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如此“调节利率”可持续吗？

2021年6月1日的消息称，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优化存款利率自律管理方案和《关于加强公开信息发布管理的自律倡议》，讨论了境内美元贷款基准利率转换推荐协议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认为，当前利率定价秩序总体稳定。近年来，人民银行深入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优化存款利率监管，推动实际贷款利率明显降低，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同时会议强调，要持续发挥利率自律机制重要作用，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要优化存款利率监管，加强存款利率自律管理，引导金融机构自主合理定价。根据加强公开信息发布管理的自律倡议，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稳定市场预期。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要求，督促各类放贷主体抓紧明示贷款年化利率。

以上表述不免带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在为实体经济让利，或压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过程中，银行贷款利率受到了较为严厉的约束，但银行存款利率哪？需要看到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银行存款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中小银行，存款来源极其有限，而不得不更多依赖向大银行进行同业拆借。

对银行而言，各种特殊经济状况要求银行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但稳定而安全的存款来源却不断减少。实际情况是，所有商业银行都在依赖新增贷款去创造存款，并依赖短期拆借维系流动性安全。如此金融运行，实际是“10个瓶子9个盖儿、10个瓶子8个盖儿、10个瓶子7个盖儿、……”的运行过程，这是金融运转速度不断加快，金融杠杆不断提高，金融风险不断加大的过程，是中国金融不断走向短期化——脱实向虚的过程。

近年来，尽管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不断提速，但美元霸权的实际存在，中国作为“弱势货币”国家的地位并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彻底转变。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绝无条件像美国那样“依靠全球资本”运行，而使得我们的“基础金融资源”必须依靠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剩余——储蓄存款。或许还会有些企业的经营剩余，但鉴于99.99%的企业资金流动性均存在不同程度压力，所以这部分剩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来了。既然老百姓的储蓄是中国最为基本的金融资源，那我们就该全力以赴地稳定储蓄、保护储蓄，并使之发挥更为有效的经济价值。但很遗憾，从2010年开始的各色金融乱象，实际都是奔着老百姓这点储蓄存款去的。不只是房地产贷款、消费贷款，还有大量P2P、网贷、小贷等形形色色的高利贷市场争夺这点储蓄，严重冲击“规范但低利”的正规金融体系，以致银行吸存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

没有存款哪来贷款？按理说，经济要增长、M2必须相应增长，而支撑M2增长的基础货币也必须有所增长。但事实是，从2014年至今，中国基础货币近乎“零增长”。这就是说，中国这些年来的M2增长，完全依赖“货币乘数”的不断上涨——从2012年3.6倍涨至现在超过7倍、依赖货币流转速度不断提高在支撑，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商业银行必须要做“无米之炊”？通过“无中生有的贷款，创造无中生有的存款”，然后不断地循环下去。

对银行而言，结果是什么？银行能够容忍贷款期限越来越短，脱离实体经济更多需要中长期贷款的要求；如果央行采用“行政命令”迫使银行发放中长期贷款，那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期限错配——流动性风险将大幅提高。这个风险反映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上就是：货币市场的日均交易量几乎直线上升，暴涨。它意味着中国金融短期流动性依赖极其严重、意味着银行不得不每天融入巨额短期流动性，以维系银行的流动性安全、保持经营运转。

问题是，这样的金融适合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求吗？这样的金融不是在不断推升系统性风险吗？这样的金融能够符合中国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吗？从近年金融调控的实际情况看，关键时刻增加贷款也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罢，更多是靠“开会＋要求”，而货币政策几乎没用力。比如，央行承认在疫情期间并未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而只是采用一些“特殊时期的短期手段”，且疫后很快就收回了。

但这样的做法对吗？客观地说，央行的“特殊政策”可以很快收回，但银行放出去的贷款绝无可能很快收回。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特殊时期，银行大幅增加贷款投放，但那都是短期贷款。短期贷款是不是可以“说收回就能实现收回”？不可能。因为疫情期间，企业为维系稳定，必须用这些贷款发工资，疫后还要用这些贷款启动企业运转，至少要坚持一到两个“产销周期”，企业现金流才可能足够还贷，才有还款能力。如果企业运转尚未形成足够的现金流，银行收回企业贷款，那企业就破产了。

正因如此，去年至今，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多次提出要求：银行不要抽贷、断贷，甚至还要续贷，以保护市场主体。但是，包括降低贷款和存款利率、确保“实体经济拥有足够的流动性”等这些金融事务，是否只靠“行政干预或加强自律”去实现，而货币政策可以置身事外、稳如泰山？这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很多问题，恐怕亟需认真研究、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