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探讨一下。

明朝皇帝在无法抗衡文官集团的情况下，的确选择了用宦官集团来制衡；

在清朝，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确都没有坐大过，但是产生了另外一种严重的后果——军方（勋贵功臣武将集团）扰政，最后演变成后宫干政、藩镇林立和亲王争政。

在明朝初期，制度的制定者——朱元璋，因为他手下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一个勋贵功臣集团，所以他采取的是“以文制武”（注意：是以文制武，不是以文御武，文官制约武官，而不是让文官爬到武官头上）的基本政策。

朱元璋虽然出身底层农民家庭，但是他的眼界却很是开阔，知道文武之道，在于一张一弛，在于齐头并进，而不能一方压倒另一方。

加上中国宋朝“以文御武”的惨痛教训，所以朱元璋虽然大力培养文官集团，但是从没有彻底把武官集团打压下去，一直保持着一种平衡。

故而在明朝前期，明朝前几位皇帝朱元璋、朱棣、朱瞻基（朱高炽在位时间太短）都是战功卓著。

直到土木堡事变。

整个武官集团彻底被朱祁镇葬送，保卫北京战又是文官于谦率领下取得胜利的，虽然于谦是伟大的，但是这导致明朝产生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后遗症——武官集团的势力范围全部被文官集团所侵占。

武官集团的过去被朱祁镇葬送，而武官集团的未来被于谦葬送，从此在明朝，武官集团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明朝朱元璋呕心沥血搞的“以文制武”的基本制度被“以文御武”的基本制度所取代，明朝从此变成了另一个版本的宋朝。

武官集团崩溃，明朝朝堂势力失衡，文官势力一家独大，这对于皇帝来说，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于是明朝皇帝选中了自己最为亲近的宦官，培养壮大，成为与文官集团相抗衡的另一大势力。

其实这是明朝皇帝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宦官集团不管如何强大，都无法达到武官集团那种程度。

所以看似明朝出现很多大宦官，权势滔天，却从未对文官集团的基本盘造成严重伤害。

这给了明朝文官集团对抗皇帝的底气，所以在明朝，文官集团顶撞皇帝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所谓宦官势力其实就是皇权势力的延伸，所以明朝虽然时不时出几个权势巨大的大宦官，却很少有能真正动摇国家根基和社会稳定的其他势力出现，比如后宫，比如藩镇，比如亲王等等。

因为阉权即是皇权。

王振造成的“土木堡事变”绝大多数责任在于明英宗朱祁镇，刘瑾的祸国殃民绝大多数来自于明武宗朱厚照，九千岁魏忠贤的肆无忌惮也和明熹宗朱由校有着很深的关系。

宦官集团的权威来自于皇权的权威、君主的权威，宦官身居高位是来自皇帝的恩赐，皇帝能一言决定其命运甚至生死。

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的斗争属于君权相权斗争的延续。

声势虽然浩大，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却比较小。

再来看看清朝。

清朝初期和明朝初期一样，也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勋贵功臣武将集团。

唯一不同的就是在明朝，朱元璋即是这个集团的创造者，也是这个集团的清洗者；在清朝，努尔哈赤创造了这个集团，但要面对这个问题的却是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等。

国家一统后，下一步就是治理国家，军方（勋贵功臣和武将们）是无法治理好一个国家的，这必须依靠文官集团。

为此顺治帝曾经想学明朝，成立了专门由宦官集团组成的十二衙门，来对势力庞大的勋贵功臣武将们抗衡，还没有做出成绩，宦官集团就随着顺治帝的死而烟消云散。

后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清朝的勋贵功臣武将集团全面清除汉人勋贵功臣武将集团，彻底变成满蒙勋贵功臣武将集团的大本营。

