

其二，内地的城墙不同于边墙（长城），长城本身就是一种防御体系，而内地城墙功能则很多，且城外还有大片的农田居舍以及聚居区、商业区，不可轻弃，城内也容不下这么多人口。比如瓦剌人进攻北京时，有记载说，许多住在城外的百姓，纷纷爬上屋顶，用砖瓦抛击瓦剌骑兵，明军也依托民房，用弓箭火器，予敌大量杀伤。在狭窄的街巷之中，瓦剌骑兵摆布不开，发挥不了战力，被迫退却。

其三，婴城防守，如前所云，是片面防御，等于将城外尽交于敌人之手，使得樵采饮水物资等一切断绝，将使己方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用不了多久，城中军民将很快面临供应短缺的问题，城市越大，就越严重。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是无法“闭门守城”的。

综上所述，当瓦剌军队兵临北京时，明军“出城迎战”，而非“坚城死守”，是必然的军事措施，是主动防御的常态，它也不是兵部侍郎于谦一人的独断。（皇帝不称朕/胡丹答题）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是于谦的粉丝，因为他相声说得好。

不过当年的于谦，可比今天的于谦厉害百倍了。

严格意义上，于谦没有出门野战，只是背靠北京城作战而已。

首先，明军战斗力并不弱

直到壬辰倭乱时代，明军的真正主力部队，仍然保有相当的战斗力。

不能打的明军，主要是地方驻守的部队。因明军职业世袭制，时间一久地方部队不打仗又不训练，自然腐化失去战斗力。

但这不是说，明军正规军就不能打仗，他们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

至于土木堡的失败，20万明军被3万瓦剌骑兵打掉一半，完全是皇帝和太监王振胡乱指挥所为。

按照他们这样指挥部队，20万只损失10万也是上天保佑了。

所以，也先3万骑兵逼近北京的时候，于谦手上有数万北京的明军，战斗力虽不属于一流，还是能够打一打的。

还有，于谦紧急发布动员令后，前后约有20万明军向北京靠拢，其中一部已经赶到。

这样一旦，明军总数约有22万，战斗力上毫不逊色于3万瓦剌骑兵。

其次，既然实力不弱，就没必要示弱。

明代的防御战，除非敌我力量特别悬殊，一般不会完全推入城内。

比如民族英雄袁崇焕的宁远之战，因明军只有1万，满洲鞑子兵有6万，不得已只能退守城内。

但鞑子兵围攻北京的时候，袁崇焕有了一定实力，就敢于出城和鞑子硬拼野战了。

这是因为，古代守城除非是非常小的城市，不然很难面面俱到，战略上非常不利。

当时北京非常大，人口近百万。这么大的城市，恐怕明军全部守城也不够用。

而这样守城，等于将兵力自行分散，等着被敌人各个击破。

所以，正确的打发自然是一部坚守城市，另外一部主力出城和敌军野战。

野战如果赢了，或者即便败了能够消耗敌人很多实力，瓦剌骑兵也不会敢于继续攻城。

即便是野战输了，万不得已还可以退回城市去防御。

如果一开始就将这么多兵力调到城内，战战兢兢的死守，无异于示弱。这对于明军和北京老百姓的士气都是极大的打击。

这也就是于谦所说的：不能示弱于敌人。

再次，这种城下防御战中，明军有很大优势。

兵力是敌人数倍不谈，明军当时是长于防御，短于进攻。

明军装备了大量的弓箭和火器，其中火器虽然性能还不怎么样，但在这种城下防御战中有极大的优势。

因为火器兵其实最怕被骑兵冲击，而城下的防御敌人骑兵不可能敢于长距离冲击，更别谈冲不进城。

同时，火器兵装弹速度慢，然而这种防御战中完全可以一人多枪，由后勤士兵或者民众帮忙装弹，大大提高射速。

实际上，此次瓦剌骑兵被明军火器修理的很惨，两次猛攻都被四面乱射，伤亡惨重。

其实还有很多点，萨沙一个人打字，就不多说了。

事实证明，于谦部署完全正确。

瓦剌骑兵本来就是想押着皇帝来打秋风，谁知道直接在城外踢到硬板。

几次进攻都被明军杀的落花流水，伤亡惨重，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后勤补给，只能仓皇逃窜。

于谦又率部追击，加上地方民众不堪瓦剌人的烧杀奸淫纷纷起义反抗，最终瓦剌就这样被打败了。

其实，瓦剌本来根本不可能打到北京。就是因为当时皇帝和王振的荒唐无能，才导致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