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左2）等人和受访农民合影

在白水某农资店，刘镇（木美土里集团公司董事长）让经销商约了几位他们的用户，想让我更直观地了解他为什么老提“农民怎么办？”的原因。跟先前疑惑不解的态度不同，前几天跟着周晓杰走访了几位他的服务对象，我已经深刻体会到西北的农民确实存在怎么办的问题。

来了三位种苹果的农民，两位年纪和我们相仿，50来岁，另一位稍年轻，40多岁。我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收入和家庭情况，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要在县城买房，儿子娶媳妇必须城里有房。与他们微薄且不稳定的收入相比，县城的房价就跟我看上海、杭州的房价，遥不可及。

“为什么农村现在会有这种条件？”等他们离开之后，我问刘镇。我原以为只有上大学或者做生意的年轻人不会回到农村，这么一搞，所有年轻人都要进城，倒是推进了城镇化建设，但离现在已提升到国家战略的乡村振兴完全背道而驰。

把子女培养成才的礼泉资深果农 王会敏

“现在农村的价值取向就是有出息的娃一定不要在农村。哪怕是考上了农业大学，爸妈给孩子的忠告都是千万不要回农村……”

刘镇这番解释让我想起王会敏的一句话：“这辈子背着‘农’字，啥都完了。”这位曾经有好几次机会可以离开农村的老人告诉我：虽然自己留在农村，但靠种苹果挣的钱供养了3个子女上学。现在儿孙两代出了4个博士，让他深感宽慰。

“造成这种价值取向的背景是农村一直为城里输血。现在的农村，其实是已经被抽干血的空心村。”刘镇感叹道。

中国好苹果大赛的参赛农民

其实早些年，在菌肥行业顺风顺水的刘镇并没有关注到这些问题，而是因为搞“中国好苹果大赛”跟获奖果农深度接触之后，才发现农民的日子太难过了。有一位洛川的果农告诉他，不管种苹果能赚多少钱，只要儿子大学毕业后，他再也不干这个苦差了。天天打农药，自己的眼睛已经坏了，老婆也病了。

“可是这些人像咱们一样，上有老，下有小，被套在这儿了，他必须要搞到钱去培养孩子、抚养老人。以前苹果行情好的时候，他们的日子还蛮滋润的，一年能弄个六七万元，虽然累是累了点，但还过得去。但这几年的苹果行情，再加上天灾……”刘镇一时哽咽：“反正我就觉得真是挺惨的。”

刘镇2008年落脚陕西，见证了苹果行情从牛市到熊市的全过程。拐点出现在2015年，那一年，果农仍然卖出好价格，但果商遭遇滑铁卢。从此之后，供求双方逆转，果商求着果农卖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刘镇和他创办的木美土里企业集团

2017年，刘镇联合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举办“中国好苹果大赛”。那一年，我走了一条陕甘新苹果万里行。就在这趟行程中，我认识了正从菌肥行业跨向生态农业的他。

“你认为他们还有出路吗？”我再提“农民怎么办”的问题。

“出路不多，出路不多。”刘镇摇了摇头说：“现在务农的主力军是50岁左右的人。他们曾经也外出打工，但到了40多岁的时候，一方面父母老了需要照料，另一方面自己也干不动重体力活了，所以他只能回到农村，要么去果园打工，要么自己做果园，给他们的选择其实是很少的。”

获得“中国好苹果大赛”金奖的山东果农

我长叹了口气，想起曾经在《花果飘香》中抛过的话题——“外出打工好，还是在家种果好？”。我个人的倾向是外出打工，因为相比于具有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农业，打工风险小、收益稳定。但现在看来，到了一定年龄，连打工的资格都没有了，城里容纳不了那么多缺少文化、缺少技能的农民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农村从事农业。而相比较于收益更低的粮食作物，种植果树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归属。

“不光是这一代的农民，连他们的儿子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出路的。他们的儿子现在在干吗？就是城里的快递小哥，或者工地里的搬运工……”刘镇长吁道：“有时候穷是一辈穷，辈辈穷的。”

