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溺婴多为溺女，有的人家只要生下女孩马上溺弃，有的家庭溺弃的女婴至少一个，多者有五六个……这种风气以福建、江西、安徽等几省最为严重。

溺婴这种陋俗，自战国时期便出现了，只是随着朝代的更迭，溺弃的婴儿性别有所不同。

譬如战国时就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风俗。

可到了汉朝，很多人便“生子杀之”，原因是汉朝的男孩三岁就得出口钱，一般老百姓出不起。

到了晋朝，还有“生男不复举养”的……

直到元代开始，人们溺婴便多是溺弃女婴了，到了清代，溺弃女婴的现象就更严重了，原因就是重男轻女。

清人究竟有多重男轻女呢？怀孕前就以各种方式祈求生个儿子，如果生下儿子，那就大肆操办酒宴庆贺，甚至为了有钱操办酒宴，还要卖掉女儿。当然，也不是所有女儿都能活到被卖掉，因为她们刚出生就被溺弃了。

清人溺婴的手段很是残忍，这是史料中有详细记载的，如《郑光策与福清令夏彝重书》中记道：

“凡胞胎初下，率举以两手审视，女也，则以一手覆而置于盆，问：‘存否？’曰：‘不存’。即坐，索水，拽儿首倒入之……有顷，儿无声，撩之不动，始置起。”

大意是说，稳婆接下新生儿后，会先看看是男是女，是女的就问主人，留不留？如果主人家答不留，便将新生女婴的头按进水中，等到孩子没声音了，摸也没反应了，才捞起来……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亦为普遍，那就是婴儿刚出生后“以酒醋入婴儿口，以胞衣蒙之，覆以盆，置于地……”

这是用胎盘胞衣盖住婴儿口鼻使其窒息而亡。

无论哪种方式，在儒风蔚然的清代，这种行为显然严重违背伦理道德，然而人们不仅没有对此加以谴责，反而纷纷效仿。

清朝的溺婴之风一般分布于南方，顺治朝时，以“福建、江南、江西等处”居多，这里的江南含江苏和安徽。

到了同治朝，还有人上奏“广东、福建、浙江、山西等省仍有溺女之风。”

而这些省份中，以江西省尤为严重，据《大清律例新增统筹集成》所言，是：“此风各省皆有，江西尤盛！”

清代的溺婴现象有多严重？

整一个清代，究竟溺弃了多少婴儿？目前还缺乏确切的数据资料，但是在相关的文献记载中，提到溺婴都是用“多”、“盛”、“成风”这样的词语，可以想见那时候溺婴的严重程度。

而在某些地方文献中，所呈现的数据甚是惊人：

如福建福清一带的贫苦人家，是“实无一户不溺”；

江西南安府的“中等之家仅留一二，余者皆溺。”即中等人家才留一二个女儿，后面生的都要溺弃，而以古代的生育频率，又岂会只生一二位女儿？

同是江西省的弋阳县更狠，是“生女勿举者，十尝三、四”，也就是三四成的人只要生了女儿都直接溺弃。

湖南临武县则是“育女无过三举”，如果有人家养了三个女儿，那是要引来一片称奇声的，这些必须是富有家庭。至于贫困点的，只能“止育一女，多则溺之。”

凡此种种，多不胜数。

如此风气下，那被溺弃的婴儿数量自然是骇人的了。而滋生这种风气的原因是什么呢？

结合相关文献来看，大约为几个原因：

一，因家庭贫困

古代生活条件艰苦，到清朝，因为人口的急剧增长，加上社会分配不公，使得广大劳动人民贫困不堪，在浙江这种地方，农民终年劳作，八口之家都养不起；湖南耕民“终岁勤动有不得养其父母者”；福建的贫民终年啃红薯充饥者“十室有九”。

这种条件下，养一两个孩子就已经很艰难。然而古人又缺乏避孕的意识和条件，在生下孩子，尤其是女儿后，只好溺弃。

譬如乾隆朝时，长沙府同知有说：“凡生女之家，或因家计贫乏，即行溺死。”

同是乾隆朝的江西按察使曾说：“江左恶俗成风，贫者以衣食为艰，往往生女方离母胎，即行溺毙。”

总的来说，就是因为家庭实在无法再多承担一人的生活，只能放弃后面生的孩子，当然，如果是男孩还可以考虑养育。

二，为了尽快生男孩

很多溺婴者都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了一两个女儿，而还没有生过儿子，待第二第三胎再是女儿，便果断溺弃。因为古人认为哺乳会影响怀孕，为了早点怀孕生个儿子，只能放弃这个女儿。“或以养女需乳，不利速孕，急而溺之。”

有的人家更过分，据说宁波有一户人家连续生了两个女儿，都溺弃了，谁知第三胎又是一个女儿，这人家就担心如果水溺怕到时候她还投胎回来，就先用火烧毙，再用石头绑住沉到江底，让她永不得出世，在沉江时，旁边还有几百位吃瓜群众围观……斯情斯景真令人心寒齿冷。

三，负担不起嫁妆

清代还有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就是很重视嫁妆。

当时社会婚姻论财重资非常严重。将要嫁女儿的人家，一定要问彩礼的多少，如果多，即使这新郎官行为不肖，也会嫁；

要娶老婆的人，一定要打听嫁妆的厚薄，如果嫁妆丰厚，即使这位新妇德行有亏，也能安心娶过门。

一个女人嫁到夫家，如果嫁妆稍薄，不仅丈夫不高兴，还会被夫家人看轻取笑，平日里若有不如意，婆婆诋毁你，妯娌轻薄你，女方家也脸上无光。

据史料记载，在福建：“古田嫁女，上户费千余金，中户费数百金，下户百余金。往往典卖田宅，负债难偿……”

正因为这种浮华的婚姻风气，许多人家选择了不要女儿，毕竟实在负担不起啊。

四，为了留财产给儿子

每个家庭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养育的女儿太多，将来也会影响儿子的生活质量，譬如清代江西有出嫁女继承家产的风俗，很多父母为了将来儿子可以占有更多家产，不愿再生女儿，“父母之分财姊妹，遂为子计，以免割思。”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譬如有的人家非常迷信，此前占卜听到人说生女会有不利后果，便生而溺之；又比如有一些人生下了私生子，只好溺之以掩人耳目的。

