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事实是——民国的老百姓，生活水平是不如大清的。

大清的时候，虽然苛捐杂税也多，好歹有个节制，因为怕再来一次太平天国，不敢把老百姓逼的太狠。尤其不加农业税是大清的政治正确（康熙皇帝定的规矩），所以大清的苛捐杂税是有限的，朝廷收入主要靠关税。

更重要的是，大清内部比较稳定，不打仗，慈禧新政之后，清朝的财政收入连连升高。1911年的前十个月财政收入居然达到了空前的三亿两，多是来自于实业和关税的增长，老百姓的负担在彼时还处于一个勉强可以忍受的阶段。

到了民国，完蛋了。

民国时期，整个中国陷入了内战状态，各军阀为了扩充军队疯狂聚敛财富，管你老百姓造反不造反。何况热兵器时代，军阀也不怕农民起义了。

军阀的主要收入来源，有以下几种：

一：刮老百姓

就像《让子弹飞》里葛优说的那句话——“不刮穷鬼的钱你想挣谁的钱啊？！”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缺钱的首要想法就是刮老百姓。大清亡了，军阀可以肆无忌惮的加征了。盖房子要交税，买牲口要交税，杀了牲口吃肉也要交税。反正是雁过拔毛，兽走留皮，除了呼吸不交税，干啥都得交税。

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军阀们还很有超前意识，他们还可以预征，把未来的税征出来。河南的军阀把税收到了1950年建国之后，热河的汤玉麟甚至把税收到了1972年！如果再努努力，没准连改革开放以后的税都要由他收。

除了农业税以外，还可以设置关卡，收取过往商人的流通税，这叫做“厘金”，是晚清督抚们留下的规矩，当年曾国藩就是靠这笔钱养活的湘军。厘金对民间商贸的打击相当大，直到三十年代之后宋子文整顿财政才取消。

二：开创新门类

大清和袁世凯倒了，军阀没人管了，他们可以公开的干一些过去不敢干的事情——贩毒。

西北的军阀命令老百姓种鸦片，关中大片的土地不种粮食改种鸦片。军阀将这些鸦片低价收购来，卖到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去赚取暴利，这是西北军阀赚钱的妙招。

不过也有一些军阀是比较有节操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盘比较稳定，所以对自己地盘的建设很上心，比如山西的阎锡山和东北的张作霖。

阎锡山在山西进行了很多很有建设性的举措，开创工厂、矿场，修建铁路，甚至还创立了山西的银行，发行本省的货币。由于山西一直比较和平，以及阎锡山治省有方，让山西的财政收入节节上涨，成为民国各省中经济形势最好的一个。

东北由于地盘稳定，张作霖也进行了很多建设。铁路、工矿之外，东北当局还开设了不少学校，现在东北的很多高校（如吉林大学），都能在民国找到影子。

除了自己建设之外，蒋介石由于地理优势，天然享有了广东和江浙的交通便利，这让他拥有了清朝财政遗产中最值钱的一部分——关税

蒋介石因为掌握海关，财政收入远超其他军阀，军队装备也是最好的。中原大战时，冯玉祥的西北军连步枪都做不到人手一把，蒋介石的军队却拥有飞机坦克，显示了双方财政的天壤之别。

还有一种另辟蹊径的，是孙殿英。

孙殿英作为一个小军阀，没有自己稳定的地盘，刮老百姓也轮不到他，他只能仰大军阀的鼻息生存。但是他另辟蹊径，居然盗了清东陵！

孙殿英把清东陵用炸药炸开，把慈禧和乾隆的墓都给洗劫一空，靠盗墓发了一笔横财。他将盗墓的一部分所得用来贿赂国民党高官，最终在溥仪强烈抗议，中外震惊的情况下，居然啥事没有，吞下了这笔不义之财。

三：外国援助

对于军阀来说，还有一笔重要收入，就是来自帝国主义的援助和借款。

所谓“援助”，自然不是无偿的，帝国主义不是慈善家，没有回报，他们才不会给中国人半文钱，这些钱需要用主权和利益来换。

从袁世凯时期，民国的借款就开始了。袁世凯因为空顶着一个大总统的帽子，各省却不给他交税，所以他只能向五国银行团借款以维持北洋政府的运转。后来段祺瑞维持北京政府也是靠的袁世凯留下的“善后大借款”。