在整个清朝，勋贵功臣武将集团都是最为庞大的势力，不管是文官集团，还是宦官集团，都无法与勋贵功臣武将集团进行抗衡。

在清朝中前期，皇帝甚至需要借助文官集团来对抗勋贵功臣武将集团。

比如顺治帝死后，所谓的“顺治遗诏”全面推翻顺治帝的政策；

比如康熙帝设计杀害鳌拜；

比如四爷与八爷的惨烈夺嫡；

比如雍正帝恢复议政王大臣的称号；

等等，这都是勋贵功臣武将集团强大的注释。

在这种情况下，谁掌握了勋贵功臣武将集团，谁就是清朝真正的统治者。比如多尔衮，比如慈禧太后。

在清朝，由于勋贵功臣武将集团对其他任何势力都是呈现碾压态势，这就导致其他势力在清朝注定只是小问题。

真正的大问题几乎全是出现在清朝勋贵功臣武将集团身上，多尔衮、鳌拜、吴三桂等等都是出现在这个集团。

就算到了清朝晚期，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督抚势力崛起，清朝勋贵功臣武将集团依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慈禧太后就是依靠这股势力与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湘军势力、淮军势力进行抗衡。

勋贵功臣武将集团的权威不是来自于皇权，而是来自于与开国皇帝共同打天下的军功与战绩。

勋贵功臣武将们的升迁虽然也受到皇帝的影响，但是却是一种另类的分封制（这种制度也是顺康雍乾几代清朝皇帝努力清除的目标），很多时候这些勋贵功臣武将的后代们的升迁，皇帝很难干涉，而且和宦官不一样，皇帝没有充足理由，是无法平白无故的将其杀死。

在清朝，皇帝与军方（勋贵功臣集武将集团）的斗争才是主导。

这种斗争远比君权相权的争斗更惨烈，不管是多尔衮摄政，三藩之乱，八龙夺嫡，藩镇林立，都是造成大规模伤亡的大事件，对国家根基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清朝军方（勋贵功臣武将集团）的一家独大，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战斗力强，为中国广袤的疆域打下基础。

所以明朝和清朝的制度，各有优缺点，不能因为歧视宦官而忽略明朝自土木堡事变之后到天启年间，长期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也不能因为重视勋贵功臣武将对开疆拓土的贡献，而忽略亲王摄政、藩王作乱、皇子夺嫡、藩镇林立的可怕影响。

这个道理很简单，清朝的时候中国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来干涉皇帝的政策，所以皇帝也不需要宦官。

在大明的时候，朝廷其实是很民主的，明朝设有内阁，内阁作为行政中枢，是有很大权力的，皇权也受到制约。

在永乐皇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就不断的扩大，在明宣宗的时候，全国的奏章都要先交给内阁整理，然后司礼监转给皇帝，皇帝过目之后又送回内阁，内阁写上处理意见，报给皇帝批准，之后再由司礼监转给六部。到了成化年间，内阁的权力甚至可以和皇权对抗。

当年朱元璋借着胡维庸的案子不设丞相，什么事情都自己亲自处理，但是他的后代皇帝可没有这么兢兢业业，他们得找人替自己干活，那么干活的人的头目就是内阁大学士，虽然他不叫丞相，其实和丞相也没有什么区别。最牛的是张居正，自己把持内阁，司礼监太监冯宝与他有过密的交情，皇帝的老娘太后对他言听计从，简直可以称得上大明的首相。

内阁权力这么大，又不能罢免不用，那么皇帝就需要有一群人站在自己这边，那离他最近的肯定就是太监了，当年朱元璋曾经严令禁止太监读书认字，就是怕他们干政，但是明宣宗却鼓励太监学习，有人分析他就是希望利用太监制约文官集团。所以说有着很大权力的内阁始终是皇帝又要重用又不放心的角色，那就找一些人来制约你，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太监身上。

所以在明朝如果皇帝不是足够的英明神武，就会很容易被太监左右。

而大清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在大清朝，中国的封建专制达到了顶峰，文官没有说话的地位 了，尤其是雍正皇帝搞了军机处之后，文官集团被架空了，在我们的印象中，军机大臣听起来似乎名字很酷，但是他们到了皇宫里面只能是跪在地上记录圣旨，连坐在桌子前写字的权力都没有，可见当时皇帝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大臣没有权力，皇帝自然也不用担心他们，也犯不着给太监权力让他们制约文官了。

这就是大明有宦官主导朝政而大清没有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大明有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大清根本就没有相权。

