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望重

我认为于谦是一个大英雄。在瓦剌进犯北京，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虏，二十多万明军精锐丧失殆尽。瓦剌首领也先认为抓住明英宗是奇货可居，以英宗做人质要挟明朝各地守城将领就范，很多城池不攻而克。蒙古军队很快打到北京城下。

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有部分胆小的大臣主张迁都南京。朝堂上群臣吵做一团，是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啦！于谦——这个英雄挺身而出，挽救明朝与危亡！他联络一些主战大臣坚决反对迁都。力主另立新君以绝瓦剌之望，这在当时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因为明英宗并没有死，万一以后英宗回来要秋后算账可就麻烦了。但是于谦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而是以大明江山社稷为重。在他力谏下，孙太后也支持，于是立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帝。彻底断绝了瓦剌的念头！然后于谦又在城内积极备战，整顿军纪，鼓励士气，调派各地军队勤王，打败了瓦剌，也先害怕后路被切断，被迫撤军！

后来，明英宗回到国内，趁明景帝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掌权，在奸臣建议下处死于谦。锦衣卫搜查于谦家里时，发现于谦家里家徒四壁，除了一些日常衣物和皇帝赏赐少量物品外，空空如也。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于谦是个非常清廉正直、一心为公的大臣。所以于谦的所做所为赢得了后人的尊敬，你不这么认为吗！

要论于谦就得先了解于谦。

于谦（于忠肃，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官至兵部尚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于谦由永乐辛丑进士出身，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巡抚山西、河南等地。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释放后起为兵部侍郎。土木堡之变后，继任兵部尚书，指挥明军取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英宗复辟，于谦被诬下狱。明宪宗时，被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谥“肃愍”。明神宗时，改谥“忠肃”。

在于谦一生传奇的经历之中，我们就得说一说京师保卫战。当年山河裂变，皇帝被俘，王朝蒙羞，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普通人，会做如何选择？而于谦就是那个挽狂澜于既倒，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在保卫战之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北京城当时有九个城门，瓦刺军队也就是从九门向京城发起进攻，而九门之中也各有侧重，最重要的一门名叫德胜门。在于心点兵点将之际，下了一道命令，反九门外领兵将领，除非杀退敌军，否则不准回城。也就是说，瓦刺军队不退，那么这个领兵的将领只有死战，也就是一个字死。那么瓦斯军队重点关注的德胜门，岂不是十死无生？而一直在京城当官的于谦第一次穿上了铠甲，在吩咐八门的将领后，说出了德胜门的领军将领：

于谦！！！

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不能做到的事情了。

而于谦就是这样一个人。

于谦的一生事迹有很多，但单单就站在德胜门之外的那一刻，他就无愧于清白二字。

武将不怕死，文臣不贪财，则王朝可兴！而于谦就是这样的武将，也是这样的文臣。

于谦的《石灰吟》，诗以铭志。历史上的于谦，是一位忠心爱国、智勇双全、耿直诚信的一流名臣。“中华民族的脊梁”，大明于谦担之无愧。

于谦是个文武双全的忠臣，他为官清正，不畏权贵，正直爱民。为国家立大功，如果没有他守住北京，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将成为第二个北宋，靖康之耻将重演。

一一这首诗是选自明代于谦《石灰吟》。全诗四句: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一一也有作《咏石灰》的。写作此诗时，诗人年仅19岁。

一一于谦(公元1398一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人(今浙江省杭州市)，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江西巡按、兵部尚书等职。在职期间，敢于抗上，曾当面斥责汉王朱高煦叛乱之罪，义正词严。巡抚河南、山西时，清廉刚直，不畏强暴，平反冤狱，赈济灾荒，兴修水利，深得民心。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军在土木堡战败，英宗被俘，蒙古军进逼北京。这时于谦力阻朝庭南迁，坚决主张抗战。并拥立景帝，调集重兵，组织军民保卫北京，击败蒙古军。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在英宗还朝复位后，于谦被诬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一一于谦写的这首诗是一首咏物诗，诗人托物言志，使石灰的特性和人的精神形象浑然一体，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其诗忧国忧民，感情真挚，风格质朴刚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后世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自勉自励的座右铭。