以上就是关于清代溺婴的一些小知识，需要说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许多女婴在刚出世便被溺弃，却极少人考虑过后果。那些大量溺弃女婴的地区，会出现男多女少的社会问题，导致很多男子妻室难求，许多男子甚至鳏居一生，只是，这种凄凉，只怕当年溺婴的父母们也看不到了。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满清时期，溺死女婴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江西地方官曾经评价过当地民风，认为还是比较淳朴的，老百姓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为非作歹的人很少。

但是，地方官却指出江西民间溺死女婴是普遍现象，官府也制止不了。

一些偏远地方的村子，甚至可以做到除了地主和富农不怎么溺以外，贫农几乎家家都溺死女婴，甚至中农也有不少会这么做。

更厉害的是，有的地方形成了风俗，甚至地主和富农也不爱女婴，明明有钱养也要溺死。

满清历史记载，江西南安府的一些富户，明明家中有妻有妾，但生了女儿”仅留一二，余者皆溺“。

同样道理，满清时期的江西靖安县人口大约3万户，每年生育婴儿5000人左右，然而活过周岁的仅有几百人。

虽然当年婴儿夭折率很高，但最高不过百分之五六十，也就是应该剩下2000人左右。

现在仅有几百人，唯一的解释是出现了大量溺死女婴和丢弃婴儿现象，比率还相当的高。

而满清也绝非江西如此，各地都有类似情况

今天发现了湖南当地政府一些记录，奖励贫民将女婴养大：湖南娄底发现清代《育婴碑》，不溺死女婴奖稻谷。

乾隆时期，欧洲有个叫做约翰的神父在中国传教（因为不准传教，所以他自称在旅游），写了一本《中国行纪》的书籍。

其中曾经描写了满清贫民溺死女婴的事情，只是全书的一个小故事。

当时他去拜访一个中国教民，正好赶上他的妻子生育。在得知教民妻子生育了一个女婴后，约翰神父正准备祝贺，发现这个教民顺手将女婴丢在一个水罐里。

但是约翰神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误以为是给女婴洗澡或者什么民间风俗。

结果发现女婴挣扎后不动，约翰神父才慌忙救起女婴，试图恢复她的呼吸，但已经迟了。

约翰神父大受刺激，激愤的指责教民犯下了谋杀罪，将来会下地狱。

教民却不以为然，压根不当回事。没多久，约翰神父就明白了，这是普遍现象。

根据约翰神父估计，即便是北京城的居民，淹死女婴也是很正常的事，没什么稀奇的。

今天有人攻击什么柳大善人的育婴堂，萨沙看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些人TMD知道什么是育婴堂吗？

在满清时期，中国普遍有溺死女婴或者丢弃女婴的情况。

当时各国神父为了拯救这些必然要死的女婴，就通过支付少许报酬的方法，让这些丢弃女婴去死的无良父母，将孩子送到教堂来，由神父和修女来抚养，这就是育婴堂了。

有些人说神父和修女害死了很多婴儿，且不谈这事的真假。

我们退一万步说，如果没有这些西洋人或者中国慈善人士开办的育婴堂，这些女婴还不是个死吗？

做人要有基本的良知才行，人家收养丢弃必死的婴儿，难道还做成恶人了？

知道今天中国很多儿童医院，最初都是洋人的育婴堂吗？

由于地方溺死和丢弃的女婴太多，满清很多地方都是严重的的男女比例失调。

正常来说，人类正常进行生育，男女比率大体是1:1，其中男婴会稍微多一点，但多的几乎可以忽略。

然而清朝地方人口比率，是严重失调的。据《民国十三年 重修花县志》卷四《经政志》记录：康熙二十五年花县建县之初的人口总数只有14518人，其中男性共7743人，女性6775人，男性比女性多出968人，男性占总人口比例为53.3%，女性占总人口比例为46.7%，男性比女性多6.6%；

但这个数字并不准确！

在1924年重新对花县进行人口调查，发现总人口增加到28万人，其中男性17万，女性11万，男人比女人高出6万人，男性占总人口比例约为62%，女性占总人口比例约为38%，男性比女性多24%。

这才是清代该县真正的男女比例。

大家只要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花县有百分之二十四的男人，无法娶老婆，因为没有女人。

而对于一个人口28万的县，女人少了6万之多，就是长期溺死和丢弃女婴造成的。

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在全国很普遍。

清代的一大特点，就是地方上的流氓和地痞很多，他们就自称为光棍。

所谓光棍就是没有妻儿，就剩自己一条命，可以随便耍无赖，大不了一死而已。

这些光棍就是娶不到媳妇的农民。

那么，为什么满清时代会有如此大规模的杀死女婴现象？

第一，贫穷。

清代所谓永不加赋，指的仅仅是田赋。

但所谓的盐税，其实就是人头税，只要家里有人就要交税。

清代康熙时期开始，人均粮食其实就是很拮据的，乡民一般也就勉强维持生计。

在他们看来，女孩是赔钱货，养了只能拖累贫穷的家庭，还不如直接杀死。

溺死女婴的基本都是底层平民，越有钱的家庭就越少做这种事，说来说去还是穷。

第二，自私。

古代中国农民一大特点就是自私，对家人也是如此。

古代和今天是有区别的，今天嫁女儿可以索要巨额彩礼，古代则要给嫁妆。

正常来说，即便是贫民家庭，虽然男方要给聘礼，但女方也要给嫁妆，还不能少给。

聘礼和嫁妆冲抵后，一般嫁妆反而还要多一些。

对于贫民来说，养女儿十几年白吃饭不算，还要给一笔钱，这是非常不合算的事情，还不如溺死。

自然，也有稍微有些人性的家庭，舍不得将女婴溺死，但把女孩送给人家做童养媳，是寻常事。

做童养媳只有一个目的，减轻家里负担。因为童养媳不需要陪嫁，还可以不用在家吃饭，减轻了娘家的生活负担。

第三，残忍。

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明可以将女儿做童养媳，多少给孩子一条生路，为什么非要溺死呢？