在各国之中，只有苏联是一个特例。

苏联可能是唯一一个对外援助不求回报的国家，至少在苏联初期是这样。苏联刚建立时，这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政权想要扶持全世界的革命，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二十年代初，苏联在中国扶持了两个政权——广东孙中山政权和西北冯玉祥政权。

可以说，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能成功，与苏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不过后来蒋介石放弃苏联，转投了英美。在蒋介石之前，北洋政府段祺瑞也比较亲英美。他们都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持的代理人。

英美扶持了自己的代理人，日本自然也不闲着，日本人扶持的最成功的代理人就是张作霖。

现在的人，听了几个故事，看了几集连续剧，就以为张作霖是什么爱国志士，把日本人耍的团团转还讨不到便宜，认为张大帅真是机智。

屁！

民国军阀中，可以说头号汉奸就是张作霖。张作霖起家靠的就是日本支持。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张作霖什么都敢卖，什么南满铁路，什么驻兵权，什么吉林矿产，只要日本人肯出钱出枪，东三省没有什么是老张不敢买的。

在张作霖之前，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虽然赢了，但是东北还有多家帝国主义玩家。俄国没有完全退出，英美势力仍在。可是在老张的一顿操作下，日本吞并了东北的铁路、矿产、港口，掌握了东北的经济命脉，逐出了除苏联以外的各国势力，所以后来日本侵占东北才能这么顺利。

所以，对于张作霖这个土匪头子，他的那些“爱国”事迹听听就行了。拿他当好人，那真是拜错了坟头！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各显神通了！

随便举几个例子。

贵州军阀王家烈

贵州一穷二白，唯一的出产就是鸦片。

王家烈纵容全省老百姓种植鸦片，然后征收高昂的鸦片税，同时收购鸦片卖到他省牟利。

此举表面上能赚到不少钱，其实对于贵州没有好处。

贵州人民很容易搞到鸦片，导致吸毒的人非常多，男性农民很快就失去劳动力。

连桂军士兵都抽，成为双枪兵，没有战斗力、

定期要抽大烟，还怎么打仗。

人民因为种鸦片赚钱又比较轻松，连粮食都不种了，需要向外省购买。

但外省如果也遇到粮荒，没有粮食可以出售，贵州人就得活活饿死。

所以，鸦片只是废了王家烈和一群军阀，贵州老百姓还是一样穷。

广东军阀陈济棠

陈济棠搞了很多实业，比如对外贸易之内，各种进出口生意。

陈济棠非常擅长搞钱，甚至和控制赣南中央苏区的红军达成协议，高价收购钨矿沙，然后出售。

当时钨矿沙是全世界畅销品，利润非常高。

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钨砂贸易总计创造了620万元的财富，对维持苏区政府的运作和养活十万红军，抗拒国军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苏军阀齐燮元

江苏军阀从来都是很肥的，重要的是当年上海属于江苏。

而上海是个下金蛋的鸡，每年单单海关税收就是一笔巨款。

自然，齐燮元并非不是北洋政府合法领袖，原则上不能接受关税。

但他是土皇帝，所以仍然想方设法搞到相当一部分关税款，这是惊人的数字了。

因此，齐燮元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保住上海这个宝地。

陕西军阀党玉琨

党玉琨和孙殿英一样，依靠挖掘古墓，盗卖文物捞钱。

党玉琨是个小军阀，盘踞陕西凤翔。

凤翔虽穷，但有很多秦汉的古墓。党玉琨为了获得军费，使用上千军人和民夫，将凤翔境内的西周、春秋、战国、汉代古墓全部偷盗一空。

盗挖的文物，很多都是国宝级，全部辗转卖到国外。

党玉琨年轻时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对文物价值颇为知晓，贩卖文物是其老本行，得心应手。

1928年2月党玉琨偷盗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墓，挖出了一件稀世国宝～周公东征方鼎。

党玉琨直到这件国宝非同小可，悄悄的将其卖给洋人。

周公东征方鼎，现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党玉琨盗卖国宝行为，引起了公愤。

宋哲元趁机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将党玉琨7000多人打垮消灭。

党玉琨死于乱军中，2000多党羽被击毙，其余5000人被俘。

宋哲元胜利后意犹未尽，将5000多战俘中的上千人斩首处死，成为民国历史上少有的屠杀俘虏事件。

其他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农业税、盐税、厘金税（商业税）等等，还可以想方设法压榨老百姓，就看军阀自己的本事了。

