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篇文章，请告诉我你怎么评价日本？

前两天刚写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加拿大三国，充当灯塔国马前卒的部分光辉事迹。但总觉得不能表达中心思想。这几天日本索尼公司又在作了，在中国举国庆祝建党百年这一伟大时刻时，索尼宣布于七月七日22时发布新产品，虽然事后光速道歉，但其背后试探我国底线的用心不可谓不邪恶。今天我们就借这个事，深入扒一扒日本。

提起日本，国人心态还是很复杂的，这个邻居和我们一衣带水，不可谓不重要，但回忆起日本侵华战争，有些刻在记忆深处的东西是无法抹去的。友情提醒，文章略长，如需略看，请跳过第一点，一定看完第二点抗日战争日本的累累罪行。

一、中日历史交往

日本与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汉光武帝时（即公元57年）就开始了。这也是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交往的最早记录。从那时起，中国古代的很多典籍中就开始出现“日本人”的身影了。只不过那时中国人称日本为“倭”。后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日两国的交往不断加深。到了唐朝时，日本更是派遣了大量遣唐使来到中国，向中国学习。甚至还有很多日本人留在唐朝为官。我国有很多关于日本起源的说法，我们可以从部分古籍中略窥一二。主要有以下几点: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人们多认为“中日同源”，而且“法俗多同”。众所周知，中国的古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在这些古代典籍中，除了十三经正文以外，其他史部、子部和集部都有不少关于日本国的记载。很多记载认为“中日同源”。这种说法，在中国古代的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一是日本人自述其为吴泰伯之后。据明代藏书家郎瑛的《七修续稿》云：“日本国，《通鉴》前编以为，吴亡，子孙入海为传，故倭自云吴泰伯后也。”除此以外，在此前的《晋书》、《梁书》、《北史》中都有类似记载。那么，“吴泰伯”又是谁呢？据《史记 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的伯父。周太王欲立其第三子季历为王。吴太伯于是自动奔避荆蛮，文身断发，以示不争。太伯跑到荆蛮之地后，自号勾吴。当地人被他的义举感动，纷纷归顺于他，推举其为吴祖。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与越王勾践对垒的吴王阖闾就是他的后人。后来，吴国被灭，一部分王室成员为避祸，流落到了日本岛。凭借先进文明，他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吴姓部族。其中的一支演变成了日本皇室。二是日本人是徐福之后。这种说法，目前较为普遍。据《后汉书 东夷列传》记载：“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而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更是把此事夸大了。他说:“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据他而言，日本国就是徐福所立，日本文化源于千年以前的先秦文化。两国古代民间很多习俗也多有相似，如：古代日本人也用火灼甲骨来卜吉凶，类似于中国的甲骨卜辞；再如，日本国男人大多有三妻四妾，和古代中国一样实行多妻制;于男女婚恋，古代中日两国都讲究同姓不通婚，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礼仪上，古代日本人“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而蹲踞礼在中国古代也是常用礼仪。这其中的原由应当与中日两国之间的密切交流有莫大的关联。古代中国与古代日本之间的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应该一直都有往来。至少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从来没有断过。否则，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也不可能一直都有关于日本的一些记载。唐代，中日间的交流达到鼎盛，但多集中在政据《旧唐书》中的《倭国传》记载：“贞观五年，倭遣使贡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使高表仁持节往抚之。”其后，在武则天长安三年，“又有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日本当时是以朝贡的方式和我国交流的。当时，日本派遣了大量留学生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建筑、绘画、音乐等各个方面向大唐学习。他们学成以后又带了很多史书典籍回去。甚至还有人因为倾慕大唐而留在中国。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阿倍仲麻吕，后改名为晁衡。他在唐朝历任左补阙、左散骑常待、镇南都护等;除了他以外，贞元二年，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也留在大唐多年。然而，当时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士人阶层，属于两国政府间的交往。日本派遣来唐的遣唐使，不少为世俗僧侣和学者。他们通过在大唐的学习之后，愈发倾慕大唐文化，一些人甚至精通诗歌创作，与中国的著名文人与王维，李白，刘禹锡等都有诗文唱和，留下了很多佳话。像前文提到的晁衡就留下了很多诗文。此时的日本，是个拜师学艺的学生。唐末五代起，直至整个宋代，日本政府便停止了向中国派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唐时，中日士人阶层相互诗文酬唱的盛况，在宋代再也见不到了，两国政府之间交流断层了。民间也多以通商为主，至明清时期，两国已开始成敌对状态了。民间的人们对日本人的看法也都非常的反感。在当时的古代典籍中，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也由“倭、扶桑、日本”改为“寇”了，鄙夷与憎恨之情不言而喻。明朝抗倭，清朝爆发甲午海战，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累累罪行。美国人和法国人评价日本的两句话可以把古代中日关系做一个概括：