宦官政治，一定程度上而言，其实是制衡文官政治的产物。

中国封建社会的君权，独具特色，从东周分封制度瓦解之后，君权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得以树立，但是地方对权力的争夺，其实从未停止过，这主要集中在君权和地方豪强之间的斗争。

这一斗争主线，一直贯穿了中国整个中古时代，从秦到汉，再由汉入晋，只有又从晋至唐，大抵都是地方豪强世家们跟君权不断的斗争，直至宋代建立，确定了以文制武，大兴科举事业的国策后，这一局面才彻底终结。

然而，随着科举的不断发展，文官政治成为了君权需要对抗的另外一个强大对手，双方之间相互依存，但却有相互争夺权力，毕竟，权力的斗争不是含情脉脉，请客吃饭，你来我往，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往往一退就是深渊。

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君主依赖文臣治政，相当于是把行政权力交接了出去，自己主要掌握的决策权，自宋以来，君主们对付文官政治的手段，无外乎分行政之权，再加监察之权，而同时对“结党”严防死守。宋时，大抵是文官政治的第一个高峰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不是一句空话，大抵已经接近立国之宪法的程度。

那么，为什么两宋的皇帝们不用太监宦官来制衡文臣呢？这主要还是因为赵宋皇帝们，已经牢牢被文官政治所套牢了，不仅仅是政治上，整个社会文化的风气，重文轻武的风气，使得文官集团实力强大，这也是两宋文化事业之所以这么兴盛的原因之一。

南宋被元朝灭亡，然而元帝国自忽必烈之后，治理国家比较粗放，不怎么精细，中央朝廷短短98年里，都忙着争权夺利，再者而言，汉人文官，蒙古人不需要啊，他们都是马背上的战斗民族，靠的是蒙古人，汉人文官，只是辅助角色，可有可无，所以最后他们玩脱了。

大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是个权力猛兽，他不仅仅要专断的皇权，还要把行政权收回来，于是宰相被搞掉，但问题是他即便是个劳模皇帝，也不可能天天直接面对六部各个衙门事无巨细地处理吧，给他一天48个小时也干不完。

所以老朱想了个办法，搞了个秘书小团体，没有地位，辅助皇帝处理政务，也就是内阁的雏形四辅官制度，后来老朱觉得这样还是不放心，本来已经说了宦官不得干政，没过几年就开始加强宦官的权力，二十四监就是在他手上完善的，赋予宦官监军、巡视等等权力，也是老朱开的头。

大明的权力制衡可谓是历朝历代里最复杂的。宦官与文官之间的制衡，可以用的手段之多，就一个监察机构而言，宦官有锦衣卫、东厂可以直接动手，但人家文官有御史台，六科给事中，走朝廷程序用口水，舆论淹死皇帝，所以双方之间你来我往，彼此之间没有谁能够一方独大，明朝的皇帝们就是依靠这种制衡手段来保证自身权力不旁落的。

清王朝的情形有点元朝的影子，但跟元朝不一样。如果说元朝是无所顾忌地只尊蒙古人，那么清朝就是在高举满汉一家，儒教大旗的情况下，搞润物细无声的首崇满洲制度。整个制度十分厉害。满洲八旗因为人数少，要统治偌大的帝国，所以不可能自己内讧，所以只能死死抱着皇权的大腿，他们的角色有点像明朝的宦官，姑且也可以称之为家奴，毕竟他们的部落时代，大概也是这种主仆关系吧。

这种关系加上首崇满洲制度，使得朝廷的重要职位，职权要害几乎都掌握在满人手中，有的职位，因为干系厉害，哪怕空缺，也轮不到汉人，所以整个帝国大部分权力都掌握在满人手中，汉人文官沦为辅助角色。

既然汉人文官们手中没有多少重要权力，谁活腻了干堆兴文字狱搞文化迫害的满洲君主们？再者而言，清初几十年的屠杀、文化改造、早就把汉族文人士大夫们脊梁都压垮了，稍微有点骨气的要么成乱党死掉，要么归隐山林了。

