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公开性侵经历，揭开日本之耻，推动《强奸法》修改

2015年4月3日，25岁的伊藤诗织被48岁的山口敬之侵犯。

一个是刚毕业的女大学生，一个是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后来更是成为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传记记者。

伊藤诗织

值得庆幸的是，伊藤诗织没有被击退， 2019年12月，在四年的抗争以后，她终于迎来了正义。东京地方法院明确承认，山口敬之明知伊藤诗织处于酩酊大醉状态，没有征得伊藤诗织的同意就强行发生关系，构成强奸罪。

伊藤诗织的抗争掀起了日本Me too运动热潮，撼动了日本110年都不曾修改的《强奸法》。她的故事，也被BBC拍摄成了纪录片《日本之耻》，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女性。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本书，就是由伊藤诗织亲自撰写她的亲身经历——《黑箱：日本之耻》，全书以作者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她的经历，让我们一起重走她的抗争之路。

1. 那一晚，我堕入深渊

我叫伊藤诗织，一位刚毕业的25岁大学生，我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一名记者。为了找工作，我给一些认识的新闻界前辈发送了邮件，其中就包括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山口敬之，希望能获得实习推荐。

伊藤诗织

山口的邮件马上得到了回复。山口表示，他马上就可以录用我为实习生，甚至还有机会帮我争取有薪制作人的岗位。

山口敬之

2015年4月3日的傍晚，我按照约定和山口见了面。吃饭的时候，我迫切地想要切入正题，聊聊聘用和签证的事情。但山口一直不慌不忙，只是喝酒和闲聊。我没办法，只能耐下心来，慢慢地陪他一起喝酒。突然之间，我感到很难受，于是去了一趟洗手间。接下来的事情，我就再也记不清了，直到下身的一阵剧痛把我惊醒。

我发现我躺在床上，身体被什么重重的东西压着，头疼得很厉害，而下身更是撕裂一般的疼痛。在那一瞬间，我的头脑空白了，我不敢相信山口竟然对我做出这种事！整个房间灯火通明，我看到一台笔记本电脑角度诡异地摆放着。我被拍了？！我反复地哀求，死命地挣扎着，但山口却没有停下。

等到山口停下了动作。我趁机逃下床，惊慌失措地捡起散乱的衣服，套在身上，逃出了酒店。等我在酒店门前乘上出租车，时间已经是凌晨五点五十分。回到寓所，我马上把所有的衣服脱下，扔进了洗衣机，似乎这样就可以把刚刚的可怕经历给冲刷干净，假装它不曾发生。

我到最近的妇科诊所开了些紧急避孕药。接着给一家专为受害者提供援助的非营利组织打了电话，想要咨询该去哪家医院做检查。但这家组织说他们不接受电话咨询，只接受面谈。刚刚遭受了折磨的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也就放弃了这次面谈。

后来我才知道，侵害发生以后的几天，本来应该是检测DNA及血液、收集证据的重要时机，但我却对此毫无了解，结果错失了良机。

经过六天的痛苦挣扎，终于，我下定决心，报了警。

2. 灾难后，谁能为我提供帮助？

4月9日，我独自一人前去报警。随后的两天里，我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跟不同的警员复述着我的经历。那段不堪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涌上心头，让我痛苦得快要昏厥过去。

警方看起来对我的案子并不十分上心。A警员对我说，我在事发之后没能及时地采集证据，恐怕立案调查有难度。但尽管如此，调查还在继续。

4月15日，我和A警员到那晚的酒店调取监控录像。监控中的我毫无意识，甚至无法行走，是被山口硬生生从车里拖拽到酒店的。

到了此时，A警员终于承认，这是一起刑事案件，提议寻找证物，进行DNA的鉴定。万幸的是，我那天晚上在清洗衣服时漏掉了一件内衣。我把它交给了警方，心里再次有了期待。

与此同时，我还勉强和山口保持着邮件联系。现在他还不知道我报了警，我希望能赶在警察找上他之前，能让他在邮件里承认这件事，并向我道歉。但他并没有，却说他发现我晕倒在洗手间里，不省人事，所以才打算扶我到酒店休息。他说，他开了双人房，我和他一人一张床，是我在半夜主动地爬上他的床，和他发生了关系。