美国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评价日本：日本人除了复制别国科技外一事无成，它何曾独立为世界文明做过贡献，充其量只是个工匠型的二流民族而已。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评价日本：日本，这是一个阴险与狡诈的残忍民族，这个民族非常势力，其残忍嗜血程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吸血鬼德库拉，你一旦被他看到弱点，喉管会立即被他咬破，毫无生还可能。

二、抗日战争时日本的累累罪行

毛主席是一位十分具有远见的战略家，他常常能对世界大势做出很精准的判断。对日本，毛主席做出过精准的判断。 1916年，当时毛主席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同时期的日本已经在加紧对邻国的侵略准备。当时毛主席给朋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提到：“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予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二十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印证了毛主席的判断。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的。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就确立了以侵占中国东北、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为目标的攻击政策。在此后的七十多年里,先后发动多次侵华战争。1894年通过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霸占了台湾、澎湖列岛;这也是现在台湾岛内众多日本后裔的原因。1900年日本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强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了自山海关经天津至北京铁路沿12处战略要地的驻兵权;通过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日俄战争,日本强占辽东半岛,取得了旅顺、大连及其附近的领土和领海、即所谓“关东州”的租借权,以及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及其支线的一切附属财产的支配权;之后,又将内蒙古东部纳入其势力范围,与南满联系起来统称“满蒙”;通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城对德“宣战”,出兵攻占青岛,控制了胶州湾,并取得了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的经营权。

1931年9月18日22时,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距沈阳2.5公里处柳条湖的一段铁路路轨,并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炮击东北军鞋地北大营并兵分三路围攻沈阳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日军在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随后,又以沈阳为中心,沿南满、安奉(今丹东至沈阳)两条铁路,向南、东、北三个方向进攻,在一周之内占领了江阳、鞍山、营口、本溪、抚顺、安东、铁岭、四平、长春、吉林等30多座城市,完全或部分控制了南满、安奉、北宁(今北京至沈阳)、中东、吉长(吉林至长春)、四洮(四平至洮安)等12条铁路线;然后继续向北推进,于11月19日占领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同时南下辽西走廊,于1932年1月攻占了从沈阳撤出的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临时所在地锦州;最后,于2月5日占领了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哈尔滨。至此, 日军只用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1933年2月23日又兵分三路进攻热河,于3月3日攻占承德。

日本法西斯占领中国东北以后,开始向华北进犯。1933年1月,攻占了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接着向热河与河北两省交界的长城沿线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罗文裕口、古北口等要隘进攻,越过长城南下,至5月24日,先后侵占了丰润、蓟县、遵化、平谷、怀柔等冀东22个县,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两市。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山海关以西、天津以北、北平以东至长城的大三角地带后,以此为筹码,同国民党政府举行“停战”谈判。国民党政府接受苛刻条件,于是年5月31日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塘洁协定》。这个协定承诺: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日军为实施此项规定,可以“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如果中国军队遵守此项规定,日军"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逐于长城之线"很明显,上述规定的要害是,把"长城之线"变成双方新的分界线,意味着中国承认日本对东北的强行占领。同时,将长城以南至延庆到声合“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划为“非武装区",实际是使该地区成为日本的新控制区,为下一步入侵华北大开方便之门。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以武力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以实现其分离和蚕食华北的目的。1935年1月18日,日军诬称驻守察热交界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有碍其在热河的行政管理,蛮横要求将察哈尔省洁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为此向驻守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进攻,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6月11日,又扬言第三十九军在张北县城逮捕了4名日本特务机关的军人并加以“非法监禁",向察哈尔省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者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事态,于6月19日下令免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改由秦德纯代理。秦德纯在6月27日与土肥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简称《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

