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为什么落后了？（海南激荡30年）

1097年，宋代大文豪苏轼，因为得罪朝中权贵，被一路贬官到了海南儋州。

与他曾经待过的“人间天堂”杭州不同。当苏轼踏上海南时，他的眼前还完全是一片“蛮荒瘴炎之地”。

不仅闭塞落后，还有犷悍的黎人，一言不合“即持刀弓相问”，燥湿的天气也让常人难以忍受，“不死者几稀矣”。

虽然环境恶劣，心思豁达的苏轼，却依然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和人民。他在当地传播技术、推广教育、移风易俗。因为他的培养，海南相继走出了第一个举人姜唐佐和第一个进士符确，成功地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三年后，苏轼遇赦返京。上船离开之前，苏轼同这片土地挥泪告别，并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千古绝句。

因为传承了苏轼的衣钵，海南文教界此后逐渐发迹。到了明代，朱元璋决定不再向海南流放罪犯，并首次提出海南和内地“天下一家”。

从此，海南纳入到了中华正统的叙事当中，不再作为“化外之地”而存在。

这个南方边陲的小岛，之后相继涌现出了丘濬、海瑞等思想大家。他们为改造海南的贫穷落后，做出了大量努力。

在近代，四大家族之一、籍贯海南的“宋氏家族”，也曾抛出“建立海南特区”、“开发海南实业”的豪言壮语，最终却因日军侵华而作罢。

新中国成立时，面对南海上美军军舰游弋，盘踞台湾的国民党虎视眈眈的现状，毛主席为海南岛题写了“加强防卫，巩固海南”八个字建设方针。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个方针意味着，海南将不会成为重要工业项目的落脚点。而海南用于国防建设的经费，比经济建设投入的两倍还多。

此后三十年，海南长久地维持着“珊瑚处处围城墙，瞪大眼睛搞国防”的局面。岛上除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橡胶产业外，其余工业基础薄弱，农产产值占比过半，人均GDP仅有内地的八成。

绝大多数的海南老百姓，自然也无法像东北人民一样，脱离农业经济，过上令人羡慕的工人生活。

不过我们都知道的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来临了。地处边陲的海南岛，将首次打破他千年以来的闭塞和平静，成为全中国的焦点。

无数的海南人，以及和苏轼一样热爱这片土地的“外乡人”，将在这里挥洒青春和汗水，并创造出一个个有关“改革”的故事……

苏醒

1980年的冬天，在辽宁南下广东的火车上，即将赴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与他的秘书雷宇面对而坐。

对这一次中央的任命，任老感到很是激动。他还没有忘记，几年前，他头戴“打倒黑帮分子”的高帽，被文革小将们批斗的场景。一个红卫兵抓住他的脖子倒下墨水，打黑了他的衣襟，最后流淌到脚底。

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幸运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拨乱反正，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改革开放撩动着所有国人的心弦。

主政辽宁的任仲夷，适时向中央提出，要在大连办一个特区。虽然没有获得批准，但中央领导人对他敢想敢干的思想予以了认同，并委派他前往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

火车上与任仲夷同行的，是被他评为“记忆力强，笔头硬，点子多”的青年干部雷宇。因为任老对他有知遇之恩，雷宇甘愿放弃在辽宁升任副省长的机会，到广东再闯天地。

一年后，在广东省委研究室工作的雷宇，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替分管省长刘田夫，带队前往海南，完成省政府委托的调研任务。

而这次调研，影响了雷宇的一生。

在调研中，雷宇清楚地看到了海南的贫穷和落后。虽然解放31年了，海南全岛却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老百姓跨过海口南渡江，用的还是当年日本人建的铁桥。

