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回忆徐志摩和陆小曼

文/赵家璧

只活了 36 岁的诗人徐志摩，于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去年在包头举行的现代文学研究会上，多数人认为对徐志摩的作品，应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这关系到一大批作家，关系到整个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今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志摩诗集》;研究徐志摩作品的专论，已在各地文学期刊上纷纷发表;大学中文系，有专门研究生在搜集资料，准备论文。所有这些，都说明对于一个曾经产生过影响的诗人、作家，历史总会作出正确的评价的。

我在大学读书时听过他的课，和他有过交往。我在良友图书公司任文艺编辑时，不但在他的夫人陆小曼支持下，出版过他的三种遗作，还在 1935 年与陆小曼合编过《志摩全集》，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但八册清样，至今仍由国家图书馆妥善保存。值此诗人逝世 50 周年纪念之际，缅怀往事，能不感慨?

一 志摩在光华大学

1927年初冬，徐志摩在新创办的光华大学教英国文学;我还在附中读书，主编校刊《晨曦》，常常写些有关外国文学的读书札记，引起了这位大学教授的注意。有一天，出乎意料之外地他把我叫去谈话。见到这位年轻教授，我一下子被他迷住了。我不停地向他发问，想从他那里得到些入门秘诀，免得我自己去暗中摸索。他看出我的意图，便认真地对我说:“文学不比数学，需要循序渐进。文学的园地等于一个蜘蛛网，你如有爱好文学的素养，你一天拉到了一根丝，只要耐心地往上抽，你就会有一天把整个蜘蛛网拉成一条线。我自己念书，从没有一定的步骤。找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就会告诉你别的许多好书。”他的这种读书方法，在他的《济慈的夜莺歌》一文中也说到过，他说:“我的文学知识是无师传授的。”

第二年我进大学，徐志摩开的课我能选的都选读了。他毫无教授的架子，充满着蓬勃的生气，活泼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他上课时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硖石腔的普通话，更多的用流畅而美丽的英语。他的教学法不同一般，没有指定的课本，不是按部就班地教，而是选他自己最欣赏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无论是诗、散文或小说都一样。一边讲课文，边就海阔天空，上下古今地发挥他自己的思想，我们这批青年人就好像跟了他去邀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去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他给我们朗诵济慈的《云雀歌》;亲自带领我们去参观汪亚尘在法国临摹的美术展览会;鼓励我们去听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古典音乐演奏会。他曾对我说:“要真正欣赏西洋文学，你就得对西洋绘画和古典音乐具有相当心灵上的训练，这是一条大道的两个旁支。你们研究文学，决不应放弃这两位文学的姊妹——绘画与音乐，前者是空间的艺术，后者是时间的艺术，同样是触动性灵而发的。”紧接着就介绍我读J.A.西蒙斯的有关散文集。听志摩先生的课，一堂下来总是一大批参考书，有的让我们去图书馆借，有的叫我们自己去书店买。

1930年春，我们索性把课堂搬到校园里一座古墓前席地听讲。志摩先生身靠那棵古槐树，我们分坐在两旁树荫下的石条上，头顶上满天绿叶，小鸟儿在啁啾地唱歌，他给我们念W.H.赫德生的《绿色大厦》和《鸟与人》。他讲泰戈尔怎样爱赫德生的作品，最后感慨万分地对我们说:“你们假如能去泰戈尔创办的那所国际大学住上一星期，你才会感到宇宙万物的可爱。我们要回到自然界去，这世界实在太脏了，什么地方都是丑的!”诗人不满现状的情绪，讲课时经常吐露。这种要求回归自然，逃避现实的思想，对我们青年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时我半工半读，在“良友”编个学生刊物，志摩先生总批评我过早地参加社会工作;他鼓励我多读些书，去牛津或剑桥再求深造。我当时有我自己的想法。到 1930 年冬，大规模的学潮在光华爆发了。他是非分明，大义凛然，被推选为七人校务执行委员之一。后来因此辞职去北大。

志摩离开光华，1931年去北京大学执教，借住胡适家中。离沪前，他把前两年在暨南大学所作讲演稿《秋》给我，列入我所编的《一角丛书》中。这本书，在他遇难后一星期，加上我写的悼念文章，赶印出版作为纪念。这篇演讲辞的最后，像五年前在《落叶》中的结束处一样，向青年听众发出了 Everlasting Yea!的呼喊。我曾问过志摩先生为什么用这个英文词作结尾，他对我说:“这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我借用它来鼓励中国青年应当采取积极的、肯定的和向上的态度，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但是出现没有呢?没有!虽然我在《秋》的结束处，对青年的希望还是没有变，对未来的希望也没有变!”他虽具有爱国救国的一片赤诚，但他响往的还是英美式的德谟克拉西精神。