其主要内容有: “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西南地区”; “解散排日机构", “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 “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省制造事端的同时,又借口中国军队破坏《塘洁协定》进入冀东“非武装区”,声称日本军队需要再度越过长城线向南延伸,北平、天津两地应该包括在内;扬言将依据协定采取必要的行动。5月29日, 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面见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饮,提出三项要求中国宪兵第三团、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和与事件有关的国民党部及排日团体从平津撤退,撤销这些团体的负责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职务;驻平津地区的第五十一军(于学忠所部)及中央军移驻保定以南,禁止平津地区国民党部及蓝衣社和其他秘密团体所策动的反满抗日活动。何应钦屈服于日本的挑衅,自5月29日起,同日方代表秘密谈判。6月9日, 日本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人向何应钦递交一份备忘录,重申酒井的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对日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双方通过梅津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达成协议,史称《何梅协定》。

日本通过《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以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主权,实现了蚕食华北的第一步。接着,又继续策动北方五省(河北、察哈尔、缓远、山西、山东) “自治运动”。 1935年10月20日, 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追通贞,授意香河县汉奸劣绅武宜亭等,借乡民请愿抗移之机“要求自治”,并在日本宪兵支持下于22日接管县政府,拼凑“自治会”主持县政府公务。11月25日,土肥原唆使国民党葡密行政公署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发表“自治宣言",宣布在《塘洁协定》划定的“非武装区”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成“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了扩大“自治",日本又策划组建“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并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国民党政府于12月18日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这个委员会是名义上主权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在行政上与国民党政府保留半独立关系,在经济上与日本保持“特殊关系”。 日本试图通过这个委员会使华北“独立”。

为了加快侵占华北的步伐, 1936年6月上旬,日本大幅派中国驻屯军,并将每年的轮换制改为永驻制。扩充后的日军分别增授了塘洁、藻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又将矛头指向北平西南吸喉、平汉和北宁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丰台,于9月18日抢占了这一战略要地。接着,在丰台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有时竟神入中国军队的步哨警戒线内,甚至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和卢沟桥。特别是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的秋季大演习,更是一次以夺取卢沟桥、宛平城,最后攻占北平为主要目标的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的综合演练。1937年5月之后,日军的演习不断升级,进入了挑起全面战争的待命阶段。

1937年7月7日,这就是日本索尼公司选的发布新品的日子，驻丰台日军诡称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演习中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找寻,企图诈取城池,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词拒绝。日军炮轰宛平城,进攻卢沟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发动以华北为重点的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攻占北平; 30日,攻占天津。占领平津地区后,又沿平绥路西进, 自8月11日至10月16日,先后攻占了南口、宣化、张家口、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为其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随后于9月24日攻占保定,10月5日攻占德州, 10月10日攻占石家庄, 11月5日攻占安阳,从而控制了平汉路和津浦路北段两侧的大片土地。

日军在进攻华北的同时,把侵略战火引向华东。8月13日下午4时,日军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动用10个师的兵力,经过三个月的激战,于11月12日攻占上海。随后,又兵分三路进攻南京,企图从东、南、北三面进行合围,迫使国民党政府降服。面对其势汹汹的日军,蒋介石一方面下令防守,另一方面又宣布迁都重庆。到11月底,国民党政府所属各机关大部分迁往重庆,小部分迁往武汉和长沙。12月13日,南京沦陷。