更重要的是，与当时风气一新的广东截然不同的是，一海之隔的海南仍处于闭塞当中，海南人完全不知道商品经济为何物。

有一次他看到街边老农卖鸡蛋，因为不好意思，老农居然要躲进树丛里，直到有人买了才跑出来收钱，也不讲价。

调研完成后，深感痛心的雷宇，总结了海南落后的诸多原因。他在调研报告中指出，海南的发展除了依靠财政扶持，更重要的是要革除人们陈旧落后的思想。

让雷宇没想到的是，因为这份出色的报告 1982年，他被任命为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

雷宇生命中最波澜壮阔的三年开始了。

临行之前，雷宇的恩师任仲夷嘱咐他，“你去海南呆两年就行了，搞好团结，不出问题就行了。”

但雷宇却不这么想，这个青年干部决心要为海南做一番实事，莫问前程。

雷宇陪同谷牧视察海南

当上海南岛“岛长”后，雷宇开始频繁地“跑部委”，向中央要资金、要政策。他曾经创下了一个星期内跑26个部委的记录。在他的争取下，海口机场扩建、洋浦港、南渡江大桥等20多个重点工程最终落定。

不过对于海南发展来说，中央这点资金支持是远远不够用的。雷宇必须带领海南，“杀出一条血路”。

很快，雷宇就遇到了一个历史性机遇。

1984年除夕那天，沈小岑在央视春晚演唱的《请到天涯海角来》火遍大江南北，“三月来了花正红，五月来了花正开”，很多中国人第一次在歌声中，感受到了海南岛的魅力。

此刻，总设计师邓小平正在深圳南巡。回京后，他也将目光投向海南，并提出“让海南用20年的时间，发展到台湾水平”的设想，使海南成为完善一国两制、解决统一问题的最佳样板。

对于“岛长”雷宇来说，总设计师的期许，既是压力，更是动力。

很快，雷宇一直争取的一些经济自主政策从中央下放，海南可以使用的外汇额度也大幅放宽。区政府班子开始思索，怎么样灵活利用这些政策，为海南赚来经济发展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6月份，在中央参会的海南干部传来一个好消息。在一次会议上，工商局一位司长提出，适当放宽进口消费品不能出省的禁令，交完罚款后应予以放行。

消息传来后，雷宇等区领导都很激动。根据1983年的“中央11号文件”，海南是少数几个具有自主进口权的地区之一，但无奈省内消费能力薄弱，赚不来什么钱。

如果物资可以出省，在这个“双轨制”的特殊时期，那就意味着100%乃至200%的利润将从省外滚滚而来。

为了完成原始积累，区领导想到了进口汽车。当时雷宇的计划是：

“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

可是闸口一开，事态发展很快超出了控制。

短短半年时间内，在海南各级机关团体的强烈要求下，区政府签发了8.9万辆进口汽车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甚至连幼儿园都来凑热闹。除了汽车之外，还进口了286万台电视机、25.2万台录像机。

在这条倒卖汽车的链条中，区财政总共获利2亿元，老师和干部职工们都涨了不少工资。更多的利润，则装进了海南人自己的腰包。

信息闭塞的海南人，第一次尝到了商品经济的“甜头”。

那年夏天，全海南的街头巷尾，从扫地大妈到看门大爷，都在谈论争取批文、倒卖汽车的话题。甚至连部队也调用军舰，参与了运车出岛的行动。

上万辆进口汽车摆满了海口口岸，在烈日的照耀下异常耀眼，白花花的一片，连美国卫星都能看得见。

海南倒卖汽车热潮

不过海南倒卖汽车的热潮，很快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新华社发文称，倒卖汽车的行为“严重违法乱纪，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区政府所参考的会议讲话，违反国家政策，并无文件依据。

1985年初，中纪委进驻岛内，严查汽车倒卖案件，雷宇则作为主要负责人被撤职。尽管他没有批过一笔单，为自己谋过一分利。

那年夏天，雷宇登上了海口水警部队的登陆艇，离开海南。为了怕被人认为是给组织施压，雷宇走的时候，没有让任何人送行。

不过，水警部队的官兵认识他。上船的时候，水兵们成人字型立正向他敬礼，对已经被罢官的雷宇高喊“首长好!”