就是极度的残忍。

众所周知，女人在哺乳期间，受孕的能力会大幅度下降。

而这些家庭只是要儿子，希望女人尽快生育男婴。现在要哺乳女婴，这一年内会大大影响生育男婴。

同时，就算不要尽快生育男婴的家庭，女人哺乳会影响干活，导致家里少了半个劳动力，这样就干脆将女婴直接溺死。

况且，女孩子就算做童养媳，一般至少也要到七八岁。这七八年在家就要白吃饭，干脆残忍一点将她们弄死。

第四，愚昧。

常年的重男轻女观念，就会形成一种不把女人当人看的风俗。

满清时代，很多地方重男轻女到极点。

女人没有名字，不能写入族谱，不能继承财产，甚至死活都不被当回事。

大家注意，将女婴溺死的家庭，并不完全是底层穷人，还有一些家庭条件还凑合的中农，甚至家里颇有田地的富农。一些地主生下女儿，也会将她们溺死。

为什么会这样？

说到底还是愚昧，过于重男轻女。

因为家产是固定的，虽然基本都是儿子们继承，但只要有女儿，出嫁时就必须带着陪嫁，这也是风俗。比如富农、地主家庭，陪嫁还不会少。

如果多生了几个女孩，等于减少了儿子的财产，干脆弄死。

萨沙听过一种说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究竟怎么样，要看这个国家女性的地位。

如果地位太低，说明这个国家肯定不怎么样，就算比较富裕也是虚的

但退一步说，一个国家如果女性地位过高，恐怕也不怎么样，说明这个国家男性没什么用。

而一个国家大体实现了男女平等，才说明这个国家和民族有希望。

而满清时代不把女人当人看，对女婴如此残忍，这个国家恐怕也是没有前途的。

试问，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愿意养，都可以杀掉，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还不算道德败坏吗？

在古代，接生婆为妇女接生，一看生下的是女婴，便会问主人家一句:存否？一旦主家说不留，这个刚刚出世的女婴，就会被头朝下，残忍地放进水盆里，片刻之后，便一命呜呼！

可怕的是，整个溺婴的过程，孩子的母亲、接生婆以及孩子的家人，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最可怕的是，这种事情在清朝非常普遍，人们早就习以为常，家家户户都或多或少有过溺婴的行为！

什么是溺婴现象？

溺婴，一般指的是人们将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放入水桶、水盆等器皿中淹杀至死的行为。 而现代社会，泛指一切危害婴儿生命的行为。

溺婴，尤其是溺弃女婴是古代中国以及旧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早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就曾抨击和揭露过这种陋习“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除了溺婴，当然也有弃婴的现象。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虎毒还不食子呢，更何况是人！

于是，那些不忍心溺死自己的孩子的父母，就会选择将婴儿丢弃在一个叫做“弃婴塔”的地方，或者把孩子包裹好放到木盆里，放入河中漂走！如果被某个好心人见到并愿意抱走收养，这个孩子很可能机会生存下来，以此来得到一些心里安慰！

这种溺婴，弃婴的陋习，现在看来，真的残忍至极，而且人神共愤。但是在古代，特别是在清朝却非常盛行，甚至到了猖狂的地步！到底是为什么呢？真的仅仅是因为缺少避孕方法或者重男轻女造成的吗？

清朝的溺婴现象到底有多严重？

①清朝“溺婴盛行”各地的县志均有记载

江西：“此风各省皆有，江西尤盛，溺女之习，由来已久。”

浙江:“江右风俗多溺女，浙江而金华尤盛，温州、处州、衢州等地亦，溺婴之风颇盛。”

江苏：“有贱女之习，产辄恶之，而贫民尤甚，于是相率而溺焉。”

安徽：“生女多不举，素有溺女之风”。

福建：“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率多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产则溺之，亲生之女，无端溺毙”。

这些有迹可循的文字记载，足以体现了当时清朝溺婴现象之普遍，分布之广泛，而“成风”“成习”“恶习相沿”这样的文字描述，也足以看出溺婴现象的严重性！

②溺婴数量大，比例高，让人触目惊心

当一种陋习“蔚然成风”，成为“民风民俗”之时，就有一场巨大的海啸，所到之处，无一幸免！

在当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残忍地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被溺死的婴儿，女孩居多！

江西靖安县志曾记载，“ 为户三万有零, 生女之数，不下数千, 其愿养者十之一二, 溺毙者已十之八九” ，也就是说，每年出生的女婴有千人之多，但却有八九百人都被溺杀了，数量之多、比例之高真的令人难以想象。

③溺婴盛行，影响重大，娶妻难从清朝就开始了

当今社会，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光棍的数量与日俱增，男女比例失调是最重要的原因！对于溺婴，尤其溺弃女婴的陋习盛行，完成了男女比例严重的不均衡，娶妻难从清朝就已经开始了！

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清末人口普查数据，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浙江、江西、四川等地，男性人口要比女性多15%以上，在这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四川，男性比女性多25%以上。

男女人口比例失调，影响最明显就是结婚率。在当时，溺弃女婴盛行的地区，大量的成年男性找不到媳妇儿。就跟现在一样，很多男人有钱，有车，还有房，但就是找不到一个大姑娘！

当时的浙江温州地方县志就曾记载，“淹女不举，旧习不迁，致令十人之中，八无家室，生育鲜寡，民物渐稀。”

湖南永州也有类似的记载，“贫家不肯育女，寒士难于娶媳。正是由于溺女多，才使得女少难聘”。

婚配难的现象出现，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清朝，拐卖妇女、童养媳、娼妓泛滥等问题都非常严重，当然了，这些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清朝人口的增长，就像我们现在人口已经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

④溺婴陋习的盛行，让清朝的统治者不得不颁布严厉的法律和禁令

当一种社会陋习，不仅违背人伦纲常，同时也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时，作为统治者就不得不做出回应了，除了舆论上的正确引导之外，颁布各种法律和严厉的禁令，势在必行！

清朝的统治者，对于溺婴弃婴的现象关注很早，康熙元年，京城就建有育婴堂。到乾隆年间，就有“民间有溺女，部议照故杀子孙律治罪，例禁极严”的明文规定，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正式对溺婴弃婴的行为拟定的法律条文，而此前各地的禁令虽然多而且严厉，却都是师出无名，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而后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时期，政府也都有相关的明确的禁令和法律条文规定，比如:

湖南新化：“故杀子孙，律定徒罪二年，溺女即属故杀，自颁示后有犯，必照律严办，并责成该族邻稽查、绅耆举报，隐匿者干咎。”

浙江仙居：“今后民间产育，许左右地邻亲往验问，如再行淹毙者，指名呈首并收生婆一体重治不贷。”

福建：“将溺女之人照故杀子孙律治罪。如系奴婢动手者，即照谋杀家长期亲律治以死罪。如系稳婆致死者，即照谋杀人为从律拟绞。其邻右亲族人等知情不首报者，照知情谋害他人不即阻挡首告律治罪”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溺婴弃婴现象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清朝统治者和各地方政府是不会颁布如此之多，又如此严厉的相关禁令和法规！