在没有建立起正规的现代化金融制度以前，民国各路军阀筹集军费基本靠土办法。

话说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可以依靠发债筹集军费，添置几艘新的战舰，而当时的清政府只能靠征收农业税来增加财政，财政的汲取极为有限，收多了还怕官逼民反。在此之后，我们很少看到政府发债来筹集军费的，除了一味的加税增收外，还有多种原始手段，最终竭泽而渔，民怨沸腾，被推翻。

北洋时期的军阀军费的一大来源就是向西方列强的洋行借款，以当时的财政算，三分之一用来还列强的款，剩下的军费预算和财政开支根本就入不敷出，只能以新债还旧债，为此不惜以出卖国家的主权为条件，例如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矿产资源的矿权全都作为抵押，借来的钱大都充作军费，用来扩大地盘和进行争霸战争。

第二位的就是征收苛捐杂税，据说某一地方的税种多达200多种，已经提前征到了建国后的1950年； 第三种就是种植鸦片，强迫本地区的老百姓种植鸦片，然后以低价收购高价卖到上海等大城市，赚取不菲利润； 但是到了北伐战争的新军阀出现后，情况又发生了些变化，进行了一些财政改革，蒋介石控制着江浙一带的税源，宋子文一年能为蒋介石筹得9000余万元的财政收入，处于绝对优势状态。

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新政，经济发展，税收也不断增加，也成为一霸。 不过真正财政能力搞起来，在那个时代非得土改不可。

特邀嘉宾：一枚蜻蜓

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就失去了海关厘金和盐政这两项最大的财政收入。因此，等到民国时期，各地军阀为了筹集军阀只能自己开动脑筋了。军阀们筹集费的方式，主要是以下几种。

第一种，以出卖国家主权为条件，向列强借款。

最先以国家主权为条件向列强借款的是袁世凯。

袁世凯掌权北京政府时，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当时，财政收入只有5.97亿元，还要拿出三分之一换列强的债。而1913年的军费预算就是1.6亿元，只靠财政是不行的。于是，在1912年，袁世凯就找西方银行谈判借款事宜。同时，袁世凯在全国推行精兵裁军。

不过到1915年，袁世凯为了争取日本人的支持和筹集称帝的军费，和日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忙于欧战，日本人处于“独霸”中国的地位。袁世凯要称帝，肯定要争取日本人支持。同时他还需要向日本借款3，000万元补充军费，因此，袁世凯秘密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开始四分五裂，更加肆无忌惮的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列强给他们的借款。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曾多次向日本人借款。

1917年段祺瑞上台以后，为了武力统一全国，派曹汝霖和章宗祥向日本人借款5亿元。以满蒙铁路、东北的铁路、矿产等权益作为质押。很多人替段祺瑞洗白，说段祺瑞抵押的权益不在他地盘。这件事就不在这里赘述，我的观点是，段祺瑞依然属于出卖国家权益。毕竟，他是当时的民国中央政府负责人。

第二种，征收苛捐杂税。

民国时期，军阀在自己地盘征收各种税目：地税，人头税，印花税，契税、牙税、祭祀捐、祭典捐、祭孔费、祭品折价、祭肉折价、戏捐、考棚供给费、地亩学费等等，种类特别繁多。把名字全部写出来，介绍清楚，都能出本书了。

而且，就算是这样，还是不够军阀们支付军费。于是，军阀们就开始“预支”税收。今年把明年，甚至后年的税也给提前征收了。

据说，北京宣武区一带的“边防保障特别税”，在民国十九年已经被征收到2035年了！

川军将领陈光藻说：“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到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的。”

第三种，买卖鸦片！

很多军队都从烟土上挣过钱，包括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成立初期，其军费来源最主要是来自‘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禁烟特别捐’，说是“禁烟”，其实就是鸦片税！每两烟土课税在一元以上，收入非常可观。

从鸦片获取军费最出名的应该是滇军。《李宗仁回忆录》中有滇军在行军途中买卖烟土的描述。

李宗仁：加以滇军饷糈鸦片烟维持，沿途销售鸦片，尤妨碍行军速度。据说唐继虞即有数百万两烟土，随军携带，因候沪、汉一带商人前来贩运，致耽搁行军日程。

插一句题外话，很多人对川军的印象是：一身单衣两支枪,其中的一支枪就是烟枪。但是，川军的烟枪不是鸦片枪，而是抽叶子烟的烟枪。川军抽叶子烟主要是为了暖和身体。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前后派出350万川军支援抗战，伤亡60多万人。这样的军队，值得我们尊敬。