谢谢邀请！

他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赫赫功业与高洁的品格一直受人景仰,而其悲剧性命运更令人扼腕。

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造成这出悲剧的原因，除了各种难以避免的客观因素之外,于谦本人的性格也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对悲剧的形成产生不利的影响。

将这一切综合起来考察,于谦的悲惨结局实在有其必然性。

于谦悲剧概述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瓦剌首领也先大举侵犯边疆,宦官王振建议英宗亲征。不久,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京师震动。

皇弟朱祁钰监国,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

于谦坚决反对朝廷中有些人向南迁都避敌的主张，后来朱祁钰即帝位。

也先挟持英宗破紫荆关威胁师,于谦不为所动,分遣诸将列阵九门迎敌,并亲自督战,取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迫使也先请求议和,同意归还英宗。

英宗被接回后,安置于南宫,称太上皇。

景泰八年(1457年),将军石亨、宦官曹吉祥、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趁景帝病重,发兵拥立英宗复辟。英宗复位后,石亨和曹吉祥等诬陷于谦要另立太子,谋迎外藩。遂以"意欲"谋逆罪处死,其妻与子于冕戍边,籍没时家无余资。

成化年间,其子于冕获赦,上疏为父冤,明宪宗亲自为其平反。

明孝宗弘治时,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

于谦死后,归葬于故乡杭州西湖之滨,与岳飞、张苍水并称"西湖三杰"。清代袁枚有诗云:"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确实,于谦和岳飞一样,都是以悲剧收场的。

那么,于谦的悲剧是如何形成的?

皇室内部的复杂关系

正统十四年英宗亲征时,命皇弟朱祁钰留守京师。

土木之变发生后,朝廷一片混乱。国不可一日无君，孙太后遂命立英宗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因太子年幼,无法理政,又命朱祁钰监国。

应该说,这种安排无论是从国家大局出发还是从孙太后的个人意愿出发,都是合适的。在当时国家千钧一发的危急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年长的皇室成员主持政事,收拾局面,所以由朱祁钰监国。

而从孙太后的个人情感 来说,这也是最理想的安排。因为英宗朱祁镇与朱祁钰虽是兄弟,并非一母所生,而孙太后作为英宗的母亲(虽非亲生,但外人及英宗本人均不知）。

从人情上讲,她当然希望皇位能由英宗保持,即使英宗不能回朝,她也希望皇位能由英宗之子继承,因此决定立英宗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而朱祁钰与英宗朱祁镇兄弟二人关系一直很好,很受英宗的信任。

否则,英宗在亲征的时候,也不会让他来留守。

朱祁钰监国后,一开始可能也没有什么非份之想,然而权力特别是皇权这种东西,像有魔法一样,具有极强的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想法就会发生变化,希望能真正地登上大宝之位。一个月后,朱祁钰果然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此时,朱祁钰虽做了皇帝,但英宗之子朱见深仍为皇太子,将来皇位还是会回到英宗后人手里。

对于这种结果,孙太后虽勉强接受,但并不满意。

然而,人的贪欲是无限的。朱祁钰既然做了皇帝,当然就希望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景泰三年夏五月,朱祁钰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一次的举动非同小可,因为它意味着皇位从此就从英宗一系转到景帝一系手里,英宗的后人彻底与皇位无缘。

因此,不但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也必然引起孙太后和太上皇朱祁镇的不满。虽然皇太子朱见济不久就病死了,但朱祁钰一直拒绝恢复见深的皇太子之位。

这就埋下了后来"夺门之变"的伏笔。

孙太后与英宗的感情甚深,对于景帝和太上皇朱祁镇之间的斗争,居于其间的孙太后的态度举足轻重。以太后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朱祁镇要想复辟,不取得她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于谦当时的处境及他可能采取的对策。