为了实现灭亡中国的计划,连接华北和华中,日军在12月27日攻占济南之后,又调集24万兵力,以南京和济南为基地,1938年1月下旬开始,从南北两端沿津浦路夹攻战略要地徐州,经过四个多月的争夺战,于5月19日攻占徐州。接着又沿有房进,于6月6日攻占开封。为了攻占陇海路和平汉路交会处地机然后南下进攻武汉, 日军继续西进,于6月7日攻占中牟。在此重时刻,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迫使目军不得不向撤退,蒋介石“以水代民”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西进,但是却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三省四十四县变成一片狂洋,近9万人葬身洪流、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

日军为了占领平汉路与粤汉路交会点的战略要地武汉,集中25万人的兵力,在海军和航空兵配合下分南北两路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向武汉进攻,经过四个半月争夺战,于10月27日攻占了武汉。在此期间, 日军为了切断中南方物资补给线,特别是从海外运送物资的主要渠道,于10月1日攻占广州。至此,日本侵略者从国民党政府手中相继夺去了铁沿线的大部分重要城市,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片土地。

惨绝人實的血腥统治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先是策动汉奸熙洽、藏式张景惠等人,宣布脱离中华民国,分别在吉林、辽宁、黑龙江三拼凑听命关东军的省级“独立”政权;随后又秘密召开“建国议”,扶植清朝逊位未代皇帝溥仪建立东北地区的傀儡政权, 3月1日,它们以所谓“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建国言",宣布建立“满洲国"。 3月9日,溥仪作为“执政"单“就职典礼", 9月15日, 日本宣布正式承认“满洲国”,双方《日满议定书》, 1934年3月11日, “满洲国”改称“满洲帝溥仪由“执政”变成“皇帝",但其傀儡地位依然如故。

日本对伪满洲国的300万人民,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 大批关东军和宪兵、特务、警察,进行“讨伐”和"治安肃正，大搞归屯并户和保甲连坐,把东北地区变成血腥的人间地狱。在暗无天日的14年里,关东军在东北各地不断进行“讨伐",动辄把数百人、数干人集中起来大肆屠杀。骇人听闻的平顶山参案就是其中一例。1932年9月16日,驻抚顺日军守备队包围了抚顺周围的千金堡、栗子沟和平顶山村,以“照相”为名,把3000多矿工及家属和贫苦农民,用刺刀驱赶到一处注地,然后用机关枪扫射,顷刻间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在遇难者当中,有2/3是妇女和儿童。为了毁灭罪证,日军在尸体上浇上汽油焚烧,然后用土掩埋。日军在1933年至1936年还制造了辽宁东沟县南岗头村修案黑龙江桦南县下九里六屯惨案、吉林舒兰县老黑沟惨案、辽宁清源县清源镇惨案、吉林通化县白家堡子修案等多起屠杀事件。1937年春至1938年秋, 日军对黑龙江三江地区进行“特别大讨伐",共系害抗日军民4万多人。

与此同时,日军又采取烧房、武装驱赶等手段,强迫平民百姓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迁移到指定的“集团部落”,在军警监督下生活。这种“集团部落”一般由100户至200户人家组成,占地4万至9万平方米,周围设有深沟高墙并布满铁丝网,四角修建炮楼,安插武装警特监视,居民凭身份证出入并接受搜身检查。据日本战犯、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供认,在南起辽宁宽甸北至黑龙江抚远千余公里39个县(旗),共建起1.4万多个“集团部落",约有500万居民被迫迁入。这个数字表明,当时东北有1/6人口遭此劫难。由于“集团部落”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大批居民死于非命。1936年,辽宁抚顺县冻、饿、病死和被日军杀害者竞占全县人口的30%以上。

日本侵略者还推行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除在东北采用摊派、强征、抓捕等手段获取劳动力以外,又在北平、天津等地设立专门机构,骗招劳工。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每年平均在东北征调劳工约50万人。从1931年到1943年,又将857万多劳工骗往东北,其中被残害致死的不下200万人。这些劳工到矿山多是从事繁重休力劳动。超时、过量的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致使大批民工受尽折磨而死。他们死后被扔进矿山附近的乱尸坑中,甚至有些人尚未断气,便被拖入坑内。久之,形成许多“万人坑”。日本投降以后,在东北的鸡西、鹤岗、辽源、丰满、抚顺、本溪、数山阜新、北票、大石桥、通化等地,就发现80多处“万人坑”,掩埋着70多万具矿工的尸骨。更为残忍的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修建军事工程和特殊道路,为防止泄密,竟在竣工后灭绝人性地将参加施工的劳工统统杀害。1942年,仅因7项工程完工,被秘密条害的劳工就有3万多人。日本侵略者为进行细菌战而建立实验所,并用活人进行试验。