为什么清朝的溺婴如此严重

①人多地少，贫民百姓吃不饱，无力抚养，只能选择溺婴！

清军入关后，百姓生活安稳，既没有什么天灾，也没有战争，人口开始慢慢增长，到了康熙五十一年, 更是昭告天下“盛世滋丁, 永不加赋”, 人丁税的取消, 也加剧了清朝人口的快速增长，

但是，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有限，耕地面积增加远不能与人口增长相比，虽然也引进了玉米和土豆都可食用作物，到这些都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

正所谓，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造成了所入不足以供所出的局面。再加上社会分配不公，财富相对集中于少数权贵之家，加剧了广大劳动者的贫困程度。在当时的陕西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地狭人众，赋厚繁，则膏沃鲜十亩之家，乡则盖藏无数钟之粟，资生之计甚难。衣不掩膝，肉不知味。”

因此，当时大多数贫民百姓吃饱肚子都是问题，同时又缺乏避孕意识和有效的避孕手段，溺弃婴儿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不仅仅成为当时控制人口增加的一种消极手段，也是穷人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②婚嫁上论财之风盛行，经济负担太重！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以来，女子出嫁的嫁妆越来越多，越来越贵重！到了清朝，更为严重，全国各地都盛行“厚嫁”之风，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皆是如此，人们常用“良田千亩，十里红妆”来形容嫁妆丰厚，搬运嫁妆的队伍排列绵延数里。

于是，在当时的社会，很多富裕的家庭都为女儿的嫁妆所累，更不要说贫穷的人家了！于是，此很多家庭认为女孩，将来就是家里的包袱, 甚至称她们为“赔钱货”。

生儿子，就更不用说了，房屋的添置，结婚的彩礼，一定会花费大量的钱财，时至今日，依旧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嫁女娶媳的奢侈风气使得贫富之家苦不堪言, 加之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 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家庭为给儿子攒钱娶媳妇，从而溺死女儿的现象, 另一方面，那些有钱的富贵人家，考虑到将来可能会因嫁女，赔上多一半的家产，也会选择将女婴溺死，说句不好听的，这笔买卖划不来！

③重男轻女，又急切盼望生男孩

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时至今日还在影响着很多人的生育观！在封建社会，这种思想就更为严重了！现在社会，个别父母为了想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会通过各种科技手段确实孩子性别，一旦得知怀的是一个女孩，一般都会选择打胎。

而在当时的清朝，老百姓只能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做选择，一看是女孩，很多人就会选择将其溺死。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贵男贱女”的封建观念，造成了多溺女而少溺男，先溺女而后溺男的现象。不管是现代，还是几百年前的大清朝，甚至是几千年前的古代，只有男子才能承担传宗接代的任务，这一传统观点从未改变。

所以，在当时的清朝，每个家庭再穷也要养活男性后代。特别是对一些贫困的家庭，在在养男养女二选一时，往往都会留男弃女。

在清朝，甚至曾有过这样的文字记载“家贫而儿女众多者, 生女径行溺毙;或有家非甚贫, 而以所生皆女, 不获一男, 望男益切, 厌女益甚, 则亦有溺毙其女者……此风何可长也”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充足的物质，以便更好地养育以后的男孩；另一方面则是为尽快跳过哺乳期，尽快再次怀孕，增加生男孩的机会！

④封建迷信思想，妖言惑众

在封建社会，当人们生活中因为某一件事情不顺心，总是无法如愿时，往往迷信风水，信奉神灵，甚至被一些巫师道士妖言惑众，听之信之！

比如, 古书曾有记载，江西瑞金县富家巨族多信风水, 认为“初胎生女”, 如不溺死, 则“必连育之女, 而得子必迟”, 所以，当地很多人结婚后就盼望着生男婴，一旦生了女性，一定会溺弃”

可见, 封建迷信思想对溺婴现象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⑤其他方面的原因

古代女子比较看重名节和贞操，但是一些女子未婚与他人私通，有了私生子！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败坏自己的名声，羞耻心理以及出于维护名誉的考虑，也会选择将婴儿溺死。

还有一些，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 非正房所生婴儿的命运，由不得自己母亲左右, 尤其是关系到政治斗争或者家庭财产争夺时，很多婴儿刚出生就被溺死了！

当然，也免不了会有一些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的婴儿, 因为医疗条件的欠缺，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考虑，有些父母也会选择将孩子溺死，以免将来成为家庭的拖累。

由此可见，清朝溺婴现象的盛行，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由于清朝时期特殊的历史原因、百姓穷困潦倒、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以及婚嫁论财之风盛行等多方面原因，导致了清朝溺婴，尤其是溺弃女婴的现象非常严重，也造成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如今，已经过去百年有余！虽然旧社会的制度早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溺婴弃婴这样的社会陋习，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埋葬，而彻底根除！

如今，我们在各种媒体以及新闻报刊上，还会经常看到一些关于溺婴弃婴的新闻！所以，溺婴弃婴绝不是单纯的侵害婴儿生命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社会问题！不仅需要国家的重视和介入,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以身作则，互相监督！

毕竟，人口的正常繁殖和增长与国家兴亡，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家觉得呢？

溺婴其实不仅清朝有，就算现代社会不乏一些又落后思想的地区觉得女孩就是累赘，一看到是女婴就溺死的。而在清朝更加明目张胆，似乎跟生二胎一样成了风潮。

根据地方日志记载：

江北育婴堂婴孩多有养至千余人，男子不过十分之一，皆余女口。可见女婴在当时是多么可怜的下场，能活着就是不错的命运了。而溺婴大多产生于贫困之家，贫困人家是对男子需求比较大的，因为要干农活。

而溺婴一些被育婴堂收养只为少数，多数都被扼杀在摇篮里，溺婴之普遍对当时的社会也影响甚广。据《清朝续文献通告》记载：

吉林、黑龙江、山西、浙江、江西、四川、贵州调查数据显示男性均比女性多出15%左右的人口，其中四川高达25%以上。因此产生的就是婚配紧缺，当时十户人家，只有两户有媳妇的。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因为结婚少新生儿也少。

当然不止这些，随之而来的是童养媳、拐卖妇女等诸多社会恶劣现象皆因溺婴所起。在福州有一座塔是专门遗弃婴儿所建是让遗弃之人心里好过点。但是可怜刚出生的婴儿面对的是饥饿以及蛇虫鼠蚁的撕咬。