英宗亲征时,于谦与兵部尚书门楚极力劝谏无果,后来决定邛垫随驾,留于谦处理部里的事务。不料发生土木之变,五十万明军精锐全军覆灭,连英宗也做了俘虏。

这对于谦来说无异是晴天霹雳。作为受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于谦虽然具有忠君思想,但在大敌当前、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情况下,他还是冷静地建议皇太后以觑王监国,并劝说哪王接受。

他说得很清楚:"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朱祁钰监国后,于谦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极力辅佐,反对南迁之议,积极部署北京的防守事宜。这个时候,邮王把于谦当作自己的左右手和国家的支柱,对其非常信任,很快提拔为兵部尚书,而皇太后对他也非常倚重。

然而,陷在敌手的英宗给于谦出了一道难题,因为他成了也先要挟明朝的工具。于谦接受要挟,明朝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国将不国;而于谦如果不接受其要挟,就意味着要置明英宗的死活于不顾,才能坚持抗敌,保卫京师,这必然会使他和英宗的关系受到影响,甚至招来祸殃。于谦虽然明白这一点,但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他毅然将个人的安危生死置之度外。（其实,他早年的明志诗《石灰吟》就已经将他这种精神 境界展示无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抱着这种信念,在面对也先的要挟时,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顶住压力,坚持抗敌。

客观地说,正是因为于谦坚持抵抗,使得英宗在也先手里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他才有机会被放回,但于谦的这种态度却得罪了英宗,并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当朱祁钰称帝，特别是废立皇太子之时,于谦并没有激烈反对,最后都接受了事实,为此还受到进士杨集的指责:"奸人黄赠献议易储,不过为逃死计耳,公等遽成之。公国家柱石,独不思所以善后乎?"这也成为他后来被杀的理由之一。

其实,以于谦当时之地位,他很难动摇朱祁钰的决心,说服他改变主意。时人唐枢即认为"以景皇之锐念,不可以口舌争"。王世贞也以为"景帝之信谦,谓其能御圉,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则睽,再不合则去。夫人主以私爱欲易太子,虽留侯不能得之汉高,而谦能得之景帝乎哉?"真实地道出了于谦当时面临的困境。

遭人嫉恨

作为景泰年间的名臣,于谦才华横溢。

于谦志向远大,品行高洁,为官不贪不贿。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大臣争相献金求媚,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都是两手空空。有人劝他送些当地的土特产,于谦笑着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

于谦如此刚正不阿,自然引起了宦官王振的极度不满,王振借故将其下法司论死,系狱三月。后来,因为贵人相助，才将他释放。

于谦不事田宅,多次拒绝朝廷的封赏,这也引起那些信奉"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原则的官员不满,招致其强烈反对,因为这挡了他们的财路。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论功行赏,加于谦少保衔,总督军务,于谦固辞:"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景帝不允。

景帝改立皇太子,命兼任东宫官者领两份俸禄,唯独于谦两次谢绝。因为于谦的居所简陋,景帝特在西华门赐给他一所府第,于谦也坚决拒绝:"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实在推辞不掉,他也从来没去住过,只把景帝赏赐的东西保存在里面,每年去看一看而已。

由于这些原因,使得于谦在当时的朝廷上显得比较孤立、无助。

于谦自身的性格与其对立面的形成

在正统、景泰年间的大臣中,于谦有德有才,然而其性格中确实有一些致命的缺陷,致使他与同僚的关系紧张,甚至最终将一些人推向对立面。

其一,于谦"性故刚,待人严苛,不容人过。”所谓眼里不揉沙子,如发现官员有过错,就当面斥责,丝毫不留情面。其"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不给转圜的余地。

土木之变后,朱祁钰命群臣商议战守事宜。侍讲徐理认为星象有变,应当南迁避难。于谦马上厉声斥责:"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徐理当即被赶出朝堂。