1935年至1936年,根据裕仁天皇密令,日本军部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一是由石井主持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改称“第731部队”:一是由若松主持的“关东军兽医预防部",后改称“第100部队”。前者设在哈尔滨市南郊平房一带,同时设有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四个支队和八个分部,主要是实验和生产传染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等疫病的细菌。后者设在长春南郊盂家屯,主要是实验和培养鼻疽、炭疽热和牛瘟等疫病的细菌。关东军第659部队,则是这两支细菌战部队对外的总称。这两支部队修无人道地用大批活人进行试验。仅第731部队,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就将三四千人用作研制细菌武器的验品。

七七事变后, 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各地,也烧杀淫,无恶不作。

日军入侵南京途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1月4日至1月12日,在宁、沪、杭三角地带沿交通线的一些大城镇,共屠杀30万人。最令人愤慨的是,南京沦陷后那场惨绝人寶的大屠杀作为1899年《海牙公约》和1929年《日内瓦陆战公约》签字国的日本,竟违反国际公约关于“交战国对非战斗人员与对丢下武器失去战斗能力之战斗人员不得杀害”的规定,在日本驻华中方面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授意下,入城日军“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中国市民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杀戮。据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取证认定,日军在南京城内共屠杀30万人以上在这次大屠杀中,灭绝人性的日军竟然开展“杀人竞赛", 1937 年12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在《紫金山下》的通讯中报道: "井(敏明)少尉与野田(岩)少尉,举行了杀人之友谊比赛,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赢得了锦标。在他俩碰头的时候,向井杀了106个,野田已杀了105个,两个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而笑。”日军为了毁灭罪证,在屠杀后将尸体大部投入长江,小部浇上汽油焚烧后掩埋。

日军在残暴屠杀的同时,残酷地蹂躏妇女。据远东国际军事庭取证认定,日军在屠城期间,强奸、轮奸妇女2万多起,受害妇女约8万人。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妇,下到八九岁的幼女均未幸免。在奸污之后,又极其残忍地用割乳、剖腹、砍头等方式杀还强迫320名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与扩大占领区,大力网罗中华民族败类,拼凑傀偏政权。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3月,在南京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由梁鸿志任行政院长。1939年9月将1937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的“蒙疆联合委员会"，由蒙奸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主席。后又联合上述几个伪地方政权,组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北平“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将“蒙霸府改为特区。

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济南、徐州、南京、武汉城市后,把打击的主要目标转向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根据地,特别是华北。它们推行“囚笼政策”,即以铁路公路为链,据点为锁,把各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地区,“扫荡”为主、辅之以“清乡”和“蚕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为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和后方基地,日军在华北掀起5次"治安晚战运动”,扬言要把治安地区(日军占领区)扩大到70% ,准治安施区(抗日游击区)保持在20%,未治安地区(抗日根据地)降到10%。为此,日军自1938年10月到1940年底,动用50万以上的兵力、对华北出动1000人至1万人的“扫荡"94次,1万人到5万人的“大扫荡” 10次。 1941年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落"6次，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9次,共69次。1942年又多过1941年、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荡” 62次,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15次。共77次。