那一刻，雷宇的心里百味杂陈。

汽车倒卖风波过后，海南岛的第一次开发热潮陷入停滞。不过雷宇的三年主政，已经完全搅活了海南岛这潭死水，让商品经济的理念深入海南人的心中。多年以后，依然有不少海南人在追忆当年雷宇的功绩。

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法律和制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完全依靠那些大胆的改革者在“灰色地带”中摸索。

像雷宇这样的人，其实正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只不过他们的结局各有不同。

有的人像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一样，成了著名的“吃螃蟹者”；有的人则步子迈得太大，落得和“温州八大王”一样的下场。

而相似的情节，几年之后还会在海南岛再度上演。

风波

1987年9月11日晚上，在北京的茫茫夜色中，两辆银灰色“皇冠”轿车驶入了中南海西门。

车上一前一后走下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个人叫许士杰，原广州市委书记，另一个人叫梁湘，原深圳市委书记。两位已经退居二线的老人此次来到中南海，是因为中央要交给他们一个历史性的重任。

走进大厅后，他们在广东的老领导、总理赵紫阳，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并宣布了对他们二人的任命……

第二天，消息灵通的香港《明报》率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这个新闻：

“奉召赴京 接受任命

海南省开始筹建

许士杰梁湘主管”

“汽车风波”过后，海南岛的改革一度陷入停滞，但邓公仍然时时刻刻挂念着海南的情况。在他的授意下，国务院拿出1.5亿元，为海南解决汽车倒卖的“历史包袱”，同时表示要进一步为海南“松绑”。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海南形成了“三国四方”的奇特局面。行政区、自治州、驻军、农垦系统，多头管理，对海南岛的统一发展极其不利。因此独立建省，是为海南松绑的最佳办法。

对于中央的任命，梁湘是知情的。一年之前，他就曾受中央委托，就“建省”的事务，赴海南调研。

不过对于另一个老干部许士杰来说，这一任命却很突然。中央委派这位已经67岁的老人，挑起筹办海南省的大梁，是看中了他60年代曾在海南工作过，会说海南话，吃过海南农家芋梗配饭的经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作为老革命，许士杰还是满心激动地接下了这个重任。

1988年4月，海南省如期成立。有文人风骨的许士杰，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首歌颂椰树的诗：

“玉立凌云飘秀发，临风飒爽更多姿”。

壮志之情，不亚于“东临碣石”的曹操。

许士杰（左）、梁湘（右）

然而，海南省建省之初却并不顺利。先是连续十二三个月的大旱，松涛水库接近死水位，百多万人饮水困难，后又连遭三场台风，南渡江发大洪水。

刚刚建省，全国人民都在等着海南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海南自己却出师不利。作为“一把手”的许士杰，心内倍感煎熬。

为了取得经济建设上的突破，许士杰向中央大胆建言，为海南发展提出了“上中下”三个方案：

“上策，把海南直接甩给国际市场，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海关后撤到湛江。

中策，吸引外资成片开发，发挥规模效应。

下策，灵活运用中央给予的一些优惠政策。”

“上策”关于特别关税区的建言，直到30年之后的今天才实现，在当时被认为过于激进，中央并未批准。

许士杰不得不将重点放在招徕外资身上，为此，他把宝全押在了“洋浦港”。

洋浦港是海南少有的深水良港，只不过在当时，洋浦港上只有石头和仙人掌，一片荒芜。如果海南省自己开发洋浦，仅“五通一平”，每平方公里就要花费2亿元，省政府根本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来。