英国传教士余恩思回忆：一塔孤然挺立，塔顶上常有一个格栅，棺材置于其上，弃婴或死婴则放于其中，塔上或有一个方洞，供人处理婴孩尸体。在描述完这些之后，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这里面未必全部都己经死了。即便真是死了，也没有人去询问那些婴儿的死因，也没有任何祭奠的义工，只是偶尔或有好屯、人前来为这些死去的婴孩收尸。

而杀婴这个观念最先提出的是韩非子,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曾提及“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可见这不仅仅是清朝的问题，诸多朝代都有这个现象，只是清朝记录的特别多。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以及对男女平等观念传播，许多地方更愿意接受女孩，因为娶媳妇成本过高。看来时代在发展，生儿生女的观念也在随之变化。

清代溺婴多为女婴，把刚出生的女孩溺死在尿桶、水盆里的比比皆是，甚至达到了“无一户不溺”的程度。

溺婴，顾名思义，是指将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按在水中溺毙，从而达到强行剥夺婴儿的生命的结果。

这种行为，在我们现代几乎无法想象，但在古代很长时间里，却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

尤其在清朝，这种事情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某些地区，甚至达到了“无一户不溺”的地步，而被强行溺死的，差不多都是女婴。

由于被溺死的女婴实在太多，让清政府都不得不出面干涉，但官府说了也是白搭，依然有大量刚出生的女婴被毫无人道地溺毙。

到了后来，溺婴都溺出来了新花样，各种快速让婴儿死亡的手法层出不穷，试想，若不是溺婴现象多到泛滥，又怎会“技术升级”呢？由此可见，清朝的溺婴现象有多严重。

清代溺死女婴，已经成了一种人人轻车熟路的惯例。

熟络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来说，只要有妇女生育，接生婆接生之后，一看是女婴，就会问主家一句”存否“，一旦主家说不留，那么这个女婴在下一秒就会被头朝下放进水盆里。

然后，静待片刻，看婴儿身体不动，溺婴便就此结束。

整个过程，女婴的生母、接生婆，甚至女婴的家人，但凡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进行阻止，仿佛被放入水盆中的，只是一个物件。

换句话说，一条鲜活的小生命在眼前流逝，根本不会引起太大反应，哪怕是女婴的生母，也大多”坦然观之“。

如果这种现象，只存在于一两户人家，那可以说这几户人家的人冷酷没人性，但事实是，在清朝大部分人家中，都存在这种事情。

据相关文献记载，清朝时溺婴现象多存在于南方，像福建等地尤为盛行，差不多每一家都多多少少曾溺死过一个或者多个女婴。

另外，除了福建之外，像广东、浙江、山西等省份，溺死女婴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并且，这种溺死女婴的事情，并不是仅仅存在于某个短暂的时期，而是整个大清朝基本上都时有发生。

早在顺治皇帝在位时，就有官员上奏，指出福建、江南等地”甚多溺女之风“，而在雍正时，时任湖南藩司的官员朱纲，某次就向雍正皇帝提出，”湖南百姓有溺女之恶俗“，甚至，当地百姓对此”恬然不以为怪“。

另外，包括各地的县志、地方志中，也多有此类事件的描述，如”建宁俗多溺女“、”祁阳溺婴甚多“这类字眼，几乎是数不胜数。

由此可见，溺婴，尤其是溺女婴，在清朝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而这些溺婴的人家，不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普通人家，甚至包括一些中产之家，同样也会有该类事件的发生。

比如，在江西南安府，家中光景稍微不错的，只要妻妾生了女儿，则是”仅留一二，余者皆溺“。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家里所生下的女婴，十个中只留一两个，剩下的全部都要被溺死，需要注意的是，这还是中产之家。

至于那些境况更次的普通人家，以及贫苦人家，这个比例更高。

江西靖安县，在清朝中期时，人口大约有三万多户，根据资料记载，一年中生下女孩的数量大约在五千上下，但存活的仅有几百，其余的，大多惨遭溺毙或丢弃。

而对于溺婴这种事情，清政府不是不知道，从雍正开始，就有不少相关的政策来对这一恶俗进行阻止，比如在雍正年间，山西的知府就出台禁令，禁止民间溺婴。

并且，为了让政策实施得更彻底，知府还联合当地士绅，共同进行劝阻，以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但结果是，溺女婴的事情，该有还是有，明着不能来那就暗着来。

因此，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这种现象仍旧存在，当时有个著名的学者郑光策就在自己所著的书中提到，福建福清县一带，几乎是“无一户不溺”。

可不要以为仅仅是福建这些偏远地区才会有这种事，包括当时号称”首善之区“的直隶，也就是如今的河北，照样也”溺婴者多有“。

而再往后的同治、光绪年间，随着朝廷对于地方管控的放松，溺婴更是泛滥成灾。

“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省仍有溺婴之风，恐他省亦所不免。”---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事例》

从福建到整个南方省份，乃至到全国，溺毙女婴的恶俗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溺死的女婴数量，已经多到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清朝时，有不少外国传教士活跃在当时的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用文字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成书，比如在乾隆年间，就有个名叫约翰.巴罗的传教士，写了一本《中国行纪》的书籍。

在该书中，约翰.巴罗除了记录了自己的见闻之外，还专门对清朝溺婴这种现象有所描述，在他的笔下，就记录了这么一则小故事。

某次，他前去拜访一个信徒，正赶上这名信徒的妻子生产，而在产下一名女婴之后，这个遭殃的婴儿被交给孩子父亲的手中，随即就被扔进旁边一个水罐里。

虽说当时约翰.巴罗进行了救助，但可惜的是，最终还是没能搭救成功。

而根据他以及另外一些传教士所做的见闻记录，当时京师内，每天被溺毙的婴儿数量，大约在24名左右，照这个数据算下来，一年就是近一万人。

这还只是京师内的，不包括其他省份和地区，曾经有人特意把这些相关记录中，所溺毙的女婴数量进行了一个统计，统计的结果，是清朝两百多年间，被溺死的女婴人数，远远大于在二战期间阵亡士兵的人数。

当然，这个数据并不客观和准确，但也从某一方面反应出来，当时清朝溺毙女婴的现象有多严重。

同样是在古代其他时期都存在的溺婴，为何会在清朝达到一个顶峰，并且，尤其以溺毙女婴尤为居多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从康熙年间的一个政策说起。

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下达了一份诏书，在该份诏书中，康熙皇帝明确规定，凡“嗣后滋生户口，毋庸更出丁钱”，人口赋税按照这一年为准。

这就是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这一道旨意，对未来的大清朝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百姓们向朝廷缴纳的赋税中，有一项叫做“人丁税”，简而言之，就是一家里有多少人，就按人头交税，人多了多交，而人少了就少交。

