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税收体系大变局：G7达成历史性协议

2021年6月5日，七国集团财长会议达成历史性的全球税务改革方案。各国财长支持通过G20/OECD提出的BEPS包容性框架下的税收制度，并采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应对全球化和数字化带来的挑战。具体内容如下：

1、承诺与市场国就征税权分配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市场国将获得大型盈利跨国企业至少20%利润的征税权，所针对的大型盈利跨国企业的利润率高于10%。

2、协调新的国际税收规则的具体实施，取消所有针对公司征收的数字服务税。

3、承诺按国家/地区征收至少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

4、强调双支柱并行的税改方案，推动7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达成一致。

双支柱依然是本次全球税务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符合去年OECD发布的BEPS包容性框架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欧盟、美国各自不同的政策目标。

其一，跨国公司不仅仅需要在母公司所在地纳税，还需要在其运营的业务所在市场国纳税。（对应第1、2条）欧盟国家多为数字经济市场国，希望通过税收手段改善数字经济要素的资源配置，将现有的单边征收数字服务税置换为多边体系下划分出针对大型跨国企业利润征税的蛋糕。

其二，以国家为基础，征收最低15%的公司税率，能够打击避税，创造公平的财税环境。（对应第3条）美国作为科技输出国，希望科技企业将更多的境外获取的利润汇回本土，补缴税收收入将用于支持拜登基建计划等其他财政支出项。

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竞争性减税举措，吸引外资以支持国内发展，美国财长耶伦称之为“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激烈的国际税收竞争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全球企业所得税率的快速下降，发达国家下调企业税率的幅度更大。1980-2020年间，全球法定企业所得税率算术平均值累计下行16个百分点至22.6%，而G7国家企业所得税率算术平均值累计下行23.3个百分点至27.2%。本次G7协议设定的15%是最低税率，适用的是跨国企业的境外利润，对本国企业境内利润仍将适用本国企业所得税率。当前G7国家企业所得税率均高于全球最低税率，最高的为法国企业所得税率为32.02%，而最低的为英国19%。OECD范围内，仅有爱尔兰、匈牙利企业所得税率低于15%；全球范围内，企业所得税率低于15%的经济体数量占比20%。因此，作为第二支柱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获通过可能性较大，风险只在于少数低税率国家的阻挠。而数字税相关的第一支柱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大，涉及征税权力的再分配势必引发持久性争议。

当前国际税收体系的框架仍沿用了上世纪20年代的体系，对于跨国企业的税收问题遵循企业实体所在地征税原则。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发展，传统国际税收体系受到了各国竞争减税、跨国企业避税、数字经济等三大因素的冲击。一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减税，政府通过直接降低税率或者增加间接税收优惠，增强对跨国企业投资的吸引力；二是跨国企业全球避税，竞争减税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机会，跨国企业通过合理税务筹划将企业利润从高税率地区转移到低税率地区；三是数字经济基于数据要素跨境流动，改变了企业主体应税收入地域匹配。跨国企业与各国政府共同推动实际税率降低，加上数字经济领域税收的复杂性，使得企业利润转移扩大，企业所得税基不断被侵蚀。

此次G7改革体现了发达经济体中长期政策立场发生的三大变化：一是针对全球避税的监管态度转向；二是多边主义税收合作的回归；三是全球加税周期或将开启。

其一，打击避税成为稳定宏观税负的诉求。过去，大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地区是常态，缺乏监管干预。自1990年代以来，爱尔兰实施12.5%的企业税率，吸引了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科技企业纷纷注册子公司。出于避税考虑，还有众多的美股上市公司将收入利润转移至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而新冠疫情危机时期各国实施经济刺激后财政压力加剧，稳定宏观税负的需求更加迫切。加强国际税收监管，通过国际税改保护税基，打击避税成为政策的重点。此次国家税收体制改革后，由于在爱尔兰或避税天堂申报利润可能将面临补足缴税至最低税率，大型互联网跨国企业境外避税空间减小，更多企业可能选择将利润回流美国，有助于未来扩大美国财政收入、带动美国公共投资、缩小贫富差距。

其二，国际宏观政策由以邻为壑转向多边合作。特朗普时期采取美国优先式的单边主义，实施对内减税、对外加征关税的财税政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以邻为壑”效应，各国相继出台竞争性的政策，加剧了对全球经贸环境的外溢冲击。法国于2019年开始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了数字税，引发特朗普采取对法国葡萄酒加征报复性关税的手段，加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而拜登政府重拾多边主义，通过国际税收体制改革来重新设定全球贸易条件，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为国内改革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2021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率先提出，与G20各成员国合作制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目的就是要结束各国减税的“逐底竞争”。此举已经得到了G7各国的积极响应，将在7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详细讨论，未来将继续在OECD等多边框架下致力于达成一致税率。

其三，全球加税周期或将开启。G7财长会议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协议，结合美国拜登此前推出的加税一揽子计划，我们认为美国加税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减税竞争走向终结，主要是基于：1、全球性政府债务高企，偿债利息加大，债务总额不断触及限额，风险较高，减税只会继续助长全球债务风险；2、在政府债务高企的形势下，付息成本的压力导致财政政策要求货币政策天然保持低利率，掣肘货币政策正常化，客观上只能加税才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回归正常化；3、加税能提高政府宏观调控尤其是中央政府能力，为基建等政府活动融资；4、结构性加税尤其是针对富人加税，有利于促进公平。

对于我国而言，全球逐底竞争减税周期的终结，减轻了中国继续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外部压力，有利于中国推动稳定宏观税负，避免宏观税负快速下滑。大国必须保持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宏观税负水平，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虽然中国的经济恢复早于美国，我国政策开启正常化进程也早于全球其他经济体，但是美国的财税金融政策仍是全球的方向标。未来中国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调节收入分配，有必要提高消费税、环保税税率，开征房地产税和碳税，实现结构性加税与结构性减税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