作者：金满楼

中国古代王朝中，外戚干政和太监擅权往往是难以克服的两大痼疾。

在这个问题上，明清两朝做得算是不错的，最起码明朝没有外戚干政，而清朝则两个痼疾一个全无。

明朝之所以没有外戚干政，主要原因是其皇后、妃子大多从平民家庭中选取，因为其原本就无势力，所以想干政也很难。

而在汉朝、唐朝时，外戚往往都是世家贵族，其原本势力就大，如果家中女子被选为皇后，那跟是如虎添翼，外戚干政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太监干政，汉唐时期也是屡见不鲜，如所谓“十常侍”之流，在这些朝代屡见不鲜，而明朝也同样是重蹈覆辙，明朝之大太监魏忠贤，堪称历代“太监之王”。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冲突所造成的，而文官集团之所以掣肘明朝皇帝，很大原因又是因为明朝皇帝怠政无能、道德欠缺和不守规矩造成的。

当然，这里说的明朝皇帝主要是指中后期的皇帝如嘉庆、万历等，明太祖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乃至末代皇帝崇祯都不能算，这些都是刚强的。

正因为文官集团不肯配合皇帝，明朝皇帝也只好丢开文官集团另搞一套，以谋私利。在外戚不可用的情况下，明朝皇帝自然而然将目光投到了身边的太监身上。

因此，在朝廷体系之外，明朝皇帝为了到达自己的目的（多数是为了享乐）而大肆扩张太监体系，诸如矿税等等，全部放手让太监去做，由此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造成了文官集团和太监集团的激烈冲突，左光斗等六君子暴死事件即为其中的典型案例。

最终，本就效率低下的明朝行政体系被这两个集团的内讧搞得支离破碎，这也为明朝的覆亡助力不少。

有鉴于此，清朝对历代痼疾包括外戚干政、太监擅权惩罚极严，但更重要的是，清朝皇帝实行了新的体制，那就是为皇帝、皇宫、皇族服务有专门机构内务府。

这一举措，实际上等于将太监体系边缘化，令其无从插手。因此，清朝没有太监擅权也就不奇怪了。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补充：

一是清朝皇帝之所以没有与文官集团发生冲突，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加强了专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皇帝聪明、勤政，道德无缺，无可指责，这和明朝皇帝处处是槽点极不相同。

由此，清朝的文官集团除了佩服服从之外，也没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正确，就算想和明朝大臣一样想挨廷仗，也是没有机会的。

另外，也有人会举出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来说明清朝有太监擅权，但实际上，这三位的事迹大多只是传说，真正擅权的事件或证据其实是没有的。

再退一步说，这三位也是出现在太后幼帝时期，这和之前的皇帝有着天壤之别。

明朝为什么会出现宦官势力？本质原因还在于皇权需要一支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力量来抗衡文官集团。在明朝的帝王眼中，宦官是自己的家奴，属于内臣，这和朝堂之上的外官（文武百官）性质是不同的。

所以当外官势力（文官集团）影响到皇权决策时，君王需要宦官的力量来和外官势力相抗衡。那为什么明朝会出现文官集团胆敢和皇权争锋的情况呢？这就说明了一点，明朝走的还是宋朝那套皇权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治盛景，只不过相对宋而言，明朝较为专制。那为什么清王朝没有出现文官集团和皇权争锋，没有出现宦官势力呢？这其实和清王朝的统治者有关！

清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如何维护自己的特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应了那句古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清王朝的统治者无法理解明代君主对文官的纵容，更无法理解明朝皇权在面对文官集团膨胀时所采取有条件的妥协，操纵天下的话语权居然可以被文官集团所支配。

所以，要保证本民族的绝对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是不可能向明朝那样允许汉族文官势力的壮大，更不会实现皇权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治盛景。这一点，从清王朝初期的一百余年间为了巩固统治，遏制思想的举动就可以看出，文官势力的膨胀是清朝统治者绝对不能容忍的。事实上，自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朝入关以来，汉族精英分子也尝试着向新的统治谋求政治上的话语权。