而康熙皇帝这一道诏令，则彻底结束了按人头交税的历史，一个家庭中新出生的人口，以后不用再缴纳“人丁税”。

因此，在这道诏令的影响下，清朝的人口开始出现爆炸式的增长，从康熙年间的近一个亿，到乾隆时期增长为两个多亿，而到了道光年间，已经达到四个多亿的规模。

表面上看，人口多了是好事，但在当时，却并非如此，反而是一件坏事。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比不上现代，各种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都十分低下，因此，就出现了人口虽多，但不少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

“土地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清史稿》

试想，一对夫妻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他们怎么有能力养活孩子呢？因此，为了保证大人不被饿死，那么就必须想办法减少人口。

但问题是，当时可没有什么有效的避孕手段，怀上了就只能生下来，而生下来不想养活或者是没能力养活，那就只能是将婴儿溺毙了事。

这种减少人口的方式，没有人道可言，但却是当时最行之有效的手段。

而至于说为什么溺毙的多是女婴，原因也很简单，一来是因为穷，二来呢，就是因为重男轻女这个传统观念。

先说穷，这个穷很好理解，一个家庭的总体收入，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就得减少一张或者几张吃饭的罪，所以女婴就惨遭毒手。

并且，同样是因为穷，生下女婴的妇女，可能自己都吃不饱饭，又怎么会有能力再养活一个婴儿呢？

况且，假如养育这个女婴的话，还要进行哺乳，而哺乳又造成了这个妇女无法劳作，同时哺乳还要消耗更多的粮食等资源，这么一算下来，怎么着都是赔本的买卖。

但婴儿要是换做男孩就不一样了，男孩首先意味着能延续香火和传宗接代，并且，男孩长大后，还能给家里增加一个劳动力，这两点优势显然女孩不具备，因此，就注定了女婴的命运。

也许有人会说，那不要把女婴溺死，把她卖掉不也是一种解决方式吗？卖掉可以是可以，但可不是刚出生就能卖掉的。

古代买卖女童，一般要么是买回去当丫鬟，要么是进入青楼，但不管是去哪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女孩子基本上都在十岁或者十几岁以上。

只有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买回去才能马上产生效益，做丫鬟也好，做青楼女子也罢，总之就是买回来就能用。

哪怕是再小点的，也至少在十岁上下，没有哪个人愿意买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回来，再费心劳力，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她养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买回去的女孩太小，那就要投入好几年的成本来养活她们，先不说这投入的成本有多少，万一中间有病死了，那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刚出生的女婴基本不会有人买，而反过来，那些生下女婴的人家，即使是有打算把孩子卖出去，但也至少要把她养活到十岁左右，这期间的精力和物力，都是一种成本，而这些成本，女婴的父母不会愿意付出，更没有能力付出。

卖又卖不出去，养活也养活不起，那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把她们溺毙了事。

就像前文中，那位叫做约翰.巴罗的传教士，在询问被溺毙女婴的父亲为何这么做时，那位父亲淡然回答了一句让约翰.巴罗无力反驳的话。

“因为无力负担，所以把她留下来的话，就注定她的一生要吃苦受难，还不如让她早早去死，这样她能解脱，我们也能减少一些罪过。”---溺毙女婴父亲所言

这种观念，不仅仅是这个女婴的父母有，而是几乎所有有溺婴行为的家庭都有，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以“救赎”为名义的扼杀生命，就在清朝的角角落落不断发生着。

当然，有一部分父母在生下女婴后，不忍心亲手将自己的骨肉溺毙，也会采用别的方式。

比如，将婴儿放在木盆中，或者是在婴儿身上绑上几个葫芦，然后放入水中，任其漂走，寄希望于婴儿能遇到好心人救助，当年唐僧就在小时候体验了一把。

但唐僧毕竟就只有一个，大部分的婴儿，最终都是沉入河底，成为鱼虾的果腹之物。

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些婴儿送到愿意收留她们的人家里，由对方进行养育，而代价则是，这个女孩从这一刻起，就成了对方家里的童养媳，一辈子都失去了自由。

总之，溺婴这种现象，在清朝已经严重到泛滥成灾的地步，只要有女婴出生，大多数都会被溺毙，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归根究底还是一个穷字。

我听我爹说：我奶奶生了女孩就给扔河坑里去，生了儿子就留下。最后一个是我老姑，生下来我爷爷又给扔到河边了，我老姑饿的连冻的哇哇哭，正巧让我二爷“也就是我爷爷的弟弟”听到了（我二爷和二奶不会生孩子），就给捡了回去养着。养几天了我奶奶后悔了，又给要了回去。我二爷不愿意了，爷爷没办法就把我父亲给了我二爷（我父亲他们哥五个，父亲是老二）。父亲到了二爷家更享福了，因为二爷二奶就一个孩子，生活上比较富裕，父亲不至于挨饿了。其余几个大伯叔叔和老姑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等爷爷奶奶老了，生病了瘫床了，都是我老姑给伺候没的。后来父亲有了我虽然没给我扔掉，对我也不如对弟弟娇，还好有母亲和姥姥给我撑腰。再后来国家刚实行给育龄妇女上环，我母亲第一个上的环，再后来就做结扎手术，我母亲也是第一个响应的，父亲因为母亲做结扎生了一个月的闷气。父亲想要很多孩子还是男孩，说只要饿不死就能长大，长大了没准那个就有出息了，为这父母亲没少打架生气。母亲说孩子多太累还都遭罪，不如少生点都享福，其实还是母亲观点正确。

所谓溺婴，即将新生婴儿放到水中溺死，这当然是非人性的了，但在一些朝代却是十分普遍的。

我们就先从苏轼在黄州的一些经历说起吧，看看溺婴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说清朝的溺婴现象有多严重。

1079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黜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这是一个低微官职，没什么实权，而且十分清闲。

那时候苏轼心情郁闷，为了缓解情绪，他时常在家豪饮，或外出狩猎，有时候也喜欢到乡下走走，看看风景写写诗歌，顺便考察一下当地民情。

有一次，苏轼来到黄州乡下，发现了一件让他十分震惊的事情，他听当地人说，有个人家刚生了个婴儿，这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婴儿的父母却在盆中装满人，然后将婴儿按在水里溺死了。

苏轼对此感到困惑，便追问这是为何，那人告诉他说，因为生下来没法养活，也只能溺死了。

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

无独有偶，后来朱熹的父亲朱松在福建当官的时候，也听说过一件事，说福建当地百姓家中最多养两个儿子，再多生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全部都用盆子装水溺死。