因此许士杰决定效仿蛇口模式，吸引外资成片开发。只不过，洋浦港的规模是蛇口的十倍，主持开发的外企，也有选择入驻企业等更多自主权力。

一番出访和物色过后，许士杰选中了熊谷组（香港）作为洋浦港的开发人。这是一家有日资背景的港企，控制权在香港商界巨子于元平和首富李嘉诚的手里。

最终，许士杰和于元平初步敲定，熊谷组（香港）以9000万元的代价，取得洋浦港70年的开发权。之后熊谷组（香港）不但要负责洋浦港的基建，还要负责引进石化厂、水泥厂等重要工业项目。

1989年1月19日，许士杰陪同副总理田纪云，同于元平签订了正式协议。此刻，踌躇满志的许士杰肯定没想到，一场狂风暴雨正对着他和海南席卷而来！

就在签订协议的前一天，洋浦港迎来了一队特殊的考察团——由政协委员、原深圳大学校长张维带队，一行5人。

遗憾的是，因为海南省主要官员都在忙着筹办签字仪式，没有高级别的省领导接待这一行人。否则，即便是素与文人雅士相好的许士杰无缘，曾在深圳当过市委书记的梁湘，也肯定是要接待的。

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的阴差阳错。负责接待考察团的低级别官员，没有人注意到张维在考察洋浦时的愁容:

“这么一大块地租给外国人，太可惜了！”

两个月之后，张维委员的不满，终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爆发。最后一个发言的他，从满清割让香港谈起，最后指出海南把洋浦租给日本人，是为“国耻”。

“我中华民族之尊严将何以维持？”

张维委员的发言，引得了阵阵掌声。随后，上百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阻止洋浦开发的提案。

紧接着，上海《新民晚报》发表文章《开门不要揖盗》，断言洋浦开发“丧权辱国”，海南的领导班子则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而受人唾骂”。300余名大学生在外滩示威游行，打出“收回洋浦港，严惩卖国贼”的旗号。

“洋浦风波”，震惊中外。

狂风骤雨中，许士杰顶住压力，紧急约见新华社负责人，澄清舆论。4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士杰引经据典、列举国际惯例，一一回应外界质疑，获得了上海、天津等兄弟省市领导的赞同。

从中央开完会，回到海南后，许士杰也同省内的官员们讲：

“为了改革开放，我们不怕戴‘帽子’”、“洋浦可以继续长仙人掌，但仙人掌不能当饭吃”。

最终，还是关心海南的邓公做出了重要批示，一锤定音。

“我最近了解情况后, 认为海南省委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 事不宜迟。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讲清楚。手续要迅速齐全。”

这54个字，很多亲身参与洋浦港筹建的工作者，后来记住了一辈子。

洋浦港的“帽子”终于摘掉了，但是，建设却没有如愿推进。国务院关于洋浦港的审批久拖未决，9月份，一直负责洋浦港项目的副书记梁湘又因“以权谋私”被撤职。

这场政治风波，让原本看好海南的外商从此踌躇不前。三菱、三井等日本财团不来了，已经谈好要投资海南农业的泰国正大集团，也选择撤资。

但或许更重要的是，“洋浦风波”的第二年，同样走“土地批租”路线的浦东腾空而起。上海吸走了所有外商的目光，风头上完全盖过海南。

建设中的陆家嘴

海南改革的先机就这样错过了。看到这一切，许士杰老人心中遗憾，积劳成疾。

1991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许士杰在病榻上做了一首七律：

“洁来洁去舒无憾，惜未完成架鹊桥”。

诗中惋惜之情，与3年前的雄心壮志，形成鲜明对比。海南没有成为沟通大陆和外资的桥梁，成为许士杰老人一生的遗憾。

许士杰去世后一年，洋浦工业区终于姗姗来迟，获得了中央批准。只不过，那时的海南尽管欣欣向荣、热火朝天，却已经没有人在讨论兴办实业的话题。

因为所有人都在盯着另一个发财的机会——房地产。

泡沫

1988年海南的建省，影响的不仅仅是许士杰等老一辈领导人的仕途，更改变了数十万年轻人的人生轨迹。

那一年，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工作的冯仑28岁。海南建省、“下海”之风渐起后，冯仑自告奋勇前往海南，组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到了海南，省委口袋里没钱，就给了冯仑5万块钱、1万台彩电的批文和一辆破面包车。就凭借着这台面包车，冯仑跑遍了全海南，边考察、边倒卖彩电赚取经费。