（文|勇战王聊历史）

小小小百科全书观点

从满清政权灭亡到新中国成立，这期间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军阀割据混战的民国时期。民国时期虽然名义上有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各地军阀割据混战谁都不服谁。表面上他们对外宣称支持民国政府的任命和管理。但实际上各军阀在地方上都实行自治管理，有自己的军队体系和行政体系。至于这些军阀的诞生主要源于两个历史时期，也就是北方军阀时期和民国新军阀时期。

在当时军阀数量最多的时候，整个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实力差不多能有上百个。一个省份大小军阀都得有十来个。最初时期军阀互相吞并扩张也就导致了连年战乱不断。最终通过不同的吞并和合并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八大军阀体系，分别是直系军阀、皖系军阀、奉系军阀、蒋介石的中央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云南龙云的滇军、李宗仁的桂系军阀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其余的四川数个军阀依旧混战不停。这些还都都是大军阀头子，下边小军阀还不计其数呢。

也因此很多人有一个疑问，民国时期那么多军阀互相之间战乱不止，那么他们的军费是怎么来的呢？简单来说军阀的军费有四大来源：征税、私印货币、金融集资、贩毒。就拿四川军阀来说，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刘文辉和刘文彩两兄弟在四川巧立名目各种乱收赋税高达700多种。也就是当时四川人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需要缴费。而且当时很多军阀还不是只收当年的赋税，而是提前收取赋税。比如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军阀征收的赋税都预付到几年之后了。

而且当时贩卖鸦片也是军阀敛财的一种手段。就以西南三省为例，民国时期贩卖鸦片的重灾区就是这几个地方。除此之外当时的军阀也不考虑什么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很多军阀就是没钱了就自己印。所以导致民国时期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从历史记载中可以了解到，湖南、福建、新疆甘肃等地都是私印货币的代表。民国时期这些地方流出的银元大都是军阀货币。军阀印制的银元做工粗糙，成色不好，而且质量轻重各不相同。 所以当时军阀货币流通范围不是非常的广具有局限性。

再说金融集资这块。民国时期上海属于中国的的金融中心。很多军阀就通过在上海走私以及开设赌场参股等来敛财。当初四川军阀范绍增就是一个最大的走私头子。而当时上海滩的三位大亨黄金荣、杜月笙、袁啸林就是上海本地帮助各大军阀销赃的中间商。后来也有军阀通过开设银行和发放债券等方式来募集军费。总之最后打来打去搞来搞去受伤的还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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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华北大旱，“东北王”张作霖借“赈灾”之名强迫东北农民以半价向奉军出卖粮食，然后由他组织手下到北京和天津售卖，一转手就是三四倍的差价，每天的纯利润高达9000大洋，只要手里有兵有权，各路军阀们多的是搂钱的办法。

（段祺瑞在天津调停张作霖、冯玉祥）

普及一下“大洋”与现今货币的大概比率，在民国时期大洋的购买力是非常“硬通”的，有专家测算过，根据各地经济水平的不一，一块大洋在上海相当于60元人民币、在广州相当于80人民币、在北京相当于120元人民币，而在经济落后的东北，价值高达200元人民币。

靠贿选当上“大总统”的直系军阀曹锟，据称身家达到5000万大洋，折算起来约有六亿元的资产，就算进不去“福布斯排行榜”，也绝对是巨富了。接替袁世凯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所发的横财是“数万万”，估计冯巩看见都得吓着；徐世昌也达到这个数字，张作霖稍逊，也足有“万万”。

（曹锟）

军阀们讲究的是土皇帝般的“家天下”，军队和钱财既是“政府”的，也是私人的，所以他们的军费来源和开支仍然是不分彼此，袁世凯曾向五国银行集团借款，拿到钱后直接将其中的2000万大洋存入自己的私人帐户，再弄到青岛的德国银行转存。

当然，军阀混战、军队增加、军费巨增时，指望军阀们把揣进腰包的私财拿出来是不现实的，怎么办呢，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第一，对统治区域征收苛捐杂税。