对于这件事，朱松在个人作品中说，福建溺婴现象最为严重，当地人不喜欢多子，所以多生的孩子就都溺死，朝廷虽然有相关法律限制，但根本管不了。

从朱松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福建人不一定是因为穷才溺婴的，只是因为不喜欢太多儿子，这与苏轼经历的黄州一带百姓因为太穷而溺婴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

而北宋学者陈渊对溺婴现象的调查则更加全面，他指出溺婴现象很普遍，但在南方是最多的，一般儿子不超过三个，女儿不超过两个，再生下孩子就溺死，一般做法是用器物储水，将婴儿放进去溺死，这叫做洗儿。

之所以要用器物储水溺婴，而不是送到外面的池塘里，很既是为了方便考虑，也是具有一定私密性的，毕竟这是明目张胆地杀人，虽然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做得太过火也是不行的。

那么，北宋的溺婴现象为何这么严重的，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最直接的原因，家里太贫穷了，实在是养不起那么多孩子，如果强行将孩子留下来，那只会是个悲剧，所以与其让孩子遭罪，不如趁刚生下就溺死。

第二，风俗使然，就像福建百姓一样，不管贫穷富裕与否，就是不喜欢太多孩子，多生的孩子就都溺死，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第三，北宋的赋税太重了，尤其是人头税，孩子多了可能会破产。

这可不是危险耸听，因为北宋不但继承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为了敛财，还增加了很多税目，其中最要命的一种税叫丁税，俗称人头税。

北宋的人头税条目繁多，而且沉重不堪，百姓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家中人口越多，缴税也就越多，日子当然也就越不好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溺婴风气就流行起来了，其目的是将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家庭破产，不然都得饿死。

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

一般而言，只有极度贫困才会出现溺婴现象，但在宋朝是普遍性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统治阶层对底层人民的压榨造成的。

关于这件事，宋仁宗也曾想办法杜绝，但问题是减税太难了，因此只得作罢。

并且，这还只是和平时期，在北宋末期的战乱时期，各种税赋就更沉重了，一对普通夫妻勉强养活自己，孩子多了就只能饿死，因此溺婴现象就越发严重了。

到了清代，情况就出现了一些变化了，溺婴现象虽然也很严重，但多数都是女婴，而且手法十分成熟。

清朝人溺死女婴，几乎到了无一户不溺的地步，由于被溺死的婴儿实在太多，清廷不得不出面干涉，但最终也只是惩罚了少数人罢了，溺婴现象依然猖獗，而且“技术”上有了较大突破。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一个人家有女婴出生，接生的稳婆就会问主家“留否”，主家如果说不留，那稳婆就会立马将女婴给溺死。

如果不是因为溺婴现象太严重了，也不会出现从接生到溺婴的一条龙服务，根本就不需要主家人动手。

并且，清朝人在溺婴的具体操作上，相比之前的朝代也是有“技术升级”的，稳婆会将一个专用的盆子装满水，然后将女婴的头朝下放进去，身体则被死死抓住，还没等女婴哭出声音，就已经溺死了。

女婴的家人们则都站在旁边，包括她的父母，他们都是面无表情的，仿佛被溺死只是阿猫阿狗而已，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已经对此感到麻木了。

这样的事情，倘若只发生在少部分人家，只能说他们太残忍，但事实上这是清朝广泛存在的，尤其是在贫困家庭，因此只能说这是人性的沦丧了。

顺治帝时期，有大臣上奏江南地区“甚多溺女之风”，雍正帝时期也有大臣更是痛批“湖南百姓有溺女之恶俗，恬然不以为怪”，等等。

并且，在南方诸省的地方志、县志中，对于溺婴现象的记载也是很多的，如”建宁俗多溺女“、”祁阳溺婴甚多“这种字眼经常可以看到，但似乎也只是将其当做一种风俗记载一下而已。

由此可见，溺婴现象在清朝地域跨度之广、时间延续之长，都是十分罕见的。

对于这样的恶俗，清朝也不是不管，力度最大的应该是雍正帝了，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改革家，深知溺婴对国家发展不利，便在山西一些州府进行试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禁止百姓溺婴，还出台了很多惩罚措施。

并且，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雍正帝还下令山西官员联合士绅对百姓进行劝导，正所谓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嘛。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山西的溺婴现象只是稍微减少了一点而已，大部分人依然如故，只不过他们把事情做得更隐蔽罢了，官府根本就查不到。

最终，山西试点以失败而告终，乾隆帝继位后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他在看了学者郑光策关于福建福清一带“无一户不溺”的著作后，也曾下定决心杜绝溺婴现象，但最后的效果也只能说一般。

到了同治、光绪时期，由于朝廷内忧外患，根本无暇他顾，溺婴现象就更严重了，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事例》中就曾记载：

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省仍有溺婴之风，恐他省亦所不免。

一个“仍”字透露出清廷或许曾对溺婴现象严厉打击，也是取得过一些效果，但在光绪年间还是死灰复燃了，不但南方如此，全国各省份都一样。

无独有偶，光绪时期一个外国传教士约翰曾走访中国的风土人情，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约翰去一个信徒家里拜访，这个信徒的妻子刚好生下一个女婴，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信徒竟然亲手将女婴交给接生的稳婆，稳婆则将女婴给溺死了！

这件事让约翰感到十分震惊，因为这在西方等同于杀人，但他的信徒却毫无顾忌地将女婴溺死，他对此感到十分不解。

而约翰的一个同事则在京城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后来还做了一个调查，得出的结论触目惊心：京城每年会有超过一万名女婴被溺死，由此推断从清朝建国到光绪帝时期，被溺死的女婴，可能超过了二战期间将士阵亡的总人数！

我们暂且不论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但这足以反应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清朝的溺婴现象确实泛滥成灾。

那么，一个问题就值得讨论一下了，清朝的溺婴现象这么严重，究竟是为什么？

前文我提到过，宋朝的溺婴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主要是因为税赋严重造成的，清朝则大不一样。

清朝初期，溺婴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生活疾苦造成的，加之重男轻女的思想越发深入人心，也加剧了溺婴事件的发生。

但是，这还不足以导致“无一户不溺”，之所以会如此，还要从康熙帝的一项政策说起。

康熙帝在执政晚期曾下达一个诏令，大意是永久取消人头税，这种在历史上延续了千余年的税目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嗣后滋生户口，毋庸更出丁钱。