二 诗人的最后一年

徐志摩那年独自离沪去北平，表面原因是光华学潮，事实上还有他私人生活上的不得已的苦衷。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爱过程，可以称得起是一部充满着“爱，自由和美”的浪漫史，但当理想成为现实以后，诗人的幻想很快破灭，最后成了一幕悲剧。最后几年，陆小曼因体弱久病，染上了阿芙蓉癖，加上生活懒散，不理家政，弄得经常入不敷出。诗人在这样的家庭中过日子，痛苦已极。为了解脱这个缠住他身心的绳索，乘光华闹学潮之机，决心离开上海。他要把自己从这个泥潭里拔出来，同时还要挽救小曼。现在读到志摩于1931年3月间从北平接连写给小曼的三封从未发表过的信，就可看出当时诗人已下了如何大的决心。

“至于我这次走，我不早说了又说，本是一件无可奈何事。我实在害怕我自己真陷入各种痛疾，那岂不是太不成话，因而毅然北来。”(1931年3月3日)

“即如近两年，亦复苟安贪懒，一无朝气。此次北行，重行认真做事，颇觉吃力。但果能在此三月间扭回习惯，起劲做人，亦未为过晚。所盼者，彼此忍受此分居之苦，至少应有相当成绩，庶几乎彼此可以告慰。此后日子藉此光明，亦快心事也。”(1931年3月10日)

“但上海的环境我实在不能再受，再窝下去，我一定毁;我毁，于别人也无好处，于你，更无光辉，因此忍痛离开，母病妻弱，我岂无心，所望你能明白，能帮我自救，同时你亦从此振拔。”(1931年3月19日)

当时他正住在胡适寓所楼上的一间客房。每月拿到两所大学的薪水，留下 30 元钱外，全部汇沪供小曼家用。胡适和徐志摩友情极深。志摩和小曼婚姻得以如愿以偿，胡适从中出了大力。这些经过，后来陆小曼曾给我详细谈过。但前二年，我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正当志摩住在胡家时，胡适夫妇曾劝说志摩和小曼离婚。徐志摩爱小曼之情极深，虽在这一关键时刻，亦未为所动。徐志摩对这位朋友说:“你知道她原是因我而离婚的，我这么一来，她岂不毁了?所以不管大家意见如何，我不能因为只顾自己而丢了她......。”这件事，陆小曼生前并不知道。小曼同我几次谈起志摩与胡适的关系，志摩对胡适热衷仕途颇不以为然。我最近看到两封信，可以证实小曼的话。

最近《胡适往来书信集》出版，其中有一封志摩给胡适的信，是 1927 年所写。信中说:“但你我虽兄弟们的交好，襟怀性情地位的不同处，正大着。......事业世界我已决心谢绝，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得到一种生活状态，可以容我集中我有限的力量在文字上做一点工作。......我又是绝意于名利的，所要的，只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另一封未发表的给郭子雄的信，离遇难前 18 天，就在胡寓发出的!信中说:“适之热心国家大事，而教员已三月不得经费，人心涣然，前途黯淡。”此信发出于 1931年11月1日。

志摩既不接受与小曼离婚的建议，又不忍让小曼久留沪滨。北方教员欠薪，南方的小曼又日夜沉眠于云雾之中，诗人内心的悲痛，可从最后一次离平返沪前的一封未发表家书，看出那种绝望前的哀鸣:

“今天是9月19日，你28 年前出世的日子。我不在家中不能与你对饮一杯蜜酒，为你庆祝安康。这几日秋风凄冷，秋月光明，更使游子思念家庭。......虽然光阴易逝，但我们恩爱的夫妇，是否有此分离的必要?眉，你到哪天才肯听从我的主张?我一人在此，处处觉得不合适，你不肯来，我又为责任所羁，这真是难死人也。”(1931年 10月29日)

志摩 11 月13 日回到上海，他苦苦哀求小曼跟他一起去北平，开始新的生活，小曼既不能解绝恶癖，也就无法离开上海(租界不禁烟)。18 日离沪，留南京一宿，19日拿了免费票坐上装运邮件的小飞机，在济南附近党家庄忽遇漫天大雾，机触山顶着火。胡适曾说:“只有这样一个万想不到的，猛烈的，充满诗意的死才配我们的志摩。”

徐志摩的死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茅盾在《论徐志摩》的结尾处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徐志摩在《猛虎集》自序中又告白了他的'复活的机会’，然而他不幸死了。我们没有看见'复活’后的他走了怎么的路，这一个谜，我们不能乱猜。”