为什么军阀都追求扩大地盘呢？为什么都喜欢抢占富庶之地呢？无它，税收来源的大小决定着军阀的硬实力。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田赋可以一年两征、三征、四征，最多的竟然一年八征。刘文辉刚刚征收了田租赋税，可转眼功夫又被刘湘赶走，而刘湘对刚刚征收过的田租赋税根本就不予承认，这样，贫苦百姓只得勒紧肚皮再交一次。最耸人听闻的是灌县和安县，灌县预征到了1991年，而安县则预征到了1993年，这就是疯狂的“刮地皮”。

第二，向列强和财团、银行等借款。

袁世凯以盐税、关税为抵押，仅1912年“善后大借款”一次就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债2500万英磅，年息5厘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893597英镑。张作霖向日本举债的“西原借款”也达到1.45亿日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唐继尧）

第三，利用地理条件走私和贩毒。

地处边陲的西南军阀则主要依靠走私和贩卖大烟来筹集军饷,居然也“刺激”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云南当时盛产鸦片,所谓“云土”的质量更是远近驰名，穷兵黩武的唐继尧就曾大肆出售烟土牟取暴利；包括新桂系军阀李白黄的崛起，很多学者经过考证认为，他们治理广西的资金来源，相当一部分是“云土”路过广西运到广东的过路费和运输费。

第四，利用权力在当地买官卖爵。

曹锟在河北保定举办六十大寿，顺便封官许爵，北洋政府各部门大小官吏、高级军官、平津及河南河北两省富商均到场贺寿，自然厚礼相送，所收礼金和贿金据称“总价相当于中人之产千余户”，这几乎是一个民国中小型城市的民间资本总额了。

（张宗昌）

第五，直接创办银行进而滥发纸币。

比如奉系军阀的分支“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取得山东统治权后，于1925年9月在济南开办“山东奢银行”并代理省财政金库，大肆滥发山东省银行票、军用票、金库券、公债等，督鲁三年前后共发行金库券1600万元；银行累及发行钞票2300万元。

第六，开办公司“官倒”和挖掘矿藏。

这就属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了，管理海岸线和港口城市的军阀，可以不受限制的倒卖军火、奢侈品等洋货，那占据山区的军头就可以挖煤矿、挖金矿。

（袁世凯和列强代表）

中华民国又可以称之为中“阀”民国，短短的三十几年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一方，连年混战，打仗得要钱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可不是一句空话，那么各路军阀的军费是怎么来的呢？

一、搜刮老百姓

为了钱军阀无所不用其极，巧立名目，不顾人民死活，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极力压榨统治区内的人民，所以有“民国万税”之说。

军阀依掌握武装力量大小，往往会控制大小不等的地盘，随意加派或者截留税收。

就像《让子弹飞》里葛优说的那句话——“不刮穷鬼的钱你想挣谁的钱啊！”

根据统计，河北一个县就有300多种新立的各种杂税，如杀猪要交税，捆猪的绳子要另外交税，船开要交税，船不开也要交税，上下船还得单独交税，出生有落地捐，结婚有新婚捐，死了有棺材捐，种树有植木捐，·····在军阀杨森治下，甚至连进城挑粪的农民也要交粪捐。所以当时有人讽刺“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

军阀们甚至贪婪到开始征收“未来税”，河南的军阀把税收到了1950年建国之后，热河的汤玉麟甚至把税收到了1972年！北京廊坊一带的边防保障特别税在1937年时已经收到了2035年，已经丧心病狂。 设置关卡，收取过往商人的流通税，这叫做“厘金”，是晚清督抚们留下的规矩，当年曾国藩就是靠这笔钱养活的湘军。厘金对民间商贸的打击相当大，直到三十年代之后宋子文整顿财政才取消。

二、借款和经济援助

辛亥革命胜利后，窃取革命果实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只空顶着一个大总统的帽子，各省却不给他交税，他就以办理辛亥革命善后为名，向英、法、美、日本等多国列强借了总额高达2500万英镑的借款，袁世凯利用这笔庞大的借款，扩充北洋军，贿赂收买其他军阀部队，从而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

解放战争时期的蒋介石总共获得了十几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没有这些钱，他根本打不起内战

庞大借款，除了高额的利息外，还以海关、盐税、煤矿、铁路等等为抵押，而正是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不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新军阀，卖起国家主权那是丝毫不手软。

三、种植鸦片，贩卖鸦片或走私获得金钱。

当时民国的军阀，绝大多数都曾因种植鸦片、贩卖鸦片获利。如西北的军阀命令老百姓种鸦片，关中大片的土地不种粮食改种鸦片。军阀将这些鸦片低价收购来，卖到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去赚取暴利。 四川军阀范绍增范哈儿通过长江水道，从四川走私货物到上海，通过杜月笙等人销赃，从中挣钱养军。