在“扫荡”的过程中,日军又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如:在晋察冀边区的醇县,日军从1938年9月至1939年6月的多次“扫荡中,残杀居民4万多人。晋中地区寿阳县辅增村原有800多村民经1940年8月“扫荡”之后,仅幸存64人,房屋全部被毁,村落荒芜。同年冬,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沁县被杀者即达5000人，房屋被毁14万间。1941年1月,日军“扫荡”冀东地区,在丰润东北的潘家峪屠杀村民1230人,杀绝33户,烧毁所有房屋。4月,日军在冀鲁豫边区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沙地“扫荡”,残杀居民400人,杀绝53户。1942年春,在“扫荡”冀热辽地区的过程中,日军对从古北口至山海关长200多里的长城两侧承德、密云、迁安等9个县强行并村集屯,制造大片无人区,使得50多万人过起非人的囚笼式生活。5月27日,日军“扫荡”冀中定南县北瞳村,竟放毒气将躲入地洞的800人毒死。1944年春, 日军“扫荡”冀东里河川、大小黄崖等地,屠杀村民3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仅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苏皖、中原等7个抗日根据地,在日军的“扫荡”中就有318万人被杀害，276万人被掳走。

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从1943年起,先后发动了常德战役和豫湘桂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日军又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新的血债。1943年5月9日至12日, 日军侵入洞庭湖北岸厂窖后,杀包括溃退的国民党军在内的兵民3.2万人,有200户被杀绝, 200多名妇女遭奸污,烧毁房屋3000多间、船只3000多艘; 12月1日占领常德后,杀害居民5.3万多人,奸污妇女5000多人; 194年7月29日占领萍乡后,杀害居民1.9万人,劫走2万余人,好妇女6000余人。

事实有力地证明,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造了世界有文字记载以来罕见的沉重灾难。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占领中国城市930余座,其中交通沿线的大中城市占80%以上这伙战争狂人不仅对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区进残暴统治,而且对西北、西南地区狂轰滥炸。从1938年10月1日至1943年8月23日,仅重庆一地,就遭日机轰炸210次,弹2.1万多枚,炸死居民11844人,炸伤14055人,炸毁民17462幢。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侵华日军暴行录》记载,日本侵华时期,在中国28个省区共制造暴行和惨案2272起,中国军民伤亡约3500万人。它们的罪行将永远被钉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进行血腥统治的同时,在经济上实竭泽而渔的疯狂掠夺。在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 日本“满洲铁路股份公司”和“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两大垄断组独霸了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从而控制了东北地区经济命脉。到1944年,日本向东北输出的资本约为90亿日元,而同期从东北汇回日本的利润则为32亿日元,相当于其资本额的35%以上.日本侵略者对于农村经济的破坏和掠夺,主要表现为组织“开拓团”,向东北大量移民,强行侵占中国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搜利各种农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5年,日本向东北共移民120多万人,侵占耕地228万多,逼迫东北原有众多农民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到1940年,北满(指今东北四平以北地区)已有65%左右的农村人口无立锥之地。日本侵略者为了囤积粮棉以备战时需要,对稻米、小麦、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制”政策;通过所谓“粮谷出荷”强征粮食。“出荷”量占生产量比例之高令人吃惊。例如1942年,在伪满洲国把东北划分的20个省中,吉林、龙江、北安、滨江、四平、通化、东安、牡丹江等省的“出荷”量,都在粮食产量的40%以上。其中,北安尤高,为53.5%.由于东北是中国工农业、交通运输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日本占领东北就意味着攫取了中国30%的煤产量、39%的铁产量、93%的石油产量、55%的黄金开采量、41%的铁路里数、37%的森林采伐量、70%的大豆产量。

为了对华北和华中等地区进行经济掠夺, 日本侵略者又打出“中日经济提携”的旗号,于1938年11月同时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其经营范围多偏重于铁煤矿产、交通运输。这两家公司的投资额占日本在华北和华中地区投资总额的绝大多数。据统计, 1939年日本在关内的投资额为3.391日元,这两家公司便拥有3.1亿日元,占91%。日本侵略者还利用在关内设置的大小公司,采取租借、收买合办、委托经营等于段,统制和垄断华北和华中地区的经济本的“战争经济”服务。它们野蛮掠夺物产资源,据有美计、1937年到1945年, 日本从东北开采和掠走煤炭1.2亿吨截石450万吨以上,铝码土300余万吨,海盐1200余万吨辅矿石约22吨,以及大量金、云母、石英等矿石。