“某种意思上是他们的孩子还是要步他们的后尘，到40多岁左右他还得要回农村，还得走父辈走过的道路。”我原来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像王会敏这样能把自己儿女培养成才的农民属于凤毛麟角，大多数都是遵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的定律。

堆积如山的苹果

“他们的孩子一百个不愿意走这条老路，但等到四五十岁他们跑不动的时候，当城里容不下那么多快递小哥的时候，他们只能跟父母一样回到农村。所以，就产生了‘这两代农民怎么办’的问题。”刘镇说。

“那就是说，再过十年，传统农民还是不能自然消化，因为年轻一代又补回去了。”我想起礼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董志辉的观点，他的工作重点放在园区化的建设和新型农民的培育，认为传统农民唯一的出路是以务工的形式参与产业发展。

“对！只能说有一些自然消亡了。”刘镇接着说：“现在最痛苦的是50岁以上的农民，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那么当下一代看到他们这么惨兮兮后，不会有人再愿意从事农业，而且现在工业又全面过剩。这些劳动力如何消化？谁来做农业的接班人？所以国家现在提出要搞乡村振兴……”

山东烟台某乡镇的集市

“怎么振兴呢？人都没了，就剩下老弱病残。”我依然对“农村娶媳妇要城里有房”的规矩耿耿于怀。

“这五年来，我跑了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看看他们的农业和农村是怎么搞的，也听温铁军讲的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模式。中国农业的未来很可能是一个混合体，既有美国的大农场模式，也有欧洲的城市公民农业模式，还有东亚农协模式……”刘镇沿用一贯的风格，不紧不慢地分析了一大通国内国际形势，“我算了账，再过20年，中国人口才能降到13亿左右，这么多人吃东西，而种东西的人越来越少……”

“你要做这个生产者吗？”我对这几年刘镇大举进军农业种植领域的决策依然疑惑不解。

刘镇在富平兴建苹果示范园

“这里面有好多角色。”刘镇说：“回到‘农民怎么办’的现实问题，我觉得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机遇。比如效仿东亚的农协模式，一家几十亩或者上百亩地，让这些年轻人愿意回来做农业……”

“就像白老师说的，他们回来以后做个二三十亩的果园嘛！”原礼泉县园艺站站长白教育向我提出过他的建议。
“但如果没有社会化服务组织，这些人跟他的父辈一样无依无靠。”刘镇说。

“你想做社会化服务的主角？”我不相信一位企业老板会无缘无故地像学者一般去研究国内外农业形势，其背后肯定有其强烈的商业诉求。

陕西千阳高速出口的宣传标语

“对！”刘镇坦白说：“我天天接触的就是这帮农民。他们的效益好了，就会买我的肥料；他们如果不行了，我的肥料也跟着不行了，所以‘农民怎么办’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办’的问题。”

我恍然大悟，这些年很多对刘镇的很多疑问都迎刃而解——为什么劳命伤财搞“中国好苹果大赛”？为什么兴师动众进军生态农业？为什么不遗余力举办“中国美丽农业论坛”？为什么不惜重金买下“瑞香红”的独家苗木代理权。

“我告诉你种什么赚钱——新品种，告诉你怎么干赚钱——新技术，然后我再帮你以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卖出去，你是不是马上从颓废的熊市农民变成了要买我肥料的牛市农民了。”刘镇形象地比拟道，就像曾经以“驴”还是“孩子”来比喻如何看待行情陨落时的果树。在部分地区，苹果已经面临着要“卸磨杀驴”的窘境。

踌躇满志期望在乡村振兴中有所作为的刘镇

在未来规划中，刘镇将依托千阳县政府正在建设的苹果物流园，购置国内最先进的无损伤分选线，通过对外观和内质的精准分选和举办“中国好苹果大赛”所积累的果商资源，帮助农民实现比赛初衷——种好果、卖好价，同时利用乡村振兴的机遇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说白了，就是以一个新品种为切入点，做成一个相当于日本农协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这条路，走的人多了，也许就能汇成一条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202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