四、发展地方经济。

阎锡山在山西进行了很多很有建设性的举措，开创工厂、矿场，修建铁路，甚至还创立了山西的银行，发行本省的货币，让山西的财政收入节节上涨，成为民国各省中经济形势最好的一个。

五、财团支持。

最成功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北伐胜利后，掌握了军政大权的蒋介石，通过与宋美龄结婚，靠上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江浙财团后，才有了金元攻势的无往不利，才有了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中的辉煌胜利，并为蒋介石最终名义上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六、发行钞票、和盗墓：

北洋军阀时期不仅中央政府发行钞票，各省也很多自己发行本省钞票的，比如东北的奉票、云南的滇票等等。军阀们急用钱的时候，往往就会开足马力印一批，结果就是钞票贬值。奉票从1919年到1931年12年间，奉票贬值14498%。

1928年夏，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成功的把慈禧和乾隆的墓都给洗劫一空，靠盗墓发了一笔横财。后来事情败露，他选取了一些国宝级文物送给了南京方面的上层人士。孙殿英即得到了军饷又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而且还升官了。

孙殿英这样为自己辩解：满清政府害了我祖宗三代，我这是不得不报仇为革命！

以大小军阀众多、饱受兵祸之苦的四川为例，从民国初年到1925年不过短短10余载，全省已有28个师、37个旅，兵额超25万之众，每年所需军费粗略统计竟高达2610万元，而当时四川全年税收不过1700多万元。

四川大小军阀为扩充实力，此后继续疯狂扩军，兵额很快达到40余万人。豢养如此庞大军队，耗费自然少不了，据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捐税多达100余种——田赋、盐税、契税、厘金，乃至肉禽、烟酒、油糖都要纳税，其他名目还有诸如临时军费、国难救急费、安川费、印花费、剿赤费、保安总费，等等。

具体来讲，民国年间四川军阀的敛财手段主要有以下4种：

第一，滥发军票。比如民国初年时任督理四川军务的胡景伊，就发行了数额达1500万元的军用票。虽然前者面值1元，但等到民国4年废止时，却只能折换银元0.45元左右，仅这一项胡景伊就捞走700万至800万银元。更恶劣的是，因为无法填补由此造成的财政窟窿，胡景伊就下令在全省征收田赋作为抵付，实际上是“取偿于民”。

第二，征收田赋。有资料显示，从1912至1931年，四川军费开支增长15倍，其中征收的田赋总额就在3亿元以上。各路军阀竭泽而渔，甚至预征田赋，一般是提前征收8至10年，最狠的还有提前征收47年的——《新繁县志》就记载，该县被要求在民国23年（1934年）就把1974至1981年的田赋提前征收上交，真是敲骨吸髓到了极点。

第三，征收盐税。自古川盐闻名天下，盐税也因此在民国时期的该省预算中长期占据首要位置。比如1938年四川盐税达3309万元，远超田赋1582万元、契税121万元和营业税582万元。

这样一块肥肉，自然会引来各路军阀垂涎、抢夺——当时，川滇黔大小军阀围绕川盐（特别是川南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比如1912年滇军入川，短短3个月就攫取盐税60余万元，后来云南军阀罗佩金（曾任蔡锷麾下参谋长）出任四川督军才几个月时间，就提取盐税高达700万元。贵州军阀袁祖铭入川不到一年，就从1个师数千人，迅速扩充为6师12旅拥兵10万之众，而其军饷重要来源就是盐税，每年消耗达上千万元之巨。

第四，征收鸦片税。1932年四川鸦片产量达4000万斤，大军阀刘湘、刘文辉的防区征收的鸦片税（包括过道税、印花税、每担抽成）年收入都超过了1000万元。而杨森防区更是“花样翻新”，围绕鸦片种植、运输、销售等环节又“发明”了烟苗捐、瘾民捐、运费、秤费、护商税等新税种，仅从南充一地每年就能收入六七百万。更荒唐的是，四川军阀还以“扫毒”为名敛财，打着“禁烟总局”的旗号向鸦片商、大烟馆征税，仅成都一地每年就能缴纳这类税款60万元。