日本侵略者对关内农业的掠夺,一方面以移民的形式地、一方面以武装抢劫、低价强购等方式掠夺农产品。在华是小麦、棉花,在华中主要是大米、蚕茧。如1943年在河適县、香河、大兴等九县强征小麦,一次就超过6.5万石。截止1945年,从华北掠走皮棉2000余万担。在华中, 1940年900万石以上。这种掠夺致使粮食奇缺,城乡民众啼饥号寒,哀鸿遍野。据伪报纸透露, 1943年北平地区日均死亡300人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从东北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炭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吨再加上在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 14年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2年的财政收入。

日本侵略者在此期间,还极力推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通过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蒙蔽、麻醉和腐蚀中国人民特别是泯灭青少年的民族精神。在东北,它们一面取缩中和历史,禁用“中华”字样、中国地图与中国文史教材, 残害知识分子,仅1932年到1934年,就有3000余名中小学教师被枪杀或被迫改行; 一面强行灌输“日满一心"思想,在学校讲授日本的语言和历史。同时,它们极尽扭曲历史之能事。在伪满洲国国务院起决策作用的日本要员编造什么不是清王朝的“复活”,而是从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独立”,是“一君万民的日本国体的发展”,是“日本国长";又鼓吹什么“日满不可分”,同文同种,共奋共荣,"鼓吹满洲独立是在日本的力量支持下取得的, 日本的发展又以满洲国为线”。"其目的就是把东北从中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把东北从的历史中剥离开去,然后再“名正言顺”地将东北并人日本版图。将东北融入日本历史,以此来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使之成为日本统治者的顺民,把东北变成“大陆的日本国”。

在关内,它们则操纵新闻媒体大肆宣扬“中日满亲善", 助力其殖民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等地,先后办起139种主要报纸,建立电台多座。日本侵略者还指使各地汉奸政权,在大中小学培植汉奸日派,依据奴化方针,实行反共、媚日、卖国教育,以便实现灭亡并长期统治中国的野心。

上述事实雄辩地说明,凶恶残暴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中国人共戴天的敌人,它们要极力征服和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不把它们彻底赶出中国,中国人民便将永远处在它殖民统治之下。只有战胜日本侵略者,民族才能解放,国家才能独立。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翻查这些史料时，我心情久难平静，这些血淋淋的数字摆在眼前，我明白了爷爷辈对日本人的恨为什么到了骨子里，我想起岳飞将军的满江红中有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前两天还有关于日本在中国培养带笔的皇协军的报道，还涉及到了某女作家，我想问问这些人，你们想没想过，你们自己的祖宗有可能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你们这么对自己的国家，你们的良心不会疼吗？还有些人主张忘掉过去，叫放下包袱，我想问问，你有什么资格替3500万被屠杀的同胞发声？忘记历史只能意味着背叛。我们重提历史不是为了打击报复，但是对前车之鉴，我们不能不防！

法国孟德斯鸠评价日本人：日本是一个血腥变态嗜杀成性的民族，日本人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愚昧无知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凶狠残暴，充满了混乱和仇杀。

美国总统罗斯福评价日本人：日本人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民族。

三、现在的中日关系

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马前卒，其实已经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美军从二战后至今在日本犯案20多万起，日本敢怒不敢言。因经济发展过快，90年代为讨好美国，让宗主国满意，就因为卖了苏联两台机床日本首相竟然在美国50家报纸登报向美国道歉。这样的日本其实已经失去了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外交政策，它的外交政策一定会随着它的宗主国美国一起变化。

近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动作频频，南海问题、台海问题、疫情问题，甚至连近日美国高温，美国媒体都能跟中国扯上关系，简直是丧心病狂，日本作为马前卒，在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屡屡发声，同中国对抗，甚至扬言要介入台海问题。但是日本做了多年跟班，美国有些底他们比谁都清楚，印度的前车之鉴，他们看得清楚，加上中国现在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孰轻孰重，日本还是拎得清的，但是对这样善变的邻居，我们不得不防。毛主席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