他在说谎！我在逃离房间之前，清楚地看到，虽然当时房间里确实还有一张床，可床上还原封不动地套着被罩，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警方的身上，希望他们能找出真相，还我清白。

但就在4月27日，A警员却告诉我，他们没有证据，无法逮捕山口。我的心重重地坠了下去，问：“那件衣物上应该留下了山口的DNA，难道这不算是证据吗？”

“就算上面真的有山口的DNA，可只能证明他接触过这个内衣，并不能证明你们发生过关系，更不能证明你不是自愿的。”

“我记得醒来的时候好像看到有台笔记本在拍视频，如果在山口的电脑里能找到视频，是不是就能证明了呢？还有，我记得酒店的另一张床没有被用过，这也可以用来反驳山口的话。”

“还是一样的问题，你没有证据。你中间断了片，记忆有缺失。只要记忆不是百分百的精确，就没法支持判决。而且，你之前明明一直没有记忆，怎么突然就恢复了？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面对这样尖刻的质问，我哑口无言。记忆为什么会突然丧失一部分？我也想知道。这不正是案件的可疑之处吗？为什么不是由警方对此进行调查，而是需要我自己来解释呢？

我辩解道，我很有可能被下药了。我做过调查，我的症状和中了迷药以后的表现一模一样。可A警员却不为所动。他告诉我，时间已经过去太久，没法再检查确认了。

6月4日，我意外地接到警方的通知。他们申请了逮捕令，准备在山口回日本的时候进行逮捕。可就在我满心以为，距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逮捕行动却被临时叫停。

我脑中的疑问越来越多，但调查却几乎没有进展。相反，警员们倒是热情地劝我走庭外和解，还推荐了一个和解律师。

山口已经回国，继续在TBS总部工作，和我在同一片写字楼内上下班。每天，我都在提心吊胆，害怕和山口不期而遇，对上班的恐惧更是与日俱增。有时，我甚至会想，我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时，A警员的一个电话鼓舞了我。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当时他申请逮捕令的时候，故意设定了一个比较长的有效期限。虽然我最后没能从警视厅得到任何解释，但是这个电话让我意识到，我的敌人不是整个警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我重新燃起了抗争的勇气。

2015年8月，本案向检察厅递交了起诉文书。2016年1月，检察官对山口进行了聆讯。5月，山口从TBS社离职；6月，他为首相安倍晋三写的传记出版。山口开始作为时事评论家，频繁地在各种电视节目上亮相。他的生活、他的事业似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甚至更加蒸蒸日上。

7月22日，检方判定，本案“不起诉”。 虽然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但无力感还是铺天盖地地袭来。

历经了一年又四个月，我与这个国家的法律与体制一战再战，但最终只是一场徒劳。我已经筋疲力尽。

3.沉默，就意味着安稳吗？

在检察厅判定“不起诉”以后，我曾想过放弃，但世上受害者何其之多。如果人人都保持沉默，那就是对犯罪的容忍。作为记者，曝光真相、发声呼喊是我的职责。

庆幸的是，《周刊新潮》对我的遭遇进行了报道，报道中，警视厅的刑事部长亲口承认是他叫停了对山口的逮捕令，同时还曝出，山口和一位疑似内阁情报官的“北村先生”讨论过本案的案情。

2017年5月底，在递交完复议申请以后，我办了一场记者会。当时，刑法修正案正好要递交国会，我希望和其他受害者一起讨论法律在判定强奸罪时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正是这些法律漏洞、调查弊病和社会环境，让受害者们饱受折磨。

我下定决心，不要以一个不见其名、不见其貌的“受害者A”的身份，而且是用我自己真实的名字、真实的面孔公开发声。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件事，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可我没想到，记者会当天进行得并不顺利。主流媒体因为提前收到了警告，没有到场；甚至外国人记者俱乐部也罕见地拒绝了我的申请。而我的破釜沉舟，换来的更是只有网络暴力。

但是，性侵就是性侵，和受害者的国籍身份、着装打扮、行为举止没有任何关系。人们应该谴责的是施暴者，而绝不是受害者。

尽管最后复议的结果仍然是“不起诉”，但我确信，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总要有人第一个发出声音，总要有人质疑司法的漏洞，这样，法律与体制才有可能完善，女性朋友才能安全生活在这个社会。

编辑|凉山

排版|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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