三 《志摩全集》与胡适

志摩逝世后，我因出版《秋》，求小曼给我一幅诗人的遗像，开始和她接触。她提出她手中还有志摩的遗稿、书信和日记等，问我可否帮她整理出版，有无可能替志摩出部全集。我答应考虑。同时想起，小曼所写《哭志摩》的一副挂在志摩灵前的挽联中，下联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心愿:“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1935 年 5 月底，《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已告完成，十卷书开始陆续付印，我第一次上北平去旅游组稿。同郑振铎，沈从文，冰心，陈梦家，周作人等见面，当我谈起编辑出版徐志摩全集计划时，都表赞同，特别是郑振铎支持最力。见我犹豫不决，振铎要我去请教茅盾。茅盾认为徐志摩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有他杰出的代表性。他估计今后会有许多人研究徐志摩，良友公司如能出版他的全集，很有意义。他特别讲到作家的日记和书信最为珍贵，这可给作品研究者提供不能从作品中得到的宝贵资料--作者的日常生活和一些内心世界;因此他鼓励我努力搜集这方面的遗稿，分别编集搞出第一部现代作家的全集。

不久，我和小曼把志摩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分别编成诗集一卷，散文集四卷，小说集一卷，戏剧集一卷。计划另编书信集二卷，日记集一卷，合成十卷。小曼和我分别向各自熟悉的志摩旧友发出征求志摩书信手迹的信，可惜反应不强，所得有限。郁达夫复我一信说:“志摩生前，和我通的信札不少，但在上海受了几次惊，亲友信稿，全部烧了。”小曼收集到志摩致刘海粟的十九通，致蒋慰堂(复聪)的九通，致郭有守的九通，致郭子雄的八通。正在顺利进行的 10 月间，《志摩全集》的出版计划，突然遭到了意外。

事情发生在胡适的身上。胡适曾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选《建设理论集》。他在 10 月中到上海，住四川路桥堍新建的新亚饭店，我在味雅酒楼设宴招待，请陆小曼等作陪。席间，小曼把‘良友’将出《志摩全集》的事向胡适谈了，并要求他为全集写序。胡适对此，似乎不感兴趣。吃饭后第四天，小曼来电话召我去商谈要事，原来胡适反对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全集交由我这个青年编辑来负责搞，这样一部全集，交给专出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作品的良友公司出版，胡适也不以为然。胡适已与王云五谈妥，要陆小曼把全部稿件送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已答应，可立即预支版税大洋一千元。我不甘认输，隔一天去旅馆找上胡适，向他评理，胡适笑嘻嘻地对我说:“现在事已成事，你也不必为此生气，我把自己的一部文稿给“良友”出，作为对你们的补偿吧!”我考虑到陆小曼已答应，而且从胡适口中知道，小曼已于前一天收下了一千大洋，争也已无济于事了。第二年8月，“良友”出版胡适散文集《南游杂忆》，当时胡适著作都交新月书店出，这是一个例外。

陆小曼也为了安慰我，把日记集从全集计划中抽出，将《爱眉小札》交“良友”先出影印本，再连同她自己的日记和 11 封志摩给她的信，用同一书名，收入我编的《良友文学丛书》中，1936年3月出版。小曼当时就告诉我，有几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记留在北平的凌叔华和林徽音处，应设法弄到，以便编入全集。最近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才看到凌叔华于 1931 年 12 月 10 日给胡适的信，说志摩“曾把他的八宝箱(文字因缘箱)交我看管......”等事，证明有两本小曼写的日记，仍留在凌处。而 18 天后，胡适又有信给凌叔华，要凌把留在她手中的两册志摩写的英文日记立即交出;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音保管。从此二信中还可以看出，志摩死后一个月，胡适等早已有编印日记书信集的计划，还有朋友打算写传记，写小说等等。可惜后来都未实现。

一直到 1969年，住在台湾的梁实秋和蒋复聪同编了六卷本《徐志摩全集》，由台北传记文学社出版，其中四卷都是根据 30年代上海版影印的，包括“良友”版的《秋》，《爱眉小札》和“晨光”版的《志摩日记》，并无单独的日记集和书信集，也未见新的日记和许多志摩老友的书信。梁实秋的《编辑经过》一文中说到1959年，“胡适之先生回到台湾，我赴南港看他，和他谈起徐志摩的一部分著作在台湾有人翻印，……号称‘全集’……情形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梁向胡适建议，由胡适来主持，编印徐志摩全集。梁转述了胡适的话，“胡先生说:当初朋友们早有此意，只因志摩的遗稿，包括信札在内不是全在一个人手里，由于人事关系，调集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循至今，搜求更加困难了。台湾版全集所以没有日记和书信部分，梁文已交代得很清楚。这对研究诗人生平和作品的人，确是一大遗憾。