在路上，他遇到了潘石屹、易小迪等人，后来的“万通六兄弟”首次聚首。

冯仑、易小迪、王功权、潘石屹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洋浦风波”爆发，给冯仑批彩电条子的副书记梁湘下台，海南体改所解散。冯仑只得再度北上，投靠了“罐头换飞机”的大商人牟其中。

“洋浦风波”过后这两年，海南经济很是惨淡。潘石屹苦心经营的砖厂倒闭了，“六兄弟”中留守海南的其他人过得也不好。

不过邓公和中央，仍然十分关心海南的发展问题。1990年，江总书记亲自来海南视察，表达了中央政府对海南的支持。

此时在北京的冯仑，已经习惯了海南的自由，感到北京太过压抑。因此看到中央对海南的支持后，他再度南下，振臂一呼，召集其他兄弟组建了万通公司。

这个时候，冯仑手里只有3万块钱，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掘金。

凭借着“国家体改委”、“中央党校”、“牟其中”的“唬人”背景，冯仑从北京的一家信托公司手中，筹得了500万参股金，又拿着这500万做本金，从银行手里贷出1300万，买了8栋海南的别墅。

包装一番之后，这8套别墅高价出售，万通公司“空手套白狼”，净赚300万元。这是他们在海南的土地上刨出的“第一桶金”。冯仑自己形容这种感觉就像“大姑娘初婚，幸福又糊涂”。

此时，海南房地产最赚钱的时刻还未到来。

1992年，邓公第二次“南巡”，改革开放达到新一轮高潮。

这一代年轻人错过了深圳的发财机会，不甘心再过错海南，于是一时间百万年轻人“下海”。其火热场景，就如同当年还是大学生的郭广昌游览海南时所描述的：

“（下海的）大学生即便是卖椰子，脸上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望。”

不过这么多人和资金来到海南，不能只卖椰子。因为错过了工业开发的浪潮，此时放眼海南，能拿得出手的产业只有房地产。

所以很快，泡沫在海南的房地产业中堆积。海口、三亚等地的房子从建省时的一千多一平上升到五千一平，1993年上半年又上升到七千一平。

一个曾闯荡海南的诗人描述：

“（那时海南）到处是歌厅，到处是没有修完的楼，晚上比白天热闹，曾经比现在热闹十倍。”

大陆也渐渐流行起了“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的段子。

因为商品房价格已经太高，1992年海南第一届椰子节过后，炒作的风潮又转向了土地。凡是有关系拿到政府土地批文的，倒倒手就能赚几倍。

就在这样的土地热潮中，陈峰带领下的海南航空，用省政府仅给的1000万的启动资金，就吸引了2.5亿股本，撬动了6.6亿元贷款，一时间成为了资本运作的模范。

而此时的万通公司，已经完成了10亿元的资本积累，准备打退堂鼓了。

在那个著名的“橘子换资料”的故事中，潘石屹送出一箱橘子，看到了规划局的内部数据资料，感到海南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因此决定早早撤退。也有人说，冯仑在北京的人脉，提前透露了国家将要进行宏观调控的消息。

无论怎样，万通公司成功撤退了，而宏观调控真的来了。

1993年中，朱镕基发表讲话，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海南房地产业开始崩盘。

潮水褪去后，海南留下了600多栋烂尾楼，占全国积压商品房总量的十分之一。全省1.3万家房地产公司“十不存一”，留给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近千亿元坏账。