然而，由顺治4年（公元1647）的变记案，顺治五年毛重倬坊刻制艺序案等，所引发的言论控制，实际上就已经宣告明朝宽松的言论自由开始一去不复返了。

顺治五年，清廷下了一条严令：

“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

正是有了这条大清律，清王朝开启了言论出版审查专制，开启了文字狱！

当然，面对清廷的这份严令，横跨明清两代的汉族文人们自然是不肯相信的，他们试图挑战清王朝的威严，但这却是自寻死路。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江苏布政使司辖下的苏州府吴县新任知县任维初为追缴历年欠税，鞭打百姓，并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

当时的大文学家金圣叹纠集了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前悼念已经驾崩的顺治帝，借机发泄积愤，向时任江苏巡抚的朱国治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

这一手段是否熟悉？正是明朝江南士人常用的伎俩！明万历年间，皇权向江南摊派征收赋税，当时的地方士人、社会贤达正是用此招数让万历帝背负上了“与民争利”的昏君罪名。

作为苏州的大才子，金圣叹又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前辈们惯用的手段呢？他试图挟持士人、百姓的力量，利用社会舆论导向，和大清国江苏巡抚朱国治叫板，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哭庙案”！（事实上，吴县知县任维初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朱国治在背后主导！）

然而，金圣叹失算了！大清的统治者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

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金圣叹等七名在吴中大名鼎鼎的士人，被压往江宁受审，最后以叛逆罪被斩首示众。可怜一代文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能留下“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的临终遗言！

正是因为金圣叹的“哭庙案”才让江南汉族士大夫精英们意识到，大明朝时期的秀才骂官，当街拦官轿，操纵舆论挟持国事等“风云壮举”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当然，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清王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如顺治朝的张晋彦案，康熙朝的《明史》案、黄培诗案、南山集案，雍正朝的维民所止案、吕留良案、曾静案，乾隆朝的孙嘉淦伪奏稿案、胡中藻诗狱、沈德潜剖棺戮尸、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等，一代比一代严酷，这都是清王朝对汉族士大夫的政治高压。

所以在大清最高统治者不允许的情况下，清王朝是没有文官集团的生长土壤和环境的，这也就注定了清王朝不会生出可以和皇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既然没有文官集团来和皇权争夺话语权，那么清朝皇帝也就不需要培育宦官势力了。

当然这种高压的思想控制，直到嘉庆、道光年间，影响依然很大！

诗人龚自珍在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只要在聊天中听到文字狱就会吓得话都说不出来，而文人著书只是为了生存，根本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情况和明朝相比，相差甚远！而这导致了清代学者只能研究一些与时代早已脱节的话题，只为了考证而考证，从而诞生了所谓的乾嘉学派！

那么其他近现代著名学者、大文豪是如何看待清朝的文字狱呢？

鲁迅先生在他的《买<小学大全>记 》中这样写道：

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

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胡奇光先生在《中国文祸史》上这样写道：

（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痕都是超越前代的。

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西来先生在周宗奇先生的《文字狱纪实》中所作的序，也抱着同样的看法。

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三十余年。无论就时间之长，案件之多，还是规模之大，株连之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都是没有前列的。

所以，在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思想控制下，清朝的士大夫是无法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来与皇权抗衡，这和明朝是有本质的区别。

明朝的士大夫是越被皇权惩罚，越可以得到舆论的赞扬，就越显示自己的正义，精神上更加意气风发！但清朝的士大夫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外，很少受到惩罚，不是皇权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脊梁被折断了。

所以汪郎以为，在清代皇权之下，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是万万行不通的。而这一点上，明朝所展现出来的胸襟气度，清朝拍马也赶不上！

终清一朝，汉族地主精英的崛起，是在咸丰朝时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才完成了历史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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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个问题，此处也不长篇大论，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区别。