四 陆小曼的晚年

抗战胜利，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从 1946 起我在晨光出版公司主持编务。有一次去看望陆小曼，她含泪向我说:“《志摩全集》如果当年不发生那次变卦，可能早在抗战前出版了，我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劝慰她一番后，问她家里还有什么志摩的日记，遗稿之类否?她翻箱倒箧，四处搜寻的结果，发现两部篇幅不多的志摩日记:《西湖记》和《眉轩琐语》。我又建议她，把一部友人题诗题画，志摩亲笔题名为《一本没有颜色的书》的纪念册，包括泰戈尔、闻一多、杨杏佛、胡适、陈西滢、林风眠、俞平伯、章士钊等 25 幅珍贵手迹作插图制版编入，另加《爱眉小札》等，这就是1947 年列入《晨光文学丛书》的《志摩日记》。

这部全集稿移交给商务印书馆后命运如何，小曼 1957 年写过一篇文章，过去没有发表。文中叙述了抗战爆发后，“商务”匆忙撤退，先到香港，再转重庆，当然不会印志摩的书。抗战结束，“商务”迁回上海，志摩老朋友朱经农当上总经理，小曼自己去哀求他设法把志摩文稿找回，赶快出书。由于总经理出马，终于把文稿从香港调回，小曼在遗文中说:“这一下，我总算稍微得到一点安慰。”

新中国成立后，禁毒运动雷厉风行，浪费了小曼前半生的嗜好终于彻底戒除;在新社会的影响下，陆小曼才真正获得了新生。

她本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为人善良忠厚，气度不凡。幼年学过油画，志摩死后，拜贺天健为师，常作国画，以擅山水画驰名艺坛:通英、法两国文学，能译英文小说:文笔清秀，写得一手动人的散文:1947年，还为“晨光”出版赵清阁编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集《无题集》写过一个中篇小说。解放后，她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努力翻译《泰戈尔小说集》，经常作画参加美术展览会。就在上海展出的一次国画展览馆里，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眯着眼睛一面观赏画，一面带点惊诧的神情，自言自语着:“这画很好嘛!她的丈夫是不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我的老友!”由于陈毅的关怀照顾，50年代中期陆小曼参加了国画院与美术家协会;从 1956 年起任上海文史馆馆员，1959 年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一直到1965 年4月3 日病逝于华东医院，活了 63 岁，享受到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1957年，张歆海夫人韩湘眉自美返沪探亲，她受在国外的老朋友们委托，去看望陆小曼。一见之下，韩湘眉看到她简直认不出来。小曼不但身体健康，人也发胖了，精神饱满，与过去判若二人。韩湘眉是那样出乎意外地高兴，便坦率地告诉她:“海外朋友都把你说得还是一身是病，穷得日子也难过，而且还在过吞云吐雾的生活，因此，我这次一来看望你，二来准备给你以帮助。”说完这段话，两人都大笑起来。

1957年还有一件使小曼高兴的事，这要从 1954 年讲起。那年商务印书馆先是公私合营，以后改为国营。他们在整理处理存稿中，发现《志摩全集》在解放前夕已排校完毕，打了纸型，共计八册。由于暂时无法出版，无条件地把全部清样纸型退回陆小曼，取消合同，预支版税不计。陆小曼接到通知，真是欣喜若狂。她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说:“只要稿子还在，慢慢的一定会有出版的机会!”

1965年初，她已在华东医院卧病近半年，自知不起，就嘱咐她的侄女陆宗麟把《志摩全集》清样八册交陈从周保管。陈是志摩的表妹夫。1949 年时，曾自费编印《徐志摩年谱》，现任同济大学中国古代建筑学教授，美国纽约展出的“明轩”就是他负责设计的。陈从周接受了这批珍贵遗物后，于1966年3月，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

小曼病危期间，我曾去医院看望她。她流着热泪向我说了许多感谢新社会的话。她念念不忘的还是那部《志摩全集》的出版问题。我安慰她，志摩的书将来肯定要出，不但会分册地出，大量地印，而且全集本也不止出一部。我当时空洞的预言，现在不是在海峡两岸逐渐实现了吗?遗憾的是，一直为出版志摩的书以安慰地下的丈夫而奋斗了整个后半生的小曼，不能亲眼见到了。