海南烂尾楼

很多知名人士和企业，则成为了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牺牲者。

例如创办第一家公募基金——富岛基金的戴志康，在海南炒楼中不但亏光了利润，还搭上了6000万本金。

在“汽车风波”中发家的原海南首富冼笃信，则交出大部分家底，淡出公众视野。

带着几千万来琼的李书福，不但赔个精光，人差点都回不来，从此李书福决定老老实实只做实业，于是才有后来的“吉利汽车”。

而比他们更惨的，则是那些身陷囹圄的金融机构负责人。例如中国第一金融案——海南华银信托案的夏鼎钧、石雪，赛格信托的李建民，海南国际信托的李耀祺。

为了解决这些金融机构的坏账，海南省政府注资成立了海南发展银行，但海发行也没能扛过周期的力量，经营不到3年，就在储户的挤兑中破产。

1994年，全国跑步进入市场经济，海南的特区优势地位消失。

此时的海南，就如同一个人老珠黄的姑娘。当年绝大多数“下海”的小伙子们，都像“万通六兄弟”一样，已经另寻新欢，离她而去。

然而，仍有一些真正热爱她的人选择了坚守。这些人，最终为海南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

寻找方向

1992年，在海南房地产浪潮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电视导演蒋晓松为了考察外景地，乘着一部破拖拉机，来到了海南琼海市东部、万泉河口处的一个小渔村——博鳌镇。

虽然当时海南房地产业如日中天，博鳌小镇却似乎没受任何影响。一万多人的小镇，只有一条街道，连日用品都奇缺。

然而这里却有着奇妙的美景，集大海、温泉、山丘、岛屿于一体，蒋认为完全不输给“黄金海岸”、坎昆等著名度假胜地。

更让蒋晓松感动的是，上海出生的他，在这里看到了大都市难以保留的淳朴民风。

“当时我们在渡口搭船去博鳌岛上，下船时掏出两块钱来给摆渡的老人，可老人却说平时都不收钱的，你们是客人，更不能收。”

美景与民风，深深地吸引住了蒋晓松，让他有了在博鳌扎下根来的念头。紧接着，蒋创办了“晓奥房地产公司”，买下近1400亩土地，也不免俗地加入到海南房地产的投资大军之中。

那个时候，镇民们经常能看到蒋晓松，穿着皱巴巴的短衫和短裤，跑到河边、海边看风景，没几天就和渔民们晒得一样黑，一点也没有老板的样子。不少人以为，蒋用不了多久就会离开。

“没想到他呆着不走了”。

蒋晓松

海南房地产热降温之后，“晓奥房地产”的日方股东撤资，最困难时，蒋晓松甚至要卖车筹钱。

但蒋晓松没有退却。1996年，海南房地产行业进入最低谷，他投资的博鳌水城、高尔夫球场项目却逆势而行，破土动工。

一年后，高尔夫球场落成。蒋晓松请来了他的私人朋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夫妇、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前来开杆。在交谈中，两位政要提出了仿照“达沃斯”，在博鳌创建“亚洲论坛”的设想。

这次交谈，成为了博鳌小镇的历史转折点。

此后，“博鳌亚洲论坛”这个设想，在蒋晓松的心里扎下了根。

为了论坛的创立，蒋晓松四处奔走，联系嘉宾。他还拉来了“中远发展”和“金海岸罗顿”两家企业，仅用半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作为主会场的“金海湾温泉大酒店”，尽快满足了博鳌承办大型会议的需要，被称赞为“博鳌速度”。

2001年2月27日上午，“万泉河水清又清”的音乐在博鳌响起，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那一天，江泽民、马哈蒂尔、霍克等20多个国家的政要、前政要出席会议。

一夜之间，博鳌从七成海南人不知道的地名，到为全世界所知。今天，博鳌论坛的能量已经大大超出了蒋晓松最初的设想，甚至成为了海南的第一张名片。

在海南最迷茫的年代，坚守在这里的，不只蒋晓松一个人。

1995年，香港“金王”胡汉辉的长子——胡经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了刚通航不久的三亚凤凰机场。他这次来到三亚，是受海南政府的邀请，入股并担任亚龙湾开发公司的董事长。