明清两朝的性质不同，明是封建史上最后一个汉人政权；清是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的区别是政权的构建基础不同，先讲明朝，朱元璋建国主要依靠的异姓功臣，建国后他又大清洗了功臣，同时皇族子弟填补了功臣的空缺。无论是功臣或是皇族，他们拥有特权，影响力又非常大，明初文官集团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朱元璋去世后，藩王宗室开始凋落，朱棣以藩王之身成功上位，其他藩王被打击更严重。也就是明朝的藩王宗亲的影响又被严重削弱。此时的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像朱棣这种能力强，精力充沛的皇帝毕竟很罕见，此后的皇帝出于各种原因，他们需要一个帮手，功臣早就没了，功臣的后代也是提不上场面，藩王宗亲也不能依靠，更何况这群藩王长于妇人之手，也丧失了政治能力。皇帝身边亲近之人，除了宫女妃子，便是太监。所以明朝的太监才被抬上对抗文官集团的舞台。

相反清就不一样了，清的建立者为女真人，属于少数民族。以少数人统治人数占绝大优势的汉人，除了要吸纳部分汉人加入政权统治，女真人要齐心站在清政权的后面。所以清朝有个现象：无论是中央要职，还是地方大员，基本上都是由女真人把持，即使清朝灭亡前夕改革时，组建的内阁人数占优势仍是女真。

因此明朝才会出现奇特的宦官干政的事情。

清朝没有文官啊，有的就是一群剃发易服的奴才！奴才，敢和主人抗衡？难道当年爱新觉罗家的屠刀杀不了人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把屠刀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把！

在《大明王朝1566》当中，严嵩有句名言：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够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

虽然现在很多人为了彰显明朝的进步性，将明朝的内阁夸得天花乱坠，最经典的就是说明朝内阁约束了皇权，但这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明朝的内阁从来都是用来强化皇权的。

明朝的文官集团的确强势，但也从来没有到可以与皇权抗衡，倒逼皇帝的地步。

就古代的历史来说，皇权一直都是在不断强化的，尤其是到了清朝达到了巅峰状态。

明朝以前，相权跟皇权长期争执，而历代的皇帝都在为了削弱相权而费尽心思，比方说唐朝有三省六部制，采取群相制度，而宋朝则设立参知政事与枢密使分割相权。

明朝朱元璋简单粗暴，直接把中书省跟丞相给废除了，自己总揽所有的事情。

如此一来从前的相权与皇权之争也就消失，但带来的后果就是皇帝的工作量猛增，实在是撑不下去，由此皇帝选人作为顾问，内阁制度因此诞生。

所谓的内阁，就是帮着皇帝做顾问做参谋的帮忙群体，只不过内阁没有决定权，所有的事情都还是要皇帝来做最终的裁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皇帝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总不能全都自己来管，于是开始放权给内阁的成员，这么一来内阁的权责就逐渐上升增强。

到了嘉靖与万历帝的时候，内阁的权责已经变得很大，内阁首辅俨然宰相一般。

不过实际上内阁还是作用有限，因为内阁的阁臣不能直接指挥六部等朝廷机构做事情，而所有的事务决断，也需要皇帝的朱批才能够生效，在明朝部、阁之争从来没断过。

明朝经常出些不太正常的皇帝，怠慢朝政，而每当此时内阁就显得强势一些，但明朝的皇权从来没有因此而被削弱过，前朝的文官群体，依旧被皇帝掌握在手中。

明朝嘉靖年间，因为大礼议之争而引发著名的左顺门案，一大群跟皇帝作对的臣子，直接被嘉靖帝被下旨杖责，当场被打死的就有十几个，上百人被贬谪流放。

跟皇帝作对，只能有这样的下场，说文臣制衡皇权，那真的是天大的笑话。

明朝最出名的内阁首辅莫过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但那也是比较特殊的情况，而张居正自身也很难完全把持朝政，需要与司礼监合作，并且用考成法强行掌控六部。