民国时期军阀的军费来源比较多样，但也有规律可循，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北洋军阀混战前期的征税；北洋军阀混战后期的整顿，提高汲取能力；国民党新军阀的进一步汲取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

在袁世凯死后，最高权威的丧失，加上北洋系统的内斗，中央权威急剧削弱。军阀也开启了问鼎与混战时代。这时候军阀的军费主要来源，就是传统的税收系统。

同等条件下，谁占据的地盘人口多，税基就大，税收就多。

（民国财政史）

当然还有一条就是加派，把税收收到n年后，竭泽而渔解决。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前后大家都是这么依托这种税收方式作战。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供养的部队少。

2、第二个阶段

战争改变制度，这是常识，也是公理。为了获得胜利，军阀需要有更多的钱粮，部分军阀开始了改革，典型的是东北的张作霖与山西的阎锡山。

（阎锡山提高了汲取能力）

阎锡山推行六政，禁止士绅干涉地方行政，提高政权汲取能力。在清末，山西和安徽的收入差不多，都在600-700万元左右；到了民国十年，山西的收入已经是安徽两倍，达到1300多万元。

东北的张作霖一方面提高汲取能力，另一方面进行垄断经营，提高了实力。税收就有3400万元，自然能有入关称霸的能力。

（二次直奉战争）

在南方统一广东的国府，在财政专家宋子文的处理下，广东一年收入一度达到9000万。在未来他们自然都是有能力争霸的。

3、新军阀阶段

东北军几次入关退出了关外。在国府北伐的时期，冯玉祥拿到了苏联的经费支柱，桂系有整顿后的广西财政支持，国府有广东财政支持，阎锡山有山西财政支持。

（势力图）

相对于各地军阀，他们的税基、汲取能力、或者军队动员能力，至少有一方占据优势。在战场上取得相对优势也是自然的。

在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在财政上占着江浙与广东，处于绝对优势状态。

（国民政府）

战争开始的时候，大家用着传统的征税方式，顶多加派；随着战争的发展，部分军阀开始了财政改革；到了国府时期，其汲取能力比起来北洋政府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当然真正打大动员要到了土改。

参考文献：

李怀印 | 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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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万税，此言非虚！当时全国各地军阀割据，这些军阀为了生存与发展壮大，都在相互兼并火拼，为的就是扩大地盘，然后就可以向辖区内的百姓征收税赋了。总结起来民国时期各军阀的军费来源大体有四：其一、辖区内征收的税赋；其二、向外国贷款；其三、掠夺其它军阀的财富；其四、中央政府拨款。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向古人借钱，也就是盗墓，借古人的钱不用还，却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不能列为正常军费来源，只能说一笔横财。

从国家诞生开始，税就是一个政权的基本命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是税的初衷，不过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补有余，各地军阀就严格执行了损不足以补有余，他们对百姓横征暴敛，科捐杂税不下数百种之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阀一旦占领了一个地区，他就对这个地区有充分的治权，拥有税收权、征兵权、人事任免权，跟先秦时代的诸侯国国君一样，拥有巨大的权力。《让子弹飞》里的一个情节说当地县长把税都征到2011年，这在军阀割据时代确实发生过。

军阀仅仅依靠收税很多时侯无法完成扩张，因此他们都会找外国政府贷款，以取得帝国列强们的支持。军阀们之所以选择向帝国列强们借款，一是地方上百姓太穷困了，征税已到了极点，再征百姓们就没法活了；二是向外国借款数量多，来得也快，可以快速扩大实力。当然向别人借钱总是要还的，如何还呢？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向百姓们征税，长时间地慢慢还，背负高额利息；二是将辖区内的资源抵给列强，让他们来开发资源赚钱。比如说奉系军阀就向日本借了不少的贷款，还款的方式就是跟日本合作修铁路，贩卖东北地区的资源给日本。

军阀们虽然山头各立，但是在名义上都属于中国民国，因此中央政府有给军阀们拨款的义务。中央政府的钱从那里来呢？还是从各省收的税款，也就是说当时的百姓除了给中央政府上税外，还要给地方军阀上税。军阀混战时期，中央给军阀拨的款不多，特别是地方军阀跟中央军作战时，中央收不到地方上的税，也不会给地方拨款。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给各地方的军阀都拨款，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同心抗日，地方军阀也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因此国民政府会根据不同的情况给各军阀提供拨款。比如阎锡山被日军压缩到山西一隅后，财政十分困难，都是国民政府给他拨款抗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