不仅如此，康熙帝还轻徭薄赋，并下令永不加赋，这一政策可以说是很好的，百姓的生活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得到了改善。

不过，在这一政策也有副作用，清朝人口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就发生了爆发式增长，从康熙时期的一亿多人，增长到乾隆时期的两亿多人，而到了道光年间，这个数字已经是四亿多了。

很多人可能要问，人口多不是好事吗，这意味着劳动力多了，日子就越好过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清朝不比现在，那时候生产技术是很低下的，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并不高，因此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能养活的人口是有上限的。

很显然，清朝的人口增长速度实在太快了，以至于大大超出了人口上限，这就导致能够生产出来的粮食，不足以养活所有人。

土地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

也就是说，清朝百姓的赋税虽然低了，但是人口却大大增加了，所以一个家庭能养活的人口依然是有限的。

试想，一对父母在生下刚好可以养活的孩子数量之后，多生下来的能活下来吗？显然是不能的，因此只能舍弃掉，溺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有人说，既然养不活那么多，不生不就行了吗，何必生下来又溺死呢？

但问题是，古代避孕措施十分落后，但人又是有生理需求的，怀孕之后打掉的话，对身体的损伤又太大，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生下来，如果是儿子，可能会咬牙留下来；但如果是女儿，就果断溺死。

也就是说，清朝的溺婴现象主要是因为人口饱和造成的，一般家庭基本都是如此，只有富裕家庭可能稍微好点，但富人毕竟只是少数。

说来说去，不论哪个朝代，百姓还是因为穷才不得不溺婴的，清朝之前是人头税让百姓变穷的，清朝则是因为人太多而变穷的。

实际上，古人的生活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很苦的，养不起太多孩子（现在何尝不是这样呢，只不过不是因为没饭吃罢了），但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对待男婴和女婴这个问题上，态度是大不一样的。

男婴长大后可以传宗接代，运气好的还有可能让家族发扬光大，但女孩长大后就要送到别人家里了，期间十几年的养育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导致女婴被溺死得比较多的主要原因。

当然了，除了将女婴溺死之外，清朝人还有一种对待女婴的办法，那就是卖掉。

清朝可能是我国历史上女仆和风月场所最多的朝代，而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口买卖的存在。

在清朝，有一些家庭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将女婴溺死，等孩子长到十岁上下，就会把她卖给富裕人家做丫鬟，或者是直接卖到戏院、风月场所，这样不但能回本，还极有可能会赚一笔。

这对女婴当然是很残酷的，因为她们长大后一旦成为奴婢、戏子或者妓女，就都是下九流的卑贱之人，是地位低于普通百姓的社会最底层人群，一辈子都难以出头。

当然了，清朝还有人将女婴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这种情况在清朝也很多，女婴的结局也不一定都好，碰到好人家，就可以安稳过日子；但如果碰到恶毒的公婆，那就只能当牛做马了。

所以说，即便女婴逃过了被溺死的命运，也不一定能活得很好，这样反而不如早早就被溺死，免得遭一辈子罪。

清朝的溺婴问题，非常严重，说白了基本上是溺女婴，在各帝的实录里都能找到太多太多的奏章了，涉及12个省，可以说是全国性的，清廷规范了律法，补救措施，但于事无补。

《清世宗实录》记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在奏折中说，福建、江南、江西等处，甚多溺女之风。

（其实早在《八德篇之女德篇》就有“劝勿溺女，救妹添弟，梦祖告语”的记载。）

《清穆宗圣训》记载，御史林式恭上奏，近来广东、福建、浙江、山西等省仍有溺女之风，恐他省亦所不免。

《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御史王昕上奏，他巡视山西地界，发现该省溺女相沿成习，曾指示地方作出禁止，但灾年过后，此风再盛。

（《禁溺女告示》。）

《清高宗实录》记载，御史刘天成刘上奏乾隆，将溺女再敕定规条，再入律例，被乾隆驳回，理由是，溺女本已被律所禁，如地方官民遵守，其风自息，如果互相隐瞒助长，再严律法也无效。

《蒸里志略》记载，苏南的松江府，也就是今天的上海，贫家生女多则厌之率行溺毙。

《萧山县志》记载，乾隆时期的绍兴府境内，贫者较装奁，故有生妇而不举者。

（图为福州永泰县的“奉宪永禁溺女碑”。）

《江夏县志》记载，湖北武昌府敞俗溺女，邑近境亦如之；《荆州府志》记载，俗讳养女，穷民不能举，间或溺之。

晚清四川地区的《李氏宗谱》描述，生育举女，每有置之死地，婴孩何罪，遭此毒手，四川也有溺女之风。

《花县志》记载，广州地区到了民国十三年，溺女之风，前后数十年依然频闻，可知清朝溺女之风多盛。

（图为梅州发现清代《戒溺女文》木刻版。）

为了能禁止溺女婴，早在顺治时期就发布了禁止令，《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时期由政府衙门倡导，乡绅捐置育婴堂，收养遗婴、弃婴，孝庄太后带头资助育婴堂。

另外，各地告贴《戒溺女文》，劝谕世人莫溺女婴，告知溺婴的危害，官府也默认了民间收童养媳的现象，到了清晚期，育婴堂基本作废，童养媳之风越来越盛。

说起溺婴，以前听说过，按我的推算应该是五六十年代以前有很多，七十年代也有。

我都是听老年人说的，女婴居多，也有男婴，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一是重男轻女，二是粮食紧缺，三就是私生子。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说起这个事，我老婆的亲小舅刚出生时差点就被捂死了，多亏了我老婆的大姨，就是她小舅的大姐看到了，才救下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是这么回事，我老婆大姨生了女儿，这时候，老婆的姥姥生了个儿子，就是老婆的小舅。老婆的姥姥一想到自己女儿坐月子，她也坐月子，母女俩同时坐月子就觉得有点羞愧难当，所以就要捂死刚出生的儿子，结果被女儿看到了，救下了自己的亲弟弟。

由于害怕再生事端，她看着小弟，不让母亲再干捂死，溺死之类的事情，才保住了她小弟的这条命，实际上姐弟俩相差二十多岁，舅舅没有外甥女大。

这种陋习确实存在，生的女孩子直接扔马桶里溺死。总以为女孩子是替人家养的白花钱！就是一个榆林脑袋，没有女性那来的人？这种思想尤其在欠发达地区还是严重！怎么得了，男女比例失调。就看谁有钱，有钱的取老婆没钱的打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