张居正前脚刚没，万历帝就对其进行了各种秋后算账，明朝前朝的文臣根本形成不了能够压制皇帝的气候，而明朝的宦官群体兴起，并非是为了压制前朝的文臣。

明太祖时期就严禁宦官干政，但是到了明成祖永乐时代，为了集中皇权，朱棣要用身边人来掌握各种情报，就只好使用宦官，如此一来宦官群体开始做大。

尤其是后来明朝总出些奇葩的皇帝，经常躲在深宫里不上朝，这就需要中间人。

内阁是不能够自己做决断与办事情的，但皇帝在深宫里又不能轻易见到，这么一来作为传递者的宦官们开始越来越重要，张居正得以掌握大权，也需要与内廷的太监进行配合才行。

太监们能够掌握权势，终究是需要依附于皇帝，他们并不会听命于前朝的文臣，甚至于他们彼此之间都看不顺眼，可文臣要处理掌握朝政，又必须依靠宦官帮忙，这就形成了平衡。

整个明朝，前朝的文臣从来都没能凌驾于皇权之上，始终都被皇帝拿捏着，皇帝重用宦官是为强化自己的皇权，而并非是为了专门去制衡什么文官集团。

清朝的时候，皇权同样还是在不断强化，在雍正时代达到了巅峰。

以前明朝的时候，虽然皇权至上，但前朝的文臣普遍骨头硬，皇帝有时候也不好乱来，把所有的人都给处置了，那事情也就没人做了，所以偶尔也还是会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到了清朝情况变得完全不同，前朝臣子的脊梁骨首先被斩断，能够受到重用的大多数都是旗人尤其是满洲，以称奴为荣，这与之前的朝代有很大的不同。

从康熙时代让南书房、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三足鼎立，到了雍正时代建立完全集权的军机处为止，清朝皇帝都在想尽办法巩固自己手里的皇权。

本来是为应对西北军务设立的军机处成为了惯例，我国古代的皇权达到巅峰。

军机处形式上是个临时机构，军机大臣也都是挂职，但军机处完完全全处于皇帝的掌控之下总揽所有的事情裁断，如此一来，皇帝达到了真正乾纲独断的程度。

自然清朝皇权的高度集中有个代价，那就是忙碌，清朝皇帝不管才能如何，忙是真的，以雍正帝最为典型，印象里“爱玩儿”的乾隆帝，即便下江南时期处理朝政的工作也丝毫不耽误。

不要被现在的一些清宫剧给迷糊了，真正的清朝皇帝是非常忙的，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平均每天休息才四个小时，十三年后宫只有一个孩子出生。

军机处设立之后，各种机密要务直接从皇帝那儿发到地方，不再经过内阁。

皇帝主宰着内阁，所有的重要事务都要听皇帝的安排，而能够让皇帝裁断的事情，实际上也并没有那么繁多，皇帝的意思主要还是方向性与决断性，具体细节还是大臣们来执行。

明朝的内阁大臣还能勉强称作是大臣，可清朝的军机大臣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顾问，通过军机处掌握所有的裁决，军机大臣也无法提出意见，清代皇权得以空前绝后。

那是因为清代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少数民族执政。从本质上看并不是清代皇帝的政治能力强，也不是清代政治制度好，而是因为满清贵族承担了宦官集团的责任。清代虽然没有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矛盾，但却始终存在满汉矛盾，也就是满大臣和汉大臣之间的矛盾。本质上看，清代的皇帝也是利用两种力量相互制衡来维持统治的，所以形式变了，内涵和实质没有变。

满清入关以后，在中央政府机构推行满汉并立的官员制度。对于大部分官职采用一个满臣和一个汉臣的方式设置。比如六部尚书，分别有12个人。满汉各6位尚书。但也有少量职位，只有满族人担任。比如领侍卫内大臣。也就是专门负责皇帝和紫禁城安全的官员。在地方上，高级官员比如总督，巡抚和驻地将军，以满族人为主，汉族人为辅。但是中低级官员比如道台知府和知县，主要由汉族人担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形成了在中央层面满汉大体均衡，但总体上满族人占据优势。在地方满族人承担高级职位，用来制衡广大的中下层汉族官僚。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看，又是以占据中央优势的满族人来制衡占据地方优势的汉族人。清代的皇帝和满清贵族有着天然的民族联系，对于皇帝的效忠绝对在宦官之上。皇帝为了报答他们，也给予了他们非常多的经济和政治特权。