后来他又以为于谦阻止其升迁,"尝切齿谦"。为了自己的前程,徐理不得已,只好改名徐有贞,最终成为夺门之变的主谋人,并将于谦送上了断头台。

大将石亨本以于谦荐举而得重用,对其充满感激之情。北京保卫战获胜后,石亨因守卫德胜门之功被进 封侯爵。他觉得于谦的功劳在他之上而没有封侯,心里不安。于是就向朝廷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于谦反应强烈。其实, 不管石亨的做法妥当与否, 完全是一片好心, 于谦即使不接受, 也完全可以婉言谢绝, 大可不必在景帝面前指责石亨, 导致两人由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仇敌。

其二, 恃才傲物, 刚愎自用。于谦才能出众, 勇于任事, 这本来是好事, 然而过犹不及, 过于专断, 盛气凌人, 就会招致别人的反感, 对自己不利。

于谦与石亨共事时, “ 谦论议断制, 宿将叹伏, 而亨不能赞一辞, 衔之” 。后来, 石亨联合其他人发动夺门之变, 拥英宗复位, 随即唆使言官陷于谦于死罪, 以发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恨。时人李贤亦认为“ 亨辈不过因于谦平日总督军务, 一切兵政, 专而行之, 不遂其意, 因乘机图谦” 。

故而《明实录》评于谦“ 恃才自用, 矜己傲物, 视勋旧国戚若婴稚, 士类无当其意者, 是以事机阴发, 卒得奇祸。”

【总结】

于谦悲剧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最主要的是, 他无意中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皇室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面对英宗、景帝兄弟的争斗, 他难以抉择, 而以他所受的教育, 也不可能抛弃君父、社稷急流勇退, 避祸保身, 最终成为令人惋惜的牺牲品。

于谦性格中具有明显的缺陷, 使他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其他朝臣之间的关系, 创建比较和谐的执政环境, 从而将许多同僚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最终使悲剧无法避免。

性格决定命运, 由此看来, 此言不虚。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图片来源于网络）

毫无疑问于谦是一位民族英雄

在后世的我看来，于谦是一个真正的以国事为重的政治家，完全无愧他诗中“粉身碎骨全不怕，为留清白在人间”的铮铮誓言。

不久前曾回答过一个问题时曾评价于谦“谋国不谋身”，他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学习典范，是忧国忧民的良臣、忠君爱国的忠臣、刚正不阿的直臣。

于谦在永乐十九年间进士及第，历仕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和景泰帝五朝，曾追随明宣宗出征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

于谦为人刚直清正，不畏权贵，进京述职从不带任何礼品，自言只带“两袖清风”，因此得罪了大太监王振，被诬陷下狱，不久迫于压力而释放。

“土木堡之变”后，瓦剌携大胜之势大军南下，进攻大明京师北京城，这时候是担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力排众议，坚持防守，坚决反对迁都南下，在朱祁钰、于谦等人的调度指挥下，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瓦剌军无奈撤回草原。仅仅这一件事就足以使于谦千古留名！

北京保卫战后，于谦在新帝景泰帝朱祁钰的支持下革除弊政，整肃军纪，严肃政纪，加上于谦本身严于律己，很快使得已经开始走向衰败的明王朝又有了转机。

但是由于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支持朱祁钰登基，同时尊奉朱祁镇为太上皇，让朱祁镇把他列入朱祁钰一党。再加上于谦当政期间严格执纪执法得罪了不少权贵（主要是“夺门之变”那几个主谋），因此在朱祁镇复位之后没来得及下令废除朱祁钰的情况下，先下令处斩于谦。

于谦一生清廉，死后家无余财，被养子于康葬于杭州西湖湖畔。

他对于大明来说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管朝廷怎样对他，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他都回去做，根本就不怕掉脑袋。

《大明风华》里的于谦还原度很高。

于谦，于永乐十九年，也就是1421年，登进士第。

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因为人刚正，严词斥责朱高煦而受宣宗赏识。

明英宗时因不畏权贵入京觐见时不向王振送礼，遭诬陷下狱，百姓、官吏乃至藩王都请愿，使他官复原职。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兵败被俘，他主张反对南迁，坚守国门，升任兵部尚书。