十年前，胡经纬就来到过三亚。从海口坐了7个小时的车，一路颠簸之后，映入眼帘的亚龙湾美景，还是让胡经纬兴奋不已，他当即决定签署开发亚龙湾的意向书。

1992年，国务院批准了亚龙湾成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申请，此后海南政府投入了3个亿进行开发。

可惜的是，海南政府的开发收效甚微，没能为三亚赚来多少旅游收入，亚龙湾的美景眼看着就要被浪费。

不忍心看着亚龙湾“半死不活”的胡经纬，放下香港繁忙的业务，全身心的投入到亚龙湾的开发中来。

接手后，他花重金请国外专家打造了亚龙湾的规划蓝图，蝴蝶谷、贝壳馆、会议中心、星级宾馆与海滨浴场跃然纸上，完美的诠释了“度假”的概念。

在胡经纬的执掌下，短短7个月，亚龙湾中心广场投入使用，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度假酒店——三亚凯莱酒店1996年开业。在此之后，胡经纬又招徕了天域、喜来登相继入驻亚龙湾。

以2003年喜来登开业为起点，三亚的赚钱效应，让豪华酒店成井喷式发展。

不仅仅是亚龙湾，大东海、三亚湾、海棠湾等其他海岸，也成为了国际豪华酒店集团争相角逐的热土，三亚的海滨资源得到了充分挖掘。

以至于在今天，三亚在国人的心中，与旅游度假基本划上了等号。

胡经纬

2010年，国务院宣布，海南将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岛”。

这次战略部署，与其说是顶层设计，不如说是顺应了那群在90年代坚守海南的人，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

涅槃

2009年，当冯仑重新回到海南的时候，他这样对记者说：

“中国有很多地方可以做事，但我想，折腾了这么多年，总觉得应该在海南留点什么东西。”

他指的“东西”，是万通和中体产业合作开发的“三亚奥林匹克湾”文体综合项目。包含博物馆、运动中心、奥运遗产地等，国际奥委会也参与其中。2200亩的巨大规模，本应成为三亚乃至海南的标志性项目。

然而，自打海南要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岛”后， 各路资本再度涌入海南楼市。“奥林匹克湾”所在的三亚海棠湾，地价也上涨了六七倍。

经历了拆迁窝案、中体高层震荡、政府换届等一系列风波之后，海棠湾的土地被阳光保险、泰康人寿、贵州茅台等企业瓜分，拿去建更赚钱的度假村。冯仑心心念念的梦幻项目，最终化为泡影。

进入10年代，海南“房地产热”再度兴起，从北到南，富力、中信、雅丽居等地产商，争先恐后地分食海南，成为一个个“大地主”。

这一回，颇有些理想主义的冯仑选择转身离去。

理想主义者离开的同时，海南渐渐地被房地产绑架。从2010年到2016年，房地产投资占海南GDP比重，从三成一度上升过半。

过高的房价，提高了海南的旅游服务成本。在这个出国游更加方便的年代，海南相比于东南亚海滨城市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而冬天候鸟式度假的人群，既加大了城市管理压力，也难以激发经济的长期活力。

海南，似乎又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直到2018年4月13日，中央宣布海南将建设自贸区、探索自贸港。很快，海南房地产全域限购。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加速出台，离岛购物免税额度大幅提升。

仿佛历史的轮回，海南又突然被置于改革的最前沿。

不过这并不意外，因为从80年代邓小平、许士杰等老同志开始，国家和人民对海南的期许，就从来没有变过。

海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天然试验场，理应走在全国前头……

解决海南的发展问题，就有助于解决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希望海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长久地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真正造福海南人民。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海南从不缺乏热爱她的改革者，这一目标终会实现。

那一天，海南，必将涅槃重生。

~全文完~

感谢阅读，如果觉得文章写得不错，欢迎关注我，并随手点个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