这种权力架构到了太平天国之后就彻底崩溃。太平天国冲击东南各省，清政府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都不能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不得不允许曾国藩等汉族大臣，自行招募兵员，也就是团练，来剿灭太平天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多支以汉族官员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军事力量。这就形成了清代晚期非常明显的朝小野大的现象。地方高级官员基本上都由汉族大臣充当，同时，这些人还掌握了独立的武装力量。加上满清贵族当中除了恭亲王没有人能够处理外交事务，所以外交大权长时间被汉族大臣所把持。而当时外部势力对中国影响很大，事实上也就削弱了，清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力。

慈禧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她也在有意识地削弱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大臣的军事实力。但无奈大势已去，反而越做越错。比如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打击湖南籍官员。但是刺马案的发生，让慈禧意识到湘军不是那么好控制的。不得已，又回过头来安抚。同时又借着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矛盾，限制北洋水师的发展。不料却闯下大祸，不仅割让了台湾，还付出了巨额赔款。到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东南各省居然宣布东南互保，拒绝前往勤王，可见当时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完全不复存在。

反过来看，满清贵族这样一个政治小团体，对于社会的危害不亚于宦官集团。公允的说，满清贵族在入关以后，腐化的非常快，但至少在顺治康熙和雍正年间，还没有彻底朽坏。虽然说盛世是夸张，但大体上还过得去。满清贵族的表现，谈不上良好，不过还算在及格线以上。而从乾隆时代开始，满清贵族彻底朽坏，实际上是靠着清代前期打下的那点家底过日子，所以到了道光时期，一个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小小岛国居然可以把中国打得丢盔卸甲。但满清贵族并没有顺应时势，主动改革，相反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断的阻挠改革。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没有能够成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满清贵族的阻挠。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近代的革命第1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铲除这样一个政治小团体。而中国革命是具有必要性的。所谓在清代基础上改良，以实现社会最小成本的近代化，实际上是走不通的。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意思，前面许多回答看起来都解释的比较清楚，但好像多数还是没有搞清楚明清两代运行朝廷的特点，所以虽然理论上解释的问题，但要害二者为何有区别却不大明白。

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明清两代实际都有官员集团，也就是史书经常提到的朋党现象，这个就是所谓官员集团。

明代所谓制衡在于宦官并不完全准确，清代所谓完全没有祸害皇帝也不真实。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朝廷运营特色是不大一样的。

明代是所谓内阁制，所以看起来培养了一个宦官阶层，所谓东西厂群体，但是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有的解释为特务，是皇帝掌握群臣动态的监督机构，这个比喻并不完全准确，但是把目的到时解释的比较明白。

那么清代如何运行的？顺治康熙是依然有内阁和六部为主，所以朋党达到一个巅峰，以围绕太子斗争的几十年，就算康熙是一代雄主，看起来不威胁皇位，可实际都搞得心力交瘁，第二次废太子时，堂堂康熙帝几乎都对马齐、王掞到央求不要再闹的地步否则自己死不瞑目（可见冯尔康写《雍正传》引用的实录），还不说明问题的严重吗？

所以雍正继位是大刀阔斧整肃群臣，有辣手的一面，因为他不光对付之前不是自己的人，即便是自己的，比如年羹尧、隆科多之辈，他也不留情面。雍正算是为后面清朝延续打下一个好基础，尤其把实际运作改为军机处小团队为主，这就改变了明代和清代前期的特点，至少很大程度削弱了内阁和六部大臣的联系，加上他的奏折制度来单独和地方官员对话，商量一些事情办理，所以清代雍正以后的运作管理方式发生的很大变化，这才是避免所谓朋党的关键，而并不在于完全没有什么集团和宦官，实际肯定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为什么没有造成后来较大隐患，这一运作方式不同的确是关键。

实际清代后期当然也有朋党，比如湘军、淮军各自体系，这是古代根本不可能杜绝的。但是，都知道有这样一种情形，毕竟对于朝廷运作，没有出现像明代比较严重的危机，清代皇帝更不会用宦官去培养特殊的监察机构，当然像慈禧时候，都知道个别宦官还是有比较特殊的地位。

所以，总的来说是明清两代朝廷运作方式不同的原因，造成制度上对官员阶层的管理方式不同，实际都有朋党利益集团，但是对皇帝的施政影响也不同，总的趋势当然是清代比明代更有效一些，基本归功于雍正的手段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