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但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大将石亨等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明宪宗时，于谦被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谥“肃愍”。明神宗时，改谥“忠肃”。《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是这么以诗言志的，也是这么躬身践行的。于谦，明朝名臣、民族英雄。“土木之变”中，他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他为官清廉，忠耿正直，却被诬陷处死，留下了天下奇冤。评价他这样一个人是困难的，困难在于仰望不知其高，感佩不知其深。让我们来回顾他在历史重要关节点的表现，试着走近他。

扶保代宗得罪英宗

这是他最大的亮点，也是他最大的“原罪”。1449年8月，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在权监王振的“瞎指挥”下，被瓦剌包围在土木堡，兵败被俘，明王朝面临分崩离析的巨大危机。有人建议迁都避祸，于谦坚决主战。他联同其他大臣，支持监国的郕王调集各地军队防守京师。铲除王振余党，支持郕王即帝位为明代宗，正肃朝纲。组织北京保卫战，打退了瓦剌的进攻。瓦剌用明英宗威胁，他回以“社稷为重，君为轻”。同时，他不准其他边关将领与瓦剌接触，让瓦剌挟天子以谋利的愿望落空。瓦剌送回英宗，他继续支持代宗为皇，英宗被软禁南宫七年，过着惊恐不安的生活。1457年，明代宗病重，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发动夺门之变，迎接明英宗恢复帝位，诬陷于谦谋反，于谦惨被处斩。于谦在皇权的争夺中没有站在明英宗的一边，这是他被诬陷的根本原因。

位高权重遭人嫉恨

直接诬陷于谦的人是石亨、曹吉祥、徐有贞。这三个人分别代表武将系统、内官系统和文官系统，三个权力系统又统一于皇权。“土木之变”后于谦任兵部尚书，选将、练兵、设垒均自他出，在军队各级中威望很高。于谦本对石亨有恩，但不愿与石亨结党营私而反目成仇。徐有贞建议迁都南京，被于谦斥责，对于谦恨得咬牙切齿。内侍曹吉祥是王振门下，深恨于谦。于谦受到明代宗信任，国事、政事、人事每多问于他，很多人的利益受损。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于谦，以前有明代宗这把“保护伞”，现在皇帝是也恨于谦的明英宗，于是于谦成了“人人皆曰可杀”的“叛逆”。

官场清流不容于世

于谦早年就因为不送礼得罪过王振，被判处死刑。后来百姓联名上书救了他。他历来为官清正，任职的每个地方都受到老百姓甚至是藩王的拥戴。他主持兵部后，明王朝危机加深，他机变行事，即使是勋臣老将不守法度，也请旨责备。明代宗很了解于谦，对他推荐的人提拔重用。有些没有得到推荐的人就非常怨恨他，连御史也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这些事实说明，不是为官清正就人人拥护你，在明朝整体官场贪污腐化的背景下，于谦的清正妨碍了别人图利，这些人联合起来要置他于死地。其实，贪腐也是一种影响力非常大的政治生态环境，清官不容贪官，贪官更不能容清官。风气不正，贪官都是一窝一串，在他们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清官无容身之地，无生长空间。

不结朋党无以存身

于谦身上，具备中国传统文人的完美性格，他们仗节死义，从不结党营私为自己考虑。无朋党则祸至无依。于谦被冤，为他辩护者少 ，落井下石者多。也许，他早就感受到身处危墙之下，但崇高的家国情怀，大道为公的宏愿，不允许他退缩。于谦处斩后抄家，家无余财。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天下共哀之。于谦最后由他养子于康归葬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于谦死后几年徐有贞被充军，石亨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冤情真相大白。于谦被百姓记在心中，杭州、河南、山西等奉拜祭祀于谦至今。

结论：于谦政治上清廉自守，能力上超拔于群，律己上一身正气。他的死，是封建王朝的结构性悲剧，是给明王朝敲响的葬钟。但于谦是英雄，他是黑暗中点亮的微光，他是怒海中显露的桅尖，他是黎明中眩目的亮红，他是中华5000年历史文化中值得我们推崇、值得我们